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看香菇问人民苦乐

书记拉硬屎朝金矿开刀

天气逐渐暖和起来，人头逐渐熟悉起来，工作的头绪也逐渐乱了起来。

可能凡是当领导的，主要业务就是开会、会客。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除了经常接待与灌河有关的县直各部门人员外，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一个中心议题，就是为了搞钱。

因为思想上早就有很明确的概念：“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搞现钱来得快的当然还是乡镇企业，所以，就首先开了乡镇企业的工作会。灌河的企业底子还真不薄，大大小小十五六个厂，细算一下，就是各厂不盈利，只要满负荷生产，仅纳税这一条，就能够上缴国库、填满镇库。因此，大家都知道，新任党委书记肯定会把乡镇企业工作当做重头戏来唱，这会就开得有劲儿了。

这个工作会议，要求各企业经理、厂长参加，一口气开了数天，开成了一个马拉松会议。在开法上也非常灵活，用一句流行的行话说，叫现场办公。就是带着镇长、抓企业的副职和企业办、金融、财税等部门的有关人员，深入到镇办和村办的滑石粉厂、几个金属镁厂、地毯厂、缫丝厂等，一个一个地听汇报，一个一个地作决策，一个一个地抓落实。开会时做出了不少决策，捏着人家营业所、信用社的头皮往企业注入流资，一时间，厂长经理们信心大增，各个厂都想方设法开工，生产一度红火了起来。

会议开得虽然成功，却根本没有多大成效。此时，金融大鳄索罗斯已经席卷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风暴搞得亚洲“四小龙”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国家从长远战略考虑，为了香港、澳门的利益，也为了台湾及东南亚各国长远的经济复苏，宣布人民币不贬值，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出口大幅度下滑，加工业迅速萧条，乡镇企业急剧萎缩。

“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作为一个小小山区乡镇的党委书记，虽然从《新华社内部参考》机密材料中，已经捕捉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却还远远没有预料到金融风暴会那么快就对全镇的乡镇企业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更不可能通过国际形势透视和预测本镇乡镇企业的近况和将来。胜利地召开了本镇的乡镇企业工作会后，没想到这会是白开了。两三个月的光景就面临着惨痛的失败，全镇的企业全部垮塌下来。

这一天，县长徐泽厚专程来到灌河，一见面就说：“我今天是来看看你这一路诸侯到底干得咋样。”

我拉开架势准备汇报，他说：“算了，还是出去看看吧。”

我问他看什么，他说：“听说你这里群众的香菇生产不错，就去看看吧。”

于是，我们就决定去卧牛坡村看看香菇生产。由于他的奥迪车底盘低，在山里行不通，县长屈就坐上了我的普通桑塔纳。

路上，徐县长对我说：“振宗啊，在研究你下乡当书记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番争议，一些常委有所担心，怕秀才难当帅才。大家说，两办的副主任多年都是先干乡镇长，是不是先放在乡镇长的位置上试试？我是力排众议的，我相信你能干好。这一段已经听到反映说你点子稠，干得还可以。”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在我当上这个乡镇党委书记之后，其他常委们从语言间或多或少向我表功时，我表示感谢，反而有点不相信。天知道他们为了我当这个书记是不是都用了那么大劲儿？但我对徐泽厚县长对我的帮助和支持从来没有低估过，所以一直对这位年轻的有才有德的县长心存感激。

过了卧牛坡村民小组，再往前走了一里多路，出了点小事儿。由于前几天下了一场春雨，这一小段山路特别泥泞，正巧前边有一台收花生的三轮车迎面驶来，为了躲路，我们的车就靠右边走，一晃一晃，车就歪出了辙子，出溜在路边的斜坡上，轮胎打滑，机器干哼哼，使不上劲儿，再也没有办法上来。司机小勇急了一头汗，一边骂车的娘，一边骂路的娘，边骂边马上去卧牛坡村里找人。没有多大一会儿，一大群老百姓背镐拿锨地赶来，有的修路，有的抬车，把路边群众的玉米秆用了几大捆垫在车底下防滑。到底人多力量大，车很快就被解救出险。在抬车的过程中，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去喊那一台不知从哪个村来的收花生车，要那个司机赶紧走，那人却说，我得把书记的车抬上来再走。徐县长听了十分感慨：“山里的群众真是好哇，又实在，又厚道。这要在平原，别说喊不来人给你抬车，就是有人，也肯定站在一旁看笑话！”

到了郑付安家，看了他的两间香菇棚，让我感到很惊奇，没有想到他种得这么多，长得这么好，收益这么高。郑付安是一个老复员退伍军人，曾经担任过卧牛坡村的支部书记。由于村里的事情越来越不好管，他干脆辞了职，到这山沟里边辟一面小山坡盖了房子。

