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扳指头点将细查新班底

按肥瘦分工粗用老办法

小山镇比不得县城，天擦黑后，立刻有了明显的感觉。十七十八，当时摸瞎，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白天电压很低的电灯“油”没有了，进屋里就得点燃蜡烛。通信员拿着我的茶杯和笔记本上了三楼小会议室，一溜串茶几上点了十几支蜡烛，射出去的亮光给院子勾出了立体轮廓。我和党委委员赵飞鸿一起上楼。

飞鸿笑着说：“贺书记，这里可比不得县城，天一黑一准停电，咱们群众给大电起了个名儿，叫‘尿泡电’。”

我问：“咋叫个‘尿泡电’？”

飞鸿告诉我：“这电一直要停到后半夜，等人们刚好起来尿泡时，这电才能来。”想一想，也真是那么回事，老百姓在黑夜里还真能想出点黑色幽默来。

可能是刚过罢年，也可能是我第一次召开扩大党委会，所以，班子成员到得既快又齐。

退二线的有两个老镇长，周礼让和孔祥顺，都是本镇元老级的人物。周礼让面临退休，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孔祥顺是个“戏补丁”，哪里有一些纠纷需要排解就临时安排他挡上一阵子。这跟县以上的政府部门不一样。县里流传一句顺口溜，称“退了二线再去上班儿，上舞厅不要包间儿，打麻将不知道吃张儿，回家晚不会编弯儿”为“四大傻蛋”，可见，退了二线再去上班确实惹人讨嫌。在乡镇就不同，一是在职干部人人都有活干，忙得不可开交，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二是有一些要去捏热铁的烧手事情，叫本地人出面，特别是请德高望重的人出面解决，往往事半功倍；三是老一点的同志，恋位不恋窝，越是快退越不愿意退下来。虽然没有实权，但只要给点工作干，不仅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领导器重，很有面子，再张扬一下自己。这种人性深处的满足感、成就感、优越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小的意义。因此，如果对这些老同志用得得法，确实能够做一些本来不好做的事情。

另外两个年纪较大的领导，一个是镇人大主席孔祥明，曾经当过镇长，到了当上人大主席时，算是不退二线的退二线，加上患有肺气肿，常年请病假，要不是年龄不到，早就应该退下来了。另一个是镇政协联络组组长曹思德，正乡级干部，干的却是可有可无的活儿。

再下来，就是副书记级别的人员。两个专职副书记是左平奇和井春跃。平奇是前几年从县委办公室下来的，从当副镇长开始，一直熬到当上了三把手，成为管组织的副书记；春跃是从邻近的孟坪乡副乡长调到这里任副书记的，大家习惯上称他为宣传书记；还有一个县委统战部下派挂职的副书记，很快就要返回原单位，当然，离开之前仍然要参加扩大党委会议；还有一个纪检书记叫牛振山，过去叫纪检组长，现在升格了，副书记格次，排序也往前边移了几位。

以下就是几个副镇长：郑东方、华秋实、何付德、赵豫、鲁新慧，还有一个年轻的镇长助理李立进。这郑、赵、李是新来的，华、鲁、何是本地人。

鲁新慧是班子中唯一的一个女干部，三十五六岁，人长得不丑不俊，不黑不白，不老不少，算是个“六不女干部”。她的男人叫姜保兴，也在镇机关上班，是一般人员，人很好，有文采，但机遇不济，出力不少，却一直没有得到重用。鲁新慧是从村妇女主任熬出来的，据说工作泼辣大胆，才成为不可多得的女中将才。早些年刚分田到户，公社干部仍然只会抓农业时，她作为公社的妇女主任，下到大队去检查麦场防火，一看谁家麦场里没有水缸，背起人家的桑杈就跑。老百姓没有桑杈怎么打麦？没办法只得认罚，然后立即弄水缸并装满水。

