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作者:高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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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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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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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37212字

第十五章


杨作新在九江庐山,参加了半个月训练班,听头顶光光的蒋介石,训了一次话;回程的路上,又用了半个月,当他回到肤施城的时候,正好是伤兵离开吴儿堡的那一天。


其实,杨作新离开肤施城的这些日子,肤施城早就传开了,说杨作新只身单人,下了陕北,去投国民党。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不由你不信。加之,杨作新走得急促,接到通知后,他只匆匆地到单位上告了一个假,回到家里,又给荞麦母子,“能”了一回。许多的人突然发现肤施城里少了个活跃人物,又不知道他哪里去了,所以听了这个谣言,也就只有相信的份儿。


杨作新回到西安后,搭乘一辆国民党的军车,到了红白交界的界子河。军车停了,于是到老乡家里,租了一只毛驴,直奔肤施。多日不见,他比先前似乎洒脱了许多,一身质地良好的织贡呢长衫,一副金丝眼镜,一根文明拐,江南的水土好,他的脸色也光亮圆润了许多,粗粗一看,一副大文人的样子。


肤施城里的熟人,见了杨作新,有的像瞧稀罕一样,远远地瞅着他,有的瞅见他的影子,便躲开了。杨作新见了,有些纳闷,不知道在他离开肤施的这些天,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出了一次远门,见识了一场大世面,此刻正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因此也来不及细想,就匆匆地进了七里铺,穿过南关街,上了南门坡,回到家中。


杨作新前脚刚迈进家门,后脚就跟来了边区保安处的人,传杨作新到边区保安处问话。


杨作新说,容他歇一歇,吃上顿饭,再去吧!来人却说,事情紧急,拉完话以后,再回来吃饭不迟。杨作新见说,以为有什么紧要公事,需要他调解处理,于是一撩长衫,跟上来人走了。


杨作新这一去,也就再没有回来。他被关在边区保安处的临时监狱里,整整关押了一年,直到一年后,头撞墙壁,自尽而死。


边区保安处,设在省立肤施中学院内(也就是杨作新的母校),占了院子的一部分房间。关押杨作新的地方,是一孔窑洞。窑洞里支了一张床,放着一张桌和一把椅子,门口有两个哨兵把门。来人将杨作新领到窑洞门口,交给哨兵,对杨作新说,要他静养一段时间,闭门思过,将自己变节自首的有关问题,写成书面材料,老老实实地向组织交代。说完,又对哨兵安顿了几句,便扬长而去了。


杨作新听了这话,宛如晴天霹雳,登时就呆在那里了。待他清醒过来,就要去撵那来人时,哨兵拦住了他,把他推进窑里,然后把窑门锁上了。


“这一定是个误会!这一定是个误会!”被反锁在窑里的杨作新,起劲地摇晃着门,一个劲地喊道。直喊到精疲力竭了,见没有人搭理他,于是便颓然地躺在了床上。


杨作新认为,这一定是个误会。他认为,只要有人传讯他,到了给他讲话的机会,他三言两语,就能把事情讲清的。所以最初的一段日子,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传讯。他的内心十分狂躁,但是表面上不失风度。说来可笑,他这时候不是担心自己的生死,而是担心放出来以后,见了他的那些同僚们,见了那些习惯于评头品足的中学小学教师们,他的脸往哪里搁。


杨岸乡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妈妈的民间故事告诉他,只有老虎才被关进笼子里的。他请教杨作新,杨作新羞于回答儿子的问题,他告诉儿子说,他是好人,关他的人也是好人,世界很复杂,好人和好人之间,有时也会产生误会,不过,误会总会消除的,到时候,他就自由了。三岁的杨岸乡,当然不明白这些曲曲弯弯的道理,他只觉得父亲不能和他在一起了,这令他很伤心。“咱们回家,盛到咱家窑里去。晚上妈妈光哭,哭得怕死我了!”杨岸乡拉着父亲的衣襟,将他往外拽。


这时候,哨兵出来干涉了。杨作新怕吓着了孩子,于是斥责了哨兵两句,然后好言相劝,将杨岸乡哄得不哭了,又对荞麦使了个眼色,要她带孩子快走。荞麦母子走后,窑门又啪地一声锁上了。


外边在轰轰烈烈地闹世事,可是自己被关在窑里,死活动弹不得。杨作新觉得自己真窝囊。他急于想知道外边的情况,可是自从他被关起来后,便断绝了和同志们的往来(关于这一点,上级给哨兵专门做了安顿)。他能见到的,只有荞麦,可是荞麦一个家庭妇女、妇道人家,又能懂得些什么;她不在圈儿里,她仅仅能将街上看热闹看到的一些事情,合(合:陕北方言,“讲”或“诉说”的意思。)给杨作新听。


三个月头上,仍然不见有人来传讯。杨作新的心情,现在算是平静了一些。他这时候才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误会,这桩事情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刻的背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在长期的禁闭中,精神崩溃,他用毛笔,在一张白麻纸上,整冠沐手,写下了“慎独”两个字,贴在墙上。


