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的说，教育环境的总貌是异常严酷的，而最坏的是，鄙俗到了极点。但是，道德教育甚至比体质的培育更糟。且先从我父母的相互关系讲起。

我已经讲过，我父亲四十岁上娶了一个还没有脱离孩子气的少女。这是后来不能和睦相处的第一个主要根源。其次，父亲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札特拉别兹雷家——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啊！母亲呢，论出身，是商人的女儿，加上她父母嫁她时没有完全如约拿出陪嫁。一两夫妇无论在性格、教养和习惯上都没有共同的地方，而且，因为母亲是从莫斯科嫁到乡间一个她完全陌生的家庭里，所以婚后最初一段时间里，她的地位极其孤立和低微。人们又以异常粗鲁甚至残酷无情的态度使她感觉到这种卑微的处境。

最初一个时期，特别使她难堪的是几个大姑小姑，她们住在离父亲世袭庄园不远的地方，以极其仇视的态度对待年青的女主人。由于她们全是“怪物”，所以她们的纠缠采取了十分荒谬而恼人的形式。比如说，她们忽然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同时斜眼瞟着母亲。或者，母亲一出场，她们便窃窃私语：“做买卖的女人！做买卖的女人！”同时又笑得前仰后合。或者，她们问父亲：“好兄弟，您快用年轻老板娘的陪嫁钱买地了吧？”她们做得这样过火，父亲尽管性格软弱。有时也不免大发脾气，高声骂道：“你们这些刻薄鬼，刻薄鬼！你们的舌头怎么不烂掉！”至于母亲，她自然怀恨这些姑子，所以后来，她以并不亚于对方的残忍方法进行报复，证明她对这些侮辱的记忆有多么牢固。

然而，到我开始懂事的时候，角色已经调换了。母亲成了家里发号施令的头号人物；姑子们被整得服服帖帖，扮演着寄人篱下的角色。父亲在家里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不过，他意识到自己的屈辱，一有机会便给母亲一顿无补于事的咒骂和斥责，出点闷气。他们几乎整天不见面。父亲足不出户的待在书房里，翻阅旧报纸；母亲则在自己的卧室里写事务来往的信，清点钱财，跟村长总管之类人物商议事务，等等。只有吃午餐和喝晚茶的时候，他们才出来，可是立刻闹得天翻地覆。不幸，这些场面孩子们也一一看在眼里。咒骂总是由父亲开端，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沉不住气，往往会无缘无故地首先挑起家庭的争吵。他谩骂，翻老账，含沙射影说些不堪入耳的话。母亲几乎总是默默地听着，她的上嘴唇剧烈地颤抖着。周围立刻静了下来：仆人们踮着脚尖走路，孩子们低着脑袋吃饭；只有家庭教师们满不在意。她们公开站在母亲一边，仿佛自言自语似地小声儿说（但又恰好让母亲听见）：“苦命的女人啊！”

这种场面几乎天天重演。我们一点也不明白个中道理，但是我们看出，实力在母亲这一面，同时也看出，准是她在某方面把父亲欺侮得太厉害了。不过，我们总是冷漠地听着这种恶言相待的家庭争吵，它实在引不起我们任何感情；我们对母亲有的是本能的恐惧，对父亲也毫不同情，因为他不仅不能保护我们任何一个孩子，连自己也无力保护。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仅仅在名义上是父母的子女，我们心里对于他们相互关系的一切事都无动于衷。

事情不能不如此，因为父母对我们的态度太不正常。父亲也罢，母亲也罢，都不照顾孩子，他们几乎不了解自己的子女。父亲是因为丧失了过问家事的权柄；母亲是因为整个身心沉浸在生财之道中，无暇旁顾。她只有在家庭教师告发了我们，不得不惩罚我们的时候，才来找我们。她气势汹汹地跑来，咬着下嘴唇，不容哀求，恶狠狠的，举手便打。我们不知道父母的慈爱为何物，如果不把那些赐予“可爱的孩子”的、不道德的、使“可恶的孩子”羡慕不已的小思小惠算做慈爱的话。不过，也还有这么一种值得说一说的父母的慈爱。母亲办理“正经事”的时候，总是关在自己的卧室里。在那里，她听取村长和总管的报告，接受代役金，订立售卖粮食、棉纱、麻布等等产品的合同旧常的现金结算也在那里进行。母亲不喜欢有人看见她清点现金，不过，“可爱的孩子”不在此限。他们发现母亲“关上了房门”，便在她的卧室外面轻轻地踱来踱去，而母亲感觉出他们的畏怯的脚步声，立刻心软了。

