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狱中二十年——众逃犯(1987年4月19日~4月24日)(6)

作者:玛丽卡·乌夫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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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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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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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748字

我们商定去宾馆的小录像厅待着。我们先前发现它时,就把它当成了我们的避难所。它是一个极佳的藏身之地。我们在里面看着百看不厌的彩色电视。我们不懂什么卫星转播,弄不明白怎么西班牙的电视频道在摩洛哥也能看到。


贝尔纳·达尔特维尔律师4月23日早上很晚才来,由背着照相机的埃尔维·凯里安陪着。在机场,没人间他们采访的对象是谁,很顺利地就放他们入境了。但当他们回去时,情况就不同了,被警方盘问了两次才放行。


达尔特维尔律师跟我们说法国很愤怒,发表了谈话,法国的人权组织也发表了声明。他向我们信誓旦旦地说,法国的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我们的利益则更加重要。然后,他把密特朗总统的电报给了我们:


“你们应该感到自豪,因为尽管世界上还有成百上千万的儿童在遭受迫害、屠杀、监禁,但是你们将是唯一没有屈服、继续坚持斗争到底的人。”


他让我们在一张纸上签字,声明我们承认基埃杰曼律师事务所被授权为我们辩护。然后,他对我们说,得为我们拍照。正当凯里安要按动快门时,门开了,那个在我们出去之前盯了我们很久的服务生出现了。


达尔特维尔律师约我们晚上再次见面。他走了之后,我们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我们终于翻过了喜马拉雅山。我们引起了媒体和舆论的关注,有人听我们陈述了,开始认真地对待我们了。整个白天,我们这种心花怒放的劲头在不断地增强,我们一个劲儿地谈论着胜利在望,我们很快就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了,我们全家人眼看就要团聚了。


晚上,达尔特维尔律师独自一人来了,他告诉我们说,一切安排就绪,定于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让我们离开。我们得先去丹吉尔,一进到法国领事馆,就安排我们搭乘飞机,飞往法国。


我怀着某种忐忑的心情提醒他说,事情已经暴露了,宾馆服务生撞见我们一起待在录像厅里,宾馆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越来越感到怀疑。这么等下去,肯定非常危险。达尔特维尔律师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是叮嘱我们多加小心。


待他走后,我们更加地提心吊胆,惴惴不安。


入夜,我们往宾馆客房部走去。我们肚子很饿。3天来,我们只是喝点咖啡,抽几根烟。各处餐厅门口都竖着牌子,画着彩色立体状的饭菜十分诱人,可是我们只能买点奶酪和面包,大家分分。我们走到了那对西班牙夫妇的房间旁,敲了敲他们的房门。


那个男的开了门,他穿着裤衩,顿时一愣,看了看我。


“点炮?”我面带温柔的笑,用法语问道。


这个词是世界各国时尚男女的流行语,像芝麻开门一样。


他也笑了,请我们进屋里去。他妻子没穿衣服,躺在床上,见我们鱼贯而入,一声尖叫。那男子立刻走上前去吻了她一下,让她镇静下来,随即便请我们在长沙发上坐下。通过对他俩3天的仔细观察研究,我们知道他俩“志同道合”,在吸毒、***、游玩等方面,趣味相投。


他卷了一支烟,抽了几口后,递给她妻子,然后又递给我们。我们假装也抽了一口:我们吸取了咖啡药的教训了。拉乌夫模仿路易·德·菲奈斯在《圣特洛佩的警察》中的表演,把那个“炮”递给了我,神情专注地说:


“爱,爱……”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那对小夫妻也学起我们的样子来。我们认为我们之所以这么大笑不止,是那支“烟”使然。


他俩已经抗不住了,终于睡着了。我们也倒在长沙发上睡了。


东方拂晓,鸟儿唧喳,吵闹个不停,把我们给吵醒了。那对西班牙小夫妻异样地看着我们。他们似乎对我们出现在他们的房间里颇为惊诧。然后,他们便想起了昨晚“点炮”的事来。那年轻的西班牙女郎温柔亲切地让拉乌夫去洗手间。