整天待在窑里,闲着无事,又不能出去,于是,杨作新央两位哨兵,到学校的藏书楼,为他借一些古书来。哨兵在请示了不知什么人以后,同意了,于是从藏书楼里,借来了不少古书。


那些侠客义士的故事,早在杨作新上吴儿堡前庄小学的时候,就读过了,而且由于与说书人瞎子的交流,那些精彩的段落能记得滚瓜烂熟。现在,在这样的情势下,重读它,回想起自己少年时的慷慨悲壮和豪情大志,杨作新的心中,自然十分感慨。他一边读书,一边回忆着自己的一生,想起杜先生,想起黑大头,想起永宁山岁月,他觉得自己这一生,过得还不错,像个男人处世,对得起天地鬼神良心。


除了读这些古书以外,他还要荞麦,将家里那本《共产党宣言》拿来。这本书,是当年杜先生送他的。


一提到杜先生这个话题,杜先生临死前那一幕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而他亡命出肤施时,在北城门口,面对杜先生时的那一段思考又回到了心中。是的,作为这一代人来说,作为杨作新来说,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把马克思列宁的主张作为拯救百年积弱的中华民族、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阶梯和最终目标。他们只能这样选择。共产主义给这场东方革命以理论指导和行动纲领。共产主义给这个被各种绳索捆绑得奄奄一息的古老民族,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使它犹如凤凰再生。人类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行程,人类还将有漫长的行程需要继续行走,不管这个摇撼整个旧世界根基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来的前景如何,命运如何,胜利或者失败,短暂的风行或者垂之久远,那些在这个过程中,为之奋斗过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业绩,它永远值得纪念,它有资格写进人类文明史那些辉煌的和最重要的篇章中,它是人类在寻找最合理的社会秩序和生存环境的斗争中,一次伟大而豪迈的尝试和实践。


有一阵陕北民歌的声音,从街上通过窗户传进来,传到杨作新的耳边。真正的拦羊嗓子回牛声,并且夹杂着骡子或毛驴的铃铛声,他们正唱着歌颂毛泽东的歌子。这是一溜一串从陕北高原北部地带,迁移下来开垦荒山的移民们在唱。他们在路上唱出的这个移民调《骑白马》,一些日子后,将由几位专业音乐工作者整理,易名《东方红》,先在陕北唱出,继而传遍整个中国大地。


“羊群走路靠头羊。”杨作新想。自从在吴起镇,在洛河畔那个荒凉的小山坳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后,杨作新便对这个非凡人物,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毛泽东身上那种像石头一样坚硬的意志力,令他折服,而毛泽东身上那种卓尔不群的伟人意识和非凡魅力,也使他着迷。对于长征以及长征以前的许多事情,他不甚了解,但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的这一些日子,由于他曾经经历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他明白,毛泽东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领袖。只有他具有这种凝聚力和号召力,一场革命,如果不产生出来公认的领袖,那么,它将是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它是不可能干成任何事情的。当然,这是一个领袖群体,但是非凡的毛泽东,是群体代表。


思考到这个份儿上以后,杨作新慢慢有些明白了,明白了自己被关押的原因。因为在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权力机构时,毛泽东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在武装力量形成一个统一的序列的时候,它的内部出现了离心力。联想到进入肤施城前后发生的事情,杨作新有些明白了。


从理智上,他不能不认为,关押他是正确的,也许在当时,这是既可以制止事态发展、防止地方主义情绪激化,又不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最好的办法。只有这样,一个好的局面才会开始,革命才会以最小的损失,健康前进。然而从感情上讲,这却又是一件多么残酷的行动。


《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先生,他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因此他对刘志丹的行为,感到惊异以至忿忿然。确实,中国人缜密的思维中,有许多很难解释清楚的东西,它们构成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而那种因了“忠义”这两个虚幻的字眼,拔刀而起、引颈相向的种种举动,又不能不被我们感慨万端地认为是东方美德。


杨作新想起了,他为毛泽东答应过的,誊抄《七笔勾》这件事。于是提起笔墨,暂停那没有意义的自我反省材料,开始凭借记忆,抄写这个。毛泽东对“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一句,很感兴趣,因此,这一句,现在也引起了杨作新的思考。


陕北高原当然是轩辕氏的本土,位于高原南面的黄帝陵,就是佐证。随着文明的渐进,以火与犁为先导,轩辕东渐,向黄河中下游以至长江流域发展,才将这块初创文明的土地重新交付于洪荒。先秦两汉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偌大中国地面,遂形成了一个封建大一统局面,可是在陕北高原,这块轩辕本土上,由于连年的民族战争,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流程中,这块土地由游牧民族统治着,还由于民族交融、人种混杂的原因,儒家的各种观念只水过地皮湿,象征性地在这里留驻过一阵子。儒家学说的伟大功绩在于,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大一统岁月中,它产生了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使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没有像另外三个文明古国那样,湮灭在历史的长途中;而它的罪孽亦在于,它束缚了生机勃勃的民族精神,限制了这个以聪明勤劳而著称于世的民族的创造力,而尤其是当历史进程发展到近代和现代之后,这种束缚与限制日见明显,明显到接近令民族窒息的地步。于是,偏僻的陕北大地,这块轩辕文化未被浸染的古老土地,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便仿佛横空出世,以强悍的姿态,向世界宣告,在这里,还有炎黄子孙奇异的一支。这些天生的叛逆者,这些未经礼教教化的人们,这桀骜不驯的一群,他们给奄奄一息的民族精神,注入一支强心剂。