华秋实家住灌河却一直在邻近的红庙乡工作，在那里当了十来年乡党委秘书，才熬成了副乡长，后调回灌河任副镇长。到这个份上，上进心几乎没有了，就演变成了一个“酒马虎”，据说，他在喝酒方面，有“四个不论”，即“不论时间，不论场合，不论和谁，不论啥酒”，于是天天喝酒。逢酒必喝，喝酒必醉，一场酩酊，万事皆休。这个人也有一定工作能力，高兴了干活，不高兴喝酒，喝醉了，不是睡觉，就是回家，经常几天不见踪影，叫人又好气又好笑，恨铁不成钢。我的前任曲书记根本用不了他，多次交锋，终因烂泥糊不上墙而作罢，放任自流。可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直挺好，第一个麦天亲自带人到他家帮忙，让他很感动，他就收敛了不少老毛病。这个同志后来真的在处理信访方面的问题上给我出了几次大力，有人就说我能叫鬼都推磨了，此是后话。

何付德是个老实人，部队转业干部，人长得有点像小品演员赵本山，大家戏称他赵镇长，他也不生气，只是嘿嘿笑笑。工作上，他是叫干啥就干啥，坐下来很容易扯呼噜，一座楼都会震动。他女人在老家村里当教师，也不知是感情不好，或是其他原因，反正一年到头从不进家。有一次，一个干瘦的女人找到我，说自己是一个教师，要求领导给教办室下指示，解决她多年悬而未决的职称问题。缠了半天，叫何镇长过来把她喝走了，走了以后人们才告诉我，原来这就是付德嫂子。没有女人照料的人，生活就一定懒散，付德的衣服就经常脏兮兮的，他的狐臭、脚臭也是出了名的，一到夏天，没有人愿意挨着他坐。

余下的是武装部部长郑春发，党委委员赵飞鸿、马国朝、孔祥贝，组织员刘子世。乡镇企业是乡镇的重要工作，办公室主任升格了，当副镇级使用，所以就地不容易提拔的县直干部，通过这个渠道下来变成副科级。马万通主任就是从农经委选拔出来出任这个实职的，人很是精明能干，干得得法时，管人管钱管物，往往比一个副镇长的权力都大，出力也最多。

这样算起来，包括退二线的同志，大大小小二十几个正副乡级干部，就是我的班底。

扩大党委会是乡镇党政班子里一种极其平常的会议形式。有了事情安排，一个扩大党委会就可以解决了。乡镇的事情，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抓一把，一把抓，全靠一把手说了算。我跟过四任县委书记，为官的套路见得多了，对这些操作方式很清楚。当一把手的，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抓两头带中间，就连开会，也要这样做。要么先发言，给人下套子，下命令，或者给会议定调子；要么就最后总结，你举板，我来拍。做决策时让下属感到出其不意，说出去的话才力重千钧，头头是道，无懈可击，既有奇思妙想而又易于操作；既体现民主，又体现集中；既综合民意，又统揽全局；既见微知著，又高屋建瓴；既虚怀若谷，又高人一筹，这就是领导者的本领。否则，没有人能够信服你，又怎么能够死心塌地跟着你干？所以，这个第一次扩大党委会，我有意听一听大家对我这个新任书记是什么态度，最后来个高妙的总结。所以盘算着在开始并不讲什么，而是先听后总结，让大家说足说够。

周礼让发言时最不讲礼让，多年当镇长的经历，练就了开第一炮的本领，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坏习惯。这个人本身就是大炮手，虽然文化水不深，又好掉书袋子，在哪里工作都是雷动风响，说话大腔大调，跟一个人说话也像作报告。在职时，前呼后拥的，退了二线，就没有多少人恭维了，所以，他容易上火，经常闹脾气，好像对谁都有意见，尤其是对我的前任曲广远书记很可能有气。因此，就把对我的拥护提高了八度。

孔祥顺这个人本来就比较玲珑，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接着周礼让的话茬，说得更加贴心：“只要跟着贺书记干，我孔祥顺把这一把老骨头交出去了！”后来，我分析，这些老同志可能面临退休，留点口德。这种一贬一褒，击前鼓后，竟成了会议的主旋律。

在这样的会上，大家听到那么硬性的人竟然说起了逢迎话，自然都会顺水推舟，众口一词，纷纷向我这个新任党委书记发出了致敬电，发誓团结在以我为首的灌河镇党委周围。一时间，差点把我推到了云彩眼里。凡是当领导的没有人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有了这么一个局面，我心中开始有点踏实。

