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教员把手伸到衣裾下，拿出那只分成三节的笛子用螺丝旋紧接好，便马上吹了起来。经过多年考虑，我的感受是：世界上再没人吹得比这更糟的了。在我听到过的所有声音中，天然的也罢，用各种方法发出的也罢，只有他吹的最为让人惶。我不知道他吹的什么曲调——我怀疑他的吹奏中有没有曲调——但那吹奏声在我身上的影响是：首先，我不由得想起了我所有的苦恼，直到忍不住热泪往外淌；其次是夺去了我的食欲；最后是使我睡意重重，以致抬不起眼皮来。眼睛开始合上，我开始打起瞌睡，这时回忆又涌了出来。那个角橱敞开的小房间，还有房里那张方靠背的椅子，以及通到上面房间去的小楼梯和壁炉架上的三根孔雀羽毛——我记得，我一进门就琢磨：如果那只孔雀知道它的华美羽饰注定会落个什么下场又会怎么想——全从我眼前消失了，我打盹了，我入睡了。笛声也听不见了，传来的是车轮声，我又上路了。马车颠簸了一下，我一下惊醒，笛声又回来了，萨伦学校的教师两腿交叠地坐在那儿吹得如泣如诉，而房子里的妇人兴冲冲地看。又轮到她消失了，他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没有笛子，没有教员，没有萨伦学校，没有大卫·科波菲尔，没有一切，只有深沉的睡眠。

我想，在我梦见他吹奏这惶的笛声时，那房子里的老妇人心怀赞叹地走到他身边，从椅背后俯过身去热烈地使劲搂了一下他脖子，这使他的吹奏中断了一小会。不是当时就是那以后，我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因为当他重新吹奏时——他的吹奏中断过，这是事实——我看到也听见那老妇人问菲比茨恩太太那是否美妙（指的是笛子），菲比茨恩太太回答说：“哎，哎！是啊！”她还朝着火炉点点头。我相信，她把吹奏之功全归结给了火炉。

我仿佛打了一个很长的盹，萨伦学校的教员才把笛子拆成三节后收起来，带我离开了。我们在附近发现了马车，便上到车顶上。可我太想睡了，当我们在路上停下让别人上车时，他们把我放到车厢里，那儿没有别的乘客，我就睡得很熟，直到发现车正在绿叶中往一个陡峭的小山坡爬去。不大一会儿，车停了，终点站到了。

一条短短的路把我们——我是说那教员和我——带到了萨伦学校，一座高高的砖墙围住这学校，它看上去死气沉沉。墙里的一个门上方是萨伦学校的校名匾牌。我们拉门铃时，一张阴沉沉的脸从门的栅栏里仔细打量我们，门一打开我就发现这脸属于一个大块头的男子。这人的脖子像牛的一样，他支着条木头腿，太阳穴外突，头发齐脑门剪得很短。

“那个新生。”教员说。

那支着条木头腿的人把我周身打量了一番——这用不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个头并不大——把我们身后的大门锁上，拔出钥匙。我们朝座落在阴暗浓密的大树中的房子走去，这时他在我的向导背后叫道：

“咳！”

我们回头看，他站在他住的小屋门口，手里拿着一双靴子。

“喏！鞋匠来过了，”他说，“那时你出去了，梅尔先生，他说他再也没法修它们了。他说这靴子一点原来的样子也没了，他为你还想修补而奇怪。”

他说着就把靴子朝梅尔先生扔过来，梅尔先生便回头走了几步把他那双靴子捡起。我们又继续往前走时，他看着那靴子（恐怕他是很伤心的）。我这时才看到他穿的靴子已坏得没法穿了，他的长袜有一个地方破了，像嫩芽尖一样绽开。

萨伦学校是一座带耳房的四方形砖结构建筑，外表没任何装饰而光秃秃的。除此之外，学校四处都静悄悄的，于是我对梅尔先生说我认为学生们都不在学校里。可他对我不知道时值假期显得很惊奇。所有的学生都回各自的家去了，校长克里克尔先生和克里克尔太太及小姐去海滨了，我是因为犯了过失才在假期内被送到这里作为一种处罚，这些都是我们一块走时他告诉我的。

我睁大眼盯着他带我走进的课室看，这是我所见过的地方中最寂寞最荒凉的了。它现在还历历在我眼前。这是个长长的房间，里面放了三行课桌，六行长凳，墙上钉满了挂帽子和石板的钩子。脏兮兮的地板上尽是些零零散散的旧写字本和练习本。用那些旧本子的纸做成的蚕房也散乱地放在课桌上。在用硬纸板和铁丝做成的散发霉味的阁楼间，两只被主人抛下的可怜的小白鼠上上下下穿来穿去，它们瞪着两只红眼睛向每一个角落打量，想搜到什么吃的。一只鸟在一个比它大不了什么的笼子里，它在那二寸高的栖木上跳上跳下，翅膀拍打的声音令人感到悲哀，可它就是不开口叫也不开口唱。屋里弥漫着一种怪怪的不卫生气味，就像厚灯芯绒裤发了霉，甜苹果没有通风，书籍变腐。假如这房间建成时就没有顶，一年四季从天上往屋里下墨水雨，落墨水雪，降墨水雹，吹墨水风，也不会有这么多墨水溅在这屋里。

梅尔先生离开了我，把他那双不能再修的靴拿到楼上去。我轻轻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并打量我经过的一切。突然，我发现一张书桌上平放了一块纸板告示，上面用优美的字体写道“当心他！他咬人”。