代役租是农奴制剥削的主要形式之一，地主向农民收取一定数量的实物和现金。有时地主让他的有手艺的家奴到城里去干活，赚的钱缴给地主，也叫做代役金。

“谁呀？”卧室里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是我，好妈妈，我是格利沙……”

“那就进来吧。进来看看你的老妈妈忙成什么样儿啦。瞧，马克西姆什卡（他是附近田庄上的总管）给妈妈送来了多少钱。我们把这些钱放进匣子里，以后，再凑一些钱，拿去办点正经事。坐下来，好乖乖，仔细看看，多学学。不过，你得老老实实坐着，别碍手得脚。”

格利沙坐了下来，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感到无限的幸福，因为他明白，好妈妈的心向他敞开了，好妈妈爱他。

不消说，这个“可爱的孩子”把他的所见所闻转告了兄弟姐妹，孩子们中间便展开了奇特的谈话。

“她攒这么多钱预备填什么无底洞呀！”“可恶的孩子”中的一个惊叫道。

“全是替他们，喏，替这些‘可爱的孩子’，替格利沙、替娜齐卡攒的！”另一个“可恶的孩子”回答。

“格利沙，你去对母亲说。好妈妈，您别光替我们攒钱，您还有别的孩子……”

“哼，他才会去说呢！”

如此等等。

这就是能淋漓尽致地描述母爱的仅有的几句话。

我们孩子们对父亲十分冷淡，而且总的来说，全家人都是这样，也许只有老仆人例外，他们记得父亲还在独身时的景况。与此相反，我们却象怕火似地害怕母亲，因为她象个最高执法官，惩办人总是罚不当罪，只会从严，不会从轻。

总之，各式各样的体罚成了主要的教育手段。虽然不常动鞭子，但是比较方便的拳打脚踢却是家常便饭，“可恶的孩子”被揍得简直没法生存。我幼年时和大多数哥哥姐姐不在一起（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我和最小的姐姐相差三岁），因此，大家都逃不脱的狂暴的殴打，我比别的孩子挨得少一些。但是，当我也长到该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姐姐念完女子学校回到了家里，从此灾难便落到了我的头上；她打人打得十分残酷，仿佛要为她从前的挨打受气泄恨似的。在这种教育方法统治下，上课时常常传来孩子们久久不能平息的呻吟声，下课后孩子们规规矩矩、一动不动地呆坐着，所以，整座宅子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一句话，这是一部真正的儿童蒙难史。如今，在我写到这些往事的时候，亲子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儿童感受到的最微小的痛苦都会引起父母心神不安；因此，这类苦难就成了骇人听闻的奇谈了。但是，这部儿童蒙难史的创作者自己决不会意识到他们是恶魔，而且在旁人眼里，他们也不会得此恶名。老话说：“不打不成人。”唯一的限制就是：只要不打死就成！然而，谁能够说出，有多少“没打死”的生命过早地送进了坟场？谁能够确定，在这些少年蒙难者中，有多少人的整个未来的生活被殴打和践踏得不成样子？

如果说不公道的、严酷的惩罚会使儿童的心灵变得冷酷无情，那么，他们耳闻目睹的那些谈吐和行为便会把他们引上放荡的邪途。遗憾的是，长辈们甚至认为不必在我们面前稍加克制，常常恬不知耻地公开端出一些隐秘的内情；那倒是理解整个生活秩序的一把钥匙。

当时的地主对待农奴的通常的态度，一言以蔽之，是“发脾气”。这倒好象是一种自然的权利，如今这权利已经根本被人忘却。现在任何一位所谓“老爷，都很清楚，不管他发脾气还是不发脾气，结果都是一样：“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农奴制度盛行的时候，“发脾气”这句话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实际的效果。主人“发脾气”，奴仆只会“惹人生气”。这可说是一种玄妙的循环，当时一切并不复杂的关系必然地在这个循环圈里打转。至少，我们孩子们每次碰到奴仆们，总是看到他们惊恐的面孔，听到他们同样的私语：“太太发脾气啦”，“老爷发脾气啦”……