毛泽东带着他天生的叛逆的个性进入陕北高原,仿佛龙归故渊、虎入山林,得到了那渊源久远的陕北大文化的滋养。他像民间传说的那种见风就长、一日三丈的巨人一样,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地成长起来。这是天意,这是中华民族的造化。斯诺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斯诺先生说,这个东方民族最早的居住地和发祥地,就在这陕甘宁晋交界处的三角地带,时隔许多年以后,也许是一种巧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又在这块三角地带,开始他的拯救民族,再造神州的伟大事业。


杨作新将《七笔勾》用白麻纸抄好后,托哨兵捎给毛主席;捎到没有捎到,他不知道。


他现在是彻彻底底地安静了。事情想开以后,他明白对于他的不杀不放,只是一种策略,等这一段时间过了,局势安定下来之后,自然就会对他有个交代。他已经被关押了近一年了,他想,大约快出去了吧!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促使杨作新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黑白氏的儿子黑寿山,这一年满十四岁;在家乡上完了高小之后,黑白氏领着儿子,路途迢迢,来到了肤施城,联系儿子上陕甘宁边区师范的事。


黑白氏早就听说,她的旧日的情人杨作新,在肤施城里担任督学职务,杨作新的牢狱之灾,她倒是没听说。这次来肤施城,她来找杨作新,名义上是为儿子报名上学,其实内心里,还是想见见他。她已经知道他有婆姨了,所以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多年未见,想见个面儿,拉一阵话。


黑白氏骑着毛驴,后边跟着个半大小子黑寿山,黑寿山的铺盖铺开了,搭在驴背上。


母子二人,咯咯拧拧,进了肤施城。进了城后,鼻子底下一张嘴,见了人就打问,打问杨作新的住处,随后,来到南门坡,杨作新家门前,槐树上,将毛驴拴了,然后上前叩门,到杨家投宿。


见了荞麦母子,一打问,才知道杨作新身上,竟发生了这样一场变故。黑白氏一下子恼怒得好像换了一个人,她想起杨作新离开袁家村时,她曾信口说了一句“血光之灾”之类的话,也是自己口臭,一句闲话,现在果然应验了。她问荞麦,这一年来,她都做了些什么,荞麦说,她一个妇道人家,又不识字,能做什么,只能一日两餐服侍好杨作新,慢慢看着,看将来事情咋发展,杨作新是被冤的,这一点,她可以肯定。黑白氏听了,当下就要去看看杨作新,荞麦说,把门的看得很严,外人不让见的。黑白氏听了,默默无语,“外人”这句话刺激了她。


当天夜里,黑白氏母子,便在杨家安歇。第二天一早,黑白氏领着儿子,先到陕甘宁边区师范,为儿子报了名,上了学堂。原来这考学十分容易,一个南方口音的女老师,问了黑寿山几句话后,又叫他写了一篇作文,就算录取了。黑寿山住进了学校,了却了黑白氏一桩心事,接下来,她就跑杨作新的事了。


黑白氏想以一个房东大嫂的身份,找一下毛泽东,诉一诉杨作新的冤情。这女人一向敢作敢为,凡事自作主张,她想到这一层了,遗憾的是没有直接去找。她想,得有个引荐的人儿才对,于是,便四处打问,去找她的娘家堂兄弟。我们知道,她的几个娘家堂兄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熬到这个时候,也都或文或武,有了一定地位。黑白氏找到了一个,提出了自己的这宗事情。其实这宗事情的原原委委,渠渠道道,她的那个堂弟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他面有难色,他是陕北同志,担心这件事把自己牵扯进去了。最后,他还是答应了黑白氏的要求。


黑白氏在杨家,度日如年,又等了几天,天天去堂弟那里,听回音。最后,堂弟终于吐了口,说毛主席工作很忙,他说了,群众上访的事情,找信访部门处理。据推测,这个堂弟并没有去找,这是他自己的话。黑白氏听了,却信以为真,于是她失望了,就在堂弟那里,连人也不避,破口大骂起来,说到杨作新出生入死,一片诚心,最后竟落得这么个结局;说着说着,又哭起来。堂弟见了,赶快把她劝走了。


这期间,黑白氏试着去闯了几次保安处,但是正如荞麦说的那样,她都被警卫挡住了,最后一次,甚至连大门也不让进。一向有本事的黑白氏,现在才真正是傻了眼了,她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决定还是去找她的堂弟。堂弟是个领兵的,她要堂弟,领了自己的兵丁,砸了保安处,救出她的杨作新。堂弟听了她的要求后,张嘴笑了,说这事万万办不得的,纵然他愿意,手下人也不会跟他干的。黑白氏见状,耍开了“黑皮”,赖着不走。