我立刻爬到书桌上，生怕桌下面至少有一条大狗。可我慌张地向四处看却怎么也看不到它。我还在张望时，梅尔先生回了，他问我为什么爬到桌子上去。

“请你原谅，先生，”我说，“对不起，我在找那条狗。”

“狗？”他说，“什么狗？”

“这不是狗吗，先生？”

“什么不是狗？”

“那要人当心的，先生；那咬人的。”

“不，科波菲尔，”他严肃地说，“那不是狗，那是个学生。我奉命，科波菲尔，把这告示挂到你背上。我很抱歉，使你一开始就这样，可我只能这么做。”

他说着把我抱下来，把那专为我做的告示纸板系在我肩上，就像它是一个背包那样；打那以后，无论我走到哪儿，都得带着它。

没人能想象我为那告示板所遭的苦难。不管是否有人能看到我，我总觉得有人在看它。哪怕我转过身看到没什么人，我也不能放下心，因为无论我的背向着什么地方，我总认为有人在那里。那个支条木腿的狠心的人使我苦难更深。他有那权力；只要看到我靠着树，或围墙，或房子边，他就用那大嗓门从他的屋里往外吼：“咳，你这先生！你这科波菲尔！亮出那块告示板来，要不我就告发你！”操场是一个只铺了石子的院子，光秃秃的，正对着学校和勤杂房的背后，所以我知道工友看到它，肉店老板看到它，面包师傅看到了它。一句话，早上我奉命在那儿散步时，每一个到学校来的人，无论从哪儿来，都会看到它：要当心我，因为我咬人。我记得，我当时也开始怕我自己了，把自己当成一个真的咬人的野孩子。

操场上有个旧门，学生们有在门上刻自己姓名的传统。门上满是这种刻痕。我好怕他们在假期结束时会回来，所以我读着这些名字时就不能不想象这一位会用什么腔调又如何强调地读：“当心他！他咬人。”有一个学生——一个叫杰什么，姓斯梯福兹的——总把他的名字刻得很深，还刻了很多次；我相信他准会用有力的声音来读告示，然后就扯我的头发。还有一个学生，一个叫汤米·特拉德尔的，我怕他会拿这开玩笑，并装出很怕我的样子。第三个是乔治·邓普尔，我想象中他会把这告示当成歌来唱。我看着那扇门，像一个提心吊胆的小动物那样看着门，看到所有名字的主人都声称和我不往来，并用各自的口气大声叫：“当心他。他咬人！”梅尔先生说，当时学校有四十五个学生。

对着书桌和长凳，我这么想。我去自己的床上时，爬到床上后以及向其他空空的床铺看去时，我还是这么想。我得一个夜晚接一个夜晚地做梦，梦见我母亲像从前那样和我在一起，或梦见在皮果提先生家的聚会，或梦见坐在马车车厢外边的地方旅行，或梦见又和那个不幸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饭。无论是什么情形，都梦见人们瞪眼看我并尖叫，因为他们很不快活地发现我只穿了件小睡衣，还挂着那块告示板。

那单调的生活，还有那对开学的不断焦虑，真是令人痛苦得难以忍受！每天，我得和梅尔先生一起做很久的功课，由于没有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在一旁，我能不受什么指责就都做完。做功课之前和之后，我都散步——如前面说过的那样，在木头腿的人监视下散步。我记得多清楚逼真啊——学校那房子四周的潮气，院里裂开了的绿色石板，一个漏水的旧桶，还有那些变了色的狰狞树干，雨天里这些树比别的树更往下滴水，阳光下这些树比别的树透过的风要少。一点钟时，我们——梅尔先生和我——在一个长长的饭厅的一端吃饭，那饭厅里放满了松木桌，一股油腻的气味在饭厅里荡漾。然后我们再做功课，直到喝茶。喝茶时，梅尔先生用蓝茶杯喝，我用一只锡罐喝。整整一天里，梅尔先生就在教室里他那张单独摆在一边的书桌旁努力工作，用笔、墨水、尺子、账本和写字纸算上半年的账（据我所发现），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晚上他收拾起那些东西后就拿出笛子来吹，一直吹到我几乎觉得他要把自己一点点吹进笛子最上面那个孔，然后从键上一点点漫出去。

我看到小小的我手支着头，坐在灯光幽暗的教室里，一面听梅尔先生吹奏，一面记诵第二天的功课。我看到我自己把书合上，仍然在听梅尔先生那哀切的吹奏，从笛声中我听到了家里往日的声音，听到了雅茅斯海滩上的刮风声，我感到伤感和孤独。我看到我自己走过那些没有人住的屋子去就寝，我坐在床边，因为听不到皮果提的安慰而哭泣。我看到我自己早晨走下楼，在楼梯旁窗子上一道阴森的破口处向外张望那挂在外层屋屋顶上的校钟，外层屋屋顶上还有一个风标；我好怕那钟叫杰·斯梯福兹和其他人上课的时刻会到。在我预先的种种忧虑中，那种时刻的可怕仅次于木腿人把生锈的大门打开让克里克尔先生进门的时刻。在这些种种场合中，我不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但在这些场合中我得背着那块板发出同样的警告。

梅尔先生和我说得不多，但对我从不苛刻粗暴。我想，我们已经成了不交谈的朋友了。我忘了提到这点：他有时自言自语，冷笑，捏拳，咬牙，扯头发，那样子真是无法形容。可他就是有这么一些特别之处的人，开始也叫我好生害怕，可不久我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