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节前，我暂住广州，本来的目的是离开烦躁的北京，来这儿放松办点事的。没想到，这里比前几年忙着“奥运工程”的北京还乱、吵、糟。不分昼夜地修路、建楼、拆房，老百姓安静的日子没了。

广州居民用“扰民工程”形容广州为迎亚运而展开的多项工程，它们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健康状况。《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对此事有很多痛骂之声和激烈讨论。1月19日，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在市建委的协调会上用“三个一塌糊涂”——管理漏洞、监管漏洞、道路整治工程漏洞都很多——形容部分整治工程“不负责、不到位、不得力”。苏市长发火的前三天，不少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亚运会筹办工作情况报告未涉及资金来源和去向表示不满，“亚运会到底要花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楚，有的说要花2000亿，但是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

广州市政府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为迎接2010年亚运会，广州投资20亿用于新建11座比赛场馆和改修旧场馆，围绕亚运村、新闻中心、地铁运输和市政基础的建设投资总额将达到2000亿。一位项目咨询师介绍说：“许多工程项目本来没打算落实。金融危机爆发，中央决定拿出4万亿刺激景气后，政府就趁机与亚运工程结合起来加强了公共设施建设的力度而已。”据悉，在目前5条地铁路线的基础上，广州在未来几年内还要建5条。

触景生情，我回想起北京正迈向奥运会“折腾”的场景。在广州的大道上看到的“迎亚运，讲文明，树新风，促和谐”“我排队，我礼让，我快乐”等口号，都曾在奥运前的北京随处可见。作为北京居民，当时感觉到的除了来自各种“奥运管制”的压力之外，是一种“活力”。一切都为了奥运，每天一个变化。但感触不同的则是围绕房子拆迁等城市改造的争论。我在北京从未听说过广州有什么“扰民工程”类的讽刺之言，是此次到广州，通过与本地人交流，接触媒体报道，了解高官动态，才慢慢听闻到的。

不能不反思自己观察力的不足和迟钝。冷静下来思考，却觉得很正常。中国每一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点和风格，许多方面根据“潜规则”是互不干涉的。广州亚运的筹备工程是静悄悄开展的，只有广州居民或相关人士才去关注那些信息和动态。记得，在北京筹备奥运期间，我去过上海、广州等其他大城市，出乎意料，绝大多数外地居民都不怎么关心奥运，有的还不知道开幕式的日期及谁是总导演等。

奥运本质上是由北京市政府主办的，北京市民去观看的。除了那些克服严峻的交通形势和昂贵的门票价格的“上京”观众之外，对于外地人来说，反正在电视上观看嘛，不管是北京办还是雅典办，付出的成本是一样的。北京居民可以试想一下，你们对上海世博会抱着多大的关心？觉得与自己有关系吗？知道广州亚运是哪一月的哪一天开幕吗？想去捧场广州办得多么牛吗？

奥运、世博、亚运，都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国家大事”，三者之间的关联更不言而喻，都是与发展祖国经济、提升政治影响力、扩展软实力等息息相关且相辅相成的。然而，不把三者刻意联系在一起，或许也是一种进步。奥运归奥运，世博归世博，亚运归亚运，归根结底，是对国家“地域性”和“多样性”的深刻讲究，用一句话说，就是“少政治化”。

时隔10个月，我又回到了亚运前夕的广州。

11月1日下午，晴天，不冷不热，很舒适的天气。广州进入了“亚运状态”。从东莞过来的路上，司机发现：“我今天开的是双号车呢？我忘了今天广州开始限行。加藤先生，怎么办？但好像没什么啊，管得没那么严。”当时时间也很紧张，我随口说：“嗯，没事，就这样过去吧。”

结果，一到高速公路进入广州市内的叉口上就被两位警察拦住了。“请出示身份证，快点，今天是限行，师傅，你也不是不知道。”这种场面，我在中国见多了，警察和司机之间一般通过辩论，谈判，人为地解决，两者往往陷入情绪化的沟通。那次不一样，广州警察相当冷静，我们这边也没有情绪化，双方相当理性。最终，司机师傅被罚了200元，扣3分。

看看周围，路上警察特别多，城市带着一种紧张的气氛。我3个月没来广州了，城市面貌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道路宽了，原来装修特别吵、乱、脏的工程基本消失了，反而产生了相对井然的秩序。

我很喜欢广州的本土文化，老百姓的生活节奏很慢。早茶，下午茶，晚上的宵夜，都能反映出广州人的休闲和轻松。正逐渐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广州，在我看来也不适合搞政治，居民的政治敏感性不强，对自己生活权益的维护意识却很强，因此，这里的媒体比较发达，也比较敢说敢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新快报》、《羊城晚报》……都是我来到广州必读的报纸。当然，《南方周末》也是我最喜爱的报纸之一，在北京每期必看。

下午在上下九步行街，接受广州媒体的年轻朋友们的集体采访，实际上，就是边喝边聊，由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杨辉来组织。我一个月前就把去广州的消息告诉了这个兄弟，他热情接待了我，还介绍了许多当地媒体的朋友。在中国，做任何事情“学缘”都很重要。那里很有“老广州”的气氛，是个繁华步行街，但老百姓依然过着相当传统、休闲的日子，似乎根本不关心亚运会，生活依然继续。

天黑了之后，大家步行去了西关恩宁路的小胡同。自北京奥运后，时隔两年我看到了新一轮拆迁潮。高楼与破房并存，“拆迁委员会”的办公牌子依然高挂着。听他们说，这个地方已经被当地媒体挖掘得差不多了，已经不是报道点了，很多广州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好吧，我就不多写它了。

11月1日是广州公共交通免费的第一天，22时坐了地铁，乘客超多，无序。看到了安全检查的机器，跟北京是一样的，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检查乘客的行李，站台里也没有指挥人员，只有广播的声音，没有人理它。后来，《新快报》跑地铁的记者告诉我：“亚运期间公交地铁免费的措施取消。周六晚九点半政府紧急开发布会宣布的，最大原因是庞大客流已严重超过地铁客运能力，随时有安全问题。第二天早上地铁里少了很多人。价格果然是最好的杠杆。”

我回应说：“噢，是么，挺意外的，政府怎么改变初衷呢？”记者冷静地答道：“不意外，广州人一向比较务实。安全比面子更重要，出了踩踏事故的话会更丢脸。”广州人显然不适合搞政治。亚运期间，体育归体育，不把它政治化，大家纯粹地享受节日的欢乐即可。

11月1日24时，我们到了地铁5号线科韵路站附近的同学家，《羊城晚报》的员工宿舍。同学之前说很简陋，但从外面看挺好的，就像北京普通公寓似的。走到8楼才发现，与外观的反差太大。我吓了一跳，“这是怎么回事啊，根本看不出来！”据同学介绍，这是那个着名的“面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