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猛地一跳，之前那些案件如演电影一般，回放在脑海中，模模糊糊地，我好像感觉到一些什么，但又无法加以明确。

嘱咐其他同志先看着，我快步走回办公室，将所有受害人的资料全部翻了出来，包括他们配偶和家人的详细资料。

按照案发的时间顺序，我将这些资料并列排放在一起，仔细研究揣摩，尝试着理清一条脉络。

系列刨锛案共有五名受害人，其中第一、三、五名受害人为30岁左右的女性，均已成家，也就是少妇；第二名受害人为18岁高中男生，第四名为60岁的老年妇女。

三名少妇都受到了极为残忍的击杀，头面部破损严重。高中男生遭到一次击打，老年妇女因行凶中途有人下楼，发案时也是遭到一次击打。所有受害人均在遇袭后遭到洗劫。但是在这里，我却发现了一个疑点。

三名少妇都是职业女性，随身理应携有一定钱物，但凶手对高中生和老年妇女下手就让人费解了。如果是预谋作案，动机仅仅是抢劫，那凶手应该会有一定的选择意识，可以预料到男孩和老人身上不会带有太多财物的。

另外，要是随机抢劫杀人，凶手行凶之后，仓皇摘下被害人佩戴的金银饰物，接下来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拿着挎包、钱包迅速逃离现场才对。实在想不出凶手为何要滞留案发地，有条不紊地将死者的手包打开，一件件地细致挑选着值钱财物，然后再将无用的抛弃。按照我们的办案经验推测，凶手这样做，如果不是有着极好的心理素质，就是有意伪装抢劫杀人的假现场。

如果是伪装现场，那就说明被害人与凶手结有私怨，必须重新排查他们的社会关系。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凶手怎么可能同时和三个人都有仇呢？莫非这三名少妇有什么共同点？

一念至此，我一页一页，重新查阅这三名少妇的资料。

第一名少妇孙洋，中学美术教师，老公是某厂采购部业务员。

第二名少妇唐亚林，在地下商场做买卖，老公是赴韩国劳务输出人员。

第三名少妇崔秀香，物价局普通科员，老公是一名刑警。

她们均为普通市民，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屋内极静，纸张逐页翻过，发出轻轻的刷刷声。受害人的生前彩色照片，逐一出现在眼前。台灯光线昏暗，恍惚中，她们的脸孔彼此叠印重合，竟似完全一个模样。

突然，桌上的手机嗡嗡振动。我吓了一跳，急忙伸手抓过，显示进来一条短信，是陆超发来的，说女儿一直在哭着要妈妈，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

我皱皱眉，刚要回复，猛地又停住，我脑中灵光一闪，终于知道这三名少妇有着什么共同点了。

老公！他们的老公有问题！

三名少妇的老公工作性质非常相似，都是常年在外奔波，至少也是多日不能回家。而高中男生和老年妇女的背景则很普通，没有发现任何关联性。

凭着直觉，我不相信这仅仅是一种巧合，似乎凶手是在有意识地寻找这类目标，而中间穿插的那两名死者……

我有点不敢往下想了，我意识到，他们可能是凶手故意放出的烟雾，试图掩盖其真正的目标选择。

我当即将这一猜测上报专案组，并将所有材料逐一列出。

司马局长想了想，慢慢地说：“如果真如你所说，那么接下来要是再发生第六起刨锛案，受害人则绝对不会是少妇，而应该是凶手随机选择的普通人。也就是说，还会出现一个倒霉的，成为凶手的烟幕弹。”

我说：“没错，下一个受害人肯定不是少妇，但第七个肯定还是少妇。”

可是除了司马局长，所有人都对我的猜测表示质疑。因为按照我的推论，如果凶手是有意寻找这类作案目标，那就意味着，凶手对死者的家庭状况比较了解，知道其家中男主人常年在外，并且有着极深的矛盾，但根据之前排查结果显示，三名少妇死者的社会关系极为简单，本人和配偶都没有发现与人结怨。

还有一点无法解释，三名少妇彼此素昧平生，查不出她们之间的交集。举个例子：我认识王二、张三、李四，而这三个人却彼此不认识，但他们偏偏都是脚气病患者。

凶手要在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家庭中寻找适合的作案目标，并在短短两个月内完成全部罪行，这简直就是巧合中的巧合，奇迹中的奇迹，概率极小，难度极大，应该是长期谋划而成的。同时，还要故布疑阵，随机选择其他人进行击杀。可是问题在于：凶手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司马局长和省厅刑侦、技侦总队协助我们的几名同志商量了一会儿，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了我的推测。

