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狱中二十年——众逃犯(1987年4月19日~4月24日)(3)

作者:玛丽卡·乌夫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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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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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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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838字

她妹妹玛丽卡住在街对面。我早就认识她了,她年轻时曾经当过小学教师。我父亲还在当全国安全首脑时,她常到我家来给我的小弟小妹们上点辅导课。她现在嫁给了一位企业家,是一家之主。


我没抱多大希望,决定去碰碰运气。我来到了那座大楼前,等着她回来。大约12点半的光景,我看见一辆汽车停下来,一位胖妇人走下车,后面跟着她的4个孩子,像只老母鸡领着自己的鸡雏似的。玛丽卡大概每生一个,就长了10公斤的肉。


我向她走去。她凝视着我,面部像是凝固了。我越往前走,她显得越慌乱。


最后,她的脸在扭曲,往后退去,哭出声来。


“你干吗专找我呀?”她号叫着,“干吗这么对我呀?你没权力……孩子们,快回屋去,”她号着号着,都快要疯了。


她双手伸出,像是在挡一个麻风病人似的在挡着我,一边继续往后倒退着。


我们回到了市中心,去邮政大楼寄信。我们发了20多封信,给政界人物和艺术家,其中包括阿兰·德龙、西蒙娜·希诺雷、西蒙娜·韦伊、罗贝尔·巴丹泰尔、约瑟·阿迪尔……我们还想打电话。我们走进电话间,可是却不知道如何拨号。


每当有人走过来时,我们便急急忙忙地逃出电话间,好像有人在追捕我们似的。尽管心里非常害怕,但是我们还是因此而笑得很开心,这使得我们暂时忘记了我们是逃亡者。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一个电话也没拨成。


情况变了。时过境迁,我们必须找地方躲起来。只剩下儿时的伙伴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其中有一位名叫瑞达,是拉乌夫的好友,当年就住在公主街,我家隔壁。要去瑞达家,得从我们家的旧居前面过。我一直答应阿代拉蒂夫有一天要指给他看看我们家的老房子。他早已记不起来了,但却喜欢听我们怀着感伤、念旧的心情谈论它。


今天正是一个机会,否则就别想再有机会看看它了。


我与拉乌夫和玛丽亚约好在瑞达家门前碰头,我要先带阿代拉蒂夫去看看我们家的旧屋。


我害怕会看到我们的旧屋被新的屋主人给改变了模样。我的房间是否还在游泳池和桑拿浴室中间?花园呢?我非常喜爱的那些花还都在吗?新主人是不是把房屋布局全给改动了?


到了大门口,我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原先的赭红色的大别墅,四周围着一大片总是绿茵茵的草坪,可现在却成了一片荒地。我们走后,别墅被洗劫一空,从前的朝臣们各取所需,有的拿家具,有的取油画,有的抢地毯,有的夺妈妈的首饰,有的要相册,有的拿小物件、衣服、纪念品……一扫而光!


然后,哈桑二世便把它推倒了,铲平了。它已不再存在,如同我们已不再存在一样。哈桑国王通过这一手,把我们弄得一无所有,一文不值。


我义愤填膺,怒火中烧。这座房屋对我来说极其重要。当我深居宫中的时候,它是我魂牵梦绕的中心,是一个祥和幸福家庭的象征,是我渴望着的平静的避风港。


在蹲苦牢的这些年里,我天天牵挂着它,脑海里总活灵活现地浮现出它来。每天夜里,入睡之前,我便会神游旧居的各个房间,仔仔细细地检查着角角落落。它是我的生命线,是我与我父亲,与逝去的幸福时日的最后的纽带。


它这么一消失,我的生命坐标立刻便不复存在了。我感到自己变得肮脏不堪,被人强暴,被人弄死了。我又一次地孤孤单单地活在了世上。什么都没意思了。为了不让阿代拉蒂夫伤心,我谎称我迷路了,找不到旧居在什么地方。阿代拉蒂夫相信了我的谎言,没有不高兴。


出租车把我们送到瑞达家门前。门口站着一个园丁。


“瑞达?”园丁像是对着一个幽灵似的对我说道,“瑞达他已经结婚了,不住在这儿了……他父母?他们现在在法国……”


