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剩下的另外5分，则不妨称之为一种外力——需要设法补救的外在因素。以《回故乡：锦绣大地之夜》为题的这场音乐会，如果是作为范竞马回国献演的预演的话，以范如此华丽多变的音乐表现，虽然当晚的钢琴伴奏非常出色，但一台钢琴的声音还是太单薄了，太“撑不住”了。我一边听着台上送递那些的造情塑性、玲珑有致的乐声乐流，一边在惋惜：如果这一段是管弦的背景，那一句配上乐队的浑声，多好……幸好，华盛顿演出的当晚——容我还来得及补上最后的、却必不可少的“撑台”“添彩”的一笔——除了流畅的钢琴伴奏，为范竞马演唱会“友情演出”的女高音、范的“沈（湘）门师姐”邓桂萍当晚的演出，可一点儿也不是“客串”式的表演。她以华美、沉实的声音表现，使这场高水平的演唱变得更加丰润多姿，也让笔者想到近来昕到耶鲁一位洋人行家的感叹：真奇怪，这几年亚洲人里好像专出高音，像是随便碰到的一个都很像样的。而演唱会当晚以华裔为主的华盛顿观众，也表现出相当惊人的高素质，显然大都是真正深入欣赏古典音乐多年的行家里手，难怪范竞马在台上的娓娓而谈和盈盈而唱，显出如此一种“回家”、“面对自家人”的亲切和自信了。

走近父亲

——从《父辈的旗帜》到《落红护花》

2006年秋冬正在美国热演的二战大片《父辈的旗帜》(hefgsofourfahers，一译《硫磺岛的英雄们》，改编自詹姆斯？布莱德利与隆包尔的著名畅销书，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监制，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从一个儿子的角度去反观父辈的历史：从父亲作为举国闻名的“二战”快专递英雄——那张同样举世闻名的美军占领硫磺岛后冒着战火竖起美国国旗的历史照片中的三位幸存者之一，为什么直到临终前，都一直回避向自己的儿女言及自己当年亲历的“英雄故事”？由此追溯出历史当事人的诸般隐衷，这张作为美军神话符号的“历史巨照”背后被隐没的真相故事，以及三位当事“英雄”在战后的不同遭遇，等等。全片将硫磺岛战役的空前惨况和战后“英雄凯旋”的画面交织在一起，将历史事变复杂推进的细节与现实的思考追溯绞缠在一起，以极具震撼力、感染力的视觉形象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历史上的“英雄”？如何看待我们父辈的旗帜？

我们记写普通人的传记故事，普通，正是它的特色——普通得如我们做儿女的，其实时时都需要面对父母，却并非人人都知道如何去面对父母的道理一样。此书是由北京群言出版社作为“民盟历史丛书”系列推出的。作者谢炎，也不是什么知名作家，只是一位比父亲年事略轻的老同事、老至交、老盟友。读罢谢炎叔叔以八十高龄长日伏案、辛苦写就的父亲传略《落红护花》，我马上想到的，就是《父辈的旗帜》这部美国电影提出的同样命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父辈的旗帜”？

我故去的父亲苏翰彦，“文革”前曾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秘书长和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一职，“文革”中含冤下狱，“文革”后赋闲在家，晚年定居香港，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民主人士”。——我喜欢“苏伯的故事”这一个书名副题。这位“苏伯”，也许不是什么声名显赫的人物——政坛耆老或者社会名流，但也不是一般市井的平头百姓。在“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以往的文学书写与历史书写，其实最容易忽略的，恰恰就是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广大中间阶层。由此说来，“苏伯”，或许可以看作是上一代、老一辈向往光明进步并为之赴汤蹈火的中国读书人的巨大群体中的一个普通代表吧。

父亲生前虽然担任过一定的政府公职，但无论在实际的权力和权位上，或是在具体的声名和业绩上，都只能算是普通而微末的一位“机关干部”，简直是宦海滔滔中的一叶小舟。本来，按照某种不成文的惯例，似乎是无资格立传、出书的。但是，正如胡适先生早年倡导过的“为普通人立传”和注重“口述历史”的理念所着眼的那样——汇成历史长河的不但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更是闾阎市井芸芸众生的日常行迹。唯其因为“普通而微末”，才更不可忽略。

这本“苏伯的故事”，正是这样把一位长年生活在你我日常生活中的父辈一代人的成长履痕、向往追求、求索得失，以平实的笔触如实铺陈出来，让我们一下子贴近、走进了一个以往因为“普通而微末”，反而变得习以为常、容易置若罔闻的世界及其精神灵魂。它所触碰的话题，其实深意大焉——“我们应该怎样面对父亲？”或者套用鲁迅先生当年一个文题《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在跨越20世纪的存在情境和问题意识的今天，我们——自认为清醒的、批判的新一代知识者们，应该怎样面对我们的父辈，怎样理解和走近我们的父亲呢？

