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一个人和三个时代(1)

作者:迟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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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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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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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200字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是聂华苓先生为她自传体新书《三生影像》撰写的序言。如果说20世纪是一座已无人入住的老屋的话,那么这十九个字,就是一阵清凉的雨滴,滑过衰草凄凄的屋檐,引我们回到老屋前,再听一听上个世纪的风雨,再看一看那些久违了的脸庞。


我认识聂华苓先生的时候,她已经八十岁了。也就是说,我是先逢着她的枝叶,再追寻她的根的。2005年,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刘恒和我去美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交流和访问。8月下旬,我们从北京飞抵芝加哥,从芝加哥转机到西达拉皮兹时,已是晚上十点了。从机场到爱荷华,还有一小时左右的车程。接我们的亚太研究中心的刘东望说,聂华苓老师嘱咐他,不管多晚,到了爱荷华后,一定带我们先到她家,去吃点东西。我和刘恒说,太晚了,就不去打扰了,改日再去拜访吧。刘东望说:“她准备了,要你们一定去,别推辞了。”十一时许,汽车驶入爱荷华。聂华苓就住在进出城公路山坡的一座红楼里,所以几乎是一进城,就到了她家。车子停在安寓(安寓,取自聂华苓先生的丈夫安格尔先生的名字)前,下车后,我嗅到了大森林特有的气息,弥漫着植物清香,又夹杂着湿润夜露,是那么地清新宜人。


门开后,聂华苓先生迎上来,她轻盈秀丽,有一双顾盼生辉的眼睛,全不像八十岁的人,她见了我们热情地拥抱,叫着:“你们能平安到,太好了!”她爽朗的性格,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红楼的一层是聂华苓先生的书房和客房,会客室、卧房和餐厅则在二楼。一上楼,我就闻到了浓浓的香味,她说煲了鸡汤,要为我们下接风面。她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我站在对面看着,她忽然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笑着说:“你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笑了。其实,她跟我想象的也一模一样!有一种丽人,在经过岁月的沧桑洗礼和美好爱情的滋润后,会呈现出一种从容淡定而又熠熠生辉的气质,她正是啊。应该说,我在爱荷华看到的聂华苓先生的“枝叶”,是经霜后粲然的红叶,沐浴着安详的阳光,风采灼灼。


安寓的饭桌,长条形的,紫檀色,宽大,能同时容纳十几人就餐。我和刘恒常常在黄昏时,沿着爱荷华河,步行到那里吃饭。这个时刻喜欢来安寓的,还有野鹿。坐在桌前,可见窗外的鹿一闪一闪地从丛林走出,出现在山坡的橡树下,来吃撒给它们的玉米。鹿一来,通常是两三只。有时候是一只母鹿带着两只怯生生的小鹿,有时候则是竖着闪电形状犄角的漂亮公鹿,偕着几只母鹿。这处红楼寓所又称为“鹿苑”,真是恰如其分。鹿精灵似的出现,又精灵似的离去了。华苓老师在苍茫暮色中,向我们讲述她经历过的那些不平凡的往事。夜色总是伴着这些给我们带来阵阵涛声的故事,一波一波深起来的。如今,这些故事,连同二百八十多幅珍贵的图片,完整地呈现在《三生影像》中,让我们循着聂华苓先生的生命轨迹,看到了一个为了艺术为了爱的女人,曲折而绚丽的一生。


《三生影像》分为三个部分:《故园》、《绿岛小夜曲》和《红楼情事》。《故园》写的是她的“根”——大陆;《绿岛小夜曲》描绘的是她的“干”——台湾;而《红楼情事》,闪烁着的则是她婆娑的枝叶——爱荷华,这也是她生命和事业最华彩的乐章。


