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鹦鹉学舌演故事早岁哪知世道险(2)

作者:朱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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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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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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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918字

武威初中校门口的两侧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这是不言自明的校训。自住校以后,学校管理得很严,学习生活紧张有序,早上六点钟起床后的两个钟头内有很多事情要做:盥洗、早操、早饭、早自习样样都是按部就班。八点以后要整整上四节课。午饭后要按时午睡,每到此时,值班老师要到每个宿舍查看。有一次值班老师来到我班宿舍,一进门就问:“你们都睡着了吗?”一个同学不知老师问话的用意,贸然回答说:“睡着了。”老师说:“你是在说梦话吧!”老师走后,大家讥讽他是“二百五”。就是这个“二百五”经常搞一些恶作剧。一次用纸包了一包石灰放在教室门扇的顶上,老师推门进教室时撒了老师一身,最气人的是他不睡也不让大家午睡,光着屁股在同学的头前走来走去,还做一些下流的动作。由于他品行不端,劣迹太多,后来被学校开除了。


当时,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有两个女同学已经结婚了堪称班里的“老大姐”。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在老大姐的带动下,女同学常给男同学洗被子,缝补衣服。一次女同学帮我把被子洗了正在缝的时候,给我洗过被子的那个女同学对我有点责问的口气说:“怎么搞的,你被里上斑斑点点。一团一团的脏东西,怎么也洗不干净。”,那斑渍是我的初次梦遗,她这么一说,我顿时脸红了,像有一个酸枣核卡着了喉咙,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旁边一个结了婚的女同学看破了“天机”低着头嗯了一声,并说:“傻丫头,小心别把手扎了。”这才给我解了围。那个女同学的发问并不奇怪,当时,最先进的去污用品就是肥皂。斑渍是除不掉的,另外那时生理知识是学生的禁区,许多人都羞于启齿,她当然不会想到这是男孩子青春期的生理现象。


“傻丫头”并不傻,在数学和体育方面是班里的佼佼者。她身材匀称。手脚麻利,每年春秋两季的运动会上,在竞赛项目中准能拿到几个第一。她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女孩。一次在千米决赛时,老师安排我和她的同桌到终点迎候照顾她。她第一个冲出终点后,我俩迎上前去,两只胳膊紧紧地搭在了我俩肩上,几乎是搂着脖子,在惯性的作用下推着我俩走了好几步,由于事情的紧迫和情绪的紧张,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但有不少窃窃私语,比比划划,把目光投向了我们,那目光有惊叹、惊奇、惊诧,她猛然间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脱手自己走出了跑道,顿时,我也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件事别人怎么议论并不奇怪,蹊跷的是日后和她同桌的关系微妙起来,我也对她那一次的亲近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坐在他俩的后面,发现他俩眉来眼去,有时还搞一些小动作,老师还没收过他俩写的纸条,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时上晚自习,晚钟一响,住校生和走读生都准时进入教室学习。晚自习前后两排对坐在一起,四人一组,中间点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灯光熹微,灯花闪闪,看书的、写作业的,每一组都是对影成八人的景像。自习后由学习委员把作业收齐送到老师的住处。老师更是辛苦,那么晚了还在备课、批改作业,经常是齐眉伏案、挑灯夜战。


晚自习不像上课那样要求严格,可以到室外背诵、朗读或探讨问题;不过出去的时候必须向班长打声招呼。一次刚上晚自习不久,“傻丫头”和她的同桌向班长打了声招呼,悄悄地走出了教室,直到第一节晚自习下了,还没有见到他俩回来,到第二节晚自习的中间,在班主任老师的监视下走进了教室。同学们用惊诧的目光看着他们。班主任老师有些生气的走上讲台说:“有些同学的关系极不正常,竟然把笑话闹到了派出所。派出所是什么地方?那是阶级斗争的现场。”讲了这几句,老师就走了。


“傻头”和他的同桌到底出了什么事,老师如此上纲上线,同学们都蒙在鼓里。后来才知道,那天“傻头”来上晚自习时把作业本落在了家里,她求同桌用自行车捎她到家取作业本,在回来的路上撞上了行人,那人是个无赖,根本就没有伤着,死皮赖脸缠着不放,过路的人怎么劝解那无赖也不听,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察把他们都带到了派出所,所长认识这个无赖,把他敲打了一顿,无赖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派出所所长怕路上再遇纠缠,派警察把他俩送到学校。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后,班主任老师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地很紧,才出现了对“傻丫头”和他的同桌“关系极不正常”的批评,使同学们增加了对他俩微妙关系更多猜疑。


自从“傻丫头”和他的同桌遭批后。班主任老师几乎每晚上来一趟教室。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讲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讲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讲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资产阶级右派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她希望同学们提高警惕,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并要求同学们到工人、农民中间搞社会调查,揭露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批驳资产阶级右派的胡言乱语,用实际行动保卫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


老师在我们的脑海里描绘着生动、残酷、美好的图画,那激进的言辞和义愤的神态,打动着我们年少的心灵。同学们利用回家的时间走门串户、去接触社会、涉足人世间的沧桑,用实际行动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


