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惟一一个觉得古怪的人吗？犯罪现场或至少是罪案开始的地点，同时又是审判的地方？

在开庭审理的每天早晨，略微有些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法院外面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就是在这个地方，乔·卡哈哈瓦接到了假的传唤令。法院被穿着明显不合时宜的蓝哗叽制服、肤色黝黑的警察层层护卫着。巴洛克式的大楼被用绳子和锯木板拦着，以帮助警察拦住外面三分之二的本地人和三分之一的白人。不知是因为警察还是天热，肤色混杂的围观人群从未发生过任何冲突。他们不仅是被政治或纷争所吸引，还对这桩老式的通俗谋杀案很感兴趣。

旁听席上只有七十五个座位是提供给公众的。白人名门淑媛们的仆役每个晚上在法院外露宿以给他们的主人多省些买座位的钱；而那些海军军官的妻子们常常习惯于早起，所以她们总在一大早就带着小凳、三明治和热咖啡等在外面。此外，还有很多没有工作的当地人等着以每个二十五美元的价格把提前占到的座位卖给那些好奇而懒惰的人。

每天清晨，警笛的尖叫声总会惊飞榕树上那些栖息的小鸟，同时也引得那些好奇的围观者翘首向警笛传来的方向张望。浩浩荡荡的警方摩托车前后护卫着两辆黑色的汽车，在海军士兵们的严密护卫下，每两名被告同乘着一辆汽车从珍珠港方向开来。两名一等兵琼斯和罗德坐在同一辆车上，他们两个都十分矮小、健壮，身上的领带和西装使他们俩显得很不自在，像正在玩打扮游戏的小孩子。在穿着制服的警察的护卫下，琼斯和罗德嘴角叼着香烟，紧张地笑着从海军汽车中走下来，趾高气扬地进入法庭的大楼。汤米和那两名水手不同，西装和领带使他显得更加英俊，他默默地，神色悲戚地陪同着他高贵的岳母福斯特克夫人。福斯特克夫人始终穿着一套黑色的、品味不俗的套装，头上是一顶和衣服相称的宽边圆顶帽，她看上去始终相当地孤独疲倦。那尊像乔·卡哈哈瓦的金色人像神情肃穆地将他们一行人放进高耸的法院。

每天清晨，每一个进去的人，无论是被告还是旁观者，无论是记者还是卡莱斯·达伦本人。甚至于法官本人都必须接受警察的仔细检查以确保没有人带入任何武器，接着他们才能穿过毗邻审判室的大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喧杂的记者办公室了。大厅里摆满了桌子、电话、打字机以及为从伦敦赶来的记者特设的电报装置。在穿过这间大厅之后，所有的这些人才能进入到审判室中。审判室是一间毫无特色的屋子，暗色的灰泥墙，暗色的旧椅，缓缓旋转的吊扇，这些无不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惟一能带来生气的是窗外的景色——从打开的窗子中可以看见绿色的棕榈和蓝天映衬下远处的青山，还有射进来的明媚阳光，当然还会传进来不同的交通噪音，同时带进来很多嗡嗡作响的蚊子。

在审判的全过程中，富裕的白人妇女们占据了总共七十五个公众席位的大部分，毕竟，这是一件极为轰动的社会要闻。虽然泰拉和伊莎贝尔不在她们其中，可是她俩绝不乏精神上的代言人。每天清晨，当四名被告鱼贯而入，坐在律师席后的座位上的时候，观众席上就会传出充满怜悯的悲叹声。每一次听到戏剧性的——在我看来是通俗闹剧式的——证词时，她们就像事先安排过似地同声流泪，同声叹息，同声屏息。她们这一做法从未引起过戴维斯法官的不满，他是一个戴着眼镜，中等体态，有无限耐心的新英格兰人。

不过，她们的表现总会招致原告律师约翰·卡雷的怒目而视，有时他干脆出言加以制止。卡雷有着宽阔的肩膀，面色十分红润，光秃秃的头上只剩下了一圈修士式的红发。

卡雷看上去比达伦要年轻很多，只有四十岁左右。而且，当他与不断想法激怒他的被告律师针锋相对地相斗时，他就更不像是已经年过四十的人了。不仅如此，身着便装不过仍气宇轩昂的斯特林将军每天率领的海军代表团也并未使他显得有丝毫气馁。

在我的眼里，卡雷自信，几乎是自负，白色的热带装束更使他显得干净凌厉。他那双睿敏的蓝眼睛总是紧紧地盯着陪审员们。陪审员们是清一色的男性，包括六名白人（其中有一名丹麦人和一名德国人），一名葡萄牙人，两名中国人和三名夏威夷人。

