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光明寺里学童惊魂万寿宫前傻瓜叹美(2)

作者:朱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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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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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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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584字

在找我扮演羊娃角色的那天,方梅、袁老师和文教助理员都来到我家。方梅对婶婶说:“你娃活泼,能演好这个角色。”袁老师说:“这个学生记性好,背台词没问题。”文教助理员面对婶婶说:“就让他扮羊娃吧!娃娃们从小接受锻炼才有出息,要叫他们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是阶级斗争。打倒地主恶霸是阶级斗争,戒烟运动是阶级斗争,闹鬼风波和迷信活动都是阶级斗争,我们演的这个戏表现的是阶级斗争,你是土改积极分子,要站稳立场,和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当时我年小不懂什么叫阶级斗争,就连婶婶也对这一连串的“斗争”糊涂。说:“你们看他行,也就让他去斗争吧!”


《王三保戒烟》排成后在光明寺里演出,那是一个欢送土改工作队的盛大晚会。操场上点着一堆篝火,光明寺里人山人海。随着篝火点起,秧歌队先开了进来,男青年头上裹着羊肚子毛巾,女青年腰里系着红色或绿色的绫带,变换着步伐,相对穿梭,扭来扭去,显示着自由和快乐,腰鼓队紧跟其后,更使晚会气氛热烈。


秧歌队和腰鼓的表扬结束后,各村的拉拉队开始拉歌,使晚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各村之间形成相互对垒的拉应双方,拉方先唱一支歌,然后用激励和挑逗的言词,想办法让对方唱歌。拉方刚唱完,应方领队高呼“唱的好不好!”应声而起“好”“再来一个要不要!”又是应声而起“要!”拉方群众情绪激昂:“该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大方,不会唱,学着唱,唱得不好也鼓掌!”总之千方百计叫对方唱歌。拉应双方你挑我逗,歌声此起彼伏,晚会十分热闹。


有一个村的拉拉队歌声刚落,文教助理员向方梅发起了进攻;“方梅同志,来一个吆!”方梅大大方方地站起来,向前跨了两步,唱了一段《小二黑结婚》中的唱段“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方梅的唱音刚落,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紧接着工作队的人又把矛头指向了赵区委,赵区委亢调高歌,用他那纯正而豪放的陕北腔调唱起了《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王三保戒烟》是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也赢得了掌声。第二天方梅又轮到在我家吃饭。那是她在我家吃的最后一顿晚饭。在吃的时候她向婶婶讲了她的身世。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在天津开着一个印染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甘肃,刚好遇上土改运动,被派来接受锻炼。临走时她留下一顶灰色的棉军帽和一只口琴做纪念,正是这只口琴调动了我的音乐细胞,以后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还喜欢唱歌。更使我怀念的是我盲流新疆时巧遇了她的妹妹,此人救了我一命,这是后话。


土改时,含辛茹苦,饱经***的尤妈在政府的安置下迁移到了碌碡,在那里分得了土地,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后来,长期在外地闯荡的大儿子回到了家中,当了大队的书记,海娃参了军,尤妈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黑万兴受戒烟运动的威慑,悄悄地溜进了东关,干起了打井的活计,后来惨死在了井下;黑玉龙因盗窃罪被判刑劳改,在越狱时被击毙;白寡妇带着虎娃和玉琼艰难度日,在三年困难时期被下放到了远离县城的青林公社,文化大革命后我见过虎娃,说落实政策后他家又搬回了县城,以打井为生计,我也告诉了他黑玉双的情况,他好像不以为然,自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院子里唯一的伙伴就剩下长娃了,他患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病,不能行走,迟迟未能上学。一天,我牵着毛驴,他骑在驴上,由他大哥扶着去东关一个叫“宋应海”的诊所治疗,宋应海抄着外地口音,和颜悦色地问了病史后,很快地在他的腿上和腰部扎了几根银针,可以说是手到病除,半个钟头后,长娃奇迹般地走出了诊所,再也没有骑毛驴回到家中。自后,神奇的针灸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上大学以后,在空闲的时间看了几本针灸方面的书,并在自己身上扎针,寻找穴位的感觉,后来也给别人扎针,也治好过一些疾病。


长娃病好后上了学,初中毕业后进了翻砂厂,不久参了军,一九六一年我上大学不久,他把积攒下来的微薄的军贴,给我寄了二十元,在那个时候。这些钱可谓是雪中送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份情意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


长娃退伍后,几经周折,安置在了兰化工作,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多了。我们之间虽然叔侄相称,但更多的是朋友感情。二○○三年十二月六日晚,就在我追忆这段往事时,突然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享年六十二岁。我震惊不已,惋惜之至,他的音容联翩浮现,使我彻夜未眠。


