第15章 地久天长(4)

作者: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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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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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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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3528字

我们急如风火地奔回家,把她放在床上,我奔出去找卫生员。我一拉门她就恐慌地叫:“你们别都走了呀!”大许说:“我在呢,我在呢。”他握住她的手,她才安静下来。


我把卫生员找来,她根本就没问是什么病,就给她打了一针止痛针,小红一会儿就不太痛了。后来她睡了。我们给她打来了饭,可是我们自己却没有吃什么。天很快就黑了。我们给她把蚊帐放下来,在窗上点起了煤油灯。我们又害怕空气太坏,把前后窗户全打开了。我和大许蜷坐在床上,谁也没有睡。这真是凄惨的一夜!我们谁也没说话。窗前经常有黑影晃动,我也没去管它。后来才知道和邢红住在一起的女生发现她没回去睡,就悄悄地叫起几个人准备捉奸。她们准备灯一灭就冲进来,可是灯一直没灭,她们也就没敢来。谢天谢地她们没来,她们要是闯进来,很难想象我和大许会做出什么举动。我们的窗台上放了一把平时用来杀鸡、切菜的杀猪刀,当时我们肯定会想起来用它。要是出了这种事,后果对大家都是不可想象的。


到天快亮的时候小红醒了。她在蚊帐里说:“小王、大许,你们都没睡呀?”


我们走过去问她:“你好一点没有?”


她笑着说:“好一点?我简直是全好了。我要回去睡了。”


我们说:“你别走了,就在这儿好好睡吧,天马上就要亮了。你到底是怎么了?”


她说:“嗐,过河的时候头猛然疼起来了。我猜这是一种神经性的毛病。没什么大不了,你们别怕!”


我不信,说:“恐怕没你说的那么轻巧。你说害怕,那是怎么啦?”


她好半天不说话,后来说:“头疼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慌,也不知为什么。”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声,然后说:“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不说啦,不说啦!”


我说:“为什么不说?你的病可能很重。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接下去说,说着说着声音忧郁起来:“我感到疼痛不是从外边来的,是从里边来的。也可能是遗传的吧?你别吓唬我了,人家自己就够害怕的啦!”


我们都不做声了。后来大许说:“你应该去看病,要争取到外边去看。一定要把病根弄明白,一定要。”


她说:“没那么厉害,也许是小毛病。干吗兴师动众?我要去看病你们要陪着我。我不去。”


我们说非去不可,不然我们不放心。后来她就答应了,不过说她不要我们陪着去。第二天我们下地,中午回来时她还没去医院,反而起来给我们弄了一顿饭,做得香极了。她拍着手叫我们来尝。可是我们板着脸上伙房打了饭来,不和她说话,低头吃起来。她不高兴了,说:“你们不吃我做的饭呀?”


我白了她一眼说:“叫你去看病,谁叫你做饭?说好的事情你不干。”


她愣了一会儿就哭了:“你们怎么啦?这么对付我?人家下午去看病就不行吗?我比你们小,我是女孩子,你们就这么对付我呀……”


我们赶快把饭盆放下过去哄她,后来她不哭了,后来又笑了。她噙着眼泪说:“我一定去看病,可是你们一定要吃我做的饭。我做得得意极啦!你们要是不吃我就不去看病,就不去!”


于是我们坐下一起吃她做的饭,她又说:“以后不带这样的啦,两个人合伙给一个人脸色看。”


我说:“为了你好还不成吗?”


“不成,就不成。你不知道吗?你不管叫别人做什么事,不光是为了他好,还要让他乐意。这是爱的艺术。要让人做起事情来心里快乐,只有让人家快乐才是爱人家,知道吗?”


我们俩直点头。我们把她做的饭大大夸奖了一番,而且是由衷的夸赞,她高兴了。下午上工前我们把她送到桥边。收工的时候她已经回来了,坐在走廊上,刚洗了头,看样子很高兴。我们问她:“查出什么病了吗?”