经我一再追问,园丁终于极不情愿地告诉我说,瑞达住在扎瓦小区。于是,我们便又上了出租车,心里沉甸甸的,浑身乏力。在小区大门口,看门人拦住了我们,一脸狐疑,一再地盘问我们,一看就知道此人与大多数人一样,是个喜欢告密的人。


我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他瑞达家在哪儿。然后,我便像是在战争期间一样,小心谨慎地向瑞达家的大楼走去。我仿佛是在穿越一条危险的边境线,随时都可能有子弹向我射过来似的。


我按了一下门铃。一个女仆给我们开了门。瑞达刚刚出去,她不愿意告诉我他是否回来吃午饭。我向她要了一杯水,并央求她让我打个电话。


我想给法国电台的约瑟·阿迪尔打电话。在我们身陷囹圄期间,他的广播一直陪伴着我们,所以他肯定会帮助我们的……但是,那女仆并不答应,让我们赶快离开。


我正准备死命地纠缠她,突然听见天空中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我便一把拉上阿代拉蒂夫,向外跑去,在小区门口等着我们的拉乌夫和玛丽亚,也拼命地往外跑。


电话机就在不远处,老远就能看到,但是却有几个士兵坐在屋里,冲锋枪就横放在怀中。我们拼命地跑,藏到柏树后面,兄妹4人紧挨着,浑身直哆嗦。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我外祖父也住在该小区,警方已开始在这一带搜查了。


拉乌夫顿时有了一个新的主意。这是他的又一个主意,在我们当时的处境之下,什么主意都是好的。在扎瓦家旁边,还有其他几个童年伙伴家的别墅,比如法籍摩洛哥人帕特里克和菲利普·巴雷尔。我们从前与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们非常喜欢他们的父母,尤其喜欢他们的母亲,她真的是一个贤妻良母,一心扑在儿女的身上。


走了几分钟之后,我们便看到了他们家的房屋,小巧玲珑,周围全是树木和草坪。


一个女佣为我们开了门。


“我们要见巴雷尔夫人。我是玛丽卡·乌夫基尔,这是我弟弟拉乌夫。”


女佣关上了门。我们等候着,心里七上八下的,很有可能被视作窃贼,被撵走、被痛骂、被羞辱一顿,说不定还会被报警。我们已经疲惫不堪,饥肠辘辘,无精打采,沮丧绝望,连再往前迈一步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突然听见走廊里传来奔跑声,门随即打开来。蜜雪儿·巴雷尔热泪盈眶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她已泣不成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张开双臂,把我们紧紧地搂在怀里,嗫嚅道:


“我的孩子们,我的宝贝们,真高兴又见到你们了。”


她把我们领进屋里。越狱之后,我们这还是头一次感到安全了。


她当时正在与她丈夫一起喝咖啡。她让我们4个跟她进去。她丈夫吕克·巴雷尔是木材厂的老板。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在宫中已经很有名了。他站起身来,拥抱了我们。他见到我们似乎感到很惊讶。我告诉他说我们被放出来了。


“怎么回事?电台、电视台怎么都没报道呀……”


“这你也知道,就是这么干的。当我们失踪的时候,不是也没人作过任何解释吗……”


我的回答合情合理。有多少曾经“失踪的人”,不也是突然有一天莫名其妙地就又出现了吗?我接着往下编着,说妈妈很快也要出来的,属于第二批。出来时,我们领到了点钱,作为盘缠。


我在讲这些谎言时,还是很不自在的。我清楚地感觉到吕克·巴雷尔是将信将疑的。


可我,在扮演被释放者的角色,装作一切都很正常,一时又理不清头脑中的纷乱情绪,真的是好费心劳神,费劲乏力啊!他们的客厅整洁明亮,窗明几净,家具上精心地摆放着一些可爱的小物件,让人心情舒畅,可我却想在这里大声吼叫,道出真相:我们是越狱潜逃的,正被通缉;我们因为我们并未犯下的一个罪行而蹲了15年的苦牢;妈妈、苏卡伊娜和米丽阿姆仍被关着,也许正在遭受酷刑,逼着她们说出我们逃到哪儿去了……


