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持生活，已经年过半百的陈独秀开始种田，并向农人们学习如何种豆，这位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长时，月薪一度高达300大洋的老先生，此时已经穷得需要为三餐果腹而发愁了。

传记文学家郑学稼曾经回忆说，陈独秀到达重庆江津后，他有一次前往探访：“他（陈独秀）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菜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

还有一次，老同盟会员、安徽老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往探望陈独秀，这才发现陈独秀竟然因为胃病无钱看病而在床上打滚，看到陈独秀家中仅剩的几颗干瘪土豆，朱蕴山忍不住潸然泪下说：

“可怜呵可怜，仲甫（陈独秀的字）竟然没有东西吃！”

尽管陈独秀穷困潦倒，但周边的盗贼们看到经常有达官贵人前来拜访，却怀疑陈独秀应该有点钱财，1940年，一伙盗贼偷走了陈独秀的十几件衣服和一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还顺走了陈独秀心爱的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四字印章，这也让61岁的陈独秀痛心疾首，他对妻子潘兰珍说：“若印章和手稿能失而复得，我宁可被盗走全部财物，即使因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亦无所不愿……”

为了谋生和养活妻女，陈独秀在江津整理了自己写作的文字学研究著作《小学识字教本》，当时，该书原计划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并由国民政府预支2万元法币的稿酬给予陈独秀，但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建议改书名为更为现代化和通俗化的名称《中国文字说明》，没想到陈独秀却认为“小学”乃音韵学、文字学综合之古称，始终坚持不肯更改书名。

当时，妻子潘汉珍跟陈独秀说，家里实在无米下锅了，为何就不能迁就下改下书名，然后用稿费改善下家里的生活呢，没想到一生倔强的陈独秀宁肯饿死，也坚决不同意更改书名，并转而将稿费存到一个中介人手中，坚决不愿挪用一分一厘。

就在艰苦穷病之中，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最终在重庆江津去世，当时，举国上下正忙着抗战对外，对于这位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去世，几乎没有任何消息见诸报端，后来有人评论说：

“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就在去世前，外号“火山”的陈独秀曾经总结自己说：“（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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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玩不转政治的书生，始终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力。

就在1937年底出狱后，在写给陈其昌的信中，陈独秀写道：

“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的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陈独秀去世后，起初草葬于重庆江津，1947年，他的三儿子陈松年将陈独秀的遗骸运送回到了安徽安庆老家落葬，由于担心国民党追查，陈松年没有为父亲立碑，这也让陈独秀的坟墓幸运躲过了文革的冲击。

▲1943年：改迁前的陈独秀坟墓。

陈独秀一生共和妻子们生育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1个养女。陈独秀去世前，他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已被国民党所杀，大女儿陈玉莹为两个兄弟收尸不成，最终精神失常病死。小女儿陈子美，则在1949年后被打成牛鬼蛇神，最终，陈子美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身上绑着五个酱油桶，在海上漂流十个小时逃到了香港，并辗转到达美国。1991年，陈子美由于无钱缴纳房租而被美国的房东起诉到法院，最终得到了“中华海外联谊会”资助解困。

陈独秀的四儿子陈鹤年，在1949年将妻子和四个女儿送回了北京，他自己则留在了香港工作。文革开始后，陈鹤年的大女婿被红卫兵折磨致死；二女儿陈祯荣在“文革”中天真地说了句“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女儿年幼无知，在“文革”中到商店买毛主席纪念像章时，认为价格太高，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陈鹤年的小儿子陈祯祺，则于1968年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直到1981年才离开。

后来，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在接受采访时说：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