吃饭的时候。主人首先是对厨子发脾气。我们的厨子是个老年人（本来还有几个年青的，但是让他们出门挣代役金去了），耳朵不大灵便，又相当邋遢。如果菜烧得太咸。他们叫他上来，对他说：菜里盐少了，背上就该多放些盐——挨打；如果汤里发现蟑螂，他们又叫厨子上来，强迫他把蟑螂吃掉。有时，母亲找不着她早上订午餐时亲眼见过的一块食物，便又找厨子来，说：你把那一块弄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送给了你的姘头？总之，很少有一顿饭，这倒楣的老头儿不惹老爷太太发脾气的。

除了厨子，他们也对伺候用餐的侍仆发脾气。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该这样迈步，不该这样上莱，不该这样看人。“你还敢强头倔脑的，前两天刚挨过骂，你就忘记了？”——“你怎么象没睡醒似的，悠悠忽忽，难道要象前几天那样让你清醒清醒？”——这样的问话和翻老账是不停的。吃饭的时候，打人不方便。因此笃信上帝的父亲，常常采用宗教界的惩罚办法。他要是对那个“不该这样迈步”的瘦高个儿生气，就罚他跪在自己身边，或者命令他不停地磕头，直到主人吃完饭为止。

不过，家人相聚时倒也并非每次都吵得不可开交，并非每次都是主人生气而仆人惹人生气。间或也有交战双方相安无事的日子，这时，口角便让位给谈家常。唉！那些内容龌龊、方式卑鄙的谈吐给儿童幼稚的脑子里留下的东西，几乎比最下流的对骂还要肮脏。话题不外是生财之道及其种种骗人的伎俩，或者亲朋邻里的秽闻轶事。

“你知道他是怎么发财的吗？”他（或她）先提出问题，然后大讲其勒索钱财的详情细节，讲到得利的一方，便称之为“骗子”或“聪明人”，而讲到受害的一方，则称之为“糊涂虫”或“笨蛋”。

或者：

“你的眼睛干吗瞪得那么大？”有时，母亲对某个孩子说，“你大概是在想：爸爸妈妈快死了，等他们一死，他们累断脊骨、流尽血汗挣来的钱财，我们马上就花光它！放心吧，小坏蛋！我们死了，全都留给你们，什么也不会带进棺材里去的！”

有时又加上一段威胁话：

“蠢货，你要我把你送到苏兹达尔修道院去吗？好吧，送就送！我这样办，谁也不能派我不是，因为我是母亲。我爱怎样处置孩子就怎样处置！你放心等着吧，等父母死了，他们的财产会留给你这个小骗子的。”

谈到亲朋邻里的行为，她的评价几乎不超出这样两句话：

“他一夜到天亮都睡在他姘头的窝里！”

或者：

“象样的野男人全不要她，她就去偷神甫……”

他们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毫无不满之意，而且一点也不想掩盖话里的龌龊含意，倒象是谈的最寻常的事儿。“骗子”这个词从他们嘴里说出来，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称赞：“真有办法！”反之，“糊涂虫”不仅得不到任何同情，还会激起一种荒谬的幸灾乐祸的心理；这种心理用一句特有的警句来表达便是：“就得这样教训教训那些笨蛋！”

然而，这种交谈很少仅仅限于议论邻里的长短。往往是谈着谈着便转到家人的互相攻讦。他们从闲话邻里开始，然后逐渐把话头引到自己人身上。狂风暴雨的场面出现了，责骂之声不绝，隐私公开地搬上了舞台……

说来罪过，除了这一类谈话，有时（大多在节日里）竟会发生神学上的争论。举个例子说、我记得有一次过基督变容节（我们教堂的守护神节），为了祭祷歌②中的一句“向你门徒显示你的荣耀，如囗”，他们发生了争论：“囗”③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特殊的光吗？有一次，一位邻近的地主太太，我们县里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很想弄清楚“囗”④是什么意思？是囗⑤吗？父亲对她说：“您怎么搞的，太太，您祷告上帝，却不明白这不是一个字，是三个字：囗……等于我们说‘囗’⑥……”他刚说到这里，她就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纪念耶稣在门徒面前变容的节日（八月六日），参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②祭祷歌是正教教会在庆祝节日或纪念圣者时唱的颂歌。