她说:“可以说查出来了。俞大夫给我看的,她说很可能是青光眼,让我去眼科看。眼科张大夫出差了,家里只有个转业大夫,我听人说他在部队是个兽医。他给我看了半天,什么毛病也没看出来,给了我一大堆治青光眼的药。我就先用这些药吧。”我们以为这就是正确的诊断,就放心了。


大夫给她开了假,她就在家里休息。我们去干活,她在家里给我们做家务事。可是她的头痛病用了青光眼的药一点儿不见好,反而常犯,她渐渐地也不太害怕了。等张大夫出差回来我们又陪她去看,张大夫马上就把她的青光眼否定了,又转回内科。内科看不出毛病来,就让她住院观察,她简直是绝对不考虑。我们说破了嘴皮,举出一千条论据也说服不了她。最后我们提出威胁:如果她回去,我们谁也不理她;又许下大愿:如果她留下,我们每天都来看她。经过威胁利诱,她终于招架不住了,答应住院,不过要我们“常来看她,但是不要每天都来”。我们留下她,回去了。每天下工以后我们收拾一下,就到医院去看她。我们那儿到医院有八里路,四十分钟可以走到。她看见我们很高兴,有时候还到路上迎接我们。有时候下午她就溜回来在家里等我们,做好了饭,躺在我床上看书。她老说她不愿意住院,她想回来就不走了,可是我们当晚就把她押送回去。星期天她是一定要溜回来的。不过她的病可越来越坏,她的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面色越来越苍白,人也瘦了。她还是那么活蹦乱跳,可是体力差多了。我们心里焦虑极了,我们俩全得了神经衰弱,一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我们什么书也不看了,只看医书。医院的大夫始终说不清她是什么病。


有一天我看到她呕吐,我马上想到,她患的是脑瘤。我问她吐了多久了,她说:吐过两三次。我马上带她去找俞大夫,说:“她最近开始呕吐,会不会是脑瘤?”俞大夫说:“不会吧,她这么年轻。”我说:“大夫,她老不好,这儿又查不出来,好不好转到昆明去看看?”俞大夫假作认真地说:“我也在这么考虑。”


小红这次没有闹脾气,她服从了理智。也许她也感到她的病不轻。我和大许到处催人给她办转院手续,很快就办好了。大许去县城给她买汽车票,我和她回队去收拾东西。她打开箱子把换洗的衣服拿出来放到手提包里,有点忧伤地说:“我这次去的时间会长吗?”


我说:“也许会长的。小红,你病好以后争取转到北京去吧!你以后身体不会像以前那么好了。你应该回家。”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双眼紧张地看着我说:“你们不喜欢我了吗?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要我离开?”她眼睛里迅速地泛起泪水。我轻轻拍拍她的肩膀说:“你别紧张呀,别紧张。我们也会回去的,我们会找到你。我们三个人会永远在一起生活。”


她想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真的,我病了,我想家。家里有妈妈,有哥哥,他们知道了会想我。这儿有你们。我能离开家,可是离不开你们。你们应该和我一起回我家去。没有你们我不走!”忽然她伏到我肩上痛哭起来:“我觉得病重了!也许不会好,也许我会变成个大傻子。”我心里十分酸楚,可是我尽量克制地说:“不会,不会。小红在瞎想,小姑娘瞎想,我求她别乱想了,我求她别哭了!”可是她伏在我肩上,纵情地说出好多可怕的想法:“我得的很可能是脑瘤。他们要给我开刀,把我头盖骨掀开,我害怕!”她蜷缩在我怀里小声说:“他们要动我的脑子,可是我就在那儿思想呀,他们要在我脑子上摸来摸去。弄不好我就要傻了!再也不会爱,也说不出有条理的话,也许,连你们都认不出来。我可真怕……”我听得心惊肉跳,好像这一切我都看见了。我叫她别说了,我说这都不可能,可是泪水在我脸上滚,滴到她耳朵上。她觉察了,跳开来看我。她掏出一块手绢擦掉眼泪,又来给我擦眼泪,她慢慢地笑了,先是勉强地笑,后来是真心地笑。她说:“我高兴啦!你也高兴吧。什么事也没有。我有预感,什么事也不会有。我会好好的。高兴吧!”她开始活泼起来,快手快脚地收拾东西,然后快活地说:“我刚才冒傻气了,我冒傻气。你什么也别跟大许说。”


后来大许回来,她始终很高兴。第二天我们送她上公路。她高高兴兴地跳上汽车,在里面笑着对我们挥手,还临时编出个谎来,对我们说:“大哥、二哥,我很快会回来的!”


我说:“治好病回来。”


她说:“当然,当然,治好病回来。”汽车开动了,她又探出头来喊:“我好了咱们玩去啊!”


我们挥着手追着汽车跑,喊着:“再见,小红!”


她也喊:“再见!再见!”


