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迎接第一个孩子出生的重要时刻，在生命中仅仅只有一次，所以，当西棕榈海滩的圣玛丽医院给我们提供了为一间昂贵的分娩套房支付额外费用的选择时，我们便欣然地接受了这个机会。分娩套房看上去就像是顶级的酒店套房，宽敞、明亮，而且装设有木质家具、绘有花纹图案的墙纸、窗帘、一间带有按摩浴缸的浴室，还有一张专为准爸爸配备的舒服的沙发——打开之后便是一张床。这种套房供应给“客人们”的食物，并不是按标准发放的医院食物，而是美食正餐。你甚至可以订购一瓶香槟酒，尽管这瓶香槟酒多半让那些初为人父的爸爸们独自一饮而尽了——那些母亲们必须喂奶，所以无法吸吮这庆祝的甘醇。

“上帝，这就像是一次假期！”我叫喊道，一下子跳到了“爸爸沙发”上，仿佛在詹妮预产期的几个星期之前我们便进行了一次旅行一样。

分娩套房迎合了中上阶层的年轻专业人士的需求，而且是为医院创造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来源，从那些有钱去支付分娩套房的夫妇们那里赚取了大笔的现金。我们承认这有一些奢侈，但为什么不可以呢？

当詹妮的大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匆忙来到了医院，手里拿着短途旅行用的袋子。我们被告知出了一点儿小问题。

“一个问题？”我问道。

“今天一定是个生孩子的好日子，”接待员愉快地说道，“所有的分娩套房都已经满了。”

满了？这可是我们生命中的最重要的日子。这么说，舒服的沙发、为夫妇二人提供的罗曼蒂克的晚餐以及香槟酒都没有了吗？“现在，等一会儿，”我抱怨道，“我们几个星期以前便已经预定好了的。”

“我很抱歉，”这位女士说道，语气里明显缺乏同情心，“当许多妈妈们都同时阵痛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准确地控制局面的。”

她指引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楼层，我们在这儿将分配到一个标准的医院房间。可是，当我们到达产科病房的时候，咨询台前的护士却告诉了我们更多的坏消息。“你们相信每一间病房都已经满了吗？”她说道。不，我们无法接受这一不幸的现实。詹妮似乎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我现在却已经极为暴躁了。“那么，你是建议我们去停车场生孩子吗？”我咆哮道。

护士对着我平静地微笑着，显然对于这些紧张的准爸爸们的滑稽行为已经司空见惯了，然后她说道：“请你不要着急。我们会为你找到一个地方的。”

在打了几通电话之后，她带着我们走过了一个长长的走廊，穿过了几扇门，然后，我们发现自己仿佛正处在产科病房的一个镜像之中，这里与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有着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病人们显然不是那些与我们一起接受心理助产法课程的领口朝下、可以任意支配收入的中产阶层的专业人士。我们能够听到护士们用西班牙语同病人们说着话，那些粗糙的手上拿着草帽的褐色皮肤的男人们，则站在房间外面的走廊上紧张不安地等待着。棕榈海滩县以作为那些骄奢淫逸的富人们的休闲胜地而闻名，但是，人们不太知道的是，在城镇西部同样遍布着绵延数里的沼泽地被排干水之后所形成的广阔农田。成千上万的外来劳工，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在每个生长季节都会迁徙到南佛罗里达，去采摘那些满足东海岸的冬季蔬菜需要的胡椒、西红柿、莴苣以及芹菜。看样子，我们发现了这些外来劳工们生育孩子的地方。一位妇女的痛苦尖叫会周期性地划破空气，后面紧接着的便是可怕的呻吟和“我的妈呀”的呼喊。这个地方听上去就像是一间恐怖屋。詹妮的脸顿时吓得惨白。

护士把我们领进了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以及一堆电子仪器，然后，护士递给詹妮一套睡衣让她换上。“欢迎来到穷人病房！”当谢尔曼医生几分钟之后一阵风似的赶到的时候，他打趣地说道。“不要被房间里的概况给愚弄了。”他说道。这家医院配备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护士们也受过最好的训练。因为穷人妇女经常无法得到产前的护理，所以她们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怀孕的。当谢尔曼宣布詹妮的羊水已经破了之后，他向我们保证说我们会得到很好的护理的。然后，他便像来的时候一样，迅速地离开了病房。