这一年秋天，正好有一个叫苗乐华的昆阳县人来这里推销香菇菌种。当时，灌河还没有人敢干这种冒险事情。因为灌河的群众都知道，东边的孟坪乡党委、政府前年急于出政绩，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强逼着老百姓种香菇，千军万马齐上阵。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家家户户落下了一垛劈柴，基本上没有收入，反而欠人家昆阳县香菇菌种厂一百多万元的菌种钱。老百姓死活不还这些菌种钱，还整天日亲道娘地抱怨乡干部：“要想哭，种香菇，一年赔了俩大猪！”于是，孟坪乡人就传染给了灌河人“种香菇恐惧症”。

这个昆阳人苗乐华跑了几道沟，一瓶菌种也没有卖出去。这一天连饭都没有混到嘴里，正在没有办法之时，郑付安热情地接待了他。两人谈到了一块儿，那人就住下来，教他技术。他一次种植成功，当年收回投资并赚了一笔。有了钱，扒了瓦房盖起楼，引得卧牛坡村的群众眼热，有人就起来仿效，但效益一直不如他，郑付安从此远近出了名。看着郑付安春季的最后一茬香菇，个大、匀实，成的花菇多，长相特别好，估计能够卖上好价钱。徐县长由此谈兴大发，习惯性地立刻发表高论，滔滔不绝。他从“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讲到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讲到农业产业化，讲到食用菌生产对于富县富民的伟大意义。最后对我强调指出，你们灌河镇一定要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食用菌生产。其实，原来我只把心操在乡镇企业上，没有腾出工夫来看食用菌生产，这一看，心里还真有所触动，不由得点头称是。

再往里走，就是看山景了。徐县长兴致勃勃，非常高兴，说你到这儿当个书记，比在平原乡镇干要好得多。你想，那些平原乡镇，一片农田林网，有啥看头！这山里却是七步一景，一坡一画。暮春时节，山上的树木、青草都处在返青期，一片带着黄梢的嫩绿，在阳光的照耀下，被缕缕春风吹得婆婆娑娑。环顾四周，山清水秀，如诗如画，叫人心旷神怡。我们都兴致勃勃地边走边看。

到了几个散落的农户旁边，徐县长要进去看看，正兴奋的脸上马上准备了一套访贫问苦的表情。这些农户屋里陈设简陋，烟熏火燎，男男女女衣着相对破烂，不成样子。对于县长和镇党委书记的到来，表现出足够的惊异和好奇。我们说上几句好听话，他们就千恩万谢，可也说不出个啥道道。出来后，徐县长说：“都说灌河的群众富，看来不尽然嘛。”我也很有同感。

他的随行秘书姚小辉说：“人家说，一个大领导到四川农村考察，看到山村没有电，当然谈不上有电视看，就问群众老乡，你们平时都开展些什么娱乐活动？群众说，就是吃饭种地，有毬啥子娱乐活动！大领导问，那你们晚上都干啥？群众说，***x呗。大领导想想，也对，却不甘心这个答案，总想问出一点新名堂，就又问，***了x干啥？那群众就说，还能干啥，吸一阵子烟，歇一会儿还***。”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我说：“灌河这地方贫富悬殊，深山里的群众还没有摆脱贫困，有些因为天灾人祸，脱贫的又见返贫。现在还有五六个村没有实现完全通电。就像姚秘书说的笑话，这里的老百姓眼下还是‘六靠’。”

徐县长问：“哪‘六靠’？”

我回答说：“看门靠狗，出门靠走，开会靠吼，点灯靠油，耕地靠牛，娱乐靠毬。”

徐县长说：“小辉，你把这‘六靠’记住，也算是当今贫困山区的真实写照。”

送走徐县长，我安排党委办公室的人员到卧牛坡种香菇的农户家里搞一个详细的调查研究，提供一些比较翔实的一手材料给我看，为决策提供依据，然后就去忙别的事情。

萤石矿的四十万元搞定了，乡镇企业也基本稳住了，我就开始朝金矿上打主意。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必须深入矿山去了解第一手资料。没有想到，我带上马万通主任一开始到山里转，就有人劝我：“贺书记呀，这可是马蜂窝，捅不得，前几任书记都没门儿整好这事情。你不如小气好生，每个矿点收点承包费算了。”

我有点不信，坚持看下去。没想到夜里就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贺书记，你要是断了我们的财路，你就会在这一任当上烈士！”我就不信这个邪，一笑置之。

