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一种态度(3)

作者: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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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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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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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670字

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时较远似乎还无所闻。魏晋以后,能文之士,除开奏议赋颂,原来就在向帝王讨好或指陈政治得失有所主张,把文章看得较严重外,其他写作态度,便莫不带一种玩票白相的神气。或作官不大如意,才执笔雕饰文字,有所抒写,或良辰佳节,凑兴帮闲,才作所谓吮毫铺素的事业。晋人写的多预备作文章时称引典故之用,或为茶余酒后闲谈之用,如现存《博物》、《述异》、《世说》、《笑林》之类。唐人作认真了一些,然而每个篇章便莫不依然为游戏心情所控制。直到如今,文学的地位虽同时下风气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从一般人看来,就并不怎样看得起它。照多数作家自己看来,也还只算一种副业。一切别的事业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经装模作样的作下去,一提到写作,则不过是随兴而发的一种工作而已。倘若少数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认真庄严到发痴,忘怀了一切,来完成他那篇那些短诗那幕戏剧,第一个肯定他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虽那么多,这些人对于作品的珍视,却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这些人某一时节卷起白衬衫袖口,到厨房里去炒就一碟嫩鸡子,完事以后得意的神气,是我们所容易见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鸡子,在他们自己看来总那么使他们感到自满与矜持。关于烹调本是大司务作的专门职业,先生们偶尔一作,带着孩子们心情觉得十分愉快,并不怎么出奇。至于研究文学的,研究了多年以后,同时再来写点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对于自己作品作出“我居然也写了那么一篇东西!”的神气,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这一类人,若在作品中发生过了类乎“把菜收回重新另作”的情形时,由于羞恼所作出的各种事情,有时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为文学者皆因历史相沿习惯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而造成的文人脾气,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他的工作兴味的热诚,既不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需从另外一个人方面取得赞赏和鼓励。他工作好坏的标准,便由人而定,不归自己。


他又像过分看重自己作品,又像完全不能对于自己作品价值有何认识。结果就成了这种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远受一般近在身边的庸俗鉴赏者尺度所限制,作品决不会有如何出奇炫目的光辉。他若不欲在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这群人面前失败,他便只好搁笔,从此不再写什么作品了。倘若他还是一种自以为很有天才而又怀了骄气的人呢,则既不能从一般鉴赏者方面满足他那点成功的期望,就只能从少数带着胡涂的阿谀赞美中,消磨他的每个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种聪明不足滑跳有余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头上,因这委屈既无法从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见的机会,他必常常想方设法不使自己长受委屈;或者自己写出很好的批评,揄扬吹嘘,或别出奇计,力图出名,或对于权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颂扬。总而言之,则这种人登龙有术,章克标先生在他一本书中所列举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来,对于各种事业从比较上皆证明这个民族已十分落后,然而对于十年来的新兴国语文学,却似乎还常有一部分年青人怀了最大的希望,皆以为这个民族的组织力、道德性与勇敢诚朴精神,正在崩溃和腐烂,在这腐烂崩溃过程中,必然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这种伟大文学作品,一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然而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所谓文坛的场面,一面却是一群教授,各抱着不现实愿望,教俄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还缺少托尔斯泰,教英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无莎士比亚,教德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不能来个歌德。把这两种人两相对照起来时,总使人觉得极可怜也极可笑,实则作者的态度,若永远是票友与白相人态度,则教授们研究的成绩,也将同他们的埋怨一样,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那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需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需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那大司务处世作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足模范的态度。


他应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自己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


一个厨子知道了许多事,作过了许多菜,他自己就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怪人,且真担心被人当他是个怪人。一个作家稍稍能够知道一些事情,提起笔来把它写出,却常常自以为希奇。既以为希奇,便常常夸大狂放,不只想与一般平常人不同,并且还与一般作家不同。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从这类人成绩上有所期待,教授们的埋怨,便也只好永远成为市声之一种,这一代的埋怨,留给后一代教授学习去了。


