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之一

生物学博士拉丽莎又像上次那样讲了一个轻松的小笑话——这似乎已成了她的习惯。

我来讲个战争年代的小故事。小时候我就听人讲过，只是长大以后才明白意思。

一个游击分队断了给养。其中一个游击队员自告奋勇，要求回村到自己家里搞点吃的来。当时正值隆冬季节，他穿上滑雪板就上路了。第二天就背着个包袱回来了。他坐下来烤着火，从包袱里掏出一块猪油。

“嘿，小伙子们，我到家时已是深夜。我敲了敲门，我老婆迎了出来。你们猜我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谁猜对了这块猪油就归他。”

队员们纷纷猜测起来：“搂住她亲嘴儿？”

“不对。”

“问问孩子们怎么样了？”

“不对。”

“找东西吃？”

“不对。”

这时有个人说：“你就在门口和她干了好事。”

“对，猜中了。这块猪油归你了。谁能猜出我做的第二件事来，给他这两块咸菜。”

大家又开始猜起来。

“这回你该问问孩子了吧？”

“不对。”

“进屋了？”

“不对。”

“看看四周有没有危险？”

“不对。”

又是刚才那个人低沉的声音：“你又和她干了一次。”

“猜对了。拿着这两块咸菜。谁要是能猜出我又干了什么，给他这瓶威士忌。”

所有的队员都异口同声地喊道：“又干了她一次。”

“错了，我脱下了滑雪板。”

下面该吉娜讲了，可她听了这个故事后笑得喘不过气来，只好最后再讲。

娜塔莎愿意接着讲，因为她的故事和上面的笑话正好有点关系。

故事之二

女工程师娜塔莎的故事说明了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那个游击队员的作爱方式也不足为奇，而且还有更甚者。

我丈夫迷上摄影。这对妻子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像晚上不能去浴室啦，窗户上挂满要晾干的照片啦，满屋子药水味儿啦，这都不算什么。最痛苦的是，我还得给他当模特儿。

几年前，他忽然对人体艺术感兴趣了，便让我摆出各种浪漫的姿势来供他拍摄：一会儿是河边上的美人鱼，一会儿又成了趴在大石头上的蜥蜴，真是异想天开，随心所欲。他还常常带我到树林里去受洋罪。有一次，他正在构思一幅题为“春”的作品。我们来到林中，正是初春时节。地上的冰雪尚未溶化，树木刚刚发芽。他在几棵白桦树中间选好了一个角度，然后又开始琢磨让我站在哪儿。我这时却光着身子冻得直打哆嗦。“那棵树底下有个小土丘，你站到上面去。”

我走过去瞧了瞧。“维特亚。这哪儿是小土丘呀，这是个蚂蚁山。我最害怕蚂蚁了。”

“别犯傻了，蚂蚁还在冬眠呢。”

无奈，我站到了蚁山上面。开始，一个蚂蚁都没有。可是我踩上去没多久，它们就醒了过来，顺着我的腿往上爬。

“维特亚，蚂蚁爬到我腿上了。唉哟，咬死我了。”

“再坚持一下。刚才那张真是绝世佳作。我再拍几张就完了。”

我难受地扭动着身子，他大声冲我嚷嚷：“怎么回事。你就不能为了艺术再坚持一会儿吗？”

我尖叫着跳下了那个“小土丘”，因为蚂蚁爬到了那个咱们都知道的部位。

还有一次，他又想出一个新花样，题为“冬”。

他在旅行包里装了一瓶伏特加，为了给我暖身子，还带了一条毛毯，准备照完之后马上把我裹起来。我们穿着滑雪板出发了。他在几座雪堆与披着白雪的树木中间选了个最佳位置，命我脱下衣服，穿着滑雪板站过去。我只好从命。他呢，一张接一张，咔嚓咔嚓地拍着，还得意洋洋地叫着：“棒极了。”

他“咔嚓”了半卷胶卷，我站在那儿喊：“够了。还有完没完。”

这时维特亚穿着滑雪板就向我扑了过来，从包里掏出酒瓶子，又用毛毯把我裹起来，嘴里不停地嚷着：“太棒了，我的美人儿。这真是一幅佳作。”

我稍稍暖和过来一点，不像刚才那样冷了。

“给我衣服，维特亚，快点。”

“不，先别穿衣服。”

“什、什、什么？还要照？”

“不是，这回不拍了。”

随后，他就干了那个游击队员干的事，连脚上的滑雪板都没脱……那幅题为“冬”的作品在地区业余摄影展览会上荣获二等奖。现在那幅摄影连同获奖证书都挂在我们家客厅的墙上：在白雪皑皑的森林与连绵起伏的群山中间，一个洁白秀美的女人身体——那是冬的象征。有时，我和维特亚望着那幅摄影，想起我们穿着滑雪板的“作品”，忍俊不禁。等我回家后一定给他讲讲拉丽莎刚才讲的那个故事。

