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姆来这里是为了查看当时查尔斯·库伦工作的时候留下的人事档案，希望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关于这家伙的蛛丝马迹。这次的调查跟钓鱼似的，他盲目地收集来自各处的信息，不过，一般的调查工作确实也只能这么开展下去。他觉得医院应该没有胆量跟一位凶杀重案组的警探较劲儿，更何况他们的前任雇员现在变成了一起案件的重要嫌犯。如果联系人事部，那还没等他来得及开口问什么问题，就会直接被转交到驻院律师那里。如果医院想要试图隐瞒什么不让提姆知道，那很显然，这些信息恰恰就是提姆所需要的。

提姆想要找人帮个忙，起码想尝试着走个后门。他找来一名退休之后在圣巴拿巴保安部工作的前任警察，希望能帮忙调一下档案，无论什么信息，只要是关于查尔斯·库伦的就可以。提姆简要地将自己现在调查的案子跟他说了一遍。通常情况下，警察跟警察之间还是比走官方程序来得更靠谱一些。提姆并不确定现在这种情境下规则是否还适用，毕竟这个前任警察现在效力的公司可给他发着6位数的高薪。提姆希望可以拿到所有关于库伦在圣巴拿巴的相关资料。

前台的一个马尼拉纸质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提姆直到冲好了一杯咖啡，坐在桌前的时候，才翻开这个长达22页的资料。那里面有库伦的护理执照的复印件和接种疫苗的记录。剩下的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病例，名字已经被涂黑，有一些纸张上有人用签字笔写下了一些不太正规的随笔。他才眯着眼睛读了几行字，就直接拿着整摞文件去了丹尼的办公室。

提姆将这些文件扔到了丹尼面前：“你看过这些东西吗？”

丹尼大概翻了翻，翻到整个文档的最后一页，然后又从头读了一下，说道：“哇！看起来像是谁写的‘观后感’。”

“嗯，是的。”提姆说道，“起码有一部分是。这到底是谁归的档？”

整个档案看起来相当凌乱，而且残缺不全，几乎就是碎片堆起来的，有很多东西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相关记录。实在是很奇怪，这东西得有10年以上了。看来，查尔斯·库伦在圣巴拿巴的工作记录在存档之前被人好好整理了一番。有意义的东西全都没有了，缺失了不少细节，尤其是对于一个可能存在犯罪行为的案子来说，几乎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可用。

就算他们能读懂上面凌乱的笔记，琢磨出医疗用语的简写，但上面有意义的东西也没有多少。文件压根儿没有提及关于库伦在圣巴拿巴就任最后一年时，那起陷害事件的任何内部调查记录。在这个潦草的影印报告里，有一半以上都是关于查理没有按规定填写领药单子的，其中还包括一些处方药。还有他误用输液袋，反复关闭一位重症病人的呼吸机和擅自给病人开胰岛素的记录。尽管他们看不见具体的记录明细，尽管圣巴拿巴医疗中心肯定没有意识到到底是什么状况，但可以肯定的是，查尔斯·库伦作为杀手的职业生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库伦的这些错误从表面上看来还没有严重到需要被上报给州护理委员会或健康服务中心的有关部门那里去，他们只是简单地将他从本院的医疗系统中清理出去了而已。几年之后，医院进行了从内到外的翻新工作，所有当时调查的书面记录，作为证物被污染的输液袋和装满几个抽屉的有价值的笔记—都被清理一空。甚至连当时的金属储药柜都被移走了。唯一能表明曾经开展过相关调查的，就是油毡地毯上储物柜留下的那块锈迹斑斑的污渍。

丹尼·鲍德温第二天早上就驱车出城回到了利文斯顿，找到了医疗保健服务中心的人事部办公室主管艾格丽塔·海切尔，圣巴拿巴所有的员工资料都可以从她这里找到。海切尔跟查尔斯·库伦并不认识，但她确实对库伦工作中发生过的那些失误有所耳闻，还听说其中几个错误情节很严重。从记录中可以查到，1991年3月14日，医院的主管曾经给她手写过一张便条：“深切关注：查尔斯的双重用药错误。”她认为库伦对此类错误“毫不在意，根本不把这些关系到病人安危的错误放在心上”。