我们每人轮流彻底地洗漱了一番,这还是4天来的第一次。通常,我总是避开镜子,怕看见自己的那副尊容。为了遮丑,我拿起架子上的护肤品,狠命地抹了又抹。玛丽亚也学着我的样儿,抹了厚厚的一层。


我们与他俩告了别,一再地表示了我们的感谢。我们径直走向酒吧厅,去等达尔特维尔律师。


这时候,我们突然听见总服务台在喊:


“乌夫基尔小姐电话……”


我装着这不是在叫我的样子。我不是叫阿尔贝蒂尼吗?


说实在的,我一直不相信我们会摆脱困境,即使是胜利在望了。本能在提醒我,我们会被抓住。即使是当我们沉浸在欢乐之中时,我也没有低估我的敌人。不过,这已经无所谓了。我们已经下了赌注,那就去争取最好的可能性。


我对我们兄弟姐妹几人感到自豪,父亲在世的话,也会为我们而骄傲的。


“乌夫基尔小姐电话……”


已是1987年4月24日星期五上午10点25分了。我扭过头去朝宾馆大堂看去,没看见达尔特维尔律师的出租车,倒看见一辆警方押送囚犯的警车在玻璃大门前停了下来。


从警车上下来了十名警察,身着黄色警服,端着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接着,一辆、两辆、三辆……一共10多辆警车开了过来。


从每辆警车上,又下来一串警察。


我用胳膊肘触碰了一下拉乌夫,悄悄地对他说道:


“有警察。是冲我们来的。”


警察迅速跑步进来,分两排站好。那对西班牙小夫妻刚往下走,来找我们,一见警察,立刻返身,跑回去了。


他俩除了“点炮”而外,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被逮捕


五六名警察冲向我们,其中一位命令我们拿出身份证来。


“你是玛丽卡·乌夫基尔?”


“不是,”我高傲地回答道,“我姓阿尔贝蒂尼。”


我豁出去也要保持住尊严,以摆脱困境。拉乌夫也大声说自己叫阿尔贝蒂尼。那个看上去像是头头的人转过脸去,冲全副武装的手下人示意,后者立刻向我们围上来。但那人又一示意,让他们停下。逮捕我们不能弄得太显眼。那帮警察穿过走廊,一边推搡着我们,还猛摁我们的头,让我们低下脑袋,两旁的人见了吓得大气也不敢出。突然间,我们瞥见了那位老妇人和她的儿子,以及又走回来看究竟的那对年轻的西班牙小夫妻。


警察把我们推上一辆囚车,带到丹吉尔警察局去。在警察局大门口,他们排成了两列,像树篱一般,仿佛是在夹道欢迎我们。他们全都在以崇拜的目光看着我们,其中有一个还热泪盈眶。此时如果他们向我们鼓掌欢迎的话,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


当官的是从拉巴特来的。他们还真把我们当一回事,像英雄似的对待我们,这更增加了我们的自豪感。我们从他们所有人的眼神中,看到的只有尊敬。


他们让我们量了身高、体重,按了手印,然后,让我们进到栅栏隔离室。当我们看见警察分局局长当着我们的面在给内政部长德里斯·巴斯里打电话时,我们的自豪感更加地增强了。


“阁下,我向您保证,我们已将他们逮捕了。我以我的孩子们的脑袋担保,阁下,他们就在我的面前。没错,共4个人:玛丽卡、拉乌夫、玛丽亚、阿代拉蒂夫。是的,阁下,是我亲自带人将他们逮捕的。是的,没有闹出什么大的动静,阁下。”


在一个角落里,“大盖帽”们在彼此嘀咕着。他们匆匆地下达了命令,让人把阿代拉蒂夫带走了。我一见弟弟被带走,几乎要疯了。我担心他们想利用他来迫使我们就范。仿佛是在证实我的担心似的,他们全都很严肃地盯着我和拉乌夫,借以向我们传达消思。