下面轮到瓦伦蒂娜讲了。她显然感到局促不安，坐在那儿用手指绞着辫梢。她进医院后就不再把头发盘起来了，而是改梳长辫子。

故事之三

“大人物”瓦伦蒂娜讲了一个与赫鲁晓夫倒台有关的笑话。

你们所有的人，尤其是你，佳丽娜，老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我，好像我不是个正常的女人，而是一本穿着裙子的《共产党宣言》。我很生气，这是实话。别以为我们这些领导干部看不出来人们对我们的态度，在电车上，总听到有人说：“你挤什么，你不是共产党员吗？”在商店里也有人说：“排队排队，共产党员还往前挤，你应该在打仗的时候往前冲。”

可我们也和常人一样，我们中间也有挺不错的人，我们也会开玩笑。现在就给你们讲一个在赫鲁晓夫倒台的前一天我是怎样和他发生密切关系的故事。这个你们没想到吧？你们谁如果想把这故事再讲给别人听，请务必不要提我的姓名和我住的城区。都同意了？好，现在请大家注意听。

我们夫妇俩常常出差，到下面检查各省的地方工作。我们尽可能两个人同去：这样免得我们相互惦念，还能省些差旅费。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区的的中心城出差。到那儿的时候，正值地区运动会期间，所有的旅馆、招待所都客满了，地区苏维埃主席便请我们住到他家去。我们在他家房中的过道里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没能过夫妻生活。我倒无所谓，忍一忍就过去，可巴威尔却受不了。我便暗中思忖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碰巧这位主席的妻子主管当地的俱乐部。我问她：“玛莎，你们俱乐部里能不能找出一间屋子，安静一点，我和丈夫能单独呆一会儿？”

于是，玛莎给了俱乐部的钥匙，还告诉我哪间屋里有沙发。我和巴威尔就去了。进了俱乐部就开始找那个有沙发的房间。巴威尔是一刻也等不得了。我打开一个门：不是。屋里没有沙发，却有许多画框、画像靠墙堆着、挂着，这大概是个画室，我丈夫把外衣扔到地板上，又把我拥倒在外衣上，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一心一意，全神贯注，我也觉得心花怒放……突然，“哗啦”一声，一个什么板子掉了下来，正好砸在我们的身上。他停了下来，回头摇晃了几下，想把那东西从背上掀掉，可那块板子好像粘在了他身上，任他摇晃硬是不掉下去。

“见鬼了。”我丈夫骂了一句，“就让它呆在那儿吧。”然后就像壳里的乌龟一样，在板子底下把事干完了。完事后才掀开板子，站起来穿衣服。他拿起板子，发现是幅画像，就想把它放回原处。忽然，他大笑起来：“瓦伦蒂娜，看看你今天是跟谁干的。”

我一看——原来是我们的总书记的画像。

大家先别笑，还有好戏呢。第二天早晨，我们听到连续不断的音乐声——好像是哪一位要人逝世了。我丈夫小声跟我开玩笑：“瓦伦蒂娜。要是你把总书记累死了怎么办？你热情似火，而他却精力衰竭……”乐声不绝如缕，折磨着人们。然后，广播中宣布了赫鲁晓夫离职的消息。我们俩一听，怎么也憋不住地笑了起来……瓦伦蒂娜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故事。

“嘿，咱们里面还有个恐怖分子呢。”持不同政见的佳丽娜笑道，她对瓦伦蒂娜的态度显得和蔼多了。

瓦伦蒂娜的脸羞得比苏维埃党旗还要红，但很明显，她从大家的笑声中也感到了愉快。

下面轮到阿尔宾娜讲了。

故事之四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的是她怎样跟一个美国人同时玩弄了三个克格勃的秘密警察。

我在欧罗巴饭店也干过一阵。你问我以什么身份，吉娜？

各种身份。我接的是外国客。我们１０个姑娘，每人一部电话。

需要时，他们就直接给我们来电话，说好时间我们就去。当然，这瞒不过克格勃的人，他们对什么都一清二楚。其实，我们对他们简直就是无价之宝：要是哪个客人的房间需要搜查或是该换录音带了，就得让我们出马缠住客人，拖延时间。克格勃对我们是一毛不拔——外国客人把我们的账单全包了。

可我们还不能得罪这帮克格勃的人：稍有一点大意，就会被赶出饭店，流落街头。街上的同行已经够多的了，再者说了，我还真不怎么愿意拉国内的客：他们不是醉鬼，就是禽兽，要不就是出差来的穷光蛋。哪儿比得了那帮老外呀，穿得干净体面，住的是豪华的套房，出入高级餐厅，张手就是大把的礼物，还有那欧洲人的风度、作派。可是，我们都上了克格勃的登记本，还签过字表示我们一定严格执行他们的一切命令。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这没说的。

一天，我们的领班把我招去了：“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阿尔宾诺什卡，”他低声说。“去１３号房间，他们会交代给你的。”

１３号房间是克格勃的指挥部，各种设备都放在这里，值班的也在这儿。我进去了。里面坐着个来头不小的人物儿，我在饭店里从没见过他。跟他的还有３个血气方刚的秘密警察。

那家伙瞪了我一眼：“就这个？”