丹尼让海切尔就“双重用药错误”给出一个再具体些的解释—是说在给病人送药的时候，连着两次送错同一种药吗？海切尔说她也不知道，而且文件记录中也没有进一步更加详细的解释了。只要是文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细节通通都找不到了。丹尼只得到了一个骨架，但上面空空荡荡，没有硬货。海切尔不知道文件剩余的部分去哪儿了，不过她猜测应该是被销毁了。丹尼觉得海切尔夫人可能说的是实话，毕竟这些文件已经是10年前的了，但是，既然已经留下了一部分零散的记录，干吗不干脆都留下呢？

根据州政府的记录，库伦在圣巴拿巴的工作结束之后去了新泽西州菲利普斯堡镇的沃伦医院。提姆打电话给沃伦医院人力资源的秘书处，留下一条信息。当天下午，一位沃伦医院的高级管理人员回了电话，声称医院找不到关于库伦先生的任何记录。提姆愤怒地甩下一句“让他们等法院传票的通知”，便砰的一声挂了电话。一个小时之后，沃伦的院方律师打来电话，告诉他们有关查尔斯·库伦先生的所有记录都已经被销毁了。与此同时，在另一间办公室内，丹尼正在跟亨特医院打电话，但是很显然从他们的人力资源那里依旧一无所获，也是死路一条。几分钟后，亨特医院还特意发来传真确认此事。

“亨特医院说他们的所有文件都储存在一个专门的归档公司里，”丹尼接着说，“但是他们问了那个归档公司，说是关于查尔斯·库伦的文件都找不到了。”

“玩真的啊！”提姆在桌前转着笔靠在椅子上琢磨这事儿，“这么说他们给毁了？”

“找不到了，他们就这么说的。库伦的文件就是丢了。”

“丢了，我太明白了，这是玩什么把戏呢？用这种屁话糊弄我们。”

在新泽西的名单上，只剩下一家医院了：默里森纪念医院。提姆拿起了电话，这次直接要的是前任雇员资料，说是要做一次背景调查，压根儿没有提凶杀案调查的事情，而默里森也没有说库伦的文件丢失或损毁了。他跟医院约好了时间，直接开车去北部亲自领取这些文件，打算事后直接跟丹尼顺道去萨默赛特医疗中心，找他们的法律顾问继续探讨此事。

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内部调查现在全部移交给保罗·尼托里负责，他们曾经在听证会上见过这个律师。9月19日，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管理层委托尼托里的公司处理此事，而这时已经是在胰岛素事件之后，第五个病人弗兰西斯·阿格达出事儿以后了。萨默赛特在请他们提供法律帮助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将此事上报给健康部门。除了对尼托里的公司有所耳闻以外，提姆对他本人一无所知，这家伙原来一直是埃塞克斯郡的助理检察官。纽瓦克的同行们之前给他提过醒，尼托里这个家伙很聪明，但是也很刻板，而且特别熟知在调查凶杀案件的时候需要哪些证据来使罪名成立。布劳恩和鲍德温非常希望这个前任助理检察官可以成为他们手中的王牌，尤其是基于他们现在已经挖掘出来的这些关于查尔斯·库伦的信息。

尼托里在他秘书的桌前迎接两位警探的到来。他50多岁，身板很宽厚，长着一头有钱人一样花白但整齐的银发，身着深色西服，系着有复活节彩蛋图案的领带。丹尼跟着尼托里走向他办公室时，一直从上面精致的衣服打量到下面精致燕尾雕花的皮鞋。走进尼托里那个配备着常见皮制家具的办公室后，他将他们介绍给自己的私家侦探。那个笨重的家伙叫洛克·法希朵，在尼托里绕到办公桌后坐下来时，他站到尼托里身边，双臂交叉紧紧环抱在胸前。尼托里的笔记、采访记录以及重症监护病房所有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会为他们的调查带来质的飞跃，节省不少时间，他们再也不需要重新走访所有老地方挖掘信息了。萨默赛特郡医学中心的内部调查时间跨度长达5个月，提姆觉得时间长得已经足够让他们用心去研究所有的调查细节了。除去医院的所有繁文缛节，提姆想着应该能抱回几箱子原始数据的备份文件。