我是少先队的大队委员,老师特别要求我们这些人积极行动,在社会调查中做出榜样。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教育和期望,我回家后走访了几个曾给地主扛过工的贫雇农,其中一个被老辈们称为严大哥的人。给我讲了以下的故事:


旧社会衣食无着的穷人,常是头插草苗自买本身,找活时手上拿着或脖子上插着一根谷草在人市上等候雇佣。奸猾的地主在这些人群中挑几个到家中进行“食选”,让他们放开肚皮吃饭,看谁吃的多;然后把吃得多选几个领到场院举石磙,这叫“力选”,能举起石磙的就留下做长工。


会经营的地主,很懂得人是铁饭是钢的道理,他们不怕长工吃。最怕长工懒。特别是春种夏收的时候,那是龙口淘金,虎口夺粮的季节,就那么几天,过了节气,种上的长不好,长成的要歉收,在这个时候,地主千方百计的让长工多吃多干,每日三顿饭中间还要加两顿“腰食”,有时那“腰食”还是白面馍呢。


地主如此慷慨,如此“加油”,他们是算过账的,多种多收的部分,比那几顿“腰食”多得多,况且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懂得是我们这些长工给他们创造了财富,他们把粮食拿出去放债,“驴打磙”的利又是一大笔收入。当然,在地主中也有吝啬鬼,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地主,总是想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多吃草、还经常克扣工钱。打骂长工,甚至把牲口粪便中的粮食收拾干净让长工吃的也有。


我曾经过“两选”后给一个地主家当了长工,那时吃的很缺,这个地主财大气粗,仗着他囤积的粮食多,动不动就说:“如今这世道,有粮就是爷。”他经常冷语的嘲笑我们:“只有我这粮食大户,才能养活起你们这些饿死鬼,不要以为你们年轻力壮,没有我那干粮馍馍,你们的力气从那里来的,不要以为你们能行。那些活都是我的干粮馍馍干出来的。”听了这些气人的话,我们想了一个惩治他的主意。一次边对地主说:“明天中午我们不回来,想把那块地一次犁完,午饭和腰食给我们烙成饼子吧!”地主听了很高兴,晚上叫厨房给我们烙了几张饼。第二天,我和另外一个长工带着饼子,赶上牛,慢悠悠的来到地里,套好犁铧,把饼子挂在牛角上,到地头睡觉去了。暖洋洋的日头照在身上,舒服极了,不知不觉地睡过了中午。那天中午地主兴高采烈地来看我们犁地,老远看到牛在地里,却不见人影,还以为我们在地坡处吃午饭呢,到了地里才发现我们在地头睡大觉,连犁沟还没有开,生气地在我们屁股上各踢了一脚,才把我们惊醒。我们什么也不说,只是望着牛角上的饼子发笑,地主见我们笑的奇怪,也往牛站的那边望去,才恍然大悟。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气呼呼地走了。之后再也不敢说“干粮馍馍干活”的话了。


这个长工讲的这些故事很有趣,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他是生产队长,平时对他有些敬畏,也很相信他讲的都是真的。返校后在一次社会调查的汇报会上,我几乎原封不动地讲了这些故事,同学们听地津津有味,有时还发笑,老师却眉头紧锁,认真地记录着我的发言。


会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详细询问了我家和严大哥的情况,并且作了笔记;然后对我说,你是少先队的大队委员,怎么连一点阶级觉悟也没有。对调查不加分析,就敢拿到会上讲。旧社会地主阶级横征暴敛的剥削农民,穷人吃糠咽菜,当牛作马,那里有让长工吃饱饭的地主,那个队长胡言乱语。不是坏人,也是阶级立场有问题。而后老师亲自到我们大队调查,紧接着取掉了我的少先队大队委员。


当时武威初中的教师队伍十分年轻,从南方分配来的大学生居多,有的来自上海,有的来自广东,有的来自四川,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满怀豪情地来支援大西北的建设。这些出校门不久的学子,英姿飒爽,风华正茂,书生意气,谈古论今。他们中有好几对是为结良缘,比翼而来,其中的爱情故事引发着同学们的好奇心,他们的前程祸福也成了同学关心的问题。


反右斗争搞得如火如荼,老师们成夜成夜的开会,学校的气氛十分紧张,没有几天几个老师被停职反省了,教导主任也在其内。据说在一次交心会上,他的女友和他分道扬镳了,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和她的男友划清了界线,就这样他们撕裂了原有的恋情,又成了同学们纷纷议论的话题。