我低着头，忸怩了一下，算是回答。他们这帮人的心思，我早摸透了。他咕哝着：“行，就是她了。不过我还是认为莱白黛娃小队长是更合适的人循…我们应该把她那支队伍扩大，以便有了重要任务时随便拉出一个就上。好吧，给这个姑娘交代一下任务吧。”

他们详细地给我作了一番解释：一个很重要的美国人到这儿打算住一天。他们要搜查他的行李，可他离开自己的房间从不超过半小时。我必须在他吃晚饭时在餐厅把他拖住，时间越长越好，好让这３个人趁机在他房里搜查。他们还给我看了客人的照片，让我认准后记住，然后命我赶快去餐厅。那个老美很快就会去那儿吃晚饭。我点点头，又冲那老家伙笑笑，就飘然而下，到了餐厅。

餐厅的领班马上迎了过来，把我带到一张空桌子旁坐下，一边装成帮我点菜的样子，用法语说：“晚餐简单一些，不要太多，可以保持身段苗条”，一边向我暗示旁边那张空着的桌子，意思是他要把客人带到那儿去。那个混蛋领班只是象征性地给我送上晚饭：奶酪，橄榄，和一杯匍萄酒。我就是花自己的钱随便凑合一顿也比这吃得好。我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葡萄酒等着。

半小时后，客人到了，长得可真够帅的。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精明人儿，于是马上做出判断：跟这种人玩儿高雅的那一套他是不会吃的——他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冒牌儿货，所以我就跟他来不要脸的那种：盯着他，等他一看见我，我就从酒杯后给他送个媚眼儿。他笑了笑，招手让我过去。我站了起来，装模作样地扭过去，弯下腰对他说：“先生是不是寂寞啦？”

随后发生的事我是实在没料到。他二话没说，往桌子上拍下一张１０卢布的票子，抓起我的手就出了餐厅。我赶紧向领班使眼色，他早吓得小脸煞白，示意我拖住他。可像他这种人是把你拽进屋就干的人，从不玩花活几，我怎么能拖得住呢？我们往外走的时候，我看见领班冲到电话机前想通知那几个在他屋里搜查的人。他的通知看来很及时：我们进屋时，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的客人把我抱起来扔到床上，就开始脱衣服，我被摔到床上后差点喊出声来：屁股碰到了一块硬东西。我悄悄地用手摸索着，才发现那是一个人的脑袋。

肯定是克格勃的人藏在了床底下。客人跳上床我们就干起来，慢慢地我觉出来床底下不止一个人，因为有３个脑袋同时硌我屁股。里面一定很挤，他们没地方放脑袋。我想象不出来我们在上边作爱时他们在下边感觉如何。完事后，他起来进了浴室。我把房门打开，小声告诉床底下的那３个人：“快走吧，他正在洗噪。”

那３个人爬了出来，一个比一个横：“你等着吧，骚货。”

他们压低嗓子骂道，“你叛变祖国，一定抓起你来。”说着，溜了出去。

他们当然没能把我怎么样——他们找不出任何理由。但我在欧罗巴却不能呆了。我对这也不怎么难过，因为没过两三个月那几个姑娘都被赶了出来。我想可能是克格勃的小队来顶了她们的位子，免得再闹出上次那样的笑话。我见过那个小队长莱白黛娃，还挺漂亮，没说的。不然也不会让她当队长的。可我压根儿就不嫉妒她。我们干的都是一种活儿，可她得听从命令；我呢，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命攥在自己手心里。那个美国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间谍——我们一起把那三个克格勃压在床底下大干了一通，真带劲。我最讨厌那些克格勃了，他们老想不花钱，白用人，万一碰上麻烦，他们就缩了脖子，好像你活该倒霉。为了他们，我们偷客人的文件，套他们的话，把他们骗到这儿、骗到那儿，可我们所得到的唯一回报，就是不被他们赶出欧罗巴饭店。什么奖章阿奖金啊，人们的尊敬啊，都被那些家伙赚去了。看看那些关于便衣警察的电影就知道了。可没有一个电影演那些豁出命来为那些警察干活的姑娘们。就因为这个，我那次很开心。

阿尔宾娜的故事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她们接二连三地问了许多问题，像外国客人的房间里被安上了什么设备，那些客人知道不知道自己被克格勃监视着，等等。阿尔宾娜的确很了解这些情况的内幕，她一一做答，大家极认真地听她介绍，特别是佳丽娜。接着便轮着佳丽娜讲了。

故事之五

持不同政见的佳丽娜讲了从劳改营向外界传递消息的手段之一。

故事发生在我同斯拉瓦在劳改营结婚后的第三次会面。

我带着吃的，带着外界朋友们的问候来看他，照例被允许住上３天。我被带进会见室，兴奋得要发狂。我想把这间小屋收拾得像家一样；在罐子里插上几枝花，把水果摆在桌子上，不时地看着门口，注意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他们终于把他带了进来。我们每次会面时，最初那几分钟的情景我没法告诉大家，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事后我什么也记不得了——由于极度的快乐和伤心我完全失去意识了。

