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时期异服赏

虽然现在鸟嘴面具已经作为类哥特文化的一种象征，但在其诞生之初，它可是与死亡划等号的存在――当年的黑死病（鼠疫），致使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30%-60%的人死亡。当然，死亡与狂欢也是历史上的隐喻同构体，就如同墨西哥的亡灵节，不畏惧死亡，也不否定死亡，而是以独特的方式，让对死亡的恐惧在狂欢中瓦解。

17世纪罗马瘟疫鸟嘴医生的画像，保罗・菲尔斯特（Paul Fürst），1656年。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定义为“大流行”性疾病，一时间各种医护人员身着防护用具的图片占据了各新闻媒体的头版。这全副武装的阵势，不免令许多读者紧张不已，所幸，我们都觉得身穿防护服是限制病毒传播的有效手段。眼下，医用口罩在全世界都供应不足，因为许多非医护人员也在争相购买。

17世纪，黑死病卷席西欧的时候，瘟疫医生（专门救治瘟疫患者）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带病毒的“毒气”感染，只能穿着“奇装异服”。这种防护服通常是由一大块皮革或蜡染帆布、大块的水晶玻璃、长长的鸟喙所组成的连体衣。鸟喙内部塞满了香料（比如樟脑、薄荷、丁香、没药）、干花（比如玫瑰、康乃馨），乃至沾了醋的海绵。因为防护服无法防御携带病毒的毒气，瘟疫医生只能寄望于这些散发出强烈气味的物品能冲淡毒气。

瘟疫医生通常还会带着手杖。据学者G.L.汤森（G. L. Townsend）记载，这种手杖用途广泛，比如：下达指令，让患者那晦暗且蟾蜍、蜘蛛遍地爬的房子“通通风”、让患者“吸点瓶装空气”，用尿液洗个澡、吃点泻药或兴奋剂；测量患者脉搏、脱下患者衣服，还能把过于接近自己的患者给推开。（简直就是社恐患者的神器！）

虽说这种早期的防护服外观十分奇葩，但却并非一无是处。遮蔽全身的袍子，再加上装满了草药的鸟喙，多少还是有些用处的。

法国医生查尔斯・德洛梅（Charles de Lorme，1584?1678年）在1619年左右发明了这种带鸟喙的防护服。在1636年前后，防护服传到了奈梅亨（今荷兰东部）；1656年黑死病爆发后（仅罗马和那不勒斯就约有50万人病逝）在欧洲文化烙上了抹不去的印记。瘟疫医生会与市政府签订合约，合约规定他们必须穿戴这种防护服。要是这种“人形鸟”出现在门口，那就意味着死亡也不远了。

17世纪德国/奥地利的瘟疫医生头套。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

随着十七八世纪西欧的瘟疫医生大规模穿戴此种防护服，它也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瘟疫医生在威尼斯随处可见，防护服随之成了狂欢节的服饰，“死亡”的寓意与庆祝“生”的节日相融合。这种防护服也促成了意大利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人物梅迪科・德拉佩斯泰（Medico della Peste）的诞生。毫无疑问，也成了导演大卫・林奇（David Lynch）的灵感源泉。

我们找到了许多有关瘟疫医生的画，其中最有意思的当属瑞士医生特奥多尔・茨温格三世（Theodore Zwinger III）的盾徽和人物画像。据历史学家赫尔穆特・塞德迈尔（Helmut Zedelmaier）记述，茨温格三世的祖先，茨温格一世（也是医生，而且还是人道主义者）的著作《天下奇潭》（Theatrum Humanae Vitae）“或许是近代早期由个人完成的，最综合的百科书”。画中，一位瘟疫医生站在徽章右侧，一位佩戴拉夫领的人站在另一侧。这也许是代表茨温格既是医生，也是学者？不论怎么说，都代表着某种二元的属性，而且这鸟形的瘟疫医生（连眼睛都特别像鸟！）给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特奥多尔・茨温格三世（1658-1724）：盾徽和人像。

更有意思的是一张拍摄于波韦利亚岛（Poveglia，位于威尼斯附近）的照片。自1793年开始，这座岛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一直是16万多人的瘟疫隔离区（坟墓更贴切）。据西奥多・韦尔（Theodor Weyl）1904年发表的著作《公众卫生史》（On the History of Social Hygiene）描述，有个人带着这种瘟疫头罩（于1889年在岛上找到），另一个人则拿着外形酷似煎饼锅的东西，来给信件消毒（也在岛上找到了）。那么问题来了，那哥们带着面具真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想想那气味儿），还是为了展示装备而摆拍呢？我们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