我心里很不好受,恐惧、焦虑、反叛、罪恶感、愤怒攫住了我。没有我们的出现,生活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但是,我们的出现扰乱了世界的良好运转,甚至让曾经非常爱我们的人都感到惶恐不安。15年间,我们成了幽灵,人们都在闭口不提我们的姓氏,或者偷偷地、悄悄地提一提,生怕遭到迫害。


我也一样,我也是什么都不能说,只能笑而不答,装傻充愣,说些套话,把我们所遭受的痛苦掩饰过去。


吕克·巴雷尔向我们表示歉意,他该去上班了,这让我们感到一阵轻松。他一走,我们就无需假装,无需强颜欢笑了。他妻子是相信我们的话的,而且在厨房里忙里忙外,为我们送来好吃好喝的,还一个劲儿地说:


“我可怜的孩子们,我真高兴……”


我们就这么舒心地度过了几个小时,又吃又喝,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放松警惕。不过,找点闲话聊聊,不谈正事还是对的。蜜雪儿·巴雷尔告诉了我们一些老朋友的情况。她跟我们讲述了我们家的房屋是如何被夷为平地的,朝臣中谁是洗劫我家的急先锋……我听了之后,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


她还告诉我,十来年前,我勇敢的外祖母玛姆玛·卡迪扎是怎么死的。外祖母生前骑着轻便摩托车为我们送信,送包裹,交给塔玛达格特的警察。我外祖父在外祖母死后不久,就同一个十分年轻的女人结婚了。


她还告诉我们说,她的一个儿子,菲利普,已移居法国,现正与他妻子,也是他高中时的女友雅妮娜路过摩洛哥,小住几日。他若见到我们,会很高兴的。


我的心一直悬着,生怕我们几个中有谁说走了嘴,露了馅儿。当蜜雪儿·巴雷尔打开电视机时,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来。我们除了在电影院看过彩色片外,还没看到过彩电哩。大屏幕彩电上出现了动画影片,阿代拉蒂夫立刻全神贯注地盯住荧屏,不再听我们说话,也不再看我们,完全被动画片给吸引住了。他又像是3岁的小孩了,一见到有点滑稽的影像,立刻便咯咯地笑起来。我非常紧张,非常不安。他一下子生吞活剥地灌进了太多的新东西。我担心这会引起蜜雪儿·巴雷尔的怀疑。我是不想让她看出任何一点的破绽来的。


我们这么随便地闲聊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心越来越紧缩,心想迟早会露出马脚来的。那么一来,只有死路一条了。再说我们已经决定,实在走投无路,也就只有以死相对了。不过,在监牢里,横下心来,一死了之,并非难事,而今,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再要是死了,心有所不甘,下决心赴死也较难。


临近傍晚时分,吕克·巴雷尔回到家里。他不想上当受骗,他压根儿就不相信我编的瞎话,一再地追问我们相同的问题,对我们的回答始终也未感觉满意。他妻子在一旁倒是一再说他,叫他别问个没完,让我们安静一会儿。


“你看得很清楚,吕克,这几个孩子经历了一个噩梦……我一想到所有那些对他们那么冷漠的人,我就……”


我们在试图转移话题,问他们一些其他人的情况,但是,吕克·巴雷尔说着说着又转到原来的话题上来。他最后声称,既然如此,应该对我们获得自由好好庆贺一番。他提议给我外祖父打个电话,让他高兴高兴。要是不让他这么做,必然引起他的更大怀疑,这如何办是好呢?


“外祖父年纪大了,”我说道,“当他得知我们落到这步田地,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刺激的。我想,我们还是先休整一下,恢复恢复,再打电话给他,那样的话,他见到我们也就不至于太伤心了。他是我们唯一的亲人了,我们不想让他再受打击了。”


我敢肯定,外祖父的家和电话一定被警方严密地监视着。一打电话,我们必定被捕无疑。


蜜雪儿·巴雷尔帮了我们一句:


“行了,让孩子们先歇歇,喘口气,恢复恢复,明天再让他们去看他。你们去之前,我会先告诉他的,我将亲自给他打电话。”


我们正要上桌吃饭,突然大门开了,只听见走廊里有个人在抽泣。是菲利普·巴雷尔,他得知我们来了的消息,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来看我们了。他哭着把我们紧紧地搂抱住。


他一个劲儿地重复着同一句话:


“这不是真的,简直是一场噩梦,怎么能这么对待你们呀?”


