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先生，我们静悄悄的，没有张扬。婚礼就定在皇家十字路口的圣救世主教堂。婚礼结束后到圣潘克拉饭店共进早餐。那天，霍斯默坐着一辆双人马车来接亲，但是我和母亲是两个人，不够坐，于是他就让我们两人乘坐这辆马车。恰好此时有一辆四轮马车开了过来，于是他就独自一人坐进了那辆车里。我们先到的教堂，接着四轮马车也到了，我和母亲等着他下车，却迟迟不见他从车厢里出来。当马车夫走过去查看时，却发现人已经不见了！车夫说自己不知道这位乘客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因为他是亲眼看到他坐进车厢的。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上星期五发生的所有事情了。直到今天，我也没再得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福尔摩斯说：“他这样对你，简直是在侮辱你。”

“不是这样的，先生。他对我是那么好，那么体贴，他不会就这样抛弃我的。您看，他老早就对我说过，不管未来有什么事情发生，我都要无条件地忠于他，哪怕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也记住了这个誓约，他会要求我实现这一誓约的。尽管在结婚当天的早晨说这些话并不适宜，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相信，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是的，可以肯定他这样说是有意义的，但是你真的认为他遭受到了不幸的事情吗？”

“当然了，先生，我相信他一定是遇到了某种危险。事后我仔细回想，觉得他一定是提前预见了什么，否则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对我说那些话的。而且现在看来，他害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那你想没想过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没想过。”

“嗯，那你母亲呢？她是怎样想的？”

“她非常生气，而且不许我再提这件事。”

“那你继父呢？这件事他都知道了吗？”

“当然知道了，他也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耐心等待，一定会再得到霍斯默的音信的。他说，把我带到教堂就消失不见，似乎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假如说他借了我的钱，或者同我结婚之后让我把财产转给他，这或许还可以说得通。但是他在钱财方面从来不依靠任何人，在我这儿，哪怕是一个先令，他都不屑一顾。既然这样，能发生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连封信都不写给我？一想起来这些事，我就觉得自己快被逼疯了，我整天胡思乱想，夜不能寐。”她掏出一块手帕，捂着脸痛哭起来。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道：“我接下你的案子了，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找出答案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不要再担心了，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个人从你的头脑中消失吧，就好像他消失在你的生活中一样。”

“您的意思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恐怕是这样的。”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个问题让我来处理吧。我现在需要关于这个人外形的精准描述，还有你留存着的那些他打印的信件。”

“都在这里，这是我上星期六在《纪事报》上刊登的寻找他的广告，这是他寄给我的四封信。”

“很好，非常感谢。请问你的通信地址是哪里呢？”

“是坎伯维尔区，里昂街31号。”

“唔，你既然不知道安吉尔先生的住址，那就把你继父的工作地点告诉我吧？”

“他在芬丘奇街专门进口法国红酒的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当旅行推销员。”

“谢谢你。你已经把具体的情况都和我说得很清楚了。请把这些文件留在我这儿。还有，一定要记住我的建议，这件事已经了结了，你的生活与它再无联系。”

“福尔摩斯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好意，可是这个我肯定做不到。我发誓要永远忠于霍斯默。他一回来我们就结婚。”

这就是我们的委托人，尽管戴着一顶有些滑稽的帽子，并且有着一脸茫然若失的神情，但她那对爱情无限忠诚的态度，充满了质朴与单纯的美好，这样高尚的情操，让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她给我们留下那些文件，并且告诉我们，一旦需要她的协助，就会随叫随到，然后就离开了。

福尔摩斯有几分钟一直没说话，仍旧是双手指尖并拢，双腿伸直，凝视着天花板。然后，他从书架上拿出那个使用多年、满是烟油的陶制烟斗。这烟斗就好像是他的一个顾问。他点上烟斗，仰靠在椅子里，伴着周围缭绕的袅袅的幽蓝色烟雾，陷入了无限的沉思中。

他告诉我说：“其实这位女士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研究对象。我认为她本人比她那个小小的问题更加值得研究。顺便说一下，她遭遇的所谓难题其实非常普通。看看我那些案例吧，只要翻到1877年安多弗索引，就能找到一样的情况，对了，海牙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就在去年。这不过都是些老套路而已。不过在这件案子中，我倒发现了一两个新鲜的情节。不过，最发人深省的却是这位女士。”

我说：“看来你从她身上发现了很多东西，可是我却什么都没发现。”

“不是你没发现，而是你不注意。你不知道该往哪儿看，所以才忽略了那些重要的线索。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袖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大拇指的指甲也能发现问题，或者说鞋带上也藏着大秘密。好啦，你从这位女士身上都看出了什么呢？”

