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私人海外贸易仍受到各种限制，例如出海要有“由引”（即凭证），船数和贩卖物品都有限制，而且不准前往日本。不过，私人出海贸易毕竟获得了合法的身份。这在整个明代应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在明朝历史上，“隆庆改元”颇有几分改革开放的意思。这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

朱元璋建国以来两百年，明朝以物换物的赔本买卖，到此时难以支撑下去。用史学家杨念群的话说，明朝的经济肌体循环中，逐渐出现了“白银中毒”的症状。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白银都是最硬的通货。白银需求量剧增，而中国本土出产白银甚少，无奈只能通过海外贸易换取。据估算，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000―10000吨，世界上发现的白银，最终绝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国。

晚明的经济狂飙，与海禁松弛关系巨大。但这不能归功于政府的作为，恰恰是政府的无能为力，才开创了一个经济的新时代。

一个弱势的、失控的集权政府，造就了经济繁盛的局面，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那么，朱元璋的“祖训”是不是在这时就被抛弃了呢？并没有。中晚明以后的皇帝，没有一个有魄力去更易整套意识形态，相反，“祖训”时不时以各种形式复活。

在政策制定这种形而下的层面，“祖训”被暂时搁置不议。但在思想意识层面，“祖训”永远是核心，是灵魂。

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他绘制了《舆地山海全图》，朝廷官员看到了：中国竟然不在图的中央，尼玛，这是邪说惑众啊！

利玛窦情商很高，重新绘制了一幅《坤舆全图》，献给万历帝。这次，中国被他放在了世界中央。

但背地里，他却在书中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

正是“祖训”中潜藏的这种中心主义、唯我独尊的“自信”，慢慢害了中国。

不仅如此，利玛窦还惊诧地发现，“倭寇”凭两三只船就能随处登岸，攻击城镇，肆意烧杀，就是利用了中国人怕海的心理。海路运输既迅捷又节省，中国人却极度害怕海盗打劫破财，宁可循规蹈矩，龟守在内地风平浪静的河道中运输货物。

他的观察还是相当犀利的。哪怕在名义上开放海禁的时代，他仍能洞穿中国人对于海洋的内心恐惧。这又不能不说是“祖训”两百年规训出来的“成果”了。

隆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提出，南粮北运想学习元代走海运，不走漕运。朝廷舆论，整个炸了。关于海运与漕运之争，官员们进行了漫长而又无意义的争吵。

唯一的结果是，什么都没有改变。元代那种拥抱大海的心波，从来就未被明代的官僚精英感受到，即便有一两个人感受到了，也会被集体的唾沫淹死。

▲隆庆年间，官员重启海运的计划落空，运河漕运仍是唯一出路。

五

回望历史，晚明畸形的经济繁荣，更像是无根之木。它的夭亡，只是时间问题。

在中西方历史发展的分岔口，两个至关重要的年代很快到来，而我们一个也没有把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