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可希望的,却是那些或为自己,或为社会,预备终身从事于文学,在文学方面有所憧憬与信仰,想从这份工作上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人,能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参考。他想在他自己工作上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假若这种属于人类的性格,在文学者方面却为习气扫荡无余了,那么,从事文学的年青人,就极力先去学习培养它,得到它;必需得到它,再来从事文学的写作。


§§§第6节驴子故事


(假若能倔强到底,人类的历史也许就不至于那么很平凡的写下去了。)


记得一个佛经故事,忘了它的详细出处。那故事说:


从前有个商人,用一口袋豆子,掉换得一匹驴子,等待双方交易弄妥后,商人觉得占了便宜,极其得意,就告给那个原先驴主,上了大当,因为他豆子原来是一袋坚硬如石的豆子。但那驴主听了这种坦白的陈述后,却十分从容,满不在乎,也老老实实告给那个商人:豆子虽是不中吃的豆子,自己还不蚀本,因为那匹驴子,是世界上最劣最坏的驴子。(两人说时皆用的是五言韵语。)商人听说换来的毛驴,任何方法皆不能调伏驯善,就用种种语言试来恐吓毛驴。他用的仍然是五言韵语。他提到“钻脚钻股”,“皮鞭抽背”,“重压泥土”,“太阳晾晒”,以及一大堆荒谬绝伦的话语,恐吓那粗毛畜生。那畜生平时既极倔强,自然毫不在意。


并且它还居然也用人类的语言,说出种种抵抗折磨的方法,表示它也自有主张,且对于强权压迫,极有把握,决不妥协。


遇到这种畜生,照例作主人的便无办法。除非把它杀掉,但杀掉又似乎并不能算作顶好的办法。但故事上却说商人在无办法之中,忽然记起了两句格言来了,就一变先前一时主人对畜生那种态度,只软声柔气的,向小毛驴说着下面意思的话语:好朋友,你脸真白,雪也没有你那么白!你耳朵大,照相书上说是有福气的耳朵。你皮袄子青得很,太漂亮了。你为什么声音那么洪亮,你学唱歌包准出名!你那么体面,我正想为你讨个好太太;你放心,我替你选的太太一定是最标致的!


那毛驴先前不是极强硬吗?一分钟前还说“我一步不走,谁也无法把我哄走”,但主人柔软的言语,已弄软了它的心,想起未来的幸福,便快乐了。毛驴乃说:“我本来能够身驮八百斤,日行三百里,现在我就可以试试。”它说时显得又爽快又诚实,为了证明它说的话有凭有据,它当真即刻就驮了它新主人上了回家的大路。它的态度的改变,照人类平常的说法,则当名为“转变”。


据故事说,这毛驴后来当真就如此转变了的。


故事到了这里,自然也就完事。


这毛驴转变以后做了多少有益于主人的事,故事不提及人自然不知道的。


我并不因为这个故事离奇,方想起这个故事。只是因为这个故事上面所说的驴子,总觉得它像某种人。故事虽说的只是一匹驴子,似乎在人类中也常常可以发现。现在的人并无“身驮八百斤日行三百里”的能力,然而也一定有那种平时好像极其倔强具备乖劣毛驴神气,在“任什么皆不作”的精神下打发日子,到了后来终于就被人用未来幸福与眼前利益哄去服务的。因此想起那匹驴子软化以前的“神情”,总使我觉得有点惆怅。人类的事大不必言,只单说那匹驴子假若能倔强到底,人类的历史也许就不至于那么很平凡的写下去了。


§§§第7节知识阶级与进步


(生活态度与观念皆由于为一个天生懒于思索容易被骗的弱点所控制。)


若从一般物质上着眼,人类的进步便很显然的陈列于吾人面前。但从理性方面说来,则所谓人类,现在活着的比一千年前活着的人究竟有何不同处,是不是也一般的有了多少进步?说及时实在令人觉得极可怀疑。


假若我们承认了理性也有进步的可能,想取例来说明它,一个写故事的人,自然还是引用个故事较为方便。一千四百年前,中国就有那么一个故事:


有个小小村落,距离国王的都城约三十里。既已聚集成村,自然就住了些顺民,所有男女老幼,皆在四季中各尽手足之力,耕田织布为活。也按时缴税纳捐,照习惯唱戏、求雨、杀猪、敬神。照本性哭、笑、相骂或赌咒。那村中有一井水,味道极美,无意中被一个专向国王讨好的人发现后,就把那井水舀上一桶,献给国王。


世界上作国王的,大都相差不远,他的天下若从马上得来,则莫不粗暴如同一个屠户;他的天下若从爸爸传来,则又莫不胡涂得同傻瓜一样。这国王应属于第二种人。


第一次觉得井水极好,于是就下了一个上谕,指定那村中百姓,每天轮流派出一人,尽力所及,把水挑到京城里去。国王为了一点点水还那么认真,照例还算是那个村中百姓的光荣。但为了这样一担井水,村子里每天便应当有一个人来回走六十里路,这人别的事自然皆不能作了。国王命令既无法反对,遵照命令又实在太折磨了那村子里的送水人,因此大家就常有怨言,且暗地里商量,讨论出一个最好的办法,来逃避这差事。办法只是各人离开这个小小村落,各到别地方去谋生。


消息为本地村长知道后,赶忙稳住了乡下人,要他们莫即搬家,等他到国王处去看看,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想得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村长见过国王禀明来意时,那国王就说,嫌路太远,我明白了。如今我下一个命令,把三十里改为十五里,路程减半,不应当再说什么了。(照例世界上最颟顸国王,对于小民这样玩把戏说谎总是极在行的。)村长便把国王的话转述给乡下人,乡下人头脑简单,以为因此一来,三十里的路程当真已缩短一半,故全体皆十分欢喜,就再不作迁移打算了。他们并且对于国王所给的恩惠,十分感谢,为了表示这点感谢,各人便在额角刻了“永作顺民”四个字。


这故事说明一千四百年前,已有人感觉这些缺少理性的乡下人,愚蠢得如何可笑可怜,故特别记下来,为后世启蒙发愚之用。当时的人虽能说出这样故事,且明白了一个国王并不能够把原本三十里的路程缩作十五里,但在当时便依然有许多事受那个国王的欺骗,同时对于国王这个名称,也毫无一人对于它的存在有所怀疑。现在就事论事,则一切已大不相同:第一件事,国王的名称已为一些人用文字、嘴舌、力和血把它除掉,同时附属于那个名分下的许多坏处也没有了。第二件事,即或有国王的地方,住在离国都三十里的乡下人,已不必为国王轮流挑水了。第三件事,国王或代替国王而来的执政者,在募捐、借公债以及其他遣派有所担负应向国民说话时,也再不能用命令缩短里数一类简单方法取信于民了。这三种事似乎皆可证明属于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一种确定的事实。


过去的人把命运和权力全交给了天,国王既称天子,就有权任意处置一切。故作帝王的若本领好,能负责,肯作事,一切又处置得极其公平,大家就有福同享。国王若是个脓包,不能作事,或是个艺术家,不会作事,这一国秩序为军人与政客弄坏,于是就有了党争同战事。党争结果常是把若干正派的人加以放逐与杀戮,战争则战事一延长,人民担当了那个生灵涂炭的命运,无数的生命,以及由于无数代生命思索与劳作积聚而成的一点点文化,便一古脑为革命毁了。现在的人民呢,虽仍然把权力交给执政者,却因为知识进步了些,对于一国未来的命运,似乎常常见得十分关切。尤其是号称知识阶级的读书人,多知道了些事情,总特别盼望自己的国家发展得好些,国家局面乱糟糟到不成个样子,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若我们想找寻一种理性发达的人作为代表,把这类人拿来备数,自然是合式的了。


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类仿佛理性充分发达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人类理性真的是否进步,进步了对于一个民族又还有些什么益处,倒又成为可商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