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想起了读《翡冷翠的一夜》，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自然对于诗的了解还不深刻，说对于诗还不如说对于“情”，因为此集中多半是情诗，而我没有充分的共感之能力；但当时对于徐志摩这个人就存了很好的印象，觉得他的诗实在是当时诗坛的异彩。志摩死后，又拿起来诵读，才知道里面的含蓄竟是那样的充分。我觉得，如以志摩自己的三本诗集相比，《翡冷翠的一夜》是天堂，而其余的都是地狱。其原因就是，在这本诗集里，充满了幽柔的神韵，真挚的情感；也许写诗的时候，正是生活热狂的时候，所以自自然然的曼吐出滴滴的珠玉来。他那时代的生活，无论如何我要肯定是比较充实的，只有从充实的生活里，才能写出情感充实的诗行。我们玩味着那些诗行，也就不免悠然的神往。假若容许我瞎说一句，我说，那时代的志摩是正追求着“爱”，也就是在那时他的诗人的成分最多，因为他追求爱真挚的关系。正如杨君所说，要有“一种坚贞的性格，高尚伟大的思想”为着“爱，美，自由的全盘的基础”。的确，这时代的志摩，是伟大的诗人徐志摩，不但有着诗人的才分，而也有着写诗之充分的情感。集中如《偶然》、《海韵》都甚完美，其余如《决断》、《梅雪争春》、《半夜深巷琵琶》、《再休怪我脸沉》以及《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翡冷翠的一夜》诸诗，亦皆有真实的灵感，而获得部分的成功。不过其中也有不满人意的，第一种就是似乎同情于劳动者的诗，如模仿有名的《伏尔加船夫曲》的庐山石工歌，也只好有胡适博士称赞不止（见《白话文学史》）。第二种就是写得太轻浮的诗，如《新催妆曲》、《运命的逻辑》、《又一次试验》都没有深刻的灵感，不但没有深刻的灵感，写得也有点滑稽，这真是美中不足的事。如以本集之两部分比起来，自然是第一辑比第二辑好得多，恐怕在那时志摩的生活最充实吧。

三第三卷诗的出版，是在志摩的诗渐受群盲讥评之后。大家都以为志摩再不能产生什么诗了，所以他鼓着勇气刊行第三本诗集，要借此告慰他的朋友，让大家知道他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见《猛虎集》序文）把握着这一本诗集，在听到志摩惨死之后，我简直是不肯释手。志摩的诗句终究是志摩的诗句，说句浅薄的话，的确写得漂亮。不过，这本诗集中的诗行有的流于愤激的狂暴（如《西窗》的后半），有的流于浅薄的说理（如《哈代》等），有的写得太勉强（如《残破》等），有的写得太粗糙（如《秋月》等）。虽然这部诗集也许费他的工夫最多，但是远不如《翡冷翠的一夜》的成功。考其原因，大约在这时期，他的诗人的成分最少。因了生活的失意，现实的重压，他不得不想着凡人的理想，不得不为着生活挣命，知道他的生活的人，自然会觉得我这几句话的不错。这时期的志摩已脱了“公子哥儿”的花衫，两肩担上无限的烦愁了。也幸，也不幸，我们的诗人在生活的悲愁最浓的时候飘然仙逝，我们固然失掉了一颗灿耀的明星，而在他自己，却永脱了生活的烦苦的担负。唉，想起来，心里便不能不凄然，一位天才的运命竟是如此，把读着的《猛虎集》，却更使我们当了珍贵的礼品了。

总之，这三本诗集，已表示了志摩天才的伟大，虽然并没有极大的成功，但其成功的诗句，已是够我们吟咏一时了。我觉得在批评他的诗的文字里，杨丙辰及朱湘二君还比较使人满意，他们对于志摩的天才似乎尚有深刻一点的了解与同情。至于韩君，为了证明徐诗的真挚，吴君为了说出志摩是诗人，堂堂皇皇的责骂杨君，而只提出一两句不重要的话讨论（天知道，他们是在讨论！）真是使人失望。尤其是吴君，无头无尾的空发一阵狂论。自己既“于新诗根本就不很懂”，偏要批评批评志摩的诗底文章，我们不知道这是否矛盾？既“专对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〇九期杨丙辰先生一文而发”（请问“而发”什么），也请先读懂了杨君及文副编者的文章再“发”！