“先生们，”卡雷的土音为他增添了几分威严，“被告被指控犯有二级谋杀罪。”

说这句话的时候，卡雷只是向被告席轻轻摆了摆头，于是，二十四只陪审员的眼睛都齐刷刷地集中到了被告席上。背靠着记者席的栏杆，从左起依次是罗德、琼斯、汤米和福斯特克夫人。四个人全都直板板地坐着，目视着前方，对周围的情形连看都不看一眼。福斯特克夫人的举止就像一名面无表情的士兵一样，看起来和她的女婿以及两名同谋犯没有任何不同。

卡雷继续宣读着起诉状：“夏威夷州最高法院的大陪审团，格丽斯·福斯特克，汤米·迈西，艾迪·罗德以及阿尔伯特·琼斯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在火奴鲁鲁市中心携带着武器，即装着弹药的手枪……”

达伦就坐在福斯特克夫人的旁边，他仍旧是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肥胖健硕的身躯随意地靠坐在木椅上，整个样子一如他漫不经心打着的领结一样随意。他那粗大的表链横过深色西服的衣襟处，看起来就像一个暴发户一样。而林赛的每一个细节都修饰得一丝不苟，这个华尔街的顶尖律师安静地坐在达伦的身旁，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我紧挨着坐在林赛的身边，静静听着卡雷的每一句话，“……非法地、残忍地、经过事先预谋地、未经司法公正处理地……”

这时卡雷一下子转过了身，他那像被剥了皮的椰子壳似的头向后轻轻示意了一下。在陪审团后面的座位上，坐着一名深色皮肤的魁梧男人，他满脸皱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身上穿着白色的衬衫和深色的裤子。在他身边坐着一名瘦削的女子，也同样是深色的皮肤，她穿着白色长裙，经常掩面而泣。他们就是乔瑟夫·卡哈哈瓦的父母。

“……谋杀了乔瑟夫·卡哈哈瓦……”

这位好斗的原告律师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大致描述了一下全部的案情，从汤米租用蓝色的伯威克车到福斯特克夫人仿造假的传唤令，从如何在这幢大楼前绑架乔·卡哈哈瓦到弃尸不成，再到警察不得不开枪示意他们停车为止。

他将最精采的部分——谋杀本身留在了最后。他罗列了大量生动的又令人不安的物证：血迹斑斑的衣物，有血污的地板块，藏在沙发下的枪，空弹壳，绳子——绳子上无可辩驳的紫线说明它属于海军物品，用来洗血衣的澡盆，以及因流血致死的被害人相片。

“我们能证实，”卡雷说，“屋子里面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这就说明被告不是出于自卫，要知道卡哈哈瓦是一名强壮的运动员，他足可以应付一场恶战，可是屋子里面却没有任何搏斗过的痕迹。”

在卡雷讲述的整个过程中，福斯特克夫人始终冷漠地盯着前面，而汤米似乎在嚼着什么东西，我起初以为他是嚼着口香糖，后来才知道他是一直在咬着自己的嘴唇。而那两名水手看上去似乎有点烦躁，整桩事似乎并没把他们怎么样。卡雷倚在陪审员席的栏杆上，继续说着：“当乔瑟夫·卡哈哈瓦正准备忠实地去向他的监护官报到，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卡米阿米哈国王塑像的脚下，”卡雷即兴加了一句评论，“虽然这位伟大的夏威夷国王曾给夏威夷岛带来了法律和秩序，可是厄运之手却无情地指向了卡米阿米哈国王这位年轻的后裔臣民。”

突然，卡雷旋风般地冲到福斯特克夫人面前，她似乎被卡雷的举动吓得惊呆了，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正是格丽斯·福斯特克伸出了厄运之手，”他一边说着，一边用食指指向福斯特克夫人，好像要扣动来福枪的扳机一样，“就是她促使卡哈哈瓦走上不归路的。”

当卡雷坐下以后，达伦并没有站起来，他仍然坐在椅子上，径直说道：“阁下，被告一方将保留开案陈词。”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好斗的卡雷快速而有秩序地不断完善着他的诉讼事实：卡哈哈瓦的表弟爱德华·尤伊讲述了绑架经过。迪克斯监护官也走上了证人席，作证说他曾告诉过福斯特克夫人每天卡哈哈瓦向他报到的时间。乔治·哈伯特警察也走上了证人席，他是一位长得十分结实，又英俊得足以符合好莱坞标准警察的形象。他讲述了他们是如何驾车追捕并抓住被告的，在他的讲述中还提到了车后座上用血迹斑斑的白布包裹着的尸体。