确实如此，随着上午时光的一分一秒地逝去，詹妮在一阵阵强烈的宫缩中奋斗着。我们发现自己的确受到了非常好的护理。护士们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她们浑身散发着自信和温暖，围在詹妮的身边细心照料着她，检查婴儿的心跳，指导詹妮如何单独应对。我站在一旁，无法提供任何的帮助，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去对孤军作战的妻子表示支持，但是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每次阵痛袭来的时候，詹妮都会咬牙切齿地对我大声咆哮：“如果你再指手画脚教我如何去做的话，我就把你的脸给撕破！”我应该看上去很受伤害，因为一位护士走到我的身边，充满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说道：“欢迎参加分娩的过程，准爸爸。遭受怒骂是此经历的一部分。”

我偷偷溜出了房间，加入到其他那些在走廊上等待着的男人们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倚靠在各自病房外的墙上，仿佛这样便可以远离病房内我们妻子们的尖叫和呻吟。我感到有点儿可笑，我穿着卡其布的球衣，可是农场工人们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对我有排斥。很快，我们便微笑着相互点头致意了。他们不会说英语，而我则不会说西班牙语，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心灵相通。因为，我们此刻正处于相同的境遇，有着相近的感受。

那一天我才了解到，在美国，止痛是一种奢侈品，而不是一种必需品。对于那些能够负担的人们来说——或者那些有医疗保险的人们，就像我和妻子那样——医院可以提供脊柱硬脊膜间的注射，这会将止痛药物直接传递到中枢神经。在詹妮阵痛了大约四个小时之后，来了一位麻醉师，他将一根长长的针注入她脊椎上的皮肤里，然后将其与一个静脉点滴联系在一起。几分钟之内，詹妮的腰部以下便失去了知觉，她终于可以舒服地休息一会儿了。而附近的墨西哥妇女们则没有这般幸运了，她们只能通过传统的方式来分娩，所以她们的尖叫继续激荡着空气。

几个小时过去了。詹妮用力推动着婴儿出来。而我则在一旁指导着。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走出了病房，来到了走廊上，怀抱着一个小小的襁褓。我将自己新生的儿子高举过头顶，给我新结识的墨西哥朋友们看，然后大声叫喊道：“是个男孩！”其他的爸爸们的脸上展露出了笑容，竖起了他们的大拇指，表示了国际通行的赞许的信号。不同于我们在给小狗取名字时的激烈斗争，我们十分轻易地、几乎是立即就定下了我们头胎生儿子的名字——帕特里克，这是我们杰罗甘家族第一位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先辈的名字。一位护士来到我们的小房间，并且告诉我们现在可以使用一个分娩套房了。可是现在更换房间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不过她帮助詹妮坐到了一个轮椅上，她怀中抱着我们的儿子，带着我们轻快地离开了。而美食晚餐完全不像所吹捧的那样美妙。

在詹妮预产期到来之前的那几个星期里，詹妮和我便就如何使马利去适应新生儿的到来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们家中即将增加的这个第四成员，将会立即取代马利到目前为止的最受宠爱的寄居者这一无可争议的地位。我们希望让他逐渐地接受退居第二线的现实。我们曾经听到过许多有关宠物狗对新生儿产生了可怕的嫉妒，并且以无法接受的方式来将这种嫉妒付诸行动的故事，比如在价格不菲的物品上撒尿，打翻摇篮车，或者对婴儿发动直接的进攻——这些疯狂的举动，通常会给狗儿们带来一张通往兽栏的“单程票”。当我们将空余的卧室转变成一间儿童室的时候，我们把婴儿床、被褥以及所有其他的婴儿设备向马利全面开放。他闻着这些婴儿用品，流着口水，不停舔着它们，直到他的好奇心得到了彻底的满足。詹妮生产之后，在医院里继续待了三十六个小时进行复原，这期间，我频繁地穿梭于医院和家里，以便去看看马利，怀里抱着婴儿篮以及其他带有婴儿味道的东西。其中一次回家探视马利的时候，我甚至将一片小小的用过了的婴儿“尿不湿”带回了家，马利饶有兴致地嗅着这片尿布，以至于我担心他可能想用自己的鼻孔将它给吸收了，这样一来就会需要更为昂贵的医疗费用了。

当我最后将詹妮和孩子带回家的时候，詹妮把在婴儿车里睡着了的帕特里克抱到了我们床的中间，然后和我一起到车库里去问候马利，我们三人在车库里举行了一次吵闹非凡的团圆聚会。当马利从极度的疯狂渐渐平静为极度的快乐时，我们便将他带进了屋里。我们开始着手我们的计划，我们并不打算将婴儿指给他看，而是在旁边徘徊，让他自己慢慢去发现这位新来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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