在开扩大党委会时，我把这个情况讲给了全体班子成员。有人分析，说不定这封信还是机关院里边的人干的。我给大家讲，不管是谁干的，都说明这里边问题不少。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点遗产，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要开发它，不能让它长期闲置；还要保护它，不能让它浪费。国家政策虽然不允许集体和个人开采，但我们这里还没有发现大的矿床，大工业开采没有价值。我们就是要通过一定方式，有组织、有系统地干，决不能像以前和现在这样盲目乱挖，掠夺性开采。同时，在这一块上，镇里必须得到最大效益，这一点坚定不移。请大家挺起腰杆，就说我说了，谁要是有本事就给我站出来，明刀真枪地干，我和他奉陪到底。后来，虽然听到下面还有一些风言风语，由于我这么一硬，竟然没有发现谁敢出头拿性命开玩笑的。

如果说，金矿是一潭深水，一个猛子扎下去，才发现了许多问题。

就区域分布而言，尽管都是些星星点点的“鸡窝矿”，并不是没有规律，只分布在镇南部产滑石的几条山沟里。郑家湾、陈家村的两处古采洞，从地表到地下开了二三十丈深，矿脉断了线，多少年来，有人不断尝试掘进，挖来挖去，发现已经没有油水可捞。当地群众农闲时在这些古采洞附近，扒遍了所有可能出现矿苗的地方，有福气的，也能搞上几袋矿石当成一种副业收入。

其中有三大区域，第一个区域是夏庄村地界上的公主岭金矿，在山东省招远县的人走后，有人顺着矿脉已经在那个大坑下开挖了四个洞口；第二个区域是在青石沟和胡桃洼两个村地界上的华严寺金矿，在十几平方公里的山峁上和山沟沟里，有小坑、银洞口、吴家洼、大坑、凉水沟、阳坡六个矿点；第三个区域是在二岗沟村后山上的菊花寨金矿，有两个探口。

这三处的开采情况颇为混乱，谁想开就开上一气，连企业办的招呼都不打。在一些大大小小的、零零星星的小矿点上，到处都有人乱采乱挖，党委、政府的一些主要干部以及派出所、法庭的干警本人或亲属跟这些采矿游击大队都有或多或少的牵连。开采秩序已经混乱不堪，出了矿石更加混乱不堪，有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刚采出矿石，当地群众就上去疯抢。周边环境如此恶劣，让真正被镇里认可的采矿人常常欲哭无泪。

按照国家政策，严禁个人和集体开采金矿。但人们都喜欢“尿戗风尿，上屹缭树”，你越是严禁，就说明利益越大，越有人甘冒风险。查一查世界和中国的金矿开采史，就会非常明白。哥伦布发现美洲、非洲的新大陆以后，有多少华工到南非、到美国的旧金山去淘金，漂洋过海，尸骨未还。当今中国西部人迹罕至的地方，金矿矿床分布面积很大，地旷人稀，许多地方都有人偷偷地开采。跑到青藏高原开金矿的，全是男人，这些人无论冬夏，严寒酷暑，都是赤身裸体，不要命地干。仅供科级干部以上看的小《内部参考》上，登过一篇调查研究文章，上面说某县的金矿开采，完全被当地的黑社会把持着，这些人有土制的枪支弹药，结成了一张大网，形成了采、炼、走私黄金一条龙体系，甚嚣尘上。当地政府奈何不了他们，申请国家派武警部队上去清剿数次，结果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至今，也没有完全收归国有……由此可见，金矿的事情确实是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要解决它，不啻从虎口夺食，不采取一定的强硬措施看来是行不通的。

底子搞清以后，我感到要想整顿好金矿，不能硬来，只能智取。我们开了几次书记办公会，吸了也不知多少包香烟，在烟雾腾腾中，思路也渐渐地清晰起来。大家充分分析情况后，觉得当前的主要毛病是涉及干部队伍内部的人太多，虽然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但都在暗地里呼风唤雨使神通。原来靠企业办的人管，力度根本不够，只不过是走走过场，一旦发包，各种怪现象就会发生。必须把发包的权力收回来，小范围控制，一把手决策。

接着，先开了扩大党委会，再开了乡镇直部门负责人会等一系列会议。把党委、政府关于整顿金矿开采秩序的决定贯彻下去。我和刘镇长在各个会议上用几乎咬牙切齿的声调表示整顿的决心：“全镇上下，无论谁跟这次整顿工作过不去，我们就和他过不去。”

随后，就着手开展整顿工作，策略上采取先堵后放的办法。正所谓“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首先调兵遣将，让企业办在机关抽调了几个年轻有火力的干部职工，组成金矿整顿专业队，把破吉普车扎成宣传车，一台扩音机带动四个大喇叭，叫广播站的播音员录制好宣传材料，然后到金矿周边的各村，整天哇哇个不停，强化政策宣传，攻心为上。其实，那情形不过是像扎个稻草人一样，起个恫吓小鸟的作用；同时，在电视台和大街上发布公告，要求所有开矿人员到镇里登记，不登记就没有参加竞标的资格。