聂华苓出生于1925年,母亲是个“半开放的女性”,气质典雅,知书达理。她嫁到聂家后,直到生下了三个孩子,才发现丈夫已有妻儿。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著中,曾有这样的论断:“中国人的性格中,最让欧洲人惊讶的,莫过于他们的忍耐了。”我以为,“忍耐”的天性,在旧时代妇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聂华苓的母亲虽说是羞愤难当,闹了一阵子,但最终她还是听天由命,留在了聂家。聂华苓的父亲聂怒夫,在吴佩孚控制武汉的时候,是湖北第一师的参谋长,在军中担任要职。桂系失势之后,聂家人躲避到了汉口的日本租界。旧中国军阀混战的情形,聂华苓的母亲描述得惟妙惟肖:“当时有直系、皖系、奉系,还有很多系。你打来,我打去。和和打打,一笔乱账,算也算不清。”聂华苓的童年,就是在租界中度过的。英租界红头洋人的滑稽,德租界买办的傲慢,以及日本巡捕的凶恶,小华苓都看在眼里。有的时候,她会溜进门房,看听差们热热闹闹地玩牌九、掷骰子,听他们讲她听不懂的孙传芳、张作霖、曹锟、段祺瑞,也听他们讲她感兴趣的民间神话故事:八仙过海、牛郎织女、嫦娥奔月。聂华苓的爷爷是个可爱的老头,性情中人,他高兴了大笑,不高兴就大骂。他教孙女写字,背诵唐诗。有的时候,他还会邀上三两好友,谈诗,烧鸦片烟。小华苓常常躲在门外,偷听他们吟诗。“什么诗?我不懂,但我喜欢听,他们唱得有腔有调。原来书上的字还可以变成歌唱,你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好听就行了。他们不就是各唱各的调调儿吗?”这段充满童趣的回忆,天然地道出了诗文的本质。从聂华苓先生对故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如何捉弄爷爷的使唤丫头真君的,看到她因为得不到一把俄国小洋伞而哭得天昏地暗的,看到她如何养蚕,用抽出的蚕丝做扣花、发簪和书签。虽然是在租界中,她的童年生活仍然不乏快乐。然而,聂华苓十一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在贵州平越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聂怒夫“殉难”,聂家从此失去了顶梁柱,少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对于父亲的死,聂华苓在书中是这样记叙的:“那是1936年,农历正月初三。长征的红军已在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另一股红军还在贵州,经过平越。”


父亲去世了,母亲艰难地撑起这个家。这个大度而不屈的女性,无疑对聂华苓的性格成因,有着深刻的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在湖北省立一中读书的聂华苓,跟同学们一道,慰问从抗日前线归来的伤兵,给他们唱歌,代写家书,表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机日夜轰炸武汉,每当空袭来临时,母亲就要把几个孩子护在身下,反复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了躲避战火,1938年,聂华苓的母亲带着孩子,在长江上乘船闯过鬼门关,逃难到了老家三斗坪。在那里,她们一家度过了一段平和恬静的日子。由于三斗坪没有学上,指望着儿女们为她扬眉吐气的母亲,不管女儿多么贪恋那儿的山水,还是毅然决然把她送到了恩施湖北省立女子中学读书。离开亲人的华苓,从此就开始了漂泊生活。伴着飘忽的桐油灯,一群读书的女孩子,苦中作乐。食物匮乏,她们可以从狗嘴下抢下一块腌猪肝,来到农家,将它爆炒,痛快地吃一顿。她们还偷厨房的米饭和猪油解馋。她们三三两两的,在河畔嬉戏。然而,就在那里,也有看不见的斗争。比如生有水红嘴唇的音乐老师,是共产党,她有一天突然失踪了,据说是被国民党捕去了;而有着一双美丽大眼睛的同学闻立武,参与了学生运动,也是地下党。聂华苓从来都不是一个对政治敏感的人,这样的事,都是半个世纪之后,她才知晓的。


1940年,聂华苓初中毕业后,与两位女生,搭上一辆木炭车,踏上了去重庆的旅途。由于盘缠不足,加之战乱,旅途受阻,每天只能吃两个被她们称为“炸弹”的硬馒头。即便这样,女孩子爱美的天性,还是使她们从嘴下节省出一点钱,各买了一块花布,自己动手,缝制了一件直筒形的花袍子。辗转到了重庆后,聂华苓通过考试,在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楼光来、柳无忌、俞大,都是外文系的名教。聂华苓坚实的外语基础,就是在那里打下的。在那里,她与六个性情相投的女孩子结为“竹林七贤”,她们在苦读的时候,也不忘了到野外玩耍,“去橘林偷橘子,吃了还兜着走,再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三生影像》第一部分的插图,我最喜欢的,就是一群女学生站在稻田里的照片。每个人的头上都插着一朵花,烂漫地笑着。她们的花样年华既有着淑女气和书卷气,又透着股豪气和野气,真是迷人。在重庆,聂华苓与同学王正路谈起了恋爱,虽然三十年后,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但他留给了聂华苓一双可爱的女儿:薇薇和蓝蓝。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在1946年从重庆回到了南京,聂华苓在南京又读了两年,终于毕业了。1948年底,她和王正路一起到了北平,结为夫妻。那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机场,北平围城开始了。他们的蜜月,是在枪炮声中度过的。北平解放了,聂华苓和王正路离开故土,飞往台湾。


聂华苓出生在大陆,她离开时,已经二十四岁了。她最早的文学熏陶、所受的教育以及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形成,与这片土地休戚相关。她用二十四年光阴扎下的这个根,牢牢的,深深的,这是天力都不能撼动的。没有它,就不会有日后挺拔的躯干和繁茂的枝叶。


读《三生影像》的第二部时,我的心是压抑的。那座宝岛,带给我们的,不是风和日丽的人文景象,而是阴云笼罩的肃杀之气。出现在那里的人,雷震、殷海光、郭衣洞(柏杨),一个个雕塑似的,巍然屹立。他们不是泥塑的,也不是石膏镌刻的,他们都是青铜质地的,刚毅,孤傲,散发着凛凛的金属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