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吃不吐，一毛不拔说不过去，想玩转皮球就得遵守球赛规则。面对上级的调拨通知书，猪场方面不敢马虎，即使存栏不足也要想方设法完成调拨任务。办法很简单，上农户家中收购；只要不穿帮，只要生物链还存在，花小钱赚大钱的事傻子才不干。

差一点砸锅，来了一张1500头调拨单，并且时间急，任务紧，三天内必须完成调拨任务。拿什么完成？一是没有这么多存栏数，二是没有这么多收购资金。眼看就要穿帮，没办法，场长拉上专员连夜赴省城打点，一纸二号猪瘟病证明书救了万头猪场。居然有人信，居然有惊无险。

文革结束后政策发生变化，打上去的报告没人理睬。

离开拨款就不能活命，猪在吼，人在叫，万头猪场频频告急，一份接一份报告送往省城，最后出现在省长办公桌上。省长责成省财政厅和农畜牧业厅拿出解困方案。省财政厅农财处一名小青年搬出历年资料和计算器，算了两笔账，一笔经济账，一笔投入产出账，概括起来四个字十比一，国家拿出十头猪的钱买回该场一头猪的肉。震惊，气愤，把上级当猴耍？！停止拨款，也没有款可拨。清账。放进灶里的柴退不出来。省长在告急报告上批了十六个大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生产自救，自负盈亏。等于判了猪场死刑。昌州地区行署迅速作出反应，下放企业经营管理权，将万头猪场归还都灵县。县政府采取同样办法，让文山公社接管。科级管县级天大笑话，要知道场长还在做县长梦。现在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怎么管的问题？自身没有造血功能，拔了输血针头只有死路一条。场长异地做官，调到国营农场当了副场长，保留正县级。场部其他职工有路的调走，无路的随猪场自生自灭。就这样苟延残喘半年，直到看不见一根猪毛才人去楼空。

兵败如山倒，一般摧枯拉朽之势来临，附近农民开始顺手牵羊，接下来是明目张胆哄抢一气，上屋顶掀瓦片，掀了瓦片再抽行梁，抽了行梁再下门框，下了门框再背窗户，万头猪场一夜之间成了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