“警察，”卡雷说道，“你可以走下证人席，指认一下你逮捕的当事人吗？”

这位肌肉发达的警察走下证人席，依次碰了碰琼斯、罗德和汤米的肩膀。但当他走近福斯特克夫人的时候，她庄严地站起身，直盯着他，高昂着下巴。

她的这一举动似乎吓住了哈伯特，他根本没敢碰她，而是向后退了几步，用拇指小心翼翼指着福斯特克夫人，小声嘀咕着：“当时这位女士开着车。”

福斯特克夫人又坐了下来，哈伯特转身回到了证人席。卡雷继续问道：“警察，当时迈西上尉看上去显得很震惊吗？”

达伦一边心不在焉地在白纸簿上乱画着，一边显然不很在意地说道：“请给出结论，阁下。”

卡雷带着明显和解的笑容转向法官，“阁下，作为一名警察，哈伯特警察曾处理过不少罪案，也到过不少的事故现场，他关于精神状态方面的见解……”

达伦抬起头，提高了声音：“警察不能被视作心理方面的专家。”

戴维斯法官，他的表情和斯芬克司一样的平板，说道：“赞成。”

“哈伯特警官，”卡雷靠在证人席上说道：“当你在路上逮捕迈西上尉和其他人的时候，他是否和你说话了？”

“说了，不过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先生。”

“‘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是什么意思，警察？”

“波特曼·旁德走过来对我说，‘干得好，小子！’你知道的，他的这一句话是祝贺我干得漂亮。可是迈西上尉，当时正坐在巡逻车的后座上，却以为这话是对他说的……”

达伦毫无耐性地喊道：“法官阁下，证人并不能知道迈西上尉当时在想些什么？”

法官指示法庭书记员，“有关迈西上尉在想些什么这部分删去。”

卡雷问道：“迈西上尉说什么？”

哈伯特耸耸肩，“他说‘谢谢。’然后像这样举起了双手……”哈伯特举起紧扣的双手，以获胜者向观众致意的方式挥动了一下。

卡雷朝陪审员们不愉快地笑了一笑，“谢谢你，警察。我的提问就到这里。”

达伦向警察笑了笑，不过并没有站起身，“当我的同事黑勒先生在上周四与你谈话时，你是否曾这样描述过迈西上尉的举止：‘很严肃，直直地坐在那儿，目视前方，一句话也不说。’记起来了吗？”

“我是这么说的。”哈伯特承认说。

“当时福斯特克夫人在做什么？”

“坐在路旁的石头上。”

“她的举止如何？”

卡雷站起来，蹙着眉说：“我希望辩方律师不要要求证人提供有关心理方面的证言。”

达伦笑容可掬地说：“我再说一遍，她当时是在滔滔不绝地说话呢，还是笑着，很快乐呢？”

哈伯特回答道：“她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好像正处于茫然状态之中，静默地就像她坐着的岩石一样。”

达伦明智地点点头，“我没有问题了。”

除了这样偶尔的小冲突以外，达伦很少再对卡雷的辩护事实提出异议。他总是拒绝再向卡雷的证人提问，偶尔会让林赛问几个问题。他总是对卡雷的辩护事实漠然置之，交叉提问只能增加血淋淋的犯罪物证在陪审团面前出现的时间，而这一切无疑只可能有利于原告律师。

当要求一名发现犯罪物证的巡逻警出庭作证时，卡哈哈瓦夫人不禁泪如雨下，这一情景终于使得达伦站了起来。

“出于对这名可敬夫人的尊重，”达伦说，“我希望卡哈哈瓦夫人能够暂时回避一下，否则她的情绪可能会影响到陪审团的意见。”

法官摇了摇头，驳回了达伦的建议，“达伦先生，她有权在场。”卡雷的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出庭：一名车场工人，他租给了汤米那辆怕威克车；一名武器店老板，他将一支左轮手枪卖给了福斯特克夫人，一支自动手枪卖给了琼斯；一名邻居，他在一月八日九点左右听到福斯特克夫人家中传出了“爆破声”。贝尔斯警探，他以内行眼光指出捆绑死者的绳子系海军物品。州验尸官法俄斯医生的尸检报告。迈克因托斯警官证实当琼斯在福斯特克夫人家被逮捕时，“好像喝醉了一样”，但在警察局里接受录供时“很清醒”。以及其他警察，他们搜查了房间，发现了塞有卡哈哈瓦相片的福斯特克夫人的钱包，塞在沙发垫下的汤米的自动手枪、卡哈哈瓦的帽子，浴室中找到的卡哈哈瓦短裤上的两枚珍珠钮扣，和用假的传唤令包着的点三二式手枪弹壳（琼斯把它塞在衬衫底下）。