“她歪戴着一顶蓝灰色的宽檐草帽，草帽上还插了根砖红色的羽毛，这看起来有些滑稽。嗯，她还穿了一件灰黑色的短款外套，上面缀着黑色的珠子，衣服边缘还镶嵌了小块的黑玉做装饰，这些都很容易发现。还有就是她的上衣是那种深于咖啡色的褐色。哦，对了，她的领口和扣子上还缝了一条紫色长毛绒。她戴的那双浅灰色手套，右手食指部位已经磨损。至于她穿的鞋子嘛，我确实没注意。她身材有些圆润，金耳环是那种下垂形式的，总的来说给你的感觉是相当富裕的，她的举止自然平常，令人感到很舒服，也很自在。”

福尔摩斯微笑着拍了拍手。

“华生，我可不是恭维你，你的确有很大进步。你的观察非常仔细，虽然你漏掉了所有重要的线索，但是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方法。你的眼睛对颜色很敏感。老兄，你一定不要从整体印象出发，而是要特别注意那些细节。通常来讲，观察一个女人的时候，我总会先看她的袖子，如果是男人，我或许会先看他裤子的膝盖部分。正如你看到的那样，这个女人的袖子上有长长的毛绒，这就透露了最有用的线索。她的手腕靠上部位有两条纹路，这正是打字员把手压在桌子上时硌出来的，虽然手摇式的缝纫机也会留下类似的压痕，但是是在左手远离大拇指的一侧，而不是这样正好横过最宽的地方。我又看了看她的脸，她的鼻梁两边有夹鼻眼镜硌出来的印记，所以我大胆提出了她是个近视，并且打了很多字这两点，看起来她感到非常惊讶。”

“我也相当惊讶。”

“不过事实证明我猜对了。我接着往下观察，却发现了一个让我又惊讶又觉得有意思的细节，尽管她的两只靴子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却并不是一双。一只靴子头部包着饰有花纹的皮革，另一只却没有。一只靴子有五个扣子，但她只扣了最后两个，另外一只靴子她则扣了第一、三、五个扣子。你想想，当你看见一位年轻的女士，穿戴得整洁大方，但脚上却是一双不配对的靴子，扣子也只扣了一半，这肯定说明她出门的时候是非常匆忙的，这个推论并没什么了不起吧。”

“还有别的吗？”我问道。福尔摩斯那条理清晰的推理分析，总是让我十分感兴趣。

“顺便说一说，我猜她在离家之前曾写过一张字条，而且这张字条是在她穿戴整齐之后才写的。你虽然注意到了她右手手套的食指部位磨破了，但你显然没有观察到她的手套和食指上都沾着紫色的墨水。她为了赶时间，蘸墨水的时候把笔插得非常深，这样就把墨水蹭到了手上。事情一定是在今天早上发生的，否则墨水的印记不会这样清晰。一切都很简单，但是十分有趣。还是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华生，麻烦你帮我读一下那则寻找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启事好吗？”

我凑到灯前，仔细去看那张印刷的小字条。

那是一张启事，内容如下：

“十四日清晨，一位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突然失踪。他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壮硕，淡黄肤色，黑发，有轻微谢顶。留有颊须和唇髭，戴一副浅色的墨镜，说话声音轻柔细润。此人失踪之时，身穿镶边黑色礼服，内着黑色礼服背心，背心上装饰着一条埃波特式金链。下身穿着哈里斯花呢灰裤和褐色绑腿，脚穿双侧有松紧带的皮靴。失踪前任职于莱登霍尔街的一家办公室。如果有人……”

“停下来吧，”福尔摩斯说，“那些信件我看过了，没什么价值。信里面除了引用过一次巴尔扎克的名言以外，没有任何涉及到霍斯默先生的线索。不过还有一点很值得重视，它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

“这些信都是打字机打出来的。”我说。

“不仅如此，连签名都是机打的。你来看结尾这几个打得工整一致的小字：‘霍斯默·安吉尔’。信里有日期，但是地址只写了莱登霍尔街，这也太含糊了些。况且，单单这一个签名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事实上，它可以算得上是决定性的证据了。”

“具体指哪一方面？”

“亲爱的大夫，都到了这一步，你还没发现这个签名在这起案件中的重要作用吗？”

“我确实没看出来什么。但我知道如果有人控诉他毁约，他就可以借此否认是自己的签名。”

“不，你还没想到点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不过，我只要写两封信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一封写给伦敦的一家商行，另一封写给那位女士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邀请他明晚六点钟来这儿和我们见一面。我们不妨接触一下男亲属。好了，华生，在这两封信被答复之前，我们基本无事可做了，就让这些小问题暂时退出我们的大脑吧。”

我绝对相信我的朋友在这件事情中推理严谨并且精力过人，因为他对于别人请他办理疑难古怪的案件时，所流露出的那份自信淡然和从容不迫，让我知道他是有绝对的把握的。据我所知，他只失败过一回，就是波希米亚丑闻那件案子。但是当我想起“四签名”一案中那些离奇的怪事以及“血字的研究”一案中那些非比寻常的情况时，我就觉得如果连福尔摩斯都无法解决，那就必将是十分奥妙的悬案了。

我离开他家时，他还叼着那只心爱的黑色烟斗，但我知道明晚再来时就能看到，福尔摩斯已经掌握了所有关于这位神秘消失的新郎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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