过了一会儿，我和斯拉维克都稍稍平静下来后，我拿出东西给他吃时，注意到他焦虑的神情。

“怎么啦，亲爱的？”

“，有些消息送不出去，今天值班的那个狗娘养的太厉害了。”

“你能背下来吗？”

“我能，可你在３天之内背不下来。好长时间没人来了，消息攒下一大堆。”

“那你说我用笔记下来不行么？”

“在这儿怎么记呢？这些屋子都有人监视。那些东西要写下来差不多得用小字写满４张纸呢。”

“咱们想想办法吧。”

我们想的办法是这样：早晨起来后草草吃点东西，然后再上床。我把头发散开——大家可以看见我的头发又长又厚——趴在我丈夫身上，再把头发抖落开盖住我们俩的头。在浓密的头发的掩盖下，他口授消息的内容，我呢，伏在丈夫胸脯上记录。这样写起来十分困难，不光是因为要在练习本大小的纸上记录大量的内容，还因为斯拉瓦得不停地上下颠着我，这样才像作爱的样子。他们一直在盯着我们，但一点破绽也没看出来，大概只顾着惊叹我们作爱的本领吧。三天以后我走的时候，他们满可以把我全身上下搜下遍，但他们没起一点疑心，压根就没想过要搜查我。

那次会面，除了带出政治消息外，我还带回来我们这个儿子。

这机智的策略引起女人们的大笑，奥尔佳说：“这么说你儿子是口授出来的喽？哈，将来他一定像他父母那样有政治头脑……不用着急，孩子长大了，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现在我来讲讲我和丈夫当初住在单身宿舍时的绝招。”

故事之六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她和丈夫婚后一直没有机会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后来他们灵机一动，想出个妙法。

我跟你们讲过我和厂里的一个工人结了婚。唔……他们在红场为我们举行了共青团婚礼。婚后，我和米沙没地方住，东西也没处放——一套咖啡具和床上用品。我们都住在那座单身楼里，只是他住男部，我住女部。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和没结婚的时候一样，下班后见面，一起去看电影或是逛公园，要不就到朋友家玩。一切都还好——就只缺一样东西：双人床。我们在公园里拥抱、亲吻直到骨头酸疼、嘴唇红肿，然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各自的宿舍。房管所答应给我们找房子，可他们的话就是到了你退休的时候也兑现不了。当时可把我俩苦坏了。

我们宿舍的女工们合买了一台电视机。有一天，电视机出了毛病，屏幕上没有图像，只有雪花。正在这时米沙来找我。他看了看荧光屏说：“是天线出了毛病，让我上去看看。”

他出去了，我跟在后边。我们从天窗爬到了楼顶上，米沙立刻看出是哪儿出的毛病，很快就把天线修好了。我坐在旁边看他摆弄。修完以后，他挨着我坐下。我们就在那儿观赏着城市的夜景：下面简直是灯光的海洋，上面的空气清新凉爽，还有最妙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俩坐在那儿，米沙对我说：“这是我俩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时间和地点来开始我们的夫妻生活了。”

他扯下上衣铺在我身子底下，我们第一次觉得做了夫妻。

太棒了。四周没有一个人，只有电车在下面叮咚地开过，星星在上面眨着眼睛。

从那次开始，每天天一擦黑，米沙就来敲门，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从床底下抓起那只装着毯子的书包，就跟他一起爬上天窗，来到楼顶上我们那块宝地。我们俩渐渐变得更镇静，心情也更愉快了。只有一件事让我们担心：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以后怎么办？但实际上，我们的好梦结束得比这更早。

一天，我正在公共厨房里煎土豆。我和米沙说好在我这儿一起吃饭然后上去……忽然楼里的清洁工舒拉进了厨房，她住在紧挨着楼顶的屋子里，天窗就在她的旁边。她当着厨房里所有人的面大声说：“是你呀，奥尔佳。我一直想跟你说说呢。给我解释解释，亲爱的，你和你丈夫在我头顶上干的事我很清楚，我也是打年轻时过来的。可你们干吗弄得那么响，好像两架骨头在铁板上折腾？我第一次听见后，差点儿去找大夫，想告诉他：晴朗的夜晚，我怎么听着打了一夜的雷。后来才知道那原来是个小爱窝。”

厨房里的女人们听了以后都笑得肚子疼。她们笑，我们可该哭了。我和米沙再也不上去了，一直熬到第二年春天，最后还是厂子里给我们找了一间房。还不错，有１５平方米呢。

现在我至少有个地方放我儿子了。

听了奥尔佳的故事后，女人们对这些无家可归的小夫妻们都表示同情，瓦伦蒂娜还说对这种情况执委会的人也感到很棘手，因为那些正在外面干事时被民兵或警察抓住的小夫妻们到底算不算是有伤风化，至今还没有个结论呢。