当然了，卡雷当庭宣读了有戏剧色彩的传唤令：“生命是奇妙而激奋人心的，只要你肯寻找并抓住机遇，任何事都可能使人激奋。”

很多人认为达伦很有表演才能，可我不得不承认卡雷比达伦毫不逊色，他甚至还能教上贝雷或威伯纳姆一两手呢。他展示了一张巨大的彩色人体结构图，上面用红色标记着子弹射入的路径，以及到处是血痕的房间照片。他还出示了血迹斑斑的浴巾和血衣。在这之后，他让陪审团传看了血衣以及沾满了血迹的床单。在卡雷的证物中还包括一条绳子、一个闪闪发亮的子弹和空弹壳。

在这整个过程中，达伦一直坐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玩着铅笔。他偶尔提出反对意见，但从不诘问证人。福斯特克夫人始终一脸冰霜，毫无任何动情的表现。不过汤米又开始咬他的指甲了。

卡雷的最后一名证人是无可辩驳的：艾斯特·卡哈哈瓦，是乔的母亲，她并没有因达伦的反对而退席，相反地又为达伦增加了更多的苦恼。

就在这位瘦弱憔悴的女人走向证人席的时候，达伦站起了身，轻轻地张开双臂，挡住了她的路。然后达伦转向了法官，庄重地说道：“我们将承认这名证人所说的话，因为她是乔瑟夫·卡哈哈瓦的母亲，那天早上她看着他离开……任何……”

卡雷站了起来，“在这间审判室中有两位母亲，法官阁下。一名是被告，而另一名无任何防御之力——她的儿子死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名都必须作证。”

“撤回提议。”达伦轻声说着。他一边向卡哈哈瓦夫人体谅地笑着，一边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卡哈哈瓦夫人的声音十分低哑，难以听清，可屋里的每个人都没错过一个字。在她作证时不停地用手帕拭泪，许多旁听者——虽然那些有钱的白人妇女是同情被告的——但也和她一起抽噎着。

“是的，这是他的衬衫，”当卡雷阴郁地将血衣给她看时，她说着，“这些是他的袜子和他的工装裤……是，是的，我刚刚洗过，把扣子钉好。”

“乔那天早上离开时身体健康吗？”

“是的。”

“你什么时候再见到他的？”

“星期六。在火葬场。”

“那是你儿子乔瑟夫吗？”

“是的。”

“谢谢，卡哈哈瓦夫人。我没有问题了。”

达伦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没有问题，法官阁下。”

当卡雷绅士一般地搀扶她从证人席上走下去的时候，四处同时响起了啜泣声。

达伦靠向我，他的头发颤动着，小声说道：“我知道会这样的，同情不可能只集中在一方。”

那一刻我觉得他很苍老，疲惫而苍老；卡雷则新鲜得像一朵雏菊，他一边神气活现地在原告席前踱来踱去，一边说道：“陈述完毕，法官阁下。”

法庭午间休庭了，和往常一样，达伦、林赛、他的委托人和我回到了扬格旅馆。大律师在露比的陪伴下，没吃中午饭就回房休息了，我们其他人乘电梯到房顶花园餐厅吃饭。鉴于我们的委托人根本不可能逃走，我们就让陈·阿帕那充当警方的护卫人员。

因为陈的在场，我们之间的交谈多是闲聊式的，从不涉及案情。林赛夫人和平时一样和我们一起进餐，夫妇俩彼此聊着。汤米和福斯特克夫人都很少开口，他们因为体会到处境的艰难而显得心事重重。

不过琼斯和罗德抽着烟，开着玩笑，倒是一对快乐的傻瓜。一头鬈发的罗德也很少说话，不过方头的琼斯是个自大的、喋喋不休的家伙。

“你注意到那名来自纽约的女记者的身材了吗？”

“我注意到了。”我一边附和着他的话，一边小口咬着我的腌肉、西红柿和三明治。

“我猜她喜欢我，”他正在急切地切着嫩牛排，“她一直想和我搭讪。”

“你不觉得这与谋杀案中你的被告身份有关吗？”

“她在我们四个中选中了我，不是吗？她向我不停地使眼色，是吧？”

“是吗？”

“你看见左边靠墙坐着的那个中国姑娘了吗？她长得不赖。法庭里还有很多长得漂亮的美国女人，你注意到了吗？”

这无赖居然比我还好色十倍。

我看着他，轻轻地笑了一下，然后说道：“你介意我提个建议吗？”