双方磨蹭了好长时间,最后,堂弟答应,他去说一说情,让他的堂姐和杨作新见上一面,不过,不能声张,要黑白氏穿上荞麦的衣服,装做荞麦,去送一次饭。黑白氏见堂弟的忙,只能帮到这个份儿上,知道再求他,也没用了,于是应承了下来。


探视杨作新的这一天到了。早早地,黑白氏就坐在镜子前,开始梳理自己的头发。黑白氏这种类型的女人,她们没有年龄,岁月不忍心在她们的小白脸和尖下巴上,刻下丝毫的痕迹。她的皮肤依旧是那种奶油白,一双削肩,她的身段,好像是专门为穿那种中国式大襟袄所预备的,那么妥帖、自然、洒脱。脸本来就够白了,可她还是给脸上、脖颈上,淡淡地扑了一层官粉,以掩饰眉宇间两点芝麻大的白麻子。头发仍然是黑油油的,她将头发,梳理整齐后,在脑后,绾了个盘龙髻,然后用一个银簪子,从盘龙髻上穿过。黑白氏在收拾完毕,最后一次照镜子的时候,才发现头上有了几根白发,于是她央荞麦妹子,为她将头上的白发拔掉。


荞麦在一旁,早就把饭盛在了篮子里,等着黑白氏动身。看着眼前的黑白氏,老实的荞麦,不能不生出一丝醋意。自从黑白氏母子,风风火火地闯进杨家,口口声声地要见杨干大,荞麦心里,就有底了。只是,黑白氏迈着一双小脚,为杨作新的事情,老着脸皮,四处奔波,又不能不使荞麦感动。自从结识杨作新的那一刻起,荞麦就深深地爱上和依恋上了杨作新,现在她才知道,除了她以外,世界上还有一个女人爱着他,而且感情甚至超过她荞麦。想到这一点,她就很伤心,并且断定,在他们结婚以前,杨作新肯定和镜子前的这个女人,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关系。“他们是般配的,比我般配!她白‘一白遮百丑’!”荞麦为黑白氏拔白头发的时候,从镜子边,看见了自己的面孔,她悲哀地这样想。


黑白氏好容易离开镜子,提起竹篮上了路,走了约有二里路的街道,来到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黑白氏去的这个时间,是堂弟提前告诉她的,因此,大门口的哨兵没有挡驾,窑门口的哨兵,也表现得很有礼貌,二话没说,就打开了窑门,还破例给了黑白氏一个微笑。黑白氏没有理哨兵,她哼了一声,径直提了篮子,进了窑门。


杨作新正站在墙壁跟前,盯着墙壁上的两个字出神。他明显地衰老了,背有点驼,他的头发很长,黑白氏明显地看见,他的囟门的那一块地方,有一撮头发变成了灰白色。他侧身站着,黑白氏看见了他的半个脸,脸上长了串脸胡子,大约很长时间没有刮胡子了吧?


黑白氏站在那里,饶有兴趣地看着杨作新,等着杨作新转过头来,好给他一个惊喜。


杨作新早就知道窑里来了人,可是他没有动弹,他以为荞麦送饭来了,往日,荞麦总是在这个时候来送饭的。他不想吃饭,他没有胃口,而监狱里的生活,不管怎么说,使他的感觉迟钝起来了。


黑白氏见状,便放下篮子,踮起脚尖,上去用两只小手,捂住了杨作新的眼睛。“杨先生,别来无恙!”她笑着说。


听到声音,杨作新吃了一惊,他打了一个愣丁。其实,这悦耳清脆的仿佛像唱歌一样的上路话(上路话:指陕北北部无定河流域一带的口音。),多少年来,一直回荡在他的记忆中。他无法忘记交口河那个月夜,无法忘记是这个女人完成了让他变成男人的过程。许多年来,他一直以为他把这个娇小的女人忘记了,其实,他不会忘记,他只是把她的倩影、她的声音,珍藏在了心中,像安放一位女神一样安放在心灵中最隐秘和最温柔的地方,并且时时在梦中和她交谈。


他已经明白她是谁了,但是还不敢肯定,于是,他问了一声:“谁?”在问的同时,他抓住了捂着他眼睛的两手。手是那种聪明的女人所具有的富有感觉的手,手指纤细而修长。“这双手只有黑白氏才有的。”杨作新想。


背后的人儿,格格格地笑起来。“一位故人!”她说,“当年你投后九天的时候,我的丈夫给你送了两句诗:‘莫放春日等闲过,最难风雨故人来’,尔格,杨先生,此情此境,你得把这句话,回赠给我了!”