尼尔娅接口说，即使在合居的单元房里也不方便，她下面讲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

故事之七

音乐教师尼尔娅为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又添了一段列宁格勒的变奏曲。

我和波亚可以不必为房子发愁，但有件家具却让我们伤透了脑筋。

波亚跟舅舅换了间房子，让列奴丝娅住在舅舅原来的那间１０平方米的小屋里，和我的屋子紧挨着。我们很高兴：有几家能单独给孩子一间房子呢。我们夫妇睡在我原来的屋子里，这间屋子也是全家的起居室。

白天，列奴丝娅大部分时间跟我们呆在一起，只是写作业或是睡觉时才回到她的小屋里。我们的家庭生活很快就安定下来了，只是沙发问题让人伤脑筋，刚结婚时我们买了一张时髦的折叠沙发床，谁知这床一压就奏起音乐来——“咯咯吱吱”地响个不停。开始，波亚还开玩笑说：“这床就像咱家的女主人一样，有音乐细胞。”

后来才发现这可不是开玩笑后。屋子的另一面隔壁住着我姨妈，是个老处女。她人挺好，只是特别爱打听男女的事。

墙很薄，就是一层胶合板。姨妈在那边咳嗽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白天波亚在屋里一打喷嚏，姨妈就隔墙说：“上帝保佑，波里斯。”

这么薄的墙，我们怎么在这种沙发床上过夫妻生活呢？后来还是想出了办法——这要归功于波亚。晚上，我们把列奴丝娅安顿睡了，然后再把电视开到最大音量，在这声音的伴奏下开始了我们的交响乐。

有一阵电视里播放连续剧《福尔赛世家》。我们开着电视，打开沙发床准备睡觉时，这部连续剧的第一集刚开始。第二天在走廊里，姨妈叫住我问：“昨晚的电视结果怎么样了，亲爱的？我没看完就睡着了。”

那电视我们一点都没看，只好对她说，我也睡着了。

“噢，没关系，”她回答，“等波亚下班来我问问他。”

我只好赶快跑到外面的电话亭给朋友打电话，问他们谁看了昨晚的电视，结果如何，然后再提前把这告诉波亚。我们都不想让姨妈难过，也不想让这小老太太胡思乱想。

下面轮到爱玛讲了。

故事之八

剧团导演爱玛讲的是戏剧中的革新能被保守派接受有多么困难。

我来讲讲我和美工阿辽沙——你们还记得吗，我第一天就讲过他——是怎样偶然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引入一项革新的。

那是我们排练《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初上演的时候。首场演出的高xdx潮过去了，几处细节还需修改，但总的来说全剧相当成功。年轻的观众把剧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的从邻近的几个城市赶来，有的来自城外的建筑工地。那时也正是我和阿辽沙的罗曼史最热烈的时候。他是第一次跟女人发生关系，这孩子简直完全昏了头。我也一样。白天，我们有时交换一下眼色，然后立即跑到他那儿或我那儿，什么也挡不住我们。有时我们就在剧场里找个地方……有一次差点儿露出马脚。

我也和所有的年轻导演一样，不来点新花样就拍不了戏。

罗密欧和朱丽叶在婚礼之夜分别的那场戏，我把他们安排在朱丽叶凌乱的床前。艺术顾问提出我至少也得让那张床整洁一点，可我一定要坚持己见，说这叫“爱的杂乱”。结果，快演到这场戏时，我和阿辽沙又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热望冲昏了头脑。我们设计了一个旋转舞台，所有的布景都事先装好，到时候一转就行了。我俩决定先用一用朱丽叶的床，因为这场戏还没到，床也隐在暗处。我们便扑到床上忘乎所以了。前一幕结束后，前台的灯光灭，开始换布景了。我还做了一项革新：换下一幕的布景时不拉大幕。台上很暗，观众刚刚能辨认出下一幕的布景。大家一定猜到了，舞台开始转了起来，我和阿辽沙还在朱丽叶的床上就被转到了台前。年轻的观众们兴奋得几乎发狂，拚命地鼓掌，我们的道具管理员可吓坏了，想赶快把大幕放下，结果慌乱之中按错了按纽，“轰卤一声放下了铁制的安全幕。这下可被那些年轻的苏联观众抓住话把儿了：他们在戏剧艺术中的言论自由被铁幕挡住了。这时我听到了我的艺术生涯中空前绝后的一次电闪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和阿辽沙飞快地从朱丽叶的床上跳下来，溜之大吉。真是万幸，没人认出我们，事后我居然还在会上批评了那个“无论是谁”竟然敢给剧团脸上抹黑的人。唉，我能怎么办呢？

我的戏剧改革还传到了列宁格勒，但我后来把实情告诉了列宁格勒的戏剧爱好者们。你们猜怎么着，戈加托夫斯托诺戈娃觉得这个手法很好，还在利特尼的剧中效仿了此法，尽管用得委婉多了：一部描写学生生活的戏中，男女主人公单独在帐篷里时，两束聚光灯在背景上晃动、交合。很感人。