“说吧，内特。”他满不在乎地说道。

“我看见你一直在向那些女孩使眼色，我不觉得在这种场合下微笑是合乎情理的。”

他耸了耸肩，又夹起了一块土豆片，“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难道我不该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好小伙子吗？”

陈·阿帕那正坐在我的身边吃着一碗炒饭，他用只有我才听得见的声音说：“自己的眼睛总是看不见自己的鼻子。”

下午重新开庭的时间又到了。达伦领着我们一行人走入了审判庭。这位全美最知名的刑事大律师打扮得十分随意，穿着一件压出皱褶的、肥大的白色亚麻衬衫，脸上是一副轻松的表情。在正式开庭之后，达伦站了起来，面向着法官席开始了他的陈词。

“法官阁下，我放弃我的开案陈词。”在他充满欺骗性的慢声细语下掩饰着他平时的粗声大气。

达伦的话音刚落，一阵微弱的失望叹息声就掠过了审判室，达伦拒绝表现他出色的演讲术，这使得所有的听众都感到有点儿失望。

“请传唤我的第一名证人，汤米·迈西上尉。”

观众们的失望叹息声立刻被一阵兴奋的私语取代了，汤米就像一个玩偶盒里的木偶似的站起身来，然后他快步走上证人席，几乎是喊着说完了誓词。

汤米穿着一套深蓝色西服，系着一条浅棕褐色的领带。达伦曾建议他选择既有些海军风格，同时又有点儿陆军气息的服装，汤米完全听从了达伦的建议。他孩子气的脸上带着相当紧张的表情，看起来介于阴郁和烦恼之间。

为了缓和汤米过于紧张的情绪，达伦不紧不慢地问起了他的履历情况：他的出生地，肯塔基州的温彻斯特。他的学历，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在毕业那天与十六岁的泰拉·福斯特克举行了婚礼。他在海军的服役简历——美国勒星顿基地，新英格兰舰艇基地，康乃狄克，现已在珍珠港服役两年了。

接着，还是用着同样安慰性的、随意的口吻，达伦继续说道：“你还记得去年九月那个星期六晚上参加过的舞会吗？”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就在这个时候，卡雷已经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

“晚会是在哪里进行的？”达伦又继续问着。

“是在阿拉迈酒吧，”汤米说道，“本来我的妻子不想去，可是我最后还是劝她去了。”

卡雷已经站在了法官席的前面，“法官阁下，我本来不想提出什么反对意见的，”他平静而认真地说着，“但是我觉得我方有权知道这一证言的相关性。”

达伦也走到了法官席前。卡雷转过身来，直视着达伦，面无表情地问道：“我想你是想介入阿拉莫纳案吧？”

“我是这么想的。”达伦老老实实地回答着。

“那么，法官阁下，如果被告律师想对其中任何的一名被告提出精神失常的抗辩，我们将不会反对这一证词。”

“我们的确想对那名开枪的被告提出有关精神失常的抗辩。”

卡雷皱着眉，一字一顿地说：“请问你是打算为迈西上尉提出精神失常的抗辩吗？”

达伦笑了，“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指出哪一名被告精神失常的最佳时机。”

卡雷摇着头，“不，除非原告方知道精神失常的抗辩是与迈西上尉有关的，否则的话，我方将反对这名证人就此事所作的证供。”

达伦摊开双手，他的样子就好像捧着本《圣经》似的，他不慌不忙地开了口：“尊敬的法官阁下，卡雷先生在开案陈词中认定所有的被告都负有同样的罪责。可是，现在为了他的方便，他又希望我把所有的被告分离开来。”

法官沉思着，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就好像是一名正在观看一场竞争激烈的网球赛的观众一样。

“法官阁下，”卡雷说道，“所有的人都十分清楚，被告律师早已经从美国大陆请来了两名著名的精神病理学专家，”原告律师首先向汤米做了个手势，然后又向其他的三名被告做了同样的手势。“我认为，原告一方有权知道达伦先生将对其中的哪一名被告提出精神失常的抗辩。”

“我当然很愿意把这一情况告诉辩方的律师。”达伦愉快地回答说。

卡雷紧紧地盯着达伦，急切地问道：“那么，究竟是谁呢？”

达伦兴高采烈地回答：“就是开枪的那一个呀！”

卡雷的脸一下子就涨红了，他反驳道：“原告一方有权知道提出精神失常抗辩的被告是哪一个，这样我方的精神病专家也可以对他进行相应的检查。”

“你方的精神病专家，”达伦说道：“应该是以反证证人的身份出庭吧？”