我们在家里等她来信。我们焦虑不安地等着她的来信。我和大许话都少了。每天我们去干活儿都感到很不自然,好像少了一只手,或者少了一半脑子。每次回到家里,我都产生一种冲动,要到病房去问候小红,或者茫然地收拾起东西来想到那儿去看她。晚上坐在屋里,我们不看书,连灯也不点。我们在黑暗中直挺挺地坐着,想着小红。后来她来信了,她一到昆明就写了信,可是信在路上走了五天。她说她一到昆明就住进了医院,医院里条件很好。她高高兴兴地把大夫和护士一个一个形容了一遍,然后说,马上要给她做血管造影了,是不是脑瘤做了以后就可以知道。到后来她的字迹潦草起来。她说:“我一个人很寂寞。我很想你们,很想很想很想。有时候我想溜回去,不治病了,又怕你们骂我。要是有可能的话,你们来看我吧!哥哥们,来吧!”她哭了,哭得信纸上泪迹斑斑。最后她又高兴起来,不过可以看出是装的,她说昆明这地方很好玩,医院里也很好玩,让我们别为她担心,她很高兴,病好了就回来。最后她很高兴地写上了“再见”。


我们把信看了又看,忽然我想到我们都有两年没探亲了,可以请探亲假。对了,太棒了!这回教导员也捣不了鬼,探亲假是有条例规定的。我们两个飞奔到连部去请假,队长马上就批了我们俩假。我们马上到营部去办手续,结果碰上了教导员。他拿过队长的条子,阴阳怪气地说:“你们都是连里的壮劳动力呀。一下走两个是不是太多?一个一个走吧!回来一个再走一个。”这家伙多缺德!咳呀,去你的教导员!我们一个一个走好了。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人去安慰我们的小红。我先走,一个月以后回来,大许再去。我们谁也不打算回家,就想到昆明去陪着她。我就要走了,又接到她的信。她抱怨说:血管造影好难受啊,然后说脑瘤已经确诊了,只是长的位置不好,昆明的医院不敢动,所以给她转到北京的医院,她已经买好车票,就要走了。她让我们想办法到北京来,她也想到我们可以请探亲假。她说:“我想起来啦,你们可以请探亲假!我一想到这个心里就安静多啦。我们一起回家去。”


我赶紧动身。大许写了信交给我。我乘汽车走了。分手的时候关照大许要经常写信。


在路上我遇上一些不顺利:在保山等了两天车,在昆明又买不到直达的火车票。结果用了半个月才到北京。北京当时寒风刺骨。我下了车就直奔小红家:他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在。他们家看来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书很多,她爸爸是个秃顶的小老头,人很开通,妈妈也很好。她哥哥挺像她,我一见了就喜欢。我一下闯进去,他们都吃了一惊,问:“你是谁?你找谁?”


我说:“我是邢红的同学,我姓王,从云南来……她现在在哪儿?”


他们马上就知道了:“噢!你是小王。她常念叨你。小红在医院里,她才动了手术。手术很顺利,瘤子在做切片。请坐吧!我们正要去看她。”


我也没有坐,立即同他们一起到医院去看小红。她脸色苍白,瘦多了,可是一看见我就猛坐起来,高兴地大叫:“小王,你来啦!我等你等坏了。我接到大许的信了,我一直在等你。我动了手术了,我就要好了!”


后来我就天天陪着她,那会儿医院也乱,什么探视不探视的,我每天都很早就来,很晚才走。她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常常要我陪着她到院子里走动。才来的时候我特别迂,连给她剪指甲都不好意思,后来我也不怕了。我常常给她裹好大衣,搀着她到院子里去。护士们有时瞎说,说这小两口多好,我们也不理她们。


我走的时候天气开始暖和了,小红的身体也更好了。可是我发现她爸爸和妈妈神色都不正常。但没有放在心上。我懂的事情太少,一点也不知道切片有什么重要性,我只看见她好了。大许又偷偷来信催我回去,他要来。于是我就回去了。小红的哥哥送我上火车,他心情不好。我问他怎么啦,他说是他自己的事儿。我开头一点儿也没疑心,可是火车开走的时候他忽然扶住柱子痛哭起来。这不由我不起疑。


果然,我回到云南以后,大许正准备动身,我们忽然收到小红一封信。她说她的病重了。病得很厉害,也许不会好了。她说,她感到出了大变故,很可能瘤子是恶性的,它还在脑子里。这真是当头一盆凉水!我们全都呆若木鸡。小红叫大许快点去。我们拿出全部积蓄,还借了一些钱,央求团里开了一张坐飞机的证明,让大许飞到她那儿去。我让大许到了北京马上打个电报来。大许慌慌张张地走了。