那些小警察们见我那么惊恐,便随意地走近我,在我耳边悄悄地告诉我们不用害怕。那些当官的想要震慑住我们,但我们却获胜了。我们向政权进行了挑战,与国外进行了接触……与我们相比,他们相形见绌,没有出息。


渐渐地,看守们胆子大了起来。他们不再是以目示意,而是直接走过来跟我们说话。


其中有几个还哭了起来,还有的是从小就认识我们的。当我们还住在公主街的时候,他们还是我父亲卫队的成员。有些人在塔玛达格特时,还是地下交通网的一分子。


“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他们说,“你们替柏柏尔人增了光。你们让你们的父亲死而无憾。”


那些官员走了进来,一番甜言蜜语,亲热过分,弄得我们不敢相信他们。分局长开言道:


“你们不用害怕。你们的小弟弟会受到很好的对待的。他与我儿子一样大,我还参加过他的洗礼哩……”


然后,他便让我走出栅栏隔离室。在上楼时,我又问一个警察,阿代拉蒂夫真的没有任何危险吗?


“真的没事……没有谁敢动你们一根毫毛的。4天来,他们忙得焦头烂额,不吃不喝。老板(他是在说国王)亲自督办这事,只要抓不到你们,那他们就得遭殃。”


据传言,在我们越狱之后,国王便不许他住在马拉凯什王宫的孩子们走出宫门,害怕遭到我们的报复。


我们被带到一个宽阔的大房间里。阿代拉蒂夫就在里面,我久悬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官员们待在窗前。我走了过去。突然,我两腿发软,觉得四面的墙壁在旋转,心脏紧缩、难受。官员们立刻奔了过来,扶住了我。过分的激动以及为阿代拉蒂夫的担心害怕使我头晕目眩,站立不稳。


有人去给我拿橙汁。窗户打开来,他们劝我大口地做深呼吸。


警察局朝向一座教堂。我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窗外。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她坐在一个凹室里,怀里抱着耶稣基督,用她那仁慈的目光注视着我。我差点儿又要瘫软下去,但是,这一次却是因幸福所致。这么说来,当我们需要她的时候,她始终都在那儿,在守护着我们,在庇佑着我们。我悄悄地在招呼弟弟妹妹们,让他们也看一看圣母。她传递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要求我们挺住,如同我们在挖地道时一样。我立刻便振作起来,精神饱满了。


他们仍在坚持审问我们,说我们不可能只靠自己就逃了出来,肯定有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同党。他们分别审问了我和拉乌夫,问的都是同样的无聊的问题。他们还说认识我父亲,认识我舅舅、我姥爷,我们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云云……总之,我们应该跟他们合作。


“你们为什么与一个法国律师联系?你们为什么不信任摩洛哥的司法机关?你们为什么不请求赦免?”


“您是个在宫中生活过的女孩,您对王宫的习惯很了解……陛下是不可能拒绝赦免你们的,那样的话,什么事不都很好解决了吗?”


“现在,您要老实交代,告诉我们谁是你们的同谋?你们怎么挖通的地道?没有人帮忙,你们没有任何工具可以用来挖地道的……监狱看管得那么严。”


“没有人能从比尔—杰迪德逃走的……”


很快,我就懒得回答他们的问题了,任由总督察盖苏这个审问者独自去说。我老在想,他到底想弄出个什么结果来?因为我知道他脑子里显然是有一个想法的。


在他的办公桌上方,挂着一只大钟。他神情焦急地总在看钟。我终于弄明白了。新闻广播的时间快要到了。他打开收音机。节目前的音乐完了之后,播音员便开始广播:


“乌夫基尔将军的4个孩子戏剧性地越狱……”


盖苏愤怒地关上了收音机。我再没有什么好跟他谈的了,他也没什么要说的了。


我被带出那间房间。见到拉乌夫后,我便把我听见的新闻告诉了他,但他就是不信。


“姐,你是在做美梦吧?你把自己的愿望当做了现实。”


“拉乌夫,我没有疯。我可以把那记者的原话一字不差地背给你听……”