“当然。”卡雷不假思索地答道。

“虽然我在你们这块可爱的土地上是一名陌生人，卡雷先生，可是如果我对夏威夷法律程序的基本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我应该没有任何义务让我的委托人服从反证证人的检查。”

“法官阁下，这是极其不合理的。我反对。”卡雷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的声音充满了恼怒。

“那么，”达伦沉稳地说着，好像卡雷的话只不过是掠过法庭的无害飞虫罢了，“如果原告津师愿意让他的精神病专家作为旁观者出席在听众席上，我当然不会反对。”

卡雷当然不能这么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每一名被告都不能直接接受律师的询问。在律师询问被告之前，他都先要向旁观席的精神病专家询问一下。“先生，你检查过这名被告了吗？”

坐在我身边的林赛笑了，这是他的主意，不过达伦表演得实在是天衣无缝。

“卡雷先生，你的反对被驳回。”戴维斯法官说道，“你可以继续提问了，达伦先生。”

一点一点地，达伦小心地引导着汤米，让他讲出了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在晚会结束时，他怎么样四处去寻找妻子，他怎样接到泰拉的电话，“快回家，发生了可怕的事！”以及极痛苦的细节讲述，泰拉是怎样告诉汤米她所遭受的侮辱和伤害。

“她说卡哈哈瓦比别人都更狠地打她，”汤米的声音十分低沉，“她说卡哈哈瓦打她时，她不停地恳求着，可是她得到的却是下颌上狠狠的一拳。”

这时候，被告席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福斯特克夫人高贵坚忍的面具剥落无遗了，在她的女婿讲述她女儿的遭遇时，福斯特克夫人的泪水不禁滚滚而下。

“她一遍遍地说着，”汤米还在讲着，“那些人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她？她希望他们杀了她。”

在汤米讲述的时候，法庭里的许多女人都开始低声啜泣着。

“第二天，”汤米说，“当她在医院里时，警察带来了四名袭击犯。”

卡雷坐在那里，平静地说：“法官阁下，我反对使用‘袭击犯’一词。”

达伦转身对着卡雷，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说道：“‘有嫌疑的袭击犯’，或者我们干脆称他们为‘四个男人’？”

“她说就是那四个人。”汤米说着，嘴唇扭得似乎他正在吃着什么恶心的东西，“我对泰拉说‘别弄错了’，可是她却说，‘难道你觉得如果我弄错的话，我还可能安心活下去吗？’”

这个小插曲对我倒是不太意外，我不知道屋里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在我看来，汤米的话至少是在很不明确地委婉表达着一个意思，那就是泰拉·迈西可能认错人了。

达伦又轻轻地把汤米拉回到正题上，让他讲述他忠诚守护泰拉的日日夜夜，从医院到家里，汤米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泰拉，一直到他的爱人恢复了健康。汤米还讲述了泰拉如何从噩梦中惊醒，“卡哈哈瓦在这儿？”

“你曾经摆脱掉这事对你的影响吗？”达伦问他。

“从来没有！在那个时候，流言四起……下流……无耻！居然有这样的传言：我们打算离婚，那是因为我发现妻子和另一名海军军官上了床，我打了她。之后呢，一群海军军官强xx了她。她根本没被强xx……传言中充满了你所能想出的各种污言秽语。我开始无法站在人前，无法正视别人。我无法入睡，整夜在地上走来走去，我所见到的只是妻子那张被打坏的脸……我觉得凄惨无助，简直想用刀子把脑子挖出来。”

考虑到汤米刚才所讲的，达伦的下一个问题就显得有些可笑了，“你看医生了吗？”

“是的。可是我更关心律师和我说过的话，我被告知制止流言的最好办法就是从四个……四个男人中的一个取得签过字的供词。后来，我听说卡哈哈瓦有些动摇了，就和我的岳母……”

“除了流言以外，”达伦轻声问道，“还有什么在烦扰着你？”

“是……我们知道得做一次手术……以避免怀孕。”

这可是一个禁区，我和达伦都同样清楚地知道泰拉根本没有怀孕。不过，我不敢肯定汤米是否知道这件事，可是如果卡雷得知……

可是达伦继续向汤米施加着压力，“你能肯定她真地怀孕了吗？”

“千真万确。”汤米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卡雷正在忙着查找一些文件，难道他有达伦的朋友波特医生签字的医疗报告吗？

达伦继续问着：“怀孕是由你引起的吗？”

“不。不是的。”

“接受了手术？”

“是的，我带她去了医院，波特医生做的手术。这……这对我有一种说不清的影响。”