轮到春亭讲话时，他却没有直奔这一主题，而是东扯葫芦西扯瓢地给自己摆了一阵子功。后来同志们告诉我，他来灌河后，开会时经常这样，反复说他复员前在部队时“过五关斩六将”的往事，临了还要感慨地说：“日他妈，要是还在部队里，至少也干到个正团级了!”仿佛回到地方吃了老大不小的亏。这个会上，又唱起这些老调子时，我看到一些同志暗中撇嘴，心想他可能是对没有能够直接升任书记，多少有点心理不平衡。说着说着，他也许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话锋一转，表示县委派我来当党委书记，作为镇长，一定要积极配合贺书记工作，书记、镇长要团结得像一个人等等，说了一些还中听的话。

我作了总结。我说，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也不说什么大话、空话、套话，就说点实在话。今后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了，是一场缘分，老话说得好：“一百年修行成同场喝酒，三百年修行成同窗学友，五百年修行成能枕一个枕头睡觉。”（这是杜撰的老话）我们在一起共事，那可是千年等一回。我经常揣摩一个道理：在人与人的交往上，好朋友不一定能够成为好伙计，好伙计不一定能够成为好夫妻。说白了，两个人本来是患难至交的朋友，到了一处工作，变得生分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说明搁伙计比处朋友难得多！一男一女在一块儿工作，好到能够结婚生孩子，肯定是最好的伙计。可是，一起过生活，就有可能打打闹闹，永无宁日。组织上把我放到班长这个位置上，既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既不说明我工作能力强，也不说明当上了书记马上水平就提高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没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将一事无成。因此，希望大家像表态的那样，咱们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遇，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共同带领全镇人民把灌河的事情办好。

接着，按照我和春亭商量好的意见，对班子成员进行了分工。

乡镇干部分工并不是一件小事，牵扯着每个人的心。因为乡镇干部既清苦，又辛苦，对于山区穷乡镇来说，更为突出。在县城边上的乡镇干部，主要领导有轿车，多数干部有摩托，白天在农村转上一圈后，压黑儿屁股后边冒着烟就进城回家，晚上少不得还有酒场，县里通称为“走读干部”。在边远的山区乡镇工作、家居县城的干部就没有了这个方便，有时十天半月都回不了一趟家。在过去连自行车都没有的年代里，一些离家一百多里的同志，半年才能回家一次，徒步走完全程，瘦人脚上打泡，胖子不但脚上打泡，连大腿根子都磨出了血。由于长时间不进家，到了家自己的孩子都不认得。有一个叫赵全振的教师，在灌河街小学教书，放暑假回到了百里外的家里，经过几天后，孩子才正式确认他是爸爸。然后专门拉着他的手，在村里转来转去炫耀，逢人就说：“这是俺的伯！”那份骄傲和自豪直叫赵老师出眼汗。

现在条件虽然改善了，但是，离县城三四十公里远的路程，想“走读”显然是不可能的。有的干部就说，在山区工作，白天山里转，夜里没事干；不是没毬事儿，就是毬没事儿。更有的同志总结得臊腾腾的，说在山区工作，到了夜里，有“四个没地方”：“手没地方抓，腿没地方压，身没地方爬，毬没地方插。”这些口头文学，足以反映山区乡镇干部的苦与乐。

因此，对班子里的同志分工就有了些讲究。乡镇是个小社会，除了没有军队外，国家有的大块事，乡镇一样都不缺，班子成员要分管机关工作，协管镇直部门，还要包管理区，包村。在分工时，既要按照职务、按照排序、按照需要、按照能力、按照惯例，还要肥瘦搭配，综合平衡。用同志们的通俗解释说，让每个人至少能管着一碗烩面钱。由于这些因素都已经考虑进去了，所以，宣布了分工以后，班子成员基本上皆大欢喜。几个副书记都挂了线，连最没有油水的纪委书记牛振山，我们也让他挂上了乡镇企业办公室，不至于连个车票都没有地方报销。违背惯例的只有赵飞鸿，他由计生办主任提拔成党委委员，按说不用再抓计划生育工作了，计划生育一般都是由一名副书记分管、一名副镇长专抓，但因为飞鸿的业务熟，工作能力棒，向来不怕得罪人，计划生育工作又特别重要，没有能力抓可不行，同时他也不想丢开那个活儿，就让他继续分管计划生育工作。

正是：合群能共事，分工论肥瘦。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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