但不如我们那场戏那样大胆。

故事之九

爱丽什卡也和大家一样为住的地方发愁，直到最后找出解决的办法。

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没地方祝我们只好跟妈妈、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女儿住在一起。六口人挤在一间３２平方米的屋子里。登记住房时他们不把我丈夫算在这里，因为他在单人宿舍还有床位，这样我们全家５口人平均每人６平方米，连排队等房的资格都没有。问他们时，回答是：“找人换换嘛。”

可是哪儿有人会拿两间房换你的一间房呢？花钱是小事儿，可到哪儿去找呢？白天还能凑合，因为一家人相处得都很好。可到了晚上就不好办了，原因大家也都明白。后来我和瑟约什卡想出个办法，这样每周我们至少可以有一次呆在一起，是在周日。我们给外甥女买了一辆小三轮车。一看见妈妈去厨房做饭，我们就把外甥女塞进小三轮车里让她在楼道里骑，然后开始干我们的事儿。姐姐和姐夫也是如此。他们在衣橱后面，我们在屏风后面。都是成年人，渐渐的也就习以为常，不再难为情了。只要妈妈和古尔卡不在屋就行。

楼里住着不少人家，大家对孩子都很好，孩子们骑着小车整天整天地在楼道里跑，从来没有人说什么；就是车撞了什么，也没人出来训斥孩子。这种宽容的秘密最后还是孩子们泄露的。一天上午我穿着浴衣刚从浴室出来，邻居家的小男孩伏乌什卡跑过来对我说：“爱拉阿姨，你现在是不是要跟瑟约什卡叔叔再回到床上去？”

“你问这干什么，伏乌什卡？”

“因为我爸爸妈妈刚刚上了床，尤拉的爸爸妈妈也是，所以我想古尔卡也该骑小三轮车出来玩了。”

“生活真他妈的惨。”奥尔佳听了爱丽什卡的故事后大声说。“这简直不是生活，是一个长长的大笑话。不过要想活下去，还真得笑笑，你们说对吧？”

差不多人人都同意她的说法。女人们叹了会儿气，然后想起流浪女吉娜还没讲呢。于是大家都准备听吉娜的故事。

故事之十

流浪女吉娜讲的故事，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真他妈的逗”，可除她之外大家都没笑，而且吉娜的笑也并非发自内心。

姑娘们，９个多月以前，我遇见个人儿，嗨，跟他的事儿，真他妈的逗。那会儿我刚刚刑满释放。我那次是因为“违反证件规定”罪在萨波里诺关了一年。出来时他们给了我一张释放证明和１０卢布路费，可我没地方去。回乡下母亲那儿是不可能了。自打我第一次被抓起来的时候起，那条路就堵死了：村里的人听说以后，那些老娘们儿就到处嚼舌头根子，弄得我妈没法做人。在列宁格勒呆下去也不是个事儿，这地界儿象我这样无处可去的人太多了。但我还是到这儿来了，打算找找那几个老相好。说不定他们会帮我一把呢，我这么盘算着。可这也是死路一条。他们有的也进去了，剩下的那几个理都不理我。第一天就那么转悠过去了，晚上在莫斯科夫斯基车站混了一夜，到第二天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我想起一个住在克鲁克夫运河边上的老太太，打算投奔她去。到那以后，我敲了敲门，邻居告诉我说：“这老太太死了，一个月前就埋了。”

我离开那儿，顺着运河一路走一路想，还不如跳进去算了？冰好象挺薄，肯定能跳进去。我真羡慕我认识的那老太太，她可熬出苦海了，可我呢，谁他妈的知道还得受多长时间的罪。我靠在栏杆上，望着河里黑洞洞的冰，觉得脑袋象灌了铅一样沉，一直把我往河里拉，我使劲抓住不让自己栽下去。忽然，附近传来钟声，清亮极了，好象晴朗的早晨里刚刚起床时的感觉。我的头也好象比刚才轻快些了。我离开河边，往四周瞧瞧，想找到那座敲钟的教堂。终于望见那座掩在树林里的钟楼，闪着金灿灿的宝蓝色的光。我就朝那边走，忽又看见一个老太太也往那边走去，然后，两个、三个……我追上一个问她：“喂，大娘，教堂里今儿是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今天是神圣礼拜四，人们都去忏悔呀。你是不是不带十字架，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确实没有十字架。５年前有一次我喝醉了，民兵抓我时就给我扯掉了。我早就想弄个新的戴，可一直也没弄到。我想不起上次是什么时候去的教堂了。我心里说，这样吧，吉恩卡，跳河可以先等等，等去了教堂后，克鲁克夫河也许就不那么可怕了。