汤米开始落泪了。

原告席上的卡雷一动未动，如果他的手里有这样一张王牌，他一定是现在还不想打出来。从汤米的表现中可以看出，很显然他的确相信泰拉已经怀孕了，他不可能是这么出色的演员。

“法官阁下，”达伦歉意地说道，“今天已经很晚了，我可以明天继续提问吗？”

法官接受了达伦的提议，卡雷也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福斯特克夫人猛然从被告席上走了下来，一路引领着她的女婿走下证人席。她紧紧搂着那个大孩子似的男人，他们在红肿着双眼的白人妇女们同情的目光中离开了法庭。

第二天，当汤米再一次站在证人席上的时候，达伦面向法官说出了一番话，这使得卡雷立时站起身来。

“法官阁下，”达伦一边说着，一边用一个拇指扳着前面的背带，“在原告律师和我本人之间似乎有一点儿小小的误会，我很愿意及时纠正这一点。我们认定是迈西上尉，拿着那支射出致命枪弹的手枪。”

听众为之哗然，法官大声要求听众安静下来。

达伦似乎丝毫没有注意到他引起的骚动，继续说着：“现在，上尉，如果我们可以继续回到那些扰乱你和你妻子心绪的那些谣言……”

卡雷用机关枪扫射一般的速度大声地说着：“即使承认此事，法官阁下，有关阿拉莫纳一案的质询只有在承认精神失常的抗辩条件下才是合法的。即便如此，任何有关迈西上尉和他妻子的传闻不过是无稽之谈，应该从法院记录中删除出去。”

“法官阁下，”达伦耐心地解释道，“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名被告的精神确实失常。我并不是说，他自己能证实他杀了卡哈哈瓦。当开枪的时候，枪是在迈西上尉的手里……不过，迈西上尉当时是否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戴维斯法官想了想，说道，“卡雷先生，显然辩方律师是以精神失常作为他辩护的核心。现在，他说是证人席上的这名证人开了致命的一枪，这当然就需要提供有关被告精神状况的证言。”

“我的反对撤消了，法官阁下。”卡雷说道，“不过，我们仍有权知道当迈西上尉开枪的时候，他到底是处在哪种精神失常状态中呢？”

达伦说道：“不过，卡雷先生，你应该知道，即使最出色的专家在面对同一种心理失常症状的时候也可能使用不同的术语名称。尊敬的法官阁下，我可以继续提问我的证人了吗？”

“可以，达伦先生。”法官说道。

卡雷似乎第一次感到有些不知所措，默默地返回了自己的座位。

达伦耐心地引导汤米说出绑架的预先策划，从他与岳母之间的讨论到他第一次与罗德和琼斯会面。

“你计划的目的是要杀死卡哈哈瓦吗？”

“当然不是。”

最后达伦说到了我们第一次在“奥顿”号会见当事人的时候，刑事大律师不让他们继续讲下去的那个关键的部分。

现在，在法庭上，我终于能听到“真实的”经过了。

“我开车回到了福斯特克夫人家里，”汤米说，“我进了房间，在厨房里我拿了琼斯放在厨台上的那把手枪。”

“是那把点三二式手枪吗？”

汤米的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他机器般精确地叙述着：“是那把点三二式手枪，是的，先生。然后我叫道，‘好了，进来吧。罗斯上校在这儿呢！’卡哈哈瓦仍然以为他是来见上校的。我摘下了墨镜和手套，脱下了司机的衣服。随后，我们就都去了起居室，卡哈哈瓦坐在椅子上。正在这个时候，福斯特克夫人和罗德走了进来。我走了过去，面对着卡哈哈瓦，手里拿着手枪。”

“当时琼斯在哪儿呢？”达伦问道。

“福斯特克夫人让他守在外面，别让别人打扰了我们。我拉上了枪栓——不过是想吓一吓他。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知道。’我又说：‘你在法庭上撒谎了，可是现在你必须得说出全部真相。’他看上去很紧张，吓得直发抖。他说；‘我什么也没有干。’我问他九月十二号的那个晚上他在哪里，他说在瓦奇蒂娱乐园一带跳舞。我问他什么时候离开的，他说当时喝醉了，他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时间了。我说：‘你是在什么地方让那个女人上的车？’他说：‘根本就没什么女人。’我告诉他最好说真话，到底是谁踢了她？‘没人踢她。’我又问：‘告诉我你是怎样开车回家的。’于是，他说出一长串我根本都不知道的街道名称。但是我让他继续说了下去，后来我又说：‘你曾经是一名拳击冠军，对吧？’他点了点头，我又继续说：‘那就说一说你怎么一拳打碎一个女人下巴的？’他当时看上去非常紧张，舔着嘴唇，显得局促不安。于是我就说：‘好的，如果你不说，那么我一定会让你开口的。你知道伊达在帕里出了什么事吗？’他什么也没说，但紧张得发抖，我就吓唬他：‘如果你再不说，我就让你比他还惨上十倍。’他虽然开口了，但还是坚持说：‘我真的什么也没做。’于是我说：‘罗德，出去叫他们进来吧，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会开口的。’卡哈哈瓦想站起来，但我又把他推回到椅子上，说：‘伊达说了你不少事，那些人会把你打得半死的。’”