然后,他逐渐平静下来,对我们说道,能够与我们重新相见是生命所能赋予他的最美最美的事了。


这顿晚餐是我一生中最为奇异、最为艰难的一顿。菲利普时不时地哈哈大笑,或者傻乎乎地盯着我们微笑。但是,过了不一会儿,他又会暗自落泪,抽抽泣泣。我们尽量地装着若无其事,但是,内心深处却是心潮起伏,难以抑制,我们是真的心力交瘁,难以自持了。


晚饭后,蜜雪儿·巴雷尔带我们看了楼上的客房。我礼貌地拒绝了她提供给我的那一间,借口我想独自一人睡。她同意我自己挑一间,我挑了一间有电话的房间。吕克·巴雷尔也跟上楼来,递给我几片安眠药,让我们兄弟姐妹能睡个好觉。我接过药片,向他表示了感谢,待他转身出去,我立刻把安眠药全给扔在马桶里了。


我的偏执狂在逐渐增强。


我们轮流洗漱。阿代拉蒂夫第一次发现洗澡用的浴缸。我是最后一个进浴室的。我脱裙子时,发现怎么也拽不动。我不得不狠命地一拽,裙子倒是脱下来了,但也顺带着扯下大腿上的一块皮来,因为大腿上的血沾在了裙子上。


我是从地道里往外爬时受的伤,当时并没感觉到。这么一脱裙子,疼得我龇牙咧嘴,更糟糕的是,我的鞋子也脱不下来了。


我闭上眼睛,数了三下,猛地一脱。我咬住了嘴唇才没喊出声来。我的脚指甲全都给拽下来了,顿时血便流了出来,流了满地。


我吓坏了,环顾左右,四下里找东西来擦拭。这时,门开了,我赶紧把身子埋进浴缸里。蜜雪儿·巴雷尔看见了地上的血。


“你怎么了?”她关切地问道。


“没什么,我关门时夹着手了。”


她感到害怕。情况不妙。她出去了,我凑合着洗了两下,擦干身子,把地上擦干净。蜜雪儿·巴雷尔拿了一件无袖长衫让我穿着睡觉,但是,我的脚疼得厉害,睡不着,坐在椅子上整整待了一夜,怕把衣服、床单弄上血迹。


我坐在那儿写了一夜写了一封信给让·达尼埃尔,写了几首诗,又写了几封求救信。凌晨4点光景,我拿过电话机,轻轻地摘下话筒。


吕克在他的房间里竟然听见了动静,问我需要点什么。


“不,我听到电话铃响。”我回答道。


“你做梦了……”


6点半左右,这个星期二的早晨,我站起身来,穿好衣服,然后,去找弟弟妹妹们。他们全都醒了。我让他们赶快穿好衣服,然后,我下楼进到厨房里。


蜜雪儿·巴雷尔正哼着小曲在准备早餐。桌子已经支好,房间里飘逸着烤面包和热咖啡的香气。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可我们离这种正常的生活已经很远很远了。


我吻了一下蜜雪儿·巴雷尔。她关切地问我晚上睡得可好。我忍住了泪水:她的温情真的让我放松了警惕。这时,我突然发现吕克·巴雷尔不在家里,甚是惊奇。


“我拉不住他……你知道他这个人是从不听人劝的……他开起车来就走,去通知你外祖父了。”蜜雪儿·巴雷尔对我说道。


我立刻奔上楼去通知拉乌夫事情不妙。然后,菲利普来了,同我们一起吃早餐。拉乌夫把他拉到一边,问他能否开车送送我们。


“没问题,你们要去哪儿?”菲利普爽快地答应道。


“到时候会告诉你的。”拉乌夫对他说。


我跟蜜雪儿·巴雷尔说,我和拉乌夫同菲利普出去走走。


我们头天晚上已经探知瑞典大使馆的位置,离菲利普父母家不太远。这是我们寻求政治避难的最后一个希望了,只是我们并没抱太大的幻想。我们告诉了菲利普怎么走,到了地方,我们便让他停下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