③据说耶稣变容时，“脸面明亮奴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参见《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如囗”即指这种“圣迹”。

④囗是教会斯拉夫语，意思是（为我们），与俄文（锁链）一词有点近似，但词义不同。

⑤囗是教会斯拉夫语，意思是（为我们），与俄文（锁链）一词有点近似，但词义不同。

⑥囗是教会斯拉夫语，意思是（为我们），与俄文（锁链）一词有点近似，但词义不同。

“你去讲你的三个字吧！还不知道谁的祷告上帝更爱听呢。我可是只用一个字祷告，我的祷告上帝能听见，你用三个字祷告，上帝可不听你那一套。”等等，等等。

大人的谈话，当然也成了我们孩子们谈心的材料。我们最爱谈的话题是妈妈添置了哪些产业；猜测她死后，谁会得到什么遗产。我们不大谈父亲的领地，因为比较起来，它只是全部产业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已经预定全部留给波尔菲里大哥（我小时候几乎没见过他，因为那时他在莫斯科读大学，出了学校便直接进衙门做事去了）；其余的孩子们不得不指望母亲的恩赐。在这一点上，母亲只好向父亲让步，尽管波尔菲里不是她的“可爱的孩子”。然而，在我们孩子们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安排是公平合理的，他们并不太乐意承受母亲的“恩典”。

“红果庄可是块宝地，别看它只有三百六十一个农奴！”天字第一号“可恶的孩子”斯杰班哥哥向往地说。“去年，单说粮食就卖了一万卢布，还有，空地租出去了，又卖了牛油、鸡蛋、棉纱。还有好多好多树木！别处的田庄，给不给随她，这儿可是我们自己的、应得的一份。祖传的应得的一份，非分不可。至于后沼镇，大倒大，就是没出息！”

“不能这样说，后沼镇也不坏嘛，”“可爱的孩子”格利沙振振有辞地反驳道，“再说，爸爸想把红果庄全部产业留给札特拉别兹雷家的长子。应该尊重老人。”

“什么爸爸！挂名爸爸！他恐怕想都没想过把红果庄留给我，难道我不是扎特拉别兹雷家的人吗？你们等着瞧吧，她准会把沃洛戈德那个只有一百农奴的小村子扔给我，说：‘拿去吃喝玩乐吧！’满热，包尔，索尔替尔——别再想多得一点啦！”

法语：吃喝玩乐，

“扔给我的准是梅这卡那边的一个小村庄！”薇拉姐姐忧心忡忡地说：“带着这样的陪嫁，谁肯娶我呢？”

“不会，梅连卡那边的村庄是给刘勃卡的，你呢，把维特鲁日县的四十个农奴分给你，就算不错啦！”

“可是，也许她忽然大方起来，说：梅连卡和维特鲁日那边的村子一齐给刘勃卡！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份呀！”

“她会把布勃诺沃庄园和它附近的村子分给谁呢？这才是了不起的一份呢！前几天我们坐车经过那儿，看见到处堆着麦垛！赶车的阿连皮说：‘简直象个乌克兰！’”

意为象个大粮仓。

“布勃诺沃自然是给格利沙的！他替母亲暗中监视我们，总要给他好处的。会给你吗，小密探格利沙？”

“好妈妈赏给我什么，我都满意，”格利沙垂下他的小眼睛，温顺地答道。

“前几天我和薇拉算了算她从各处田庄上得到的收入。算呀算呀，算下来有五万……真的！”

“她攒这么多钱，填什么无底洞呀！”

“前两天彼得朵尔米顿托夫从城里来了。他们关在屋子里写遗嘱。我本想在门外偷偷听个清楚，可是刚听到‘至于他，因其件过不孝……’，这时传来他们轻轻推开圈椅的响声，我赶忙三步并作两步逃走了。不过，不管听完没听完，那个他一定是指我！她准会送我上图腾的奇迹创造者那儿去的，保险这样！”

指修道院。

“她会把后沼镇分给谁呢？”苏菲亚姐姐担心地问。

“分给你呀，苏菲亚，分给你，听话的小姑娘……乖乖儿等着吧！”斯杰班尖刻地说。

“事实上，她总不能把它带进坟墓里去呀！”

“不，诸位！这件事不能不管！得向彼得朵尔米顿托夫探听个明白！”