在这里，我愿意把这个越来越变得“普通”并且“普遍”的问题，简约化为一个更为具体的面对——关于理想主义。当此被称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纪之交，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上一代、老一辈的旗帜——上个世纪曾经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理想主义追求呢？

20世纪的历史，从某个意义上看，就是一部理想主义从发热、发光，成功、成型，到扭曲、暗淡以至堕落、损毁，而又振作乏力的历史。理想主义，广义地说，即是指一种为了理想目标——信仰、真理、主义、价值，等等，超越俗利计算而奋不顾身、义无反顾的精神追求。它其实是不能作简单的“左”、“右”，“社”、“资”的划分的。每一种社会情状、人生情状与思想情状中，都可能会有“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的仁者智者，“理想主义”都必定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在启开现代性大门的上个世纪初年，无论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中间，“维新派”、“实业派”与“革命党”中间，都曾涌现过一大批反映着时代需求、在历史上有名或无名的理想主义者。

不久前，知名作家龙应台在写给儿子安德烈的一封信中，说了一段很沉痛的话：“如果说我目睹和亲身经历的20世纪教了我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过权力测试而自我信心满满、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都是不可靠的。”（《亲爱的安德烈之六？向左走，向右走》）

同时，20世纪的历史，又是一部不断天翻地覆，今是昨非，昨是今非，“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历史。此方的“理想”，可能是彼方的“毒物”；昨天显赫的梦境，也许今天变成荒谬的笑谈；今天乐不思蜀的情境，又或是昨日口诛笔伐的“万恶之源”。于是，当今时世，我们就时时听到这样的慨叹：在今天这个功利第一、欲望驱动、流行时尚主导、物质消费挂帅的时代，已经不需要谈论“理想”了，已经没有“理想主义”的位置了。

读《落红护花》文稿，读着父亲他们那一辈人，在民族危难、生民涂炭之时，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把国家的忧患、百姓的疾苦和民族的命运自觉压上自己的肩头，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去为国家事、民众事奔走呼号，并且把艰苦的行旅、跌宕的生涯化作自己的精神资源和生活乐趣，在经受历史的挫折与委屈时不屈不挠、挺然而立，同时依旧无怨无悔地继续奉献付出……这是一页页真实具体的，没有矫饰、夸张的历史。谢炎叔叔的叙述，更带着一种平直简括的史笔风格，对此，你不能不动容、动情，有所感，有所思。

这里面，也许可能关乎某一种主义信仰的追求和坚守肿，但是，也可以澄滤出一种无关乎具体主义信仰而超越历史时空局限的人格操守、人性精神。这就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主义自身所具备的超越性。换一句话说，这，也就是虽经挫折、扭曲，透过历史沉暗箭伤人的烟云尘埃，理想主义在今天仍旧富于魅力，仍旧向我们熠熠闪光、发出呼唤的地方。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任何一种类型的理想主义，都必然镶嵌着、充填着具体的历史内容。也就是说，对于业已翻过去的20世纪的历史之页，不管未来史家将会有价值取向多么不相同的讲述和评价，我们——作为现实中的父辈的下一代人和下几代人，仍旧有可能，从一种超越性的眼光出发，不但站在“同情的理解”的历史主义的立场，而且也可以站在“珍重和传承”的传统主义的立场，去看待、去珍惜父辈这一段历史的地方。

是的，或许我不能算是一个“后现代”意义的，富于“革命”、“颠覆”、“解构”品性的激进思想者。我应该坦白地说，近年来我在自己的读书思考和交往观察中，逐渐认识到，以往那种动辄把过往一切看作“白纸一张”的思考向度是片面的，其实它与“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一类的线性单向的思维一样，同样是容易陷于狭窄自闭，流于意识形态化的偏见的。这种天地翻覆式的“片面的深刻”，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百年来不断发生翻烧饼式的民族自耗的精神因子之一。我逐渐认识到，我们应该像珍视自身的民族传统一样，以同等的心情珍视父亲一辈的历史（包括民国史、共运史和共和国历史、改革开放史，等等）。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也不管其中流淌的是清浊浓稠，这一页页历史，确实已经成为我们自身传统和血液的一部分，精神起点和传统资源的一部分。虽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同样应该对这一段历史和传统采取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就像我们对待从孔孟、老庄以来，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所有人类传统文化遗产的批判、反思态度一样。

这样一种言说逻辑或许是吊诡的：正因为理想主义在20世纪面临的失败和挫折，使得包括父亲在内的先辈在整整一个世纪的理想主义追求——关于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社会公义、社会公平、社会公正、社会权利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还尚有待在中国社会真正落到实处。唯其如此，今天，在这似乎处处充满来世享乐、铜臭弥天的流行风潮之中，对理想主义追求的重新再定义、重新再出发，反而就变得愈加重要、愈加急迫。