“黑白氏,你是黑白氏!”杨作新这下完全断定是谁了。他又惊又喜,转过身,伸出两只胳膊,抱住了黑白氏。而黑白氏,软绵绵地,靠在了杨作新的胸前。


“你怎么来的?你怎么进这个门的?”杨作新忙不迭地问。


黑白氏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她靠在杨作新怀里,仰起头来,细细地端详着她亲爱的人儿。她喃喃地说道:“你受了不少的苦,他干大,这我看得出来。你的眉头上,原先只有一道抬头纹,现在变成了三道。原先你的脸,椭圆形的,白里透红,像个小相公,现在脸色成了黄褐色,双颧插天,腮帮深陷,两道络腮胡子,从鬓边一直串到下巴颏。不过这也好,你更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了。”


黑白氏说着,并且腾出手来,用她的富有感觉的手,在杨作新的脸上抚摸,一边抚摸一边深深地叹息。


杨作新微微合上眼皮,听任黑白氏的手掌,在他的脸上抚摸。记忆中,只有母亲杨干妈这样疼爱过他,于是他眼睛有些湿润。


“你没有变,黑白氏,你还是那么年轻、美丽,好像画上走下来的人一样!”


“我老了,傻孩子,记得我整整比你大七岁!你今年叫二十九,我今年,三十六了(这一年,杨作新的实足年龄,其实是二十七岁。二十九岁,是中国民间的算法,叫荒岁,或虚岁。“叫二十九”,意即号称二十九,已经二十九了的意思。),外表没变,其实我的心,已经苍老得不成样子了。”


黑白氏的一句“傻孩子”,不知怎么,竟说动了杨作新的感情。两滴泪花,一前一后,离了眼眶,掉了下来。这眼泪一掉,就收不住了,哗哗大作,纷纷跌在黑白氏扬起的面孔上。


想到这一年蒙受的屈辱和委屈,杨作新终于按捺不住,大声抽泣起来。


成年男人的哭相是很令人害怕的。面孔扭曲,身子随着抽泣,一下一个冷颤。如果他能号啕大哭就好了,那样反而轻松一些和自然一些,可是,杨作新明白哨兵在窑外站着,他不愿意让哨兵听见他的哭声,更不愿意让哨兵看见他的软弱,于是,这经过压抑而发出来的哭声,便更加悲泣,更加令人感到害怕。


黑白氏不怕,她双手捧着亲爱的人儿的脸,看着他哭,鼓励他哭。她希望他能将所有的委屈屈辱,都吐出来,那样他将好受一些。


杨作新的抽泣终于减弱下来。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干什么,于是立即停止了。就在他停止的当儿,黑白氏掏出一只丝织的帕子,轻轻地为他拭去脸上的眼泪。然后说:


“他干大,咱们吃饭吧!”说完,她伸出两只手,将紧紧地环搂着她的腰身的杨作新的胳膊,轻轻拆开。


黑白氏揭开竹篮的盖儿,将篮里的吃食,一样一样,摆在了桌上。有一只烧鸡,两个开花的猪蹄儿,还有一青瓷老碗正在冒着热气的羊杂碎。主食是一小盒黄米干饭。除了这些吃食以外,最后,黑白氏还从篮底儿,拿出一瓶烧酒。“趁热吃吧,他干大!”她又一次督促说。


哭过一场后,心里舒坦多了,杨作新现在感到,有了一点饿了。他谦让了一下黑白氏,算是礼节,随后就坐在桌前的凳子上,狼吞虎咽起来。


黑白氏站在旁边,盯着杨作新吃饭,看得认真极了,好像这也是一场享受。她还打开了酒瓶,用舌尖抿了抿,说了句“酒还凑合”,随之把酒瓶递给杨作新。没有酒杯,她要杨作新就着瓶口喝。


吃饭的途中,杨作新突然想起了什么。“见到荞麦了?”他问黑白氏。


“见到了。我来肤施城,这些日子,就是住在你家。你那一个干儿,要上学,我领他到肤施,住了边区师范了。”


“你恐怕会笑话我的,荞麦的人样儿……”


“傻话!”黑白氏打断了杨作新的话,她说,“荞麦是个好女人,老实本分,过日子的婆姨。唉,袁家村一别,我一个人成天站在那棵树底下,咒你骂你,盼你找个瞎子瘸子,找个石女,找个臭汉(臭汉:腋窝里有狐臭的家庭,有遗传性。民谚云:宁找淫妇臭一辈,不找臭汉败一门。),谁知你杨作新有福气,有了荞麦,有了那么灵省的一个男丁。唉,见了你窑里有了女人,我只能高兴,我还能说什么呢?”


杨作新听了,不再言语,闷头吃饭。


他们之间的口角是在杨作新吃罢饭后开始的。口角破坏了窑里早先形成的那种融洽和温情脉脉的气氛。看了自己亲爱的人儿受罪,黑白氏不能容忍,她又动起了几天前在堂弟那里,说过的那个念头,不管怎么说,这个当年后九天寨子的压寨夫人,思想还停留在那个侠客义士的年代里,她不能看着杨作新在这里莫名其妙地受罪了,她要行动。如果通融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有刀枪相见了。这些年来,虽然她没有再过问江湖上的事情,但是只要抬出黑大头,抬出她这压寨夫人的名分,她想,她还是可以请来一些人马的,或者土匪,或者哥老会。而她,并不想大动干戈,只是要一股武装,轻装便从,瞅一个黑夜,劫了监狱,救出杨作新,就像当年,丹州城里,张三李四,去救黑大头的情形一样。


黑白氏压低嗓门,说着她的计划。杨作新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听一边应承,直到最后,他才幡然省悟。“怎么,你想劫狱?”