“我已经问过他：谁分什么，怎么分法。那精灵鬼笑了笑，说：‘全给您，斯杰班，瓦西里依奇：兄弟姐妹一概不给，全给您！’”

有时，蠢货斯杰班也施展一点狡计。他向家奴们要几个装着毫无用处的符之类的护身香囊，长久带在身上，希望能迷住好妈妈的心儿。有一回，他捉到一只青蛙，斩断它的脚爪，把它活埋在蚂蚁窝里。后来，他给大家看一块小小的白骨头，要人相信，这就是被蚂蚁啃光了的那只青蛙身上的骨头。

“这个诀窍是温卡裁缝告诉我的。他说，‘就这样办吧，您一定会看到您妈妈对您改变态度！’说不定她真的会……说：‘斯杰班，上我这儿来，我的可爱的儿子！现在我把布勃诺沃和那边的村子给你……’她还可能分点钱给我。精灵鬼，爱怎样就怎样享福去吧。”

“你等着吧！”格利沙听着这些大话，心里难受极了，恨不得哭一场，仿佛人家真的抢走了他的布勃诺沃似的。

因为有进谗言的人，所以这些幼稚的谈话，母亲全知道，虽然不是经常（她很少有工夫过问这种事），但有时也少不了痛斥斯杰班哥哥一顿。

“你又在骂自己的亲娘吧。你这个没情没义的蠢货！’她对他呵叱道，“前几天挨的打还不够吗，你这个可恶的东西！”

她说完，就又给斯杰班哥哥一顿毒打，打得感觉迟钝的“蠢货”也泪如泉涌。

这里需要说说，告密和进谗言的风气在我们家里非常盛行。仆婢，特别是掌握点实权的仆人，爱进谗言，孩子们也爱进谗言。不仅是“可爱的孩子”爱进谗言，就是那些“可恶的孩子”，为了讨取一时的欢心也干这种勾当。

“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他管您叫母马！”上课的时候有人告诉家庭教师。不消说，听了这种告密，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是决不会轻饶这个“罪人”的。她凶神恶煞似地揪住他的两只耳朵，一边用尖利的指甲掐他的耳垂，直拍得出血，一边说：

“看你还叫不叫母马！看你还叫不叫母马！格利沙，过来，亲亲我，好孩子！就是这样。以后要是有谁再说我的坏话，你就告诉我。”

我在前面说到了主人向那些惹他们生气的仆人发脾气的种种方式，但是我还只讲了男仆，他们遭到毒手的时候，相对说来，还是比较少的。女仆——特别是被当时的厚颜无耻之徒称之为“姑娘”的丫头，她们的处境更为悲惨。

这个叫法使我想起一件相当奇怪的事。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地中海一个所谓saionsdhiver（法语，冬季疗养地——译者）过冬。听说城里有一家小旅馆，是勃朗尼策县（在莫斯科东南——译者）的一个俄国老妇人开的，我当然到那里去了。当我谈到雇佣人的事时，那位讨人喜欢的老妇人答道：‘您叫一个姑娘吧——还不是跟佣人一样！’听了这话，我怎能不高兴呢。这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作者

“姑娘”不但是一种任人摆布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廉价的东西，这种低微的身价又大大地增加了她那任人摆布的特性。人们谈到“姑娘”，常说：“比焖萝卜还贱”，或者“一个小钱买两个”，而且对她的操劳的评价也与这种话差不离。男家奴还受到一定的重视。一则因为他们大多会一点手艺，或者是个不大容易找到替身的老手。二则因为即使他们没有手艺，但是他们深知老爷的习惯，会递裤子，动作熟练，对答如流，等等。三则因为男家奴可以随时送去当兵，顶正式征兵的名额；收据卖掉，还能赚一大笔钱。从“姑娘们”身上是弄不到这一类好处的。她们之中，只有少数人当上了女管家、太太的私房丫头，或者在莫斯科铁匠桥学得一手缝纫手艺的人，才有机会得到器重。其余的则是一群无足轻重的人，每一个都可以轻易地由另一个所代替。她们纺纱、绣花、织袜子、编花边。一到成年，她们便由等着空缺的少女所接替。

