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总能把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两口子一块下岗，失去生活来源。这一天儿子说馋水饺，当爹的手攥着仅有的两块钱去市场割肉，一刀割下来超过了两块，他要求从上面切下来一点，卖肉的不干，且出口不逊，说他是故意捣蛋，他如实说只有两块钱，卖肉的听了不料生出隐测之心，没动刀便把肉丢给他，嘴里却说了句不三不四的话：像你这么活还有个什么劲呢。他回到家越想越窝囊，心一横把一包鼠药掺在饺子馅里。是学校老师发现班里的一名学生接连旷课，便去家访，敲门敲不开，产生怀疑报了派出所，民警去打开门发现一家三口都死了。

与泰达挂勾因为死的一家之主是地产公司的职工。

这一事件是何总在紧急碰头会上宣布的。何总所讲比传闻简洁，却具有权威性：死者包某，男，四十七岁，地产公司机械队铲车工。家属曲某，女，四十二岁，华夏纺织厂下岗女工。小孩，男，十四岁，中学生。经法医鉴定死因是毒鼠强中毒，排除他杀的可能。

介绍完情况，何总开始布置善后，鉴于是自杀，遂不存在法律问题，又鉴于是全家人遇难，要做的事相对简单，一并火化而已，何总着重谈了对这一事件将在公司产生不良影响的应对，谈到这上面何总神情严峻，语气沉重。

他说：“人死不能复生，而我们公司还要生存发展下去，因此必须认真做好应对，把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不能由此引发出危机。具体事项，一是宣传处时刻与媒体保持联系，要不惜代价堵绝消息披露。二是地产公司开始人心不稳，机械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正在鼓动工人到市政府上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做好工作，维护安全团结的大好局面。”

何总提出由公司派出得力干部，到地产公司做化解工作。

让吴桐没有想到的是这事竟然落到他的头上。是宫汉臣的提议，说他的叔弟在机械队，可做内应。吴桐嘴里不说，心里却反感“内应”一说，机械队不是敌营，叔弟也不是奸细。当然他心里也清楚宫推荐他去是鉴于他俩刚刚结成了“联盟”，他去他放心。

事情紧迫，何总对他稍做交待，便催他出发。出了大楼他尚不能认可眼前的现实，心里疑惑：泰达上下这么多人，怎么这事就分派到自己头上。

路上，小汪告诉他两年前机械队也闹过一回，何总和王梅一块赶去做工作，可工人不仅不买账，反倒把他们搞得十分狼狈。从此他们再也不肯去那里。别的领导也一样。

机械队不在地产公司本部，车行半个多小时才到，在门外只听车间里人声鼎沸。吴桐让小汪先进去把叔弟喊出来，很久没见着叔弟，也顾不上说家常，直接问工人有什么动向。叔弟说正在议论是先去火葬场开追悼会，还是先去上访后开追悼会。吴桐感到事态严重，忙掏出手机打到何总办公室，何总显得很激动，说要想一切办法阻止工人上访，告诉他们只要不上街别的都好商量。挂了电话吴桐怔了怔，像对小汪和叔弟，又像自言自语：咋商量，咋商量。小汪说让他们选出代表，和代表谈。吴桐转向叔弟问：谁是带头的？叔弟说是铲车班常班长。

小汪问这人野蛮不野蛮，叔弟说没见过他耍野蛮。小汪说要是有人对吴总动手，咱俩得上。叔弟说这还用说，他是俺哥。吴桐并不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想的还是解决问题，他问叔弟工人赶在这当口闹事，除了同情死了的工友，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叔弟说要求补发工资，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吴桐问你也没发？叔弟说没。吴桐说你咋不早和我说？叔弟说对你说有啥用，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公司要解散机械队，把人一鞭子赶回家，大伙不同意。吴桐不知道扣发工人工资，却知道解散机械队的事，宫讲过。他觉得都关乎工人的切身利益，工人有权力争取，而公司也理应负起责任。“商量”的基础在此。

