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故事以一个城市的凶杀案为背景，用几近纪实的叙事手法将这个城市的市长、教授、商人、记者、农民、凶手和各色男女拉到读者的面前，并抽丝剥茧般将他们的外装和面具剥离，一寸一寸地逼近这些人爱恨情仇的心理成因：内在恐惧。为了拯救和自救，小说的主人公们采取了说出心中的真相，与社会和他人达成了和解、宽恕和原谅，从而摆脱了心中的不安、焦虑和恐惧的种种心理负担，使生命从灰暗扭曲中矫正过来，呈现出和谐平安的健康状态。由于小说在人性扭曲的成因和性格形成的多纬度的描写中，细腻准确而又冷峻严谨，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群，以及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因而本书具备好读又耐读的品质。
无疑，本书的主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意义非凡。
我们无法避免在成长、成功和亲情、爱情中犯错，落下一块不容别人点戳的“心病”。久而久之，“心病”变成恐惧的根源，影响着命运、性格、健康和真诚。
本书的主人公们采取了说出“真相”的方法，以求心理平安和社会和谐。但是，是否得到原谅和宽恕却成了作家抛向读者和传统文化的悬念……
故事发生在一个被称为樟坂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最大特点就是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城市一个样。也许这会被指责为不负责任的说法，但却是事实。抵达樟坂的时候正值初夏，从火车站走出来一眼见到这个城市的时候，竟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和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城市一样，你首先会看到大量由白色瓷砖粘贴外墙的建筑物，它们都是呈现一种盒子的形状，毫无章法地堆砌在一起，仿佛一个醉徒随手码放的积木。火车站外面无一例外是大量的三轮摩托车，这种被称为摩的的简易交通工具，蝗虫一样乱窜，发出隆隆的声音。使人很难想象周边的居民如何入眠。在樟坂个人隐私得不到尊重，但也不会引致太大的争议，因为这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即有关生存权大于其他一切权利的观点。严重的噪声理所当然地被划人生存权的合理代价的范围——这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还有更重大的问题，比如在樟坂的成功广场是不允许人们长时间逗留的，据说这会影响其他人的逗留，如果发现同一个人在一天内三次进入广场，或者连续在广场滞留半天以上，则有可能视为可疑的人，被维持治安的警察劝离，这是被称为“柔性驱离”的作业。据说是为了行人的安全。这项规定虽然有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但它一直在樟坂实行
我和上帝有个约:北村，本名康洪，1965年9月16日生于中国福建省长汀县，基督教教徒。北村的小说创作是从先锋小说开始，是位带有传奇色彩的有名作家。1981年1985年：就读厦门大学中文系，获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1985年8月从厦门大学毕业，任职福建省文联《福建文学》编辑。
1986年：小说处女作《黑马群》发表。《作品与争鸣》选载，作品因写法新颖产生争鸣。
1987年：小说《谐振》刊于《人民文学》12月合刊号，非常有力地揭示了秩序井然的生活是如何推动产生广泛影响。
从19年开始，发表《逃亡者说》等一糸列者说系列小说，计有：1990年：《劫持者说》，1991年：《披甲者说》，1991年：《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归乡者说》1992年：《聒噪者说》。这个系列的小说使北村跻身于中国先锋小说家的行列，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受到批评界广泛关注。
1992年北村个人创作转型，从先锋小说创作转向关注人的灵魂、人性和终极价值的探索，发表了第二糸列的小说高潮，计有：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施洗的河》、《武则天》，小说《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