现在，我不愿对志摩的诗说什么解释的话，其实这些话都在我的《徐志摩的批判》一书中说得很详尽，那本书也许最近就能展在读者之前，任人指正了。但是，真杀风景，我还不能不说几句志摩的诗之缺点的话。

第一，我觉得志摩的诗太注重于表现，而不注重于悟解（communicaion）——不但徐君是如此，现代的文学家大多不注意于这一层。无论表现得怎样好，但是没有在悟解上下功夫，究竟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对于人生的灵感总不能牢固的捉住。譬如，朱艾斯（jamesjoyce）虽然表现得惟妙惟肖，达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极峰，但悟解的成分太少，终究是一种现代文学的病态之发展。

第二，志摩的诗式（即诗之形式）用得太死——创造新体诗的形式，志摩还算是第一个人。他那样冒险的运用西洋诗的形式，我们真佩服他的冒险的精神。“拼命在那里想为新诗立法则，找形式”，这是我绝对赞成的，我以为，诗没有健全的形式简直不能成为诗。可惜，志摩的诗是太讲求了形式，太西洋化，太不顾中国文字的毛病，所以虽然努力的去实验，终久没有真正的成功。诗要有形式，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形式要随诗质而变，绝不可拘泥于一种，这就是说，形式是要活的，并不该死死的用活的情绪填死的诗行。志摩犯的毛病就在于此。不过，这并不能深责志摩，而且要感谢志摩，因为，我觉得中国诗的前途，其形式非西洋化不可，志摩开其端，不过没有“化”得尽善尽美罢了，并不是说此路不通，我们还须跟着志摩的步踪走！而况志摩的诗式，有些地方还真正的成功了呢。

比较起来，志摩的情诗写得最好，我们爱，也只爱他的情诗，因为那里边充满了真实的灵感。可惜褒者一意的褒，贬者一意的贬，并未分析一下志摩的诗，所以，如韩吴二君，空发了一阵情感的闲话，究竟还没有说出志摩的不“好玩”在什么地方。“好玩”二字虽然是刻薄一点，但是并不像韩吴二君解释得那样浅薄。很浅显地说，两个小孩子为着一具玩物而争执，结果连哭带闹地打架，打完架还是好好的朋友。虽然他们的争执是很真挚，是很起劲，但是好玩仍然是好玩。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斗争，并不是为真理而斗争，所以，不管其当时是如何的热烈，而结果仍然是一次好玩的把戏。转而看一看志摩，他追求美，追求爱，是具着一部分的真诚，但他追求自由，则不免染了一般感伤主义者的色彩，只得咒诅，只得嘲骂，只得叹息，而不为自由而斗争——这一点，便是拿着“追求自由”一事儿戏，便是好玩，不去真正的加入争自由的斗争里，便不是真诚地去争自由！不真诚地去干一件事，而偏偏地去干，这态度就是为的争自由有意思，争自由能舒心中的气愤，这态度也就是好玩的态度！何况，志摩所求的美是个人的美，所寻的爱是个人的爱，所争的自由是个人的自由。在这时代，个人的美，个人的爱，个人的自由有什么用？这是不是时代的意识，时代的要求？

也曾说过，志摩的诗有一小部分的确写得在“好玩”这个批判的语句之下。譬如说他看了“新娘”紧锁着眉尖，便猜疑她心中的心事，于是说“你快向前，到礼台边，见新郎面！”（《新催妆曲》）这样他便有了调笑的诗料了。再如他坐在火车上见到“上车来老妇一双”，曲背，头秃，齿耗，这还不够骂她们，她们坐在窗前，我们的诗人便把她们比做“畏葸的，呢喃的，像一对寒天的老燕”（《古怪的世界》），于是他又有诗料了。再如选在中学课本里的名作《一小幅的穷乐图》的写法，更是滑稽。诗人走在垃圾堆旁看见了奇景，仔细的描写一阵，最后竟把“穷人”和“狗”并论起来，觉得“还有夹在人堆里趁热闹的黄狗几条”，于是他又有诗料，开了心了——这几个例已足证明志摩的诗在“好玩”方面的也有，杨君的话也未必是无的放矢。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绝不该深责。只要不是疯狂，我们对于他都具着深切的同情。志摩的诗无疑地带了一些浪漫派诗歌的色彩，恐怕是为了环境所拘，结果在诗中透露不出多少时代的意识，这是憾事。但是，志摩这个人在对于他的作品一方面，恐怕是一点也不骄傲，不但不骄傲，而且极其虚心。我们只要看看《志摩的诗》的再版竟删去十几首诗的一件事，就令我们佩服志摩的精神。像志摩这样的诗人是建筑在“疯”与“狂”两个字上，疯到极点，狂到极点，便是他的最美妙的诗句流露到人间的时候。然而，真可惜，志摩那样的天才，在他的生前竟没有几个人批评他，使他登峰造极做成中国空前伟大的诗人。