他吃了一惊。


黑白氏指了指窑外,让他小声一点,然后说:“正是这么回事。出了监狱,海阔天空,哪里没有个安身的地方。你说呢?”


这可是个天大的事情!杨作新赶紧规劝黑白氏,要她取消这个念头。他说他的关押,实在是一场误会,也许革命工作,需要他在这里独处一段时间,以便别的矛盾的解决。他说他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他万万不能干那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他还说,也许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出来的,那时一切又会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你说你出来?”黑白氏紧追不舍,“那么,你给我说上一个准日子,我到这牢房来,用八抬大轿,雇上吹手,来抬你回家。”


杨作新语塞了。


“小人作祟,你不会出来了,憨娃娃。”黑白氏说,“与其这样没年没月地蹲下去,老死狱中,还不如反出肤施城,逃一条活命去吧!”


“你这是害我,黑白氏!”杨作新听到这里,声音高了,“为公为私,我都不能走这条路。


为私,我的半世清白,这下子就全完了,我如何面对杜先生他们;为公,我这事一出,连锁反应,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样,我就成了千古罪人。我求你了,好嫂子!”


“我意已决!”黑白氏慷慨悲凉地说道,“我暂时离开肤施几天,去联系人马,到时候荞麦会通知你的。荞麦事先在饭篮里,给你带一支短枪和一包炸药,到时候外边枪声响起,你就点了炸药,往外冲,我在北城门外等你。”


“不可!不可!”杨作新摇摇头说。


“我走了!他干大,你好自珍重!”


当杨作新扭头看时,黑白氏已经提着篮子,小脚迈出了牢门的门槛。“这下糟了!”他说道。


这黑白氏果然说到做到,几天以后,她从距肤施城最近的大劳山匪窠里,搬来一股精悍的土匪,说好当天夜里,劫狱救人。这天下午,荞麦的送饭篮来了,杨作新揭开盖子,也看见了里面的短枪和炸药,知道事变就在当晚,不由得脸色煞白。


这短枪的用途,大家知道,那么,这炸药是干什么用的。原来,土匪们多年来摸索出来一个逃脱的办法,如果被堵死在了窑里,出不去时,就脱光衣服,点燃炸药(其实是火药,习惯上称炸药),霎时一道白光,仿佛冲击波一样,朦了人们的眼睛,身上由于没穿衣服,赤条条的肉色,这一瞬间,就是大模大样地从窑里走出去,围在外边的人,眼睛也看不见。这种办法通常用在白日逃脱,黑白氏所以在晚上也要杨作新这样做,是担心枪声起时,两个哨兵先下手为强,伤了杨作新,如果白光一起,他们就瞅不见人了。


荞麦告诉杨作新,是黑白氏让她这样做的。此刻的黑白氏,正在杨家,等着她的回话,那些土匪,已经鱼贯地混入城了。杨作新问荞麦,是哪里的土匪,荞麦回答说,是大劳山的。杨作新听了,倒吸了两口凉气。


吃饭的当儿,杨作新主意已决,决定自尽。吃饭时,他讲了许多的话,也许,这是他和荞麦结为伴侣以来,讲得最多的一次。他谈到了杜先生,他说,如果他有什么不测,那本《共产党宣言》,就作为他的枕头,让他长久地枕着它吧。他谈到了吴儿堡,谈到了已经故世的杨干大,和健在的杨干妈、杨蛾子。他已经从荞麦的口中,知道了蛾子结婚的事,他真诚地祝蛾子幸福。他还提到了杨岸乡,他的亲爱的儿子,他说世界是他们的,要荞麦好好地管教他。对于黑白氏,他也表示了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他第一次向荞麦透露了他和黑白氏的关系。他说,原来他只以为,黑白氏是他单纯的情人,现在才意识到,对于他来说,黑白氏具有母亲与情人的双重身份。最后,他谈到,肤施城设州造府以来,它的最辉煌的一页开始了,陕北高原自轩辕氏以来,它的最辉煌的一页也开始了,虽然他看不到这一切了,但是这里面有他的一份贡献,因此他很满足,他的不死的灵魂将附着在行进的事业中,伴随着过程一道行进。


荞麦似懂非懂地听着男人讲这一番大话。她还太单纯,不能和男人之间,进行如此深刻的感情交流,但是她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今天要发生一件大事,她很担心,很害怕。


她笨嘴拙舌,不会说话,于是只是喃喃地、一个劲劝慰男人:“娃他大呀,你可不敢往瞎瞎处去想!”


吃罢饭,杨作新又提起瓶子,喝光了黑白氏送来的瓶子里的最后一滴白酒,然后突然对荞麦说:“娃他妈,你去看看,外边谁在叫我!”