司马局长说：“在目前没有任何线索的条件下，不应该轻易否定桑佳慧的推测，或许这还是一条打开突破口的捷径呢。但是，我还要补充两点，推测终归还是推测，巧合总是无处不在的。而且，这三名少妇的配偶均是常年在外的事实，似乎仅仅是种表面现象，其中一定还隐藏着没有被我们发现的共通点。刚才我和省厅的几位领导研究过了，从现在开始，在一方面保持布控蹲守警力不变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全力调查三名死亡少妇，力争在她们身上挖到那个隐藏着的共通点。”

说完这些，司马局长还颇为促狭地看着我们，慢慢地说：“丈夫常年在外，妻子独居在家，最容易引发的事情应该是红杏出墙。刑警的工作性质特殊，大家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你们这些小年轻的。”

很快，他的面色恢复严肃，又说了一句：“同志们，我不希望用第六起案件来证明桑佳慧的推测。大家玩儿命吧。”

在这次会议上，技术人员又汇报了关于凶器的相关检验结果。

通过对死者创口测量，提取微量遗留物并进行综合比对，我们发现五起案件共使用了三种凶器，分别为羊角锤两次、锛子一次、榔头两次。下一步也要全力寻找凶器来源，对全市木工工具售卖店进行拉网排查，对全市木工尽最大可能进行摸排。

案情分析会后，我们分出部分警力对三名少妇展开了细致调查。同时，继续加大对前科劣迹人员的跟踪布控，重点掌握疑似人员的近期活动轨迹。

在移动、联通、电信等多家运营商的配合下，我们尽可能地将死者手机和小灵通上的全部通话、短信记录调取出来，逐一进行审查比对，没有发现任何相同的记录。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号码是同时出现在两名以上死者手机中的。

通过对死者配偶、亲属、同志和邻居的大量走访，我们了解到她们平时都有上网聊天的习惯。但这也属正常，尤其是独居在家的人，难道凶手会是通过这一点接近的死者吗？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在深圳警方的大力协助下，我们从腾讯公司调取了死者qq历史聊天记录，逐天逐人进行比对分析，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疑点。

莫非我们的侦查方向错了，凶手真是随机选择作案对象，三名少妇偏巧都是配偶在外？

5“戴……黑帽子，看不……清脸，身体

很……膀。”就在大家焦头烂额中，第六起刨锛案件还是不幸地发生了。

受害人为师范学院一名大二女生，户籍地为我省其他城市，读书期间与同学在校外租房居住。

案发当天中午，女孩乘坐火车返回我市。19时20分左右，她走进所租居民楼楼道内，迎面撞见凶手，面部遭到一记重击，随身财物被抢走。

女孩疼得大声呼救，惊动邻居出来查看，并紧急送往医院。经全力抢救，虽然没有致死，但已经严重毁容，鼻梁骨粉碎性骨折，右眼视力全失。

在做了大量工作后，医生终于同意我们在手术后的间隙对该受害人进行了询问。

女孩意识还算清醒，口齿不清地说了一句话：“戴……黑帽子，看不……清脸，身体很……膀。”（注：膀，三声，在东北俗语中，是身体强壮、魁梧结实的意思。）

这条线索太重要了。至此，凶手为男性这点应该是确凿无疑。虽然案件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了，但也在另一程度上印证了我的推测，凶手第六起案件是随机选择的，第七起案件极有可能还是配偶在外的少妇。

紧急案情分析会上，司马局长对我的推测再次表示了认可。他慢慢地说：“连续发生刨锛杀人案，我们已经动用大量警力进行侦查，可谓满城皆知。在这么风紧的时候，凶手仍旧顶风作案，大家分析分析这是为什么？”

有人联想到了当年艾滋针案件中，曾分析凶手可能受到犯罪连续意识的驱使；还有人说，凶手性格偏执，有反社会倾向，一定是在向警方示威，试图证明自己作案手段的高超。

众说纷纭中，司马局长说了这样一番话：“大家说得都对，但套用一句老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们想想，案件发生后，咱们已经展开了铺天盖地的侦查，路面四处是警灯，身穿制服的警察随处可见，甚至还在一些重点部位派了便衣，这个动静不可谓不惊天动地了，就是傻子也能察觉得出局势的紧张。如果凶手真如我们所推测的那样，是一个思维缜密、有犯罪前科并掌握一定反侦察手段的人，他肯定会暂时消停下来，没必要继续疯狂作案，这简直就是扛着手枪往公安局跑嘛。”