我读过杨君之文章，关于志摩的诗之发展没有登峰造极这一点，他是责难志摩的近友的，这点我觉得很对，因为一个天才的养成，批评家是负着最大的权威的。我们真怀疑他的一些朋友们就只会“哀悼”，只会赞扬吗？杨君的批评立场是否靠得住这是问题，但其余韩吴唐三君的责难，正表明三君不懂杨君的意旨，这一点，我们是深觉得足以惋惜的。我希望批评家能取真诚的态度，省得笔墨往来，误会重生吧。（譬如吴君文内多有责难文副编者之言，岂料文副编者正是对志摩同情之一人，屡次刊登赞扬志摩之作，众人共见，为什么吴君还要这样说法呢？）

谈论诗人的志摩，就此而止。

最后，我更希望文副的编辑先生坚决实行自己的主张，不必采登一些无思想无主张的答辩文字，充塞篇幅；而且，这场论争，亦请就此结束，再有回声，任之好了。

二十一年二月一日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

第二一五、二一六期）

志摩怎样了

方玮德

记得还是前年的秋天，志摩在南京教书。有一次他约好我们骑驴子上栖霞山看枫叶，但到那天他留在上海，后来只来了一封信，劝我们别急，总有一天会偿这餐红的宿愿。去年栖霞山的叶子正红的时候，志摩死在开山的岩下（我不知道开山的叶子又怎样红）。今年又是一个秋天，我来到北国，西山的枫树已经红够了，可是志摩的宿愿又怎样呢？

志摩死了一年，这一年中间，许多人对于志摩各有不同的论调，好像志摩这人是盖棺以后无从论定的。我想有许多人攻击志摩，无非是对于他的生活有所不满，因而说他的作品全不是充实的。而另外一些欢喜志摩的人，又说志摩的生活是十分使人惬意，所以他的作品也非常可喜。两种不同的意见，志摩的毁誉参半。那么我们要真正明白志摩这个人，只有研究他全生活的内容，至于诗——他唯一的贡献——那不过是他的生活上随时的表现罢了。志摩是旧气息很重而从事于新文学事业的一个人。在这里我所说的旧，不一定是指时代或是一切属于形式的意思，志摩的旧乃是一切心灵上与感官上所富寓的一种对于过往的虔敬与嗜好。虽则他狂喜青春，爱好新奇，窥探将来，但他也同样爱好典型，抚摩陈迹，欢喜庄凝的不朽。我们略略接近志摩生活的人，不难知道他这一生的嗜好往往多沉浸在这思古的幽情里面。他崇拜太戈尔，他崇拜哈代，这因为（他自己说）他欢喜他们以长久的经验与观察，而传给我们一种极纯厚极古老的灵珠子。他从这古老的珠子里，思索出许多人生的蕴味与结晶的智慧。以此智慧，他砌成他自己平日生活的墙壁。他的思想如同爬山虎，就爬住这墙壁向上长。因此他的作品也往往是用旧的气息（甚至于外形）来从事他新的创造。他的新诗偏于注重形式，虽则这是他自己的主张和受西洋诗的影响，但他对于旧诗气息的脱离不掉，也颇可窥见。他的生活不论是好是坏，可是他一直有向往古人的意味。无一时一刻不给他自己放在古人的灵魂里，也无一时一刻不凭借古人去发展自己。单看他解释济慈的《夜莺歌》，便可以知道他对于某一种意境之能深入。总之，他带着思古的气息过他的生活，试他的创作，这中间虽有许多地方不容易被现世人所了解，可是他这生活的全部精神已是十分可爱的。