心实的荞麦,见男人说了,于是调转头,向窑门口走去,还没走到窑门口,只听见后边沉闷的一声响声,伴随着杨作新的一声尖叫。荞麦赶紧扭头一看,只见杨作新,已经头撞石墙,死了。


他的天灵盖破碎,脑浆溅满了半面墙壁。他的手试图向上举,去捂脑袋,但是手在半途上,停住了,遂之耷拉了下来。他的一口气出在喉咙眼上,又咽了回去,喉咙眼里发出一声古怪的嗝声。


杨作新蜷作一团,倒在了墙根底下。他是彻底死了。


荞麦自然是一场号啕大哭。


黑白氏在家中,左等右等,不见荞麦,担心事情有变,枪支送不到杨作新手里,于是上街来打探消息。


消息传出,街上咯噪成了一窝蜂,都说杨督学寻了短见。黑白氏听了,叫一声:“他干大,是我害死了你!”然后仿佛疯了一般,直奔保安处。


窑洞门口,只有一个哨兵,正惊慌地站在那里(另一个大约是回去汇报去了),见了黑白氏,倒也认得,正是那天来的那位,便也就没有执意阻拦。黑白氏进了窑,好个女中丈夫,先去那竹篮里,取了手枪,别在自己红裤带上,用大襟袄掩了。她怕这支枪给杨作新留下后害。这件事做严实了,然后走过来,跪在杨作新面前。


“天下多少条路,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条!你要知道,这条路走过去,就回不来了。”黑白氏哽咽着说。


黑白氏劫狱的那个宏伟计划,自然成了泡影。荞麦没有经过世面,早软瘫了,因此抬埋上山的一应事理,均由黑白氏张罗。保安处派了一班战士,备了一口薄棺,要帮助抬埋,黑白氏摆摆手,拒绝了。她从街上,召来了几个揽工的,将杨作新的尸首,背回家里,设下灵堂。又将盘龙髻上的那只银簪抽出,变卖了,换了一口像样的棺材。最后,又从学校里,叫回了黑寿山,让他穿上号衣,星夜前往吴儿堡,为杨干大报丧。


按照规矩,暴死的人不能埋进家族公墓。因此,杨作新埋在了肤施城外的一处荒山上。至于后来,本世纪行将结束时,杨作新的灵骨,由他的儿子杨岸乡自肤施城启出,一路扶灵,回归吴儿堡祖坟,那是以后的事,这里不提。


人死得突然,一点准备也没有,丧事也就办得简陋。黄土堆前,引魂幡高高竖起,两个孝子,一个亲生儿子杨岸乡,一个干儿黑寿山披麻戴孝,跪在坟前。荞麦和黑白氏,一个白如雪,一个黑如漆,分列左右,像两个泪人儿似的。杨蛾子来得迟了一步,消息送到吴儿堡,杨老太太得到噩耗,登时翻了白眼,唤了半天,才唤回魂影来。杨蛾子先打发黑寿山前脚走了,等到母亲不要紧了,她才匆匆赶到;到了坟头,拥着黄土堆,放声大哭。


丧事一毕,杨蛾子放心不下母亲,安慰嫂嫂一番,匆匆回吴儿堡去了。黑白氏倒是多待了两天,后来见荞麦情绪渐渐安定,黑寿山的学校生活,也已经走上正轨,于是依旧骑上毛驴,回她的袁家村去了。


杨作新的案子,就这样无头无尾地了结了。后来寡妇荞麦壮着胆子,到边区保安处问话,问她的男人,犯了哪宗事情,问来问去,也没有个结果。办案的人说,杨作新的事情,查证落实的有三条,一是去庐山受训期间,有自首变节嫌疑,二是回来后,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思想,三是思想消沉,看起古书来了。三条意见,连办案人员也觉得不足以服人,于是后来也就不再说了,但凡荞麦来了,只是婉言相劝,将她哄出门外了事。


说话间过了两三年光景,却说有一天,一群肤施城的野孩子,在南川河里耍完水后,兴犹未尽,于是来到边区交际处的大院内。大院里靠河滩的一侧,是一片菜地,菜地里种着西红柿,这些孩子,是来偷西红柿吃的。


正是夏日中午的午休时间,交际处大院里,静静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在一棵大槐树的阴凉儿下,支了张行军床。他正在床上,鼾声大作。


菜地里的西红柿,正是成熟时节,阳光下红艳艳的,逗得这些孩子们直流口水。菜地外边,用酸枣刺一棵挨一棵,围了一圈,要想去摘西红柿,得钻过这一道篱笆。于是,这些孩子,公推他们中年龄最小,个头最小的一个,从枣刺与枣刺之间的一个缝隙里,钻过去,偷西红柿给他们吃。


这个孩子正是杨岸乡。其实,不要小伙伴们催他,他自己也在跃跃欲试,在篱笆外边徘徊着,寻找着缺口。缺口找到了,杨岸乡钻了进去,西红柿搭成了一溜二溜的三角架,他在三角架***没着,挑那些大些红些的西红柿,往外扔。