也许是许多历史事件及其过程的当事人之故，谢炎叔叔以惊人的具体描述和细节记忆，复活还原了父亲人生的整个生活里程，包括他参与的好几个历史事件的现场情景。许多故事和过程，都是我们做子女的以往闻所未闻，或者虽有听闻却不知其详的。更多的，则是从以往的书中读过而感觉遥远，从未把它和自己身边这位平日时觉唠叨琐屑的老父亲联系在一起的。

读着《落红护花》文稿，我常常抚卷沉思：时光催人老，在父辈身边濡染几十年的自己，如今也进入“年过半百”的行列了。要说，这正是承前而启的岁序——那么，父辈，父亲，留给我和我们的最大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呢？或者说，父辈的行迹，留存于我们今天血液中的，可能是什么，最应该是什么呢？

我想到了这两个字眼——担当。

是的，就是那种敢于为自己的人生、为社会公众给出承诺、承担责任的担当；那种当民族危难时、社会困厄时敢于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那种关怀广大、体恤弱势而直面真实、蔑视权势的担当；那种不吝名利、浮沉、毁誉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同时，也包括——为着承担责任而需要在日常琐细中不求闻达、勤恳敬业的担当，在面对顺境与诱惑之时那种“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担当，等等。

《落红护花》一书所记述的父亲的一生，或许也有过各种迷误和错失，但确实是坦荡磊落，爱国爱家，利他助人，拿得起放得下，有言有诺，有担有当的。这些年来，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之下，我们的家庭氛围，也一直以“有肩膀”，作为处世任事的基本标尺。我自己内心，确实是把“担当”，当做一个儿子、一个男人、一个布衣君子、一个现代读书人，最重要的人格构造和立身品行，来锤锻、要求自己的。我不想讳言，这个“担当”后面，就是以理想主义作为其基本质地的。

然而，诚如龙应台所言，对理想主义的褒扬不能是盲目的、轻信的。那种自以为正义在胸、真理在手就可以傲视一切、横扫一切的道德主义的优越感，是尤其可疑的和有害的。寄生于理想主义之上，唯“理想”为大，自恃目标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以崇高的名义推行现代蒙昧、施行残暴与邪恶……一部20世纪的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这既是理想主义的扭功曲与变形，也是理想主义的堕落与悲哀。

读着父亲这部平实写来却同样充满泪血歌哭的传记，真的有一种锥心疼痛之感。我以为，除了权势和权力，是检验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试金石以外；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能不能最终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福祉，真正造福于广大社会公众——包括他们的衣食温饱、存在尊严与生命感受，更是衡量其虚实、真伪的最终的标尺。当一种从理想主义出发而最终导致理想主义的失落、理想精神的堕落从而损害大众利益、为祸社会发展的历史情势发生的时候，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就应该——敢于面对自己的人生抉择，面对一生的精神情感历程，对这种理想主义本身，加以质疑、反思和批判，同时义无反顾地走上坚持革新、坚守符合人类基本价值的理想道路。其中，也包括坚守被权力和功利所扭曲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原初理想，坚持对权势说真话的求真立场、坚持被主流、权势所漠视的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等等。我想，这，或许正是理想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存活、应该高张的基本理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常常理解经历过“文革”劫难的父亲一辈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晚年，面对远远背离了他们青春时代的理想追求的现实情状，所面对的沉痛和反思。“落叶萧萧深闭门，青灯照壁又黄昏。匡时有术空搔首，忧世无端徒捉襟。……”(见苏翰彦《龙城秋思？春泥集》)在父亲众多的至交老友中，比如老作家黄秋耘伯伯，老画家黄铸夫伯伯（老延安、中央美院老干部）等，就曾多次向我这个晚辈后生，深刻剖白过他们这种悲壮却悲辛的人生经验和心路历程。父亲晚年，我曾有机会在1990年初、1997前后，和父亲作过几次推心置腹的深谈，平静交换过两代人对同一段历史曲折的不同经验感受。我不经意地发觉，多年的“从政生涯”，已经使父亲自然而然形成了两副面孔——“公家的”和“私人的”、“公众的”和“私下的”。在“私人”、“私下”的层面，父亲的许多反思和洞见，是完全达到了如黄秋耘伯伯等前辈一样的高度与深度的（所以在他的晚年，我听过许多次父亲对黄伯伯道德文章的赞许）。但是，一到“公家”与“公众”的层面，父亲这种反思和洞见，就有可能为紧跟时潮的大话、套话所代替，而且替代得似乎情感真挚、自然而然。我想，这是父亲多年的民主党派工作历练中，所形成的一种扭曲而不自知的外在社会人格，这恰恰又是在父亲刚正坦直的性格特征之外，一般不易为外人察觉的一面。也因此，我对父亲晚年在他的日常言说、诗文书写里，一再表达的“虽九死其犹未悔”、“此心未减当年红”的精神，就既是钦敬的，也是有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