汤米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了。

“卡哈哈瓦在椅子上哆嗦着，”汤米接着说道，“我就说：‘最后一次机会——你知道你那伙人在这儿？’显然他怕被打一顿更甚于害怕我手里的枪，因为他脱口而出：‘是的，是我们干的。’”

达伦停了一下，让法庭里的听众能够充分地体会到汤米的描述，最后他问：“后来呢？”

“这就是我最后能记起的。哦，我还记起我妻子那张被打伤的脸，他们强暴了她。在她苦苦地哀求他们放过她的时候，他却一拳打碎了她的下巴。”

“在你和他谈话的时候，你手里一直拿着枪吗？”

“是的，先生。”

“你记得你做了什么吗？”

“不……不，先生。”

汤米艰难地咽着唾沫，他似乎在忍住马上就要流下来的眼泪。

达伦站在陪审团面前，抱着两手，双肩垂着。他给他的当事人几分钟以让他控制住自己，然后语气平静地问道：“你记得自己去山里吗？”

“不，先生。”

“那么，你能记起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坐在停在乡间公路的车里。一群人向我们走来，说着什么尸体一类的话。”

“你记得被带回警察局吗？”

“我记不清了。”

达伦叹口气，点点头。他走过去，轻轻地拍了拍汤米的胳膊，然后又缓步走回了辩护席，向着法官说道：“我问完了，法官阁下。”

卡雷紧接着站了起来，说道：“迈西上尉，你为你的南方血统感到自豪吗？”

达伦几乎是一跃而起，大声地反驳道：“反对！我认为对方律师的问题应该被认为无效，而且他意欲引入种族偏见。”

“法官阁下，”卡雷说道，“如果辩方的律师可以探究被告的精神状况，控方的律师也应该有着同等的权利。”

“你可以这样做，卡雷律师。”法官说道，“不过，你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它很可能误导陪审团成员，他们可能会假定所有的南方人都是种族偏见主义分子。”

卡雷走近了汤米，语气平静地问道：“你还记得福斯特克夫人对一名记者说过的话吗？她说过她和你把事情弄砸了。”

“我不记得福斯特克夫人说过这样的话。”汤米断然否定道。

“那么，你说乔瑟夫·卡哈哈瓦看上去吓坏了？”

“是的。”

“那么，他向你求饶了吗？”

“没有。”

“那么，他反抗了吗？”

“没有。”

卡雷开始缓慢地在陪审员席前踱来踱去，“后来，福斯特克夫人、琼斯或者罗德，他们中有谁在事后告诉过你在出事的时候你做过了什么吗，你的表现如何了吗？”

“福斯特克夫人只说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下来她把我带到了厨房里面，让我喝上一杯，可我没有……”

“琼斯对你说了什么没有呢？”

“他不是很赞成我的做法。”

“真的？”卡雷的声音明显提高了几度，“为什么？因为你只向卡哈哈瓦开了一枪吗？”

“不是。他说我做得像个傻瓜。”

卡雷佯称惊讶，“是吗？一名士兵居然敢对你这么讲话？”

“是——我对这很生气。”汤米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可是已经太晚了。

卡雷一边叹了一口气，一边随意地走了几步。然后他转身背对着汤米说：“你们中有谁告诉过你，为什么要带你去克克顶吗？”

“呃，”汤米的口气有些不太肯定，“福斯特克夫人说她想让我呼吸些新鲜空气。”

卡雷转了转眼珠，朝汤米缺乏兴趣地挥了挥一下手，“我没有问题了。”

汤米走下证人席，一路昂着头走过辩护席。达伦朝他笑着点了点头，好像他干了什么出色的事似的。的确，汤米的表现总的说来还不错，不过他那几句关于士兵的评论和“呼吸些新鲜空气”的藉口听起来实在很差。事实上，达伦马上得跟上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以引开陪审团成员对这些失误的注意。

“控方请求传唤泰拉·迈西。”达伦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