最后,小孩子重新钻出了篱笆。一个个精着身子的伙伴们,现在人人都弄了个肚儿圆,嘴角上也沾满了西红柿红色的汁水。大家腆着肚皮,就要离开交际处大院。


这时候,杨岸乡又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情。那个行军床上的外国人,穿着一件半裤,他注意到了,外国人交裆里的牛牛特别大,鼓囊囊的一团,仿佛要将裤子撑破的样子。于是,他喊了一声,小伙伴们听到喊声,就都跑了回来,围着这个外国人看。


杨岸乡从篱笆上,摘下一根又粗又硬的红牙枣刺,轻手轻脚地走到了行军床跟前。


小伙伴们都明白了杨岸乡想干什么,心里有些胆怯,就哄地一声,跑到交际处的大门外去了,然后一边在墙头上瞅着,等着看笑话,一边做好逃跑的准备。


杨岸乡猫着腰,钻到了行军床底下,然后探出头来,伸手用红牙枣刺,在这个睡着了的外国人的牛牛上,轻轻地扎了一下。


这个外国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马海德,当时他正在肤施城的保育院(后来又称保育小学、育才小学)当医生。马海德在睡梦中,感到下部火辣辣一阵疼痛,迷糊之间,伸手揉了起来,然后又睁开眼睛,朝四周看了看。


四周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那些围墙外边的孩子,早缩回了头,笑着捂住肚子,在地上打滚。


马海德以为大约是蜜蜂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蜇了他一下。他摇摇头,嘟囔了一句,继续沉沉睡去。


围墙外边的孩子,见那个外国人又睡去了,于是又在墙头上,伸舌挠耳,指手画脚,怂恿杨岸乡再扎。杨岸乡受了怂恿,便又从行军床底下,探出头来,伸手要去扎第二次。


这时候,从交际处东边那栋小楼的门口,传来了笑声。杨岸乡听到笑声,吓了一跳,赶紧缩回了手。他搭眼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首长,站在那里,正在望着杨岸乡笑。


“你过来,伢子!”这位首长说。


墙头上趴着的孩子,见有人发现了他们的恶作剧,喊了一声:“快跑,大人来了!”登时就没影了。


杨岸乡想跑,可是不敢。那首长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于是,他就钻在了行军床下。他在床底,任来人怎么说,也不肯出来。


“你是毛主席,我认识你。我们家的墙壁上,挂着你的照片!”杨岸乡在行军床底下说。


“我是毛泽东。那么你是谁呢?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那位首长说。


这确实是毛泽东。那天,他到边区大礼堂开会,来到南关,因为下午还有会,于是中午时间,便在交际处休息用饭。这些孩子刚才摘西红柿的情景,他都看见了。孩子们的举动唤起了他的童心,他带着会心的微笑,注视着这一幕田园剧,并且阻止了警卫员的打搅。直到最后,杨岸乡用枣刺扎马海德的这一幕,才引起了他的不快,于是走出来制止。


杨岸乡见毛主席问他,答道:“我大叫杨作新,殁了;我妈叫荞麦,我……”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毛泽东说:“你先别说你的名字,让我想想:杨……白杨……一棵白杨傲岸地站立在陕北的山野上。你叫杨岸山,对吧?”


“不,我的官名叫杨岸乡!”孩子答道。


“是的,是的,杨岸乡,一个好听的名字!”毛泽东说。他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我认识你的父亲。我们是朋友。他是一个优秀的陕北知识分子,陕北才子。可惜他死了。他太脆弱了。”毛泽东还想说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听说毛主席和他父亲是朋友,孩子不再怯生了。他从行军床底下爬出来,拽住毛主席的手。


“你不会处罚我吧?你不会给我娘告我吧?”孩子说。


毛泽东没有言语,他的脸色很严峻,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抱起了这个只穿一条半裤,浑身尘土的小男孩。毛泽东详细地问了荞麦母子现在的情况,最后说:“我要你做一件事情,你愿意做吗?”


“什么事?”


“你应该上学了,伢子。我想介绍你到保育院去,你愿意吗?那里有许多孩子,当然他们比你大,有彭湃的女儿,方志敏的儿子,还有刘志丹的女儿,你愿意和他们一起上学吗?”


“那得问妈妈。”


“妈妈那里,我会派人去说的。”


行军床上的马海德,现在一场大梦,终于苏醒。眼皮还未睁开,他又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交裆。待要睁开眼睛,一眼看见站在身边、抱着孩子的毛泽东时,他为自己刚才不雅的举止,有些脸红。


马海德自我解嘲地说:“蜜蜂,这里的蜜蜂,叮人专会找地方!”


“是的,院子里有蜜蜂!”毛泽东的眼睛,朝空中望了一下,笑着说。


马海德问毛主席有什么事。毛泽东敛了笑容,严肃地说,一件大事,他怀里的这个孩子,是个烈士的遗孤,他要马海德,亲自将这个孩子,送到保育院去上学,安排在初级班。


“那么现在,亲爱的孩子,”毛泽东将杨岸乡放下来,拍拍他的后脑勺,说,“你仍旧从那个去处,去为我摘颗西红柿来;当然,最好是两颗,还有一颗,给这位大鼻子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