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鬼子的“鬼”(1)

作者: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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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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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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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662字

——评“瓦城悲悯三部曲”的叙事


程文超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鬼子有些“鬼”。这有点像废话。鬼子不“鬼”,他就不是现在的鬼子了。在我的方言区域,说什么人“鬼”,没有丝毫的贬意,而是表达他有本事、有才华、有智慧等等诸如此类的意思。在这些字眼前面加上一个“鬼”字,说这个人有点儿鬼本事、鬼才华、鬼智慧,这些字眼的份量就被加强了,而且还显得亲切。


鬼子的才华和智慧表现在多方面。这里想说的,是他的“瓦城悲悯三部曲”在叙事里所表现出来的“鬼”劲儿,以及这种“鬼劲儿”与我们时代的深刻关联。


一、叙事动力与悲悯情怀


作家的出道,与潮流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你的创作与当时的文学潮流吻合了,你就可能受到关注,就可能成名。如果你在潮流之外,想要受到关注,就难了。于是,新时期的作家往往成“捆儿”的出现。用某个名目,把一批作家捆成一堆。这一堆作家可能就同时出名了。当然,成名之后,你还认不认那个“捆”、那个“堆”,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当然,也有例外。鬼子就是其中之一。鬼子的真正出道,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正不断吸引文坛眼球的时候。如果说鬼子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语境,那不太可能,因为鬼子在决心重新写作前,把近年来在中国有影响的作品全部找来看了一篇。他不可能不注意到正在影响中国文坛的新走势。但鬼子的“鬼”就在这里,他看所有人的作品,是为了不跟所有的人走,他对创作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追求。再说,鬼子不是七十年代人,他犯不着混在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堆里充时尚。于是,在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似乎要在文坛形成一个大漩涡的时候,在大江的回旋处,冒出了一处水花,这水花越冒越大,竟变成了一个大水柱,直向天上冲去,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发现,出现了一个独特的作家,他的名字叫鬼子!


这个叫“鬼子”的人有点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爱、性、欲,已经成为文学写作的最大亮点。而鬼子不靠爱情、不靠性,却能把故事写得十分有吸引力,写得精彩得让人放不下。这在五六十年代容易做到,在今天,却太难了。因为今天的读者不好侍候。人们都忙,你不能一下子抓住他,他早就把你的作品丢到一边去了。但鬼子却做到了。这是我对鬼子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


鬼子的故事,都有一个强大的叙事推动力。它推动着故事不断地走向高潮,也吸引着读者不由自主地攒紧着杂志或书本。


大凡好作品,都会有较好的叙事动力。鬼子作品并不因为它有叙事动力就成了值得一说的佳作。重要的在于,他的叙事动力有其极具个人色彩的特色:它往往由一个小事件演变而成,或一小块脏肉,或一个未过成的生日。开始,你对这小事件也许不太在意,或者,你并不知道这个小事件,将来在故事中会发生那么大的作用,你会把它当作一般的事件去读。但读着读着,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小事件,不断地推动着故事发展,滚雪球一般把故事扩大,最后竟把故事推到你完全意想不到的、惊心动魄的程度!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就因为一小块脏肉,最后竟至于闹到家破人亡。《瓦城上空的麦田》就因为一个未过成的生日,最后让两家三口人撒手西去。《被雨淋湿的河》的主人公就因为想挣一点钱,钱没挣着却丢掉了性命。


把这些由小事件演变成的叙事动力稍作抽象,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是些小欲望,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小欲望,或物质的,或精神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里的母亲为了找到父亲,以解决生计问题,是物质欲望。《瓦城上空的麦田》里的乡村老汉李四为了让生活在城里的儿女记住自己的生日,是精神欲望。而《被雨淋湿的河》晓雷的言行里,既是有物质欲望,也有精神欲望。


我需要在这里插一句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把欲望仅仅当成了物质欲望、肉体欲望。其实,人的欲望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肉体的,也有心灵的。欲望与需要相关,或者说,需要就是欲望。美国着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多种层次,它们是:1、生理需要,也是生存需要,这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但它并不是需要的全部。在它之上或之外还有,2、安全需要;3、归属与爱的需要;4、尊重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这一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成了人们的常识,但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却将这一常识忘记了。我现在想提醒人们回忆这一常识。当然,我还想说,人们的物质欲望与精神欲望并不是一个层次满足了,才走向下一个层次的。处于生活底层的人们并不是没有精神欲望。