我总算让他相信了。


我内心深处涌入一份平和、安心,一种惬意、舒心的感觉,这几年中我一直就没再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了。收音机里宣布了这一消息,这就证明我们获胜了。全世界都了解我们的情况了。


半小时过后,盖苏又跑来看我们。我一看他的面部表情,就知道我们的处境改变了。


他们事先肯定是想说服法国人不要把我们越狱的消息传播出去。他们甚至还试图说服法国人,乌夫基尔一案尽管践踏人权,但它毕竟属于摩洛哥的内政。很遗憾,法国人没有理他们,还是把这一消息公之于世了。因此,他们必须善待我们,改变先前的处理方法。


我们被带进另一间房间,里面没有人。他们派人找来几张崭新的床垫,放在了地上,然后,又给我们用托盘送来了满满几托盘的食物。我们有滋有味地吃了,有小面包、黄油、茶。


对我们来说,这个警察局简直就是一家五星级宾馆。我们在就如何睡法争论着。我们已经疲惫不堪,但心里却美滋滋的。我们的使命终于完成了。


我们一边想念着亲人,一边进入了梦乡。妈妈可以为她的孩子们而感到骄傲了。4天里,我们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竟然让国家处于尴尬窘迫、局促不安的境地。


现在,我们受到了礼遇。我们又变成了人,这让我们感觉非常地好。第二天早晨,分局长允许我们使用他在警察局里的专用卫生间。我们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卫生间。柜子里摆放着上百只不同的小瓶子:香水、剃须膏、洗发水、沐浴露、润发露等等,应有尽有。


在狱中,我们每月只有半盒的“蒂德”肥皂粉,洗头用的也是它。现在,突然之间,这么排场,这么奢华,真把我们高兴坏了,连眼泪都笑出来了。我们早已忘掉了什么是消费社会。我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并非必需的东西啊?


我们拿起瓶子来掂掂分量,然后,打开瓶盖,往身上洒花露水,往脸上抹润肤露。我们是4个待在游乐场里疯玩的孩童。我们不喜欢对镜端详,还尽量不想让镜子照着。特别是看到镜子里我们的目光时,我们会吓一大跳。我们的眼球突了出来,如同第三世界营养不良的孩子的眼睛一样。


我们关起门来好好地洗上一番。水龙头开得太大,都要发生水灾了。我们赶紧拿起毛巾和浴衣来吸地毡上的水。我们害怕光晕,因为先前挖地道时留下了这种后遗症……


我们4人嘻嘻哈哈地走了出来。我们把香水洒得太多了。拉乌夫牙疼得厉害,急需看牙医。他口腔红肿,都快要流脓了。但是,把他带去就诊时,医生不敢碰他的伤处,因为感染很厉害,弄不好会造成心脏停跳。必须等着做手术。


盖苏试图像官员的职责所要求的那样,对我们公事公办。但是,尽管他口气很生硬,其中仍旧透着对我们勇敢的敬意以及对我们处境的同情。我们可能确实是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以致他竟然主动提出让我们换身新衣服……


我们坐上汽车,被带到市中心。瞬间,回忆便涌入脑海之中。我想起了在宫中生活的那11年,生活就像现在这样在玻璃橱窗后面展开着。我活到这么大,一直未曾接触外部世界。我在想,我还得等上多少年才能真切地去品尝自由。把门打开并不难,难的是我已不再有这种气力了。


在我们被带进去的那些商店里,售货小姐都是唯警方的命令是从的。商店是警方控制着的,是警方编织的一张网,以便这个国家的人民习惯于俯首帖耳,不敢造次。他们对我们彬彬有礼,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可是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适合我。玛丽亚太瘦,衣服穿到身上晃来晃去。而我,我又太胖。不过,我选了一条裙子和一件上衣。在一家鞋店,我挑了一双木屐,穿着很舒服。我的脚伤未愈,但我已不再感觉疼了。


我们被转送到卡萨布兰卡的本·舍里夫分局,分局长名叫尤斯菲。父亲死后不几天,他曾审讯过我妈妈。当我们的地下联络网被切断之后,他被派到塔玛达格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