就在这紧张激烈的时期,班主任老师又一次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人,其中一个问我记不记得“书中有黄金”的打油诗,我说:“记得”。还天真地想给他背一遍,刚开口时,这人制止说:“这是一首反动诗,你还背什么。”紧接着问我“这首诗是不是袁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他这一问,听到他说的“反动”二字,又联想到班主任老师对我“连一点阶级觉悟也没有”的批评,我有点害怕了,话到嘴边也不敢说了,班主任老师也斜着眼睛,欲言又止,这一瞥,不知是鼓励还是胁迫,我便开了口:“我没有见他写。”这人稍缓和了一点口气说:“不要紧张,你好好想想,那黑板上的笔迹像不像袁老师写的?”我说:“那字写的很好看,同学们写不出来,好像是大人们写的。”那人紧逼说:“是那个大人写的?”我说:“也许是老师们吧!”这个问题的调查好像有了眉目,他再没有往下追问。


就在这个人攀问我时,另一个人用散页红格纸认真的做着笔记,他停下笔后,拿出一盒印泥,叫我在稿纸上摁手印。我听奶奶说过,摁手印就是画押,画了押的东西就是人家的执把,我有些犹豫了。这时班主任老师站起来问我:“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是实话就摁个手印,有什么怕的。”我想我说的都是实话,摁就摁,于是在稿纸上重重地摁了一个手印。事后我回忆起一次袁老师回家时,文教助理员给我们上过一天课,那打油诗的字迹和文教助理员的字迹有点像,但要重新作证时为时已晚了。


当时,我们这些初中年级的学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运动,也并不懂得斗争的实际意义,但从老师们沉郁冷峻的面孔中觉察到了斗争的严峻和情势的严重。运动中我尊敬的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是重点排查对像,语文老师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在学校也有点名气;历史老师是武威通,曾经给中央的大首长当面介绍过武威的历史情况。运动后期这两人都被打成了极右分子,送到河西一个叫夹边沟的农场劳动改造,茫茫戈壁成了他们的归宿;教导主任被定为内部控制对象,调离了学校。我的班主任老师在运动中自始至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火线上入了党,并且得到了升迁,接替了曾是她恋人的那份教导主任工作。袁老师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了公职,遣送回家,由当地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袁老师被打成右派后,我一直对那红格稿纸上摁的手印提心吊胆,觉得有可能愧对这位仁慈宽厚,爱生如子的启蒙老师,果真是有害于他,总想对他当面忏悔,遗憾的是他离开新关后,再也没有见到他,所幸的是,一次是火车上遇到他的一个同宗兄弟,向我讲述了他回乡后的坎坷经历和晚年生活。


袁老师戴着右派帽子回到家乡,起初村里人不识这顶帽子的色彩和轻重,念他祖上对乡亲们厚道,又是一个书生,出于对他的怜悯,在农活安排上有些照顾,劳动工分和他的同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后来,右派分子和地富反坏一样,也是阶级敌人的说法,使他常常看到警惕和歧视的目光。不久生产队把他打人了另册,划入了“五类分子”的行列,劳动时和地富反坏分子安排在一起,工分也比他同龄的社员差了一级。有时给他安排一些不计工分的“赎罪”活,但修河、打坝、放牧、饲养之类的活不派,怕他逃跑和破坏。生产队长还定期训话: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好在他有些文化,以看书、写字排解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寂寞。也是应了那句“秀才倒霉当医生”的古话,给人看病开药,一些感冒拉肚子之类的常见病,吃了他开的药也还顶用。他还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逢春节,还能红火上几天,求他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在社员的眼里,他还是和那些“四类分子”有些区别。那年生产队的一个老记工员死了,当下找不到一个能写会算的人代替,当了记工员。可是好景不长,拔白旗、插红旗那会儿,生产队长死活不承认他隐瞒了产量问题,他也被牵连了进来,还给扣上了“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的罪名,用罚站的方式逼迫他们交代,不知谁出的坏着,在门外的雪地里泼上水,在水与雪结块的冰地里站着低头赎罪,工作组和积极分子们在屋里烤火,监视着他们。生产队长冻得忍受不住了,只好“承认”隐瞒了产量,而他却是一字不吐,一直站到天亮,却被冻坏了脚,落了个跛腿的残疾,再也不能下地劳动,生产队破例让他当了队里的饲养员,有苦也只好去给牲口说了。


这位乡亲讲到这里不再讲了,眼看快要到站了,站起来收拾行李时却又发起了议论:人啊!只要把住嘴头子、手头子、球头子就不会犯罪。读书人的嘴头子就像那桦木桠叉又硬又杂,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乱说,右派帽子还不是自己说出来的;人家生产队长都承认了还不顺水推舟,死是个嘴硬,使自己落下个半死不活的下场,何苦来!这位乡亲话音刚落,提着行李下车了。袁老师后来的情况怎样,至今我没打听到。


无独有偶,我高中的化学老师也姓袁,也是一个右派,虽然他的处境比我的启蒙老师好些,但也坎坎坷坷,从中学贬到小学,在“文化大革命”时几经磨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抬起了头,又从小学调到中学,在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时期,调到大学任教。遗憾的是他的不少学生已是高级职称的时候,他从讲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也许是他经历的曲折和磨难太多,悟出了什么,我去看望他时,从不提过去,而是恬淡地面对现实,并且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向前看,按照现在的样子发展下去,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