大许走后有七八天音信全无!我急得走投无路。晚上睡不着觉,用手抓墙皮,把墙掏破了一大块。第八天大许来了一个电报:已到京小红尚好信随后到。我心里稍稍安定。


后来大许来了信,他说小红开始经常头痛,痛得让人害怕。她已不能吃饭,全靠打点滴维持。有时候眼睛看不见。大许痛心地描写她一看见他怎么像往常一样笑了,高兴地抱住他脖子。她让大许告诉我,她想我想得要命。她说她在昏睡的时候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她说她很想很想让我们三个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她死也不怕了。她还说她虽然可以笑,可以说话,可是意识深处已经有点昏乱。她说她怕这种死,从内部来扼杀她。我看了这信差一点儿疯了。我写信让她、求她、命令她坚强起来,坚持住一点也不退让。我求她拼命去和疾病争夺,为我们三个争夺,一定要保住什么。我说:“千万千万别失望,还有希望。你还年轻,你的活力比十个人的都多。你能胜利,我知道你能胜利。想一想我们还可以永远在一起生活!”


我不记得那些天是怎么过的了。后来大许又来一封信,说大夫试了一种新药,小红好多了,眼睛也可以看清了。她看了我的信,很高兴。她成天和大许说话,说她头疼比以前好了,头脑也清楚了。还说他们两人成天谈论我,小红说我是个最好的人。小红不住地说起我的细节,我是怎么笑的,她说我有一种笑很有趣:先是要生气,嘴角往下一耷拉,然后慢慢地笑起来。她还说我有一种阴沉的气质,又有一种浪漫的气质,结合起来可好了,她特别喜欢。她说我可以做个艺术家。


信的末尾小红写了几个字:“王,我爱你。你的信我很喜欢。我要为咱们三个人争夺。一直要到很久很久以后,你还会叫我小姑娘。”她能写信了!尽管字迹歪歪斜斜,可是很清楚。


我看了信高兴极了。


后来又来了一封信。大许说:小红的病情急转直下,忽然开始昏迷,要输氧气。他日夜陪伴着她。他说他都快傻了,他的字迹行不成行字不成字,有几个地方我看不懂。最后他说:还有希望,只要她活着就有希望,希望很微弱,可是会大起来。医生说没希望,可他们是瞎说。


过了一天大许又来一封信,他说:“昨天她清醒了一会儿,可是什么也看不见,眼前漆黑。我把你的信念给她听,后来她把信拿过来贴在胸前。她说,我要去了。我只为你们担心。要去的人只为留下的人担心,她是什么也不怕了。我求她别说下去,她的声音就低微下去。昨天夜里她很不好,可是她挺过来了。小王,还有希望吗?还有希望吗?”


我简直狂乱了,后来我接到一封信。信里封了一张电报纸,大许写道:“小红已去世。她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节哀。我即回来和你在一起。许。”


我看了这些话发出一声长号,双手乱抓了一阵。我感到脑后一阵冰凉。我坐了很久,天黑下来,又亮起来。我机械地去吃饭,又机械地去干活,机械地回家来。我很孤独,真正的哀痛被我封闭起来了,我什么也不想。直到有一天下午大许推开我们的屋门,把夕阳和他长长的身影投进来。


我站起来,我看见大许的头发白了不少,他黑色的头发上好像罩了一层白霜。我扑过去拥抱他。一个阀门打开了。一切都涌上来。我们大哭,然后我们并排坐下来哭泣,小声地啜泣。大许挂着黑纱,他瘦了。他站起来从提包里拿出一个黑漆的小盒子放在我床上。我用眼光问他,他艰难地说:“小红留下遗言,她把骨灰分留给家里和我们。这就是她。”


我感到颈后好像挨了重重一击。我跪倒下来,用痉挛的手指抓住盒子,抚摸盒子。我在哭吗?没有声也没有泪,只有无穷的惨痛从粗重的喘气里呼出来,无穷无尽。


后来我和大许在一起过了两年,就分开了。我们把小红最后几封信分了。他要走了小红的遗骨,把她的箱子和衣物留给我。我们把小红留下的书分开,一人拿了一半,然后收拾好行装,反锁上房门。我们离开那里,走向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