至于另一些人毁谤志摩，那又是因为做人的基本观念不同。那些人是不大承认古老是有价值的，即是新奇和将来于他们也不一定有意味。这些人的论调我们无须辩白，我不愿意在我们这是非的世界里谈判我们的是非。志摩文学上的事业没有达到他自己所愿望的成功，那是无可讳言，但他这半生做人精神已是可贵。另外他待人处世那副热肠，那样真切，也不易得。我们失掉一个得用的东西，总都要记挂半天，除非是寻得一件和以前差不多的，心里才略为安慰些。但是寻不着的话呢，那在这凄漠的国度里，谁又能禁止我们对于志摩的早死不加以惆怅？因此我十分哀痛地写成此短文，并不怕将为林语堂先生所笑。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五四期）

追伤志摩

方玮德

我现在只能空空地记起了你，

正同你也能空空地记起了我们；

你身后的寂寞原是件寻常的事，

伤心的是我们身前全有颗寂寞的心。

当你走的时候，你留下只来只一堆粉，

人们都喊着你变成神，变成星，

变成泰山上的彩霞，你死是奇迹

我知道你心中说：我死了，完了，你们再不用费神。

如今你真走远了，无处寻你的踪影，

每份记忆里早疏忽了你，如同秋天树叶落地；

你听，在这深深的夜里，可会有一丝声音？——

“志摩，你走了，你走了三年，我忘不掉你！”

（原载：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二一期）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沈从文

六点钟时天已大亮，由青岛过济南的火车，带了一身湿雾骨碌骨碌的跑去。从开车起始到这时节已整八点钟，我始终光着两只眼睛。三等车车厢中的一切全被我看到了，多少脸上刻着关外风雪记号的农民！我只不曾见到我自己，却知道我自己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我默默地注意一切乘客，想估计是不是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认识徐志摩，知道徐志摩。我想把一个新闻告给他，徐志摩死了，就是那个给年青人以蓬蓬勃勃生气的徐志摩死了。我要找寻这样一个人说说话，一个没有，一个没有。

我想起他《火车擒住轨》那一首诗：

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

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

睁大了眼，什么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尝能支使命运？

这里那里还正有无数火车的长列在寒风里奔驰，写诗的人已在云雾里全身带着火焰离开了这个人间。想到这件事情时，我望着车厢中的小孩，妇人，大兵，以及吊着长长的脖子打盹，作成缢毙姿势的人物。从衣着上看，这是个佃农管事。

当我动手把车窗推上时，一阵寒风冲醒了身旁一个瘦瘪瘪的汉子，睡眼迷蒙地向窗口一望，就说“到济南还得两点钟”。说完时看了我一眼，好像知道我为什么推开这窗子吵醒了他，接着把窗口拉下，即刻又吊着颈脖睡去了。去济南的确还得两点钟！我不好意思再惊醒他了，就把那个为车中空气凝结了薄冰的车窗，抹了一阵，现出一片透明处。望到济南附近的田地，远近皆流动着一层乳白色薄雾。黑色或茶色土壤上，各装点了细小深绿的麦秧。一切是那么不可形容的温柔沉静，不可形容的美！我心想：为什么我会坐在这车上，为什么一个人忽然会死？我心中涌起了一种古怪的感情，我不相信这个人会死。我计算了一下，这一年还剩两个月，十个月内我死了四个最熟的朋友。生死虽说是大事，同时也就可以说是平常事。死了，倒下了，瘪了，烂了，便完事了。倘若这些人死去值得纪念，纪念的方法应当不是眼泪，不是仪式，不是言语。采真是在武汉被人牵至欢迎劳苦功高的什么彩牌楼下斩首的，振先是在那个永远使读书人神往倾心的“桃源洞”前被捷克制自动步枪打死的，是给人乱枪排了，和二十七个同伴一起躺到臭水沟里的，如今却轮到一个“想飞”的人，给在云雾里烧毁了。一切痛苦的记忆综合到我的心上，起了中和作用。我总觉得他们并不当真死去。多力的，强健的，有生气的，守在一个理想勇猛精进的，全给是早早的死去了。却留下多少早就应当死去了的阉鸡，懦夫，与狡猾狐鬼，愚人妄人，在白日下吃，喝，听戏，说谎，开会，著书，批评攻击与打闹！想起生者，方使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