我可怜巴巴地走进上帝的殿堂，怎么画十字我都忘了，更别说祈祷了。我盘算着还是跟着那老太太，她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她买了一根蜡烛，我就买了两根：我的罪孽太深了，真该买一箱子。可我唯一买过一箱子的东西是伏特加酒，那是跟那帮人混的时候……那边有一群人站着听一位牧师讲着什么，老太太就走过去听着。我也跟了过去，也竖着耳朵听。可我没听见他说的是什么，因为我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虽然比刚才好了点，可那块铅还压在里面。老太太在我旁边小声咕哝着：“圣父啊，我有罪。”然后画着十字，低下头去。我也学着她的样子，低下头画着十字，因为我也有罪。

我记不太清当时的经过了，只觉得和我们村原来那座教堂里的情形不大一样。突然我听见牧师饶恕了所有的罪孽。我问那老太太：“怎么回事，大娘？他怎么会一下子饶恕咱们所有人的罪孽呢？咱们犯的罪都不一样啊，你的可能象豆粒大，我的却可能象大山……”“没有关系，亲爱的。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正因为这个，这次忏悔是全体的。你忏悔时可说了‘圣父啊，我有罪’？好了，你已经被饶恕了。现在跟我来用圣餐吧。”

我跟着老太太去圣餐。我呆呆地站在那儿，都忘了告诉神父我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吉恩卡……”

“在上帝面前你是吉耐达，所以不要使你的主悲哀。吉耐达，上帝的仆人，我现在施圣餐与你……”就这样，我用了圣餐。退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热呼呼的，可能是因为葡萄酒。我跪了下去，泪水哗哗地流了出来。是因为圣餐里的葡萄酒呢，还是我的灵魂在里面翻腾起来，我不知道。我跪在那儿，哭得昏天黑地，那老太太围着我转来转去，她不碰我，却说道：“看她的祈祷是多么虔诚埃”我抬起头，看到上方正是圣母子像。圣母看着我，好像在怜悯我。我就对她说：“为什么您儿子不赐给我一份象样的生活呢？您应该告诉他……”礼拜做完了，人们都离开教堂。我也出来了。我坐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擦着我那愚蠢的眼泪。这时，刚才那位老太太在我身旁坐下。“我一直都在看着你呢，孩子，我看得出你生活得很不如意。能告诉我吗，也许我能帮助你。”

她那和善的话语打动了我的心，我就把一切都对她讲了。

然后老太太说：“我是个孤老婆子，在路加那儿住，我有自己的房子。你明天到我那里去吧。我帮你把户口上在我那儿，然后再看看能不能给你找份工作。为什么要让一个基督徒的灵魂白白消失在克鲁克运河里呢。我今天去我妹妹那儿住，明天一早儿就回，你可以来我家吃晚饭。给你，这是我的地址。”

老太太把地址给了我，我们就分手了。

别嫌这故事太嗦，姑娘们，可乐的地方就要到了。

我和老太太分手后，我想直接去路加。去那儿的车站呆一夜也比在这儿让那群脏猪缠着我强得多。我到面包铺买了个法国面包，到乳品店买了瓶酸奶，又到副食店买了四两香肠，然后就去了火车站。我上了车，把东西放在小桌子，就吃了起来。车上没几个人。没人在我旁边坐，我看起来有点那样。还没出列宁格勒，火车到了第一站停下。这时上来了个留着胡子的家伙，在我身旁坐下。

“对不起，这里没人坐吧？”

“你坐吧……”

我飞快地溜了他一眼，立刻看出他和我一样，也是从那里放出来的。他的外套象个口袋似的搭在身上，脸象粉笔那么白，短短的头发茬子在帽子底下竖着。

“我看你也刚从那边放出来？”

他笑了。“十分正确，我刚刚从监狱释放。”

哼，“监狱”。我想，他肯定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听他说话不象个囚犯，倒象个学究。我把面包和香肠推过去，自己喝着酸奶。

“给你，吃点儿吧。”

“噢，不用了，谢谢你。我不饿。”

“嫌不好吃？来吧，吃。看你瘦得皮包骨头，跟小鬼儿似的。你要是真不饿的话，就算陪我吃还不行吗？”

“好吧，我就陪你吃。”

他掰下一块面包，又夹上一小点香肠，很文雅地吃了起来。

“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他问。

“昨天。”

“你在哪儿住呢？”

“没地方祝”

“这是什么意思？你现在去哪儿呢？”

今天是怎么了。我上午跟人交待了一遍，现在还得重说一遍。我都跟他讲了，毫无保留。但这次我没哭，在男人面前我挺得祝只是讲到教堂那一节时流了两滴眼泪。我看见他的眼睛也有些发潮了。我讲完以后他说：“你不能在火车站过夜，你带着监狱的证明，这很危险。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请你到我那里住一夜。有点窄巴，就一间小屋，但还有间合用浴室。你可以洗个澡，休息一会儿，早晨起来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去找那老太太了。”

我当然高兴能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是因为我又想跟男人吊膀子了，我是实在害怕再被民兵抓起来。

我们到了路加，他把我领到他的住处。屋子是很小，像个鸽子笼。靠一面墙放的都是书架，书一直摞到屋顶；靠另一面墙放着一张长沙发和桌子，再没别的东西了。他的衣服都挂在墙角的钉子上。他让我在沙发上坐下，随后就去浴室放水，又沏了茶。