坐而论道终不能解决问题，吴桐下了车，在小汪和叔弟的“护卫”下进到车间里。

许是工人情绪过于激动的缘故，没人注意到从外面进来了人。吴桐趁机观察形势，发现车间很是空荡，有限几台建筑机械孤岛似的矗立着。叔弟悄声说，大部分机械都被宫卖掉了，为解散机械队做准备。吴桐发现工人围在一辆铲车旁，听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讲演，铲车上挂满了挽联和白纸花。叔弟说这台铲车是包师傅生前开的，大伙准备开着它去市政府。吴桐哦了声，问讲话的那个人是谁？叔弟说他就是铲车班常班长。群情激昂，声音嘈杂，一开始吴桐听不清常班长讲的什么，可他清楚情势紧迫，到一定程度常班长振臂一呼，队伍便会浩浩荡荡向市府进发，那时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可他一时又不知该怎样介入，惶惑中不由看看小汪，小汪朝他点下头，穿过人群走到常班长身前，先用手势打断他的讲话，然后贴着他的耳朵说着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众人眼皮子底下，顿时鸦雀无声。常班长顺着小汪指的方向看，大声说公司派人来解决问题了，我们倒要听听是咋个说法。小汪说是吴总会计师。有人吆会计师来给我们发工资，那我们欢迎。

吴桐身上投过越来越多目光，他知道应该出面了，便穿过人缝走到常班长站着的地方，这瞬间他觉得眼前是电影里的场面，自己是电影里的角色。刚刚站稳，便有一个女工擎着一朵白花走到跟前，说和我们一起去给包师傅一家开追悼会吧。他没应声，从女工手里接过纸花。又听有人喊：为什么何绍光（何总）不来？王梅不来？宫汉臣不来？你来能解决问题吗？他转向常班长，向他伸出手，常班长不接“招”，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他。他说常班长我们小范围谈谈好吗？常班长朝大伙发问：他说要我们派代表谈，行不？下面七嘴八舌地吆：我们没代表！我们都是代表！收起这套伎俩！他说可这样什么也不好谈呵。常班长想想问：你能代表公司吗？吴桐说我是公司派来的。常班长问你说话能算数？吴桐说只要我答应了的。常班长说那好，你敢这么说，我也敢毛遂自荐当大伙的代表，但得当着大伙的面谈。吴桐觉得未尝不可，点点头。这时一个瘦高个男工从人中间出来，站在常班长身旁，说不能让老常单枪匹马，代表我也算一个，这样以后坐班房也有个伴。吴桐吃惊地看看他，下意识地伸出手，那人也伸出手，说我姓安，吊车班的。有人喊安班长。吴桐也朝他叫了声安班长。

“谈判”在众目睽睽下开始。

常班长先提条件，说：“我们首先要为死去的包师傅一家讨回公道，悲剧完全是由公司拖欠工资引起，我们要求为包师傅开追悼会，这一条不答应，别的甭谈。”

吴桐不晓处理此类事情的惯例，可他大致明白两点，一是公司应对包师傅一家的死有态度，开追悼会是应该的。二是这事不能闹出去，以免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他说：“我认为这个事件公司有责任，公司领导也很痛心，追悼会可以开，但最好不要去殡仪馆，就在车间里开，我代表公司参加。”

一片寂静，寂静得让吴桐心虚。想自己这态表的是对呢还是错呢？工人会认可？公司会认可？

“我个人认为可以。”常班长表态说。又看着大伙“大家没意见吧？”

没人说话，不说话便是认可。

“但是，”常班长又说，“公司要为包师傅一家买块墓地，立一块碑，在碑上写明死因。”

吴桐想想说：“买墓地应该，立碑也没问题，死因还是不写为好。”

常班长想想说：“也行。”又问：“大家说行呢还是不行？”

“行。”

“行。”

“行。”

吴桐的心松了一下，他没想到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觉得工人们还是通情达理的。他说：“这个问题就这样了，下面大家谈谈有什么要求。”

还是常班长讲，讲的就是刚才叔弟向吴桐说的两项：补发拖欠工资和不许解散机械队。

吴桐觉得事关重大，自己不好贸然表态。他说：“请大家等一下，我立刻向公司请示。”

众人哗然。

吴桐顾不得许多，拿腿走出车间，给何总挂了电话，在电话里报告了现场和工人谈的情况，然后让他表态。

何总说只要工人不去市里闹事，可有限度的满足他们的要求。吴桐觉得何总的话怪怪的，问句限度在哪里呢？何总顿了顿，说地产公司的事应该让宫汉臣答复，你给他打电话，让他表态。吴桐虽不情愿可还是给宫汉臣拨电话，可电话关机，他只好再把电话打给何总。何总气呼呼地说这个宫汉臣要花枪，回头和他算账。吴桐不吱声，等他表态。何总问句必须马上定吗？拖一拖行不行？吴桐说不行，工人要立刻回复，不这样就马上去市里讨说法。何总叹了口气，说那就告诉他们，工资的事分两步走，眼下先付一半，另一半春节前付，机械队暂不撤销。吴桐又问追悼会，墓地的事呢？何总说答应。吴桐又印证似的追问句这几条公司都答应了是不是？何总抬高声音说句“就这样”。吴桐带着“就这样”回到车间。