地主送家奴去当兵，取得收据，在正式征兵时，将收据卖给别人去顶替名额，从中渔利。

因此，她们的饮食粗劣，衣衫褴褛，睡眠不足，干活儿却几乎不让她们歇手，累得筋疲力竭。这样的“姑娘”，每个地主家里都有许多。

自然，也有一些地主家里，婢女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但那里却大都带有后宫色彩——作者

我们家里的“姑娘”不下三十个。她们白天从事各种缝纫和编织的活儿，天一黑又被赶进那间不大的女仆室里，在油烛头的微光下纺纱，直到夜里十一点钟才收工。女仆室也是她们吃午饭、晚饭，在地铺上倒头就睡的地方。

由于牛马般的工作和极坏的饮食，婢女们常常闹病，个个没精打采，面黄肥瘦。好看的一个也没有。很多人具有惊人的忍耐心，她们俯首听命，内心热诚地相信：她们在现实生活里虽然被无情地剥夺了快乐和慰藉，但死后一定能得到补偿。在基督受难周的最后几天里，因为受到每日祈祷的感染，这个信仰显得特别坚定，整个女仆室里充满了低沉而虔诚的叹息声。接着，复活节到了，唯有这一天，男女奴隶们容光焕发，好象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了似的。

但是，最无耻、最可恨的莫如对“姑娘”们的那种不遗余力的刺探活动。

大多数地主家都有一条规矩。不准男仆与婢女结婚。理由很简单：“姑娘”出了嫁，便不再是婢女；到时候她要生孩子，就不能继续伺候主人了。有的人说得更下流：你推备的种马再多也不够她们这些母马使！主人要“姑娘”们干的活儿，永远比要求已婚女仆干的活儿多：更多的棉纱，更多的花边……因此，保护丫头们的童贞自有其直接的好处。

刺探活动的花样到了恶劣透顶的程度。设置埋伏，夜间窥伺，搜查脏内衣，等等。一旦发现了罪证，立刻采取酷烈的惩罚。有时，不等怀孕的女罪人（当时人们称之为“抱着篮子的贱货”）养下孩子，便把她送到一个遥远的村子去，嫁给一个农民。而且二定是个家口众多的穷鳏夫。总之，经常发生这种惨不忍睹的悲剧阿是谁也没想到这是悲剧，反而振振有辞地说，对这些“臭婆娘”非如此不可。

我们孩子们是这些悲剧的目睹者，我们亲眼看着这些悲剧，非但不感到恐惧，而且无动于衷。好象我们也认为非如此惩办这些“臭婆娘”不可似的……

不过，也有一些自由派地主。他们不侦察丫头是否怀了孕，但同样不准她们嫁人，因为“姑娘”无论失了多少孩子。仍然可以当她是“姑娘”使唤，直到她死掉为止；至于她的孩子，可以送到遥远的乡村去，算作农民的子女。他们施展这些诡计，纯粹是为了取得更多的纱线。更多的花边。

现在的人可能对我说，这全是过去的事；明日黄花，没有太大的必要再去提它。我自己也知道，上面写到的事实的确是明日黄花。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它还非常鲜明地不时出现在我眼前。是不是因为除了具体的事实之外，在这悲剧性的往事中。还有某些东西远没有成为明日黄花，如今仍然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沉重负担呢？具体的事实消失了，但它对人们的性格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过去某些习气已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难道这些影响、这些习气已经随着上述事实一同化为乌有了么？

临了，我不能不在这里再谈谈我们的道德教育中的一个重大缺点。我这里指的是跟大自然的完全隔绝。

世上有些幸福的儿童，他们从襁褓时期起便亲身感受到和大自然母亲的接触，大自然在每个有眼睛可以看、有耳朵可以听的人面前，处处慷慨地展示出它形形色色的宝藏。我看《孙子巴格罗夫的童中》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坦白地说，我几乎是带着嫉妒的心情看完的。诚然，抚育过巴格罗夫童年的大自然，比我们灰暗的穷乡僻壤的贫乏的大自然，要光明得多，温暖得多，内容丰富得多；但是，为了使丰富多彩的大自然的光辉照彻儿童的心灵，他必须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密切接触自然，这种接触一经迷住了尚在摇篮中的孩子，便会充溢他整个身心，随后伴着他度过一生。如果没有这种接触，如果在儿童和大自然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而生动的联系（它能促使儿童首先对宇宙生命的伟大奥秘感觉兴趣），那么，最鲜明、最绚丽的囹景也不能使他动心。与此相反，只要有了这种接触，只要不把儿童关闭在不透空气、不见阳光的环境中，那么，纵使是贫乏的大自然，也能使儿童的心灵得到欢乐，受到感染。