嘿，姑娘们，我从牢里出来后，可算洗了个痛快澡，好像又获得了新生。我把衣服也都洗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坐在那儿喝着茶，谈着心。真有意思：我是个大字不识的流浪女，他可是个有头脑的人，就为他受过的教育才坐的牢，也就是说，是为了真理才吃这些苦。一次关了他３年，后来又关了年，最后那两年还罚他在毒日头底下曝晒——因为他从不巴结那些头头什么的。我也把自己的身世全都讲给他听，从小时讲起，比做忏悔还详细。我们听了对方的遭遇，都很感动，真是同命相怜。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我还从来没跟男人这样真诚地谈过呢，我们连伏特加都没喝，就喝茶……该睡觉了，他在墙角和衣躺在地板上，身上只盖了件大衣，却硬让我睡在他的沙发上，还给我铺了一条干净的床单。躺下后我们还接着聊，我都记不起当时我们尽聊了些什么了。反正都挺难过的，都是关于生活。我却觉得欢喜的眼泪在心中流淌，都快涌出来了。后来我对他说：“你干吗非得睡在地上？

就算你满肚子墨水儿，可在我眼里，你还是个劳改犯。别来那些客套了，快过来吧。要不我该生气了。”

他还是过来了，我搂住他，为我们俩的命运伤起心来，就像个孩子一样鸣鸣地哭了。我不记得当时我们干了些什么，只感到和他在一起真好，姑娘们，就好像在他以前我从来没跟任何男人好过。我记得他的眼睛也湿乎乎的，可见哭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挺逗，是吧？你们还不觉得逗？好，接着听，下面才是最有意思的呢。

我们早晨起床后，他突然对我说：“吉娜，请你原谅我，昨天我就该对你说。可既然已经这样了，我就现在说吧。我想让你做我的妻子。”

“你疯了？想想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

可他捂住我的嘴，亲着我的双眼。

“你自己并不清楚你是谁。我比你清楚得多，正因为如此，我才请你做我的妻子。”

我根本听不懂他的推理。我想他肯定是疯了。这一切好像不太正常……他该上班去了，就跟我说：“吉娜，今天给咱们做顿晚餐好不好？这儿有点钱，旁边那幢楼里有商店。这是我房间的钥匙，这是这个单元的钥匙。我一会儿就告诉邻居说我妻子来了，你要随便一点，我５点钟回来。”

他说完之后就上班去了。我呢，呆坐了一会儿，然后到合用厨房去见邻居。还不错，邻居对我挺好，告诉我厨房里哪张桌子是他的，又指给我商店在哪儿，市场在哪儿。我两处都去了，回来就挽上袖子做饭，饭菜都焖上以后，我把地擦了，又把他的脏衣服找出来洗了。然后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坐下来等他下班。等着等着，我忽然觉得我应该离开这儿。他是个好人，我不能搅乱他的生活。我抓起自己的包，把他的钥匙扔在桌上出了门。我刚关上门就想起来那张写着老太太家地址的字条还放在桌子上，我昨天给他看时放在那儿的。我按了半天铃，想找邻居开开门，可她大概是出门了。没办法，我只好走到火车站，当天晚上就离开路加，去沃洛格达投奔一位在建筑工地劳动的老乡。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逗死人的故事。

“唉……我真要‘笑’死了……”奥尔佳摇着头叹道。

“这故事如果不是你胡编出来的，那你可真是个不可救药的大傻瓜。你怎么能离开一个那样的人呢。他回来后该怎么想呢？”

“他怎么想？我把饭做好了，都放在厨房里，有炸肉排，有香喷喷的汤。剩的钱我都摆在桌子上，他一眼就能看到。他不会把我当坏人的。”

“吉娜，他是不是叫伊格尔米克哈依洛维奇？”佳丽娜问道。

“是呀。你怎么知道的？我没提他的名字呀。”

“因为我很了解这个人。你要是不提劳改营我也许还不敢肯定。你一提这个，我马上就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你离开他，现在不后悔吗？”

“后悔什么？我现在有了儿子，差不多是个家庭了。”

“等会儿。阿尔宾娜说着从床上跳了起来。“你开始时说是９个月以前。那你儿子就是那天晚上有的，是吗？”

“是又怎么样？”

“唉，你这个大傻瓜。”

佳丽娜目不转睛地盯着吉娜。

“我说，吉娜，伊格尔现在还一个过呢。”

吉娜忽地从床上跳下来，抓起睡袍和纸烟。“去你们的，姑娘们。我想把那些疯疯癫癫的人讲给你们听听，让大家开开心就完了，可你们却……好了，我该去抽根烟了。去他妈的故事吧。”

说着，吉娜来到走廊里，还满不在乎地高声唱道：“列宁格勒监狱是条爬烂了的楼梯。

我被抓了进来，

是犯了条例一四七。”

在这歌声中，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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