当吴桐参加过为包师傅一家举行的追悼会，和小汪离开机械队，他并没因自己的“不辱使命”而感到宽慰，相反凭添了一份沉重，觉得自己肩头无形中担起了一份责任，这责任就是代表公司对工人做出的许诺，（工人们让他写下一张保证书，他写了）。白纸黑字，重重地压着他的心。

74

上班不久，吴桐接王前进电话，说已按照他的意见分出几个人去地产公司展开工作，估计一周内可完成那里的评估。他说可以。王前进又说如不出意外，可达预期结果。吴桐晓得王说的预期结果就是零资产。便说辛苦你了前进。

放下电话，他给双桃打去电话，让她转告宫总：评估的人马上便到。要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双桃说她马上去报告宫总。他没把电话直接打给宫，而让双桃转达，自是想让双桃起到“桥梁”作用。由此他领悟到不同的行事方式确会收到不同的效果，他为自己的“茁壮成长”而感到窃喜。

他又想到昨天与关总的见面，想到此他的好情绪戛然而止，他意识到自己与宫的合谋是一项不洁（如果不说肮脏的话）为关总所深恶痛绝的行为。自己昨天还和关总一唱一和，抨击世风之不良，而今天便与这不良为伍，可谓是人格分裂，自欺欺人的。

郁闷中他拨了许点点电话。

“哦，领导。”

“有空吗？”

“是的。”

“聊聊？”

“好的。”

挂上电话，吴桐便打开电脑上网。所谓“聊聊”，也就是网聊。自在香格里拉夜总会分手后，两人没再见面，但有了新的联络方式：“网上见”，因有了夜总会那一幕，言来语去更增添了些暧昧，吴桐有时忍不住敲出个“想你”、“何时见见？”之类字眼，遇这种情况许点点一概回个“真晕”。许点点这字眼用的恰当。自己确有点“晕”。

“你好吗点点？”吴桐用键盘敲出。

“还活着，领导。有什么指示？”

“不敢指示，向你汇报，宫的事开始了。”

“南昌起义第一枪？”

“是。”

“什么时候？”

“今天。”

“要我向你祝贺吗？”

“no”

“为什么？”

“行为不端，有什么可祝贺。”

“谁行为不端？”

“本人。”

“哦。怎么又这么想？”

“接受了再教育。”

“谁是你的导师？”

“关总。”

“噢！你见到关总了？”

“对，昨天我拜访了他。”

“为什么要这样？”

“有事请教。收获很大，一个全新的国企改制模式正在我的头脑中形成。”

“不应该把关拉进来。”

“为什么？”

“有麻烦。”

“咋？”

“不避嫌，避之未恐不及，你倒找上门。”

“关是洪水猛兽？”

“甚于洪水猛兽。”

“你这么看关？”

“不是我。”

“谁？”

“你想想。”

“明白了。”

“明白的晚了。”

“有这么严重？”

“yes。”

“怎么办？”

“不要再接触关。”

“yes。”

“不让任何人知道你去找过关。”

“yes。”

“我下来了。时间久了不行。”

“等一下。那两笔款的事还悬着。”

“不要管。这事不需要你操心。”

“？”

从网络上下来，吴桐思绪繁乱，觉得自己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进不得退不成。

75

吴桐用了几天时间制定了一个自称为吴字“1”号文件（草案）的改制方案（草案），这一厢情愿的行为显然是受到关总提出的那个知识经济理念的启发，另外关总坦荡豪迈的精神也将他的心触动。他一鼓作气，方案就做出来了。尽管他也承认该方案有某种理想色彩（也许超前，不符合所谓国情），但他仍坚信是切实可行的，体现出严肃、科学与公平，他相信任何不抱偏见不存私心的人都能够认同。

接受许点点的告诫，他没有再去挂拉关总，只在电话里将方案说给关总听，在听取了关总的意见建议后，又进行了修改。

他谋求严谨与完善，继续征求各方人士（多是他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同学）的意见，存精去粕，几移其稿，最后从电脑里出来的是“1”号文件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