企业办主任马万通说：“贺书记，报名的我每一户都收他三百块报名费，根据所要竞包的矿口不同，收他们一千到一万元以上的押金，你看行不行？”

我想了想说：“行，那报名费归你企业办，押金都交到财政所统一管理。”

热热闹闹地搞了十几天，让马主任他们碰了一下情况，他们诉了一肚子苦水，从而听得出效果并不明显。金矿开采的无政府状态已经养成了习惯，很少有人理睬你政府的公告，来企业办报名竞标的寥寥无几。正在开矿的那些矿口，一看见宣传车去了就停，车一走马上开工。由此看来，不上力度是不可能扭转这个局面的。

于是，我们几个书记商议一下，决定动用武力开战。不刹住这股歪风，机关干部队伍里就有人看我们的笑话，这件事如果干不好，今后许多事情就更不好办。

打个电话，派出所所长田金虎就开着他那辆破吉普车跑来了。我从床底下掂出一瓶“五粮液”，先赏他一小泡下肚，然后说：“老弟，我叫你来，是出力的。你必须给老哥我立一功，把全镇正在开采的金矿全部搞停。在三个月以内，不准任何人动一寸矿山。干得好，你那辆破吉普车就扔了，我给你换一部‘黎明’行不行？干不好，你这所长就不要当了，回家抱孩子还是很称职的！”

老田虎颇为激动，一拍胸脯说：“请书记大哥放心，我们坚决不折不扣落实你的指示，如果干不好，我把田字倒着写！”

我说：“你老弟说的算毬，你那田字轱辘着写还是那个样儿！”

这家伙皮皮地一笑说：“这不是个心情嘛。”

下去后，这小子果然动了真劲儿，雇了二十多个临时用警，发了袖章，死守着各个矿口，一有情况，就鸣着警笛，毫不客气地上去抓人，很快就把金矿开采全部停了下来。大气候形成后，虽然损伤了一些人的利益，他们也不过是敢怒而不敢言，机关里议论纷纷，说多年没有治住的毛病这次叫贺书记给治住了。

“堵”法出现的第一个积极效应，就是要开矿的人都到企业办报名了。想开矿的人确实不少，到企业办报名挂号的不下四十人，这才初步澄出了底子。这些想开矿的人私下活动很频繁，想了不少门道试图争得开矿许可：有托上级、同学、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有专门在机关找书记、镇长和企业办主任的，有在县城请吃饭的，还有人半夜里敲门，好比是情人相约，不见不散。

一天晚上，还是那个叫胡小本的小伙子，来到我的办公室，“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再怎么拉，说啥也不起来，说出的话更加瘆人：“贺书记，我也没有给你拿什么礼物，你不答应我，我不会站起来，因为我是一个死了的人！”

我说：“哪里话呀，你不是好好地在我这屋里吗？”

他哭了起来，说他现在已经两个月没有进家，说着伸出左手让我看，少了一根小拇指头。他说，为了开矿，他请人看了一片阴宅，看地先生说埋在这里可以发家。于是，就做了一个小棺材，一刀把自己的指头给剁了，当做自己的替身，偷偷地埋在了那个地方，同时发誓开不出金子不进家门。还说：“贺书记啊，这个秘密父母、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只让贺书记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给我传出去。”

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足以看出那些开矿人为了发财的痴迷程度。这些人一般出手都很大方，送钱、送首饰成了家常便饭。我对于所有送钱的一概拒绝，戒指、项链就不容易推掉。因为他们都说是自己开的矿，自己炼出来的，算是土特产。想一想，反正是为了开金矿，这种说法也在情理之中。只要觉得这个人有开矿的实力，实在推不掉就收了下来。最后集中在一块儿，悄悄地交给财所所长范聚宝，对他说：“你把这个给我处理了，变成钱，我们上廊坊时用！可要保密哟。”范聚宝知道这是为了防止其他领导难堪，点头一笑就去办理。

出现了这种好势头，我更加存气了，不管春亭、万通再催，只是不松口开始发包。我觉得，这是在导演一场“黄金开采大战”。我跟他们两个讲，不与这些利令智昏的人接触，你就很难了解真实情况和这些开矿人实力的大小；不吊一吊他们的胃口，你就很难让他们出血。他们在理解我的意图之后，配合得确实不错。这些望眼欲穿的开矿人，整天在希望和忧虑中度过。我的意思是，一旦将全镇金矿情况摸准后，我让企业办写出通告，开始发包。

正是：要牵牛鼻子，须下深工夫。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