土改运动结束,文教助理员当了乡长,袁老师仍在光明寺教书,他常到我家走访。一九五三年我初小毕业了,要继续上学,就得报考城里的完全小学。奶奶说:“初小毕业也算是半个秀才了,眼睛也算睁开了,男儿八岁成丁哩,在家放驴拔草,在大些了到合作社里挣工分吧,还能减轻你爸爸、婶婶的负担:再说羊家坝河里的山水下来,你也过不去,学也就上不成了。”袁老师知道了奶奶不再让我上学的消息,到家里来做动员说服工作,婶婶也很支持,说:“他还小,身子也弱。下地干活人家不会要,他放学后放驴拔草,也是两不误。”这样奶奶同意了我去进城报考。


果然不出奶奶所料,在考试那天,羊家坝河猛然涨了齐腰深的水。早上我和同班好友张全站在河边,望着滔滔河水,心急如焚,此时,后面来了一辆马车,那赶车的人正好是李家干爹,他得知我们要进城考试,把手一摆,我们二人上了车,李家干爹站在车辕上扬鞭跃马,旋风般地把我们拉到了河的对面,我俩紧走忙跑,准时进入了考场,后来我和张全都被录取到了建国路小学。


建国路小学,旧时叫万寿宫,曾是武威城里一个有名的学堂,它地处东小南街的南尽头,往东斜对面二百米处就是东小南门。东小南门外是陈家花园。最初我们上学是过羊家坝河,经过东关,穿过东大街折转小南街到学校,这条路基本上是一个半圆形,大约要走一个小时。


为了赶时间,每天早上奶奶或婶婶总是早早起来给我做拌面汤吃。拌面汤做起来很快捷,先把水烧上,等水开了把切好的土豆或菜下到锅里煮一会儿,在把干面粉撒到锅里,前后十几分钟饭就熟了。我三口两咽把饭吃完赶紧背上书包出门,就这样还经常迟到。有时来不及吃饭,就饿着肚皮去上学,中午放学回家时就头昏眼花。


一天我和张全同时迟到了,在教室门口喊了几声报告,老师让我们进去站在讲台边,他在黑板上写了“次货”两字让我俩分别念了一遍,同学们都在偷偷地笑,我们感到是一种极大的耻辱。以后我们商量不再走经东关那条路了,而是从上河滩经过三十大院那条路,这条路基本上是一条直线,到学校也就是半个钟头。


上河滩是个乱坟岗。三十大院是回民集居的地方,它的背后是陈家花园,中间有个夹道,常有野狗、狼和其他野生动物出没,人们都都不敢行走。在夏天早上通过这里也不算什么,最多能见到暴露出的棺材板和死人骨头。有时还会碰上几只野狗。到冬天,我们通过这里时天还是黑咕隆咚的,从上河滩到小南门。一路上都能见到鬼火,起初真有点毛骨悚然,后来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有一天早上,我和张全走出上河滩,从身后跑来一条狗,我俩都有些惊慌失措,那狗可能嗅到了什么,没有理我们,夹着尾巴径直的往前跑。不一会我们听到了狼嚎狗吠的声音,我俩都吓得不敢往前走了,只好掉头走原先走过的那条路,结果又迟到了。中午放学回家经过那里时发现有散乱的谷草和血迹,才明白狼和野狗在夺食。


此后,我俩还是壮着胆子走陈家南园那条路,逐渐地胆子大了起来,遇到抛尸露骨的情况也不在乎,鬼神之事在我们脑海里也没有概念。后来胆子越来越大。


这年秋天,武威在镇反运中一次枪毙了三十多个反革命分子,刑场就在小南门外的荒滩上,中午放学后路过这里,我们也窜进人群观看,解放军正在一个个地验尸,我胆大妄为,也扒着亡命者的脑袋看,解放军没有阻拦。还说这娃娃胆子真大。下午放学后我从东关经过,在“宋应海诊所”门口贴着一张枪毙反革命的布告,那上面有“宋应海”的名字,我很难相信这个给我留下慈善面孔的医生是反革命。一个看布告的老者叹道:“妙手为他人回春,居心使自己丧命: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在建国路小学上学,我和张全还不算是最辛苦的,我们同班还有几个家住在高坝儿的同学,他们起得更早,步行十几里来到学校,中午不回家,用干馍和炒面充饥。另有几个家在清源的同学,最初也是步行二十多里来上学,几乎每天迟到。后来几个人在学校周围租了一间房子居住,由房东给他们做饭吃,虽然不迟到了,也有了充裕的学习时间,但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辛,那房东克扣他们的口粮。使他们经常吃不饱,入冬后房子里没有热炕,也不生炉子,土炕上铺着厚厚的麦草,几个人挤在一起过夜,后来这几个同学接二连三的感冒发烧,实在熬不下去,多数人就辍学了。


新关和县城虽然一河之隔,但家在城里的同学还是把我和张全看做乡里娃,那些高坝儿和清源的同学,在他们眼里更是土疙瘩了。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乡里人”,我们这些“乡里人”很争气,也很团结,每当“城里娃”欺负“乡里娃”时,“乡里娃”一轰而上常常使“城里娃”难堪。好在老师把我们和“城里娃”同等看待,“乡里娃”大部分学习都好,班干部中“乡里娃”占多数,“乡里娃”管起了“城里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