让我们回到鬼子,回到鬼子的叙事动力:挣扎在生活底层人们的小欲望。这些欲望都很小,但在这些人们那儿却无法得到满足。于是,鬼子的叙事动力便产生于这样一个机制:寻找破灭。寻找欲望的满足希望破灭;再寻找再破灭,直至生命的消亡。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里“我”母亲因为失业、贫穷,偷了卖肉者的一小块脏肉,被人发现。这事儿一般来说,母亲当时受点辱骂也就过去了。没想到却导致了父亲的离家出走。家里出现了生计问题。当母亲听说父亲已经回来,并和一个妓女住在瓦城饭店的老楼里后,叙事就把母亲推向了一个更大的苦难之中:寻找父亲。终于,母亲的希望破灭。第一次的希望破灭导致母亲的第一次自杀。母亲被救活后,生计出现更大的问题,逼着“我”天天去饭店守候父亲。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进入饭店的美容屋打工,这样既能守候父亲,又能有点收入。不想,“我”又被假意关心我的邻居马达诱奸怀孕。这件事导致母亲的第二次自杀。这次她成功了。第二次自杀是因为母亲的希望完全破灭。如果说,找不到父亲,女儿还能成为她将来的希望的话。那现在,连将来的希望也无望了。希望破灭,再希望再破灭,使母亲走完了她悲惨的一生。


《瓦城上空的麦田》里的李四,因为几个在城里工作的儿女忘记了他的生日,一怒之下进了城里,要让儿女们记住他的生日。他的要求并不高,只不过要求一点被儿女们尊重的权利。没想到,让儿女们记住他生日的目的没有达到,却让关心他、与他喝酒的胡来老汉丢了一条性命。而胡来的死却被李四弄成了李四自己的死。骨灰送回乡里,吓死了老伴。当孩子们回家奔丧后返回城里,李四作再次努力,希望回到孩子们的身边,儿女们竟把他当成捡垃圾的老头子胡来,认都不认他。李四连告状都告不进,只好当街撞车自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希望的反复破灭,终于让李四失去了生的意愿。


《被雨淋湿的河》里的晓雷,只希望到出门打工挣点钱。没想到却碰到了不给钱的不义老板。晓雷失手打死了他。转到一个服装厂,又碰到老板为一件衣服要全体工人下跪。晓雷反抗了。回到家里,他又为当地教师的工资被扣问题组织教师集体示威。事件之后,他进了一家煤厂。但煤厂老板与教育局长是亲戚。晓雷被人不动声色地害死了。


三个作品中,没有一个小人物的小欲望得到过满足,也没有一个小人物为寻找小欲望的满足而不丢掉性命。


这样一个叙事动力、叙事机制不仅给鬼子的带来一个奇佳的艺术效果:故事线条清晰、简明,但吸引力特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叙事动力、叙事机制,是从社会底层人生里挖掘出来的。它是叙事手段,更是人生思考。它的叙事机制本身就揭示了底层人们苦难的生存方式。于是,鬼子就用一个个小的人物故事,写出了底层人物的大的人生境况。他在不断地追问:小人物的生存怎么就这么难?鬼子的此前的人生,有过诸多吃苦的经历。在创作的时候,他没有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纱的东西,他没有背叛自己的人生经历、没有背叛自己的人生感受和思考,更没有背叛一直在底层生活的小人物。鬼子的叙事动力里,有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大的悲天悯人的叙事情怀。


二、双重叙述者与思想空间


让我们先看《上午打瞌睡的女孩》里的一个细节。为了寻找父亲,母亲半夜把我拉到饭店。饭店竟没有父亲的住宿登记。于是母亲拉着我一个一个房间听父亲的呼噜声,没听出来。母亲又要以人梯的方式从天窗上审视房间。可怜母亲瘦小的身躯能经得起女儿的身体吗?但她硬是从地上挣扎了起来,把女儿送到了天窗。检查了几个房间之后,母亲还是不行了。但谁也没有想到,她会对女儿提出这样的要求:“你蹲在下边可以吗?”一个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女儿呀!看到这里,我们对母亲的歇斯底里、对母女俩的悲苦,产生了深深的同情。我们体验到了一种无奈。在这样的无奈之中,除了同情,我们还能干什么?


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同情”是从叙述的什么地方传给我们的?这里的叙述者是女儿寒露“我”。“同情”,不可能从她的叙述中传给我们。因为她是事件中人,此时她正在痛苦之中,正泪流满面。她没有可能跳出来,站在一个高处去同情自己和母亲。或者说,此时的叙述者“我”只在讲着一个正在进行着的故事。


但是“同情”这种情感确实是从叙述中传给我们的。于是,我们发现,在显在的叙述者“我”的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叙述者。是他,在真正左右着故事的发展,是他在将各种情感与情绪传达给我们。这样,我们在这样一段故事里,就看到了两个空间:一个故事的空间,一个情感与思想的空间。显在叙述人给了我们故事的空间,而隐藏叙述人却一直在给着我们情感与思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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