但是，后来提姆·布劳恩回忆此事的时候，提到尼托里似乎下定决心要坚持听证会得出的观点。他说自己和公司的私人侦探洛克已经非常认真地调查了所有发生的事件，确实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嫌犯。尼托里还告诉他们，最终的报告他们还没有完成，因为院方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在他们刚刚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牵扯到刑事犯罪的时候，就不敢耽误，立刻联系了检察官办公室，所以还没来得及给出结论。

“那你对那些护士的问询情况怎么样？”提姆问道，“得到有用的信息没有？”

“我们现在什么报告都没有完成呢！”尼托里回答道。

“你有当时采访的录音，或是……”

尼托里快速地摇着头：“这些都是非正式的调查，我们没录音。”

“好，无所谓，那有没有什么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提姆还是没有放弃，“普通的纸片，随手写的纸条，只要是关于那些调查的，或是—”

“我们没人记笔记。”尼托里打断了他的话。

提姆眨了眨眼：“没有笔记。”他重复着这句话，跟丹尼互相交换了个眼色。

“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写下来。”尼托里说。

“那人名和联系方式呢？”丹尼问道，“那些员工的。你肯定有，所以我们就没必要再做无用功了。”

尼托里看了洛克一眼：“抱歉，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信息都提供给你们了，你收到我给你寄的那个文件包裹了吧？”

“是。”提姆冷笑了一下。那4页纸，当然，他们收到了。

“关于那些备忘录，”丹尼问道，“提到了一个护士，一个叫查尔斯·库伦的护士，你跟他说过话吗？”

“他是我们采访的病房里的护士之一。”尼托里答道。

“他有什么特别的吗？或是—”

“我现在想不到什么不正常的，”尼托里说，“但我记得他好像是个挺奇怪的人。”

“一个怪胎。哦，哦。”提姆重复了一遍。“一个怪胎。”

“是。”

“但你在跟这个护士说话的时候什么都没记下来？”

“不好意思，没有。”

提姆试图在表面上保持冷静，但脑海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不停地吼叫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律师会在做问询的时候不做任何记录？提姆想着要不要真的问这个问题。转念一想，还不如不问，直接揍一顿算了。再后来，他的脑海***现了停车场。

尼托里开始掌握主权，调换角色，开始问问题，询问他们是否找到了什么有用的线索，除了常规背景调查以外是否有什么其他有用的东西，但是提姆和丹尼没工夫陪他玩这个游戏。5分钟后，他们主动结束了这次会谈。提姆一直强忍着没有发作，直到他们开车上了高速才爆发出来，他一边使劲儿敲打着方向盘，一边吼道：“好的，现在来看看，他们到底都准备了多少谎话来对付我们。”

“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都是扯淡！”丹尼也生气了。每一种形式的调查，最后都会落在纸面上，留有记录的。警察们太了解这些了，律师们—尤其是之前还做过检察官助理的家伙—更是知道这一点。有打印的文件、记录、备忘录、日期簿。你一定会列单子，也一定会在问询的过程中做记录—至少，你起码应该将姓名和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上，这样你才知道到底在跟谁说话。一次长达5个月的调查，6起可疑的死亡案件，一整个病区的护士，这家伙居然连在一张纸上的涂鸦都没有？

“这就是律师，”提姆说着大力踩下了油门，在快速车道上甩掉了很多车，“除了做案头工作，他们还擅长干什么事儿？难不成蠢到连个账单都写不出来？”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显得太蠢，”丹尼说道，“不想让警察们看见他们到底把事情搞得有多糟。”

提姆可以想象得出来—洛克，那个私人侦探，从头到尾看着这些病例，也许跟他们一样逐渐发现了点儿眉目。这很好，但对现实毫无帮助。

他们除了给他一份备忘录和一个名字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查尔斯·库伦，一个“怪胎”，还不是个嫌犯，一个过去的生活亮过红灯的人。丹尼坐在副驾驶座，盯着窗外的高速公路，想着如果他们要真是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干吗还给他们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