《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是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17911859）的主要作品之一。出版于一八五八年。

至于我们，只有在上莫斯科或由一个领地搬到另一个领地去的长途旅行时，才偶尔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其余的时间，我们完全困守在黑暗和沉寂中。我们谁也不知道打猎是怎么回事，家里好象连猎枪也没有一支。一年中，母亲只准举行两三次类似PariedePisir的活动，让全家人到树林里去采蘑菇，或者到邻村一个大池塘里去捕鲫鱼。

法语：游玩、野餐。

那里的鲫鱼，味道鲜美极了，个儿也大得惊人，但是这种捕鱼活动的着眼点纯粹出于经济上的打算，跟熟悉大自然毫不相干。即使从饱口福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很少尝到鲜鱼的滋味，因为捕到的鱼几乎立刻全部用盐腿上，晒干了储藏起来，日子一久，便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因此我们家吃不到新鲜的野物和飞禽一般说，除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一份食物外，决不许额外增加供给。我们只吃过腌过、煮过、热过的野味。唯有黄猫瓦西卡是个例外，家里人为了让它多捉老鼠，就有意不好好喂它。我还记得有两条狗，普鲁东卡和特列左尔卡，用链子挂在下人食堂旁，不让它进屋于里去。

总之，我们家里摈弃了一切足以引起想象力和求知欲的食粮。不许说一句多余的话，事事都要考虑利害得失。甚至于连迷信和忌讳也不讲究，但这并非受自由思想的支使，而是因为讲究了这些便会丧失时机，增添麻烦。举例来说，假如村长来报告，能从下星期一起开镰收割黑麦就好了，可惜那一天不是黄道吉日；那么，母亲准回答说：“开镰吧，开镰吧！管它吉日不吉日，万一下星期一麦子掉起粒儿来，谁赔偿我们的损失？”人们只害怕鬼；谈到鬼，他们便说：“谁知道，兴许有，兴许没有——要是真有，怎么办？！”至于家神，他们确实知道，它住在阁楼上。这两种迷信没有人反对，因为它们无损于任何正经事。

在宗教方面也只限于遵守普通宗教仪式。每逢礼拜日必定去望弥撒，大节日的前夕便在家里作晚祷，举行技水祭，并且严格督促孩子们尽力划十字、叩头。父亲每天早上关在书房里作祈祷，然后一面从书房往外走，一面分给我们每人一小块硬梆梆的圣饼。但是这一切完全是虚应故事，丝毫也不能使人感到高呼“我们的心归顺主！”时所应有的感情。膝头跪在地上，额角磕碰着地板，然而心却宛如古井死水，纹丝不动。只有在复活节，整个宅子寂然无声，这才多少令人感到内心的宁静和恬适……

那时候，神甫完全受地主的支配，地主对神甫抱着半鄙视的态度。教堂，跟其他事物一样，属于农奴主，从而神甫也属于农奴主。地主高兴，神甫就有口饭吃，地主不高兴，神甫就饿肚子。我们教堂的神甫略通文墨，是由下级神职人员提升上来的。他是个善于持家、为人正派的老人，他跟所有的农民一样，下地耕田、刈草、割麦、打谷。平时，他满酒不沾，遇到大节日却烂醉如泥。人们对他很不客气，甚至当面管他叫万卡。我记得，他宣读福音书的时候，父亲常常大声纠正他的错误，使整个教堂都能听见。我还记得每年复活节举行晚祷时照例要发生的丑剧。神甫要关上圣障的中门，父亲不让关，双方争得几乎动武。祈祷结束后，神甫走上讲经台，向父亲屈膝告罪，恳求宽恕。自然，主持圣礼的收入也是和这种待遇相称的。主持一次晚祷，付给他二十戈比，一次拔水祭，付给他十戈比。而赏给其他神职人员的则是几枚磨损得连“斑点”都已看不出的铜币。

万卡是伊凡的车称。

我虽然几乎完全没有受过宗教训练，但是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完福音书的时候，它竟对我起了震撼心灵的作用。不过，关于这个，留待我以后讲述学习情况时再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