我并不认可司马局长的分析，也许凶手就是自信极高，认为自己不会失手，故意挑衅我们呢？

司马局长笑笑，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前期的一切疑云都已经在今天这起案件发生后散开了，我知道凶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在大家质疑的目光中，司马局长说出了自己的推断：“凶手绝对没有犯罪前科，即便是掌握一定的反侦察手段也仅仅是皮毛，完全就是一个新手，老手不会这样的。其实在现实中，大多数人都是激情犯罪，有多少人会是老手呢？”

我们纷纷摇头表示难以置信，作案时机的选择在打警方的时间差，受害目标的选择如此具有针对性，同时还拉上了众多的垫背者，如此狡猾异常的犯罪手段，怎么可能是一个新手所为呢？

司马局长摇摇头，说：“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或者常识，当我们犯了某种错误的时候，一旦被别人发现指出，我们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找出各种各样的弥补方式，努力证明自己并没有错。”

我们不约而同地点头表示认可。可是，这与本案又有什么关系呢？

司马局长继续说：“回头看看本案，凶手在局势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仍旧冒着极大的风险继续作案，就是这样的心理在驱使，而绝不是简单的犯罪连续意识。凶手现在已经紧张了，他在试图掩藏自己，试图搅乱我们的视线，试图让我们的侦查走向误区，试图让我们真的认为这就是一起随机抢劫杀人。”

司马局长的四句“试图”让我们感到非常疑惑，如此言辞确凿的心理分析，其依据究竟从何而来呢？

司马局长想了想，说：“大家知道心理暗示吗？呵呵，心理暗示是个极有意思的生理性行为。比如你，桑佳慧。”

我一愣，就见司马局长指了指我，说：“我要是一直盯着你的耳朵看，你难免不会发毛，以为自己耳朵上有什么东西，肯定会用手抓一抓，或者照照镜子。这是外因式心理暗示，也叫与他暗示。

“还有一种叫内因式心理暗示，又叫自我暗示。比如你偷了肖天明的手机。”该死的司马局长又指了指我，“肖天明成天在队里嚷嚷自己丢了手机，你作为一个盗窃者，肯定不会无动于衷，心里总是有些惶恐，觉得自己可能会被发现，于是就会有意无意、或明或暗地向大家表明，自己不会偷东西，甚至会找出一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自己。”

司马局长停了停，语气极为肯定地说：“这起案件的凶手正是受到了内心暗示的影响，他已经心虚了，他无休止地作案，甚至一夜之间两次作案，就是在努力地证明自己是个随机性的凶手，是一个公然挑战法律权威的丧心病狂分子。可偏偏因为太频繁了，他的内心动机就此完全暴露，只是要隐藏自己是一个新手。”

听了司马局长的这番话，再回过头来想想全部案情，凶手的种种行为确实有着这方面的倾向。

“当然了，”司马局长话锋一转，“也不排除受犯罪连续意识驱使的可能性，或许这个凶手真的刨人刨上了瘾，不犯案就手心刺挠。如果是这样，我宁可看到就击毙他。”

分析到这里，司马局长逐一环视我们，慢慢地说：“我重申一遍，我不允许第七起案件发生。如果再次发生，你们，还有我，都下派出所干片儿警，和老头老太太打交道吧。”

6我们遗漏了什么？

就在这时，网络监察部门报上来一条新线索：通过漫长繁冗的比对，在其中两名少妇死者的手机中发现了唯一的一个共通点，就是她们都曾在生前与本地陌生手机号码有过电话或者短信联系，但这两个号码却不相同。

按照常理，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几乎都会遇到。比如突然接到一个响了一声的电话，或者一个莫名短信，好奇心重的人都会回一下，询问对方是谁。再就是我们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某人电话号码，然后进行拨打或者发信。死者也不排除上述两种情况的发生，在其手机记录上也确实存在其他类似情况。

但按照两名死者手机上所有类似号码来查，我们分别给那些陌生号码去了电话，并调取了通话记录，只有这两个号码是停机，并且……这两个号码与死者在生前某一个时间段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关键在于，这两个号码没有拨打过其他电话，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与死者进行联系的专线，这就显得太怪异了。

虽然第三个死者类似的疑似号码没有找到，但考虑到电信运营商的通话记录只保留六个月，保不准已经被系统过滤掉了。

通过新一轮走访调查，这两个号码与死者频繁联络的时段，偏偏还是她们的丈夫外出，或者即将外出的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