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来法西斯啦！”“拉法西斯啦！”当我们的两辆载着三十名“法西斯分子”的卡车驶进新耶路撒冷劳改营”的四方形小院的时候，年轻的男女犯人们在营区里兴奋地奔走相告。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生中的重要时刻，这就是从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到此地的一小时的所谓“近距离递解”的旅程。尽管一路上我们的双腿蜷曲在车斗里，然而全部的空气、速度、色彩都是属于我们的。遗忘了的光彩夺目的世界啊！有轨电车是红的，无轨电车是蓝的，人群穿着白的和花的，当人们拥挤着上车的时候，他们自己能看到这些色彩吗？还有，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所有的建筑物和路灯杆子上都装饰了国旗和彩旗，不知道是哪个没听说过的纪念日——八月十四一和我们脱离监狱的日子碰到一起了。（这天宣布了日本投降，结束了七天的战争。）在沃洛科拉姆公路上，刚割下的干草的阵阵气息和傍晚前草地的凉爽空气吹拂着我们的剃光了的脑袋。谁能比囚犯们更贪婪地吸进这草地上的清风？真真实实的绿色迷乱了习惯于灰色、永恒的灰色的眼睛。我和加麦罗夫、英加尔分在一批递解。我们觉得这是坐车到快乐的郊区别墅去。这样迷人的路途的终点不可能是某种阴暗的东西。

现在我们从车斗里跳下来，舒展着麻木的腰腿，朝四面张望。我们很喜欢新耶路撒冷的营区，它甚而是十分可爱的：它的四周不是密不透风的板墙，只有一道交织的铁丝网。四面都可以看到兹维尼哥罗德市郊的丘陵起伏的点缀着农舍和别墅的充满生机的大地。我们自己也像是这个快乐的环境的一部分，我们也能像来到这里休息和享受的人们一样地观赏这片大地。大自然在我们眼里甚至有更强烈的立体感（我们的眼睛看惯了平面的墙壁、平面的板铺，狭窄的监室），甚至有更鲜艳的色泽：已经开始暗淡的八月中旬的绿茵仍使我们目迷。它竟显得这般鲜嫩，也许是因为在夕阳斜照下的原故吧。

“你们是法西斯吧？你们全都是法西斯吗？”走过来的犯人们怀着希望向我们发问。当他们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不错，是法西斯——以后，立即跑开，走散了。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了。

（我们已经知道，“法西斯”——这是目光敏锐的盗窃犯们给“五十八条”们起的外号，颇得到长官们的支持：原来那个反革命分子的名称曾经叫得很好，可是后来不带劲了，需要一个能打中要害的恶名。）

在凉爽的空气中乘飞驰的汽车走了一段路以后，我们在这里觉得格外温暖，因而也格外舒适。我们仍在向这个小巧的营区的各处张望。它有一座两层的男犯楼房，有一座带阁楼的木房，是女犯住的。还有几间完全是农村式的歪歪斜斜的草棚子，那是附属设施。然后，我们又转眼去看那田野上树木和房屋拖着的长长的黑影；那砖厂的高高的烟筒，它的两座大楼上已经燃亮灯火的窗户。

“怎么样？这里还不错……似乎是……”我们彼此间说道，努力使别人和自己相信这一点。

有一个小伙子在我们身边停留得稍久，满有兴趣地观察着法西斯分子们。他脸上那种高度戒备的敌意的表情，我已经开始注意到不是他一个人的特点。破旧的黑色鸭舌帽斜盖前额，两手插在裤兜里，他这样站着听我们的闲谈u

“不——坏呀！”他的胸口颤抖了一下。撇着嘴，再次轻蔑地环视了我们一遍，猛地说出一句：“杀一人一坑！你们全都得死在这儿！”

他朝我们脚下碎了一口就走开了。这些傻瓜的谈话他再也听不下去。

我们的心里一沉。

劳改营中的第一夜！……你们已经沿着光滑陡直的绝壁往下飞快地坠落，飞快地坠落——在什么地方还应当有一个救命的突出部，一定要抓住它，但是你们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你们受到的教育中的一切最坏的东西在你们心中活跃起来；这是饿着肚子的排队和强者的蛮横在你们心里埋下的一切多疑、阴暗、贪婪、残忍的东西。这些最坏的东西被预先听到的关于劳改营的传闻搅动得更加浑浊：千万不要落到“一般劳动”里去！劳改营是豺狼世界！在这里他们会活活把你咬死！在这里栽了跟头会被人踩死！千万别落到一般劳动里去！但是怎样才落不进去？朝哪条路奔？你需要拿点什么东西出来！你需要给什么人一点东西！但是该拿什么？但是该给谁？但是这该怎么做？

还没有过一小时，我们这批解犯中已经有一个人带着憋住的笑容回来了：他被指定为营区内的建筑工程师了。又有一个：他被准许在工厂里开设一间为自由雇员服务的理发室。又有一个：他遇到了熟人，将在计划科里工作。你的心在发痛：这些人都是在抢走你的机会！他们将在办公室和理发室里保住性命。而你将灭亡。灭亡。

营区。从铁丝网到铁丝网两百步，而且还不许靠近。不错，周围的兹维尼哥罗德的丘陵将呈现苍翠的景色，将映出悦目的光辉，可是在铁丝网内却只有饥饿的食堂，惩戒隔离室的石砌的地窖，“个人厨房”的破烂的敞棚、澡房的木板屋、污秽朽烂的涂成灰色的厕所木棚——齐了，再没有别的去处。也许这个小小的岛屿就是你命中注定还能踏到的最后一块土地。

宿舍里支的都是光板的“小车厢”。“小车厢”是群岛的一大发明。它供土著们睡觉用，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这是搭在两个双十字形支架上的四块木板，分上下两层。只要一个睡觉的人微微动一下，其他三个人就要摇晃。

在这个劳改营里是不发床垫的，连个填麦秸的大口袋也不给。新耶路撒冷岛上的土著不知“床单”和“内衣”为何物。这里从没有床单，从不发给替换的内衣，也不收洗。除非是你自己带进来，自己想法去洗。这个劳改营的总务主任也没听说过“枕头”这个字眼。枕头只有私人的，而且仅仅女犯和盗窃犯才有。晚上，你在一张光板上躺下，鞋可以脱，但要考虑到可能被扒走。最好是穿着鞋睡。衣袋也不可乱放；也会遭扒。早晨去上工，什么东西都不能留在工棚里：即使是小偷看不上眼的东西，也会被看守员没收。因为规定不许留下！早晨出工就像游牧民族迁离宿营地。甚至比他们迁离得更干净：既不留下篝火的灰烬，也不留下啃过的动物骨头。房间里空空如也，白天哪怕换一拨人住也行。你的铺位和你邻人的铺位没有任何区别。全是光滑、油污、被身体磨得锃亮的。

但是你也不能把自己的东西带到劳动地点去，清早要把你的全部家当收拾好，放进提箱或口袋，到私人物品保管室门口去站队。下工回来又得到那里站队，取出你预计夜晚用得着的东西。主意千万不能打错，再去保管室可办不到。

就这样——整整十年！打起精神来吧！

上早班的下午两点多回营。他们洗脸，吃饭，在保管室排队——点名铃马上就响了。全体在营内的犯人都要列成横队。大字不识的看守员拿着一块三合板，在队前走来走去，把铅笔放在嘴里吮湿，像有学问的人那样额头上皱起一些格子，嘴里不住地叨呼着什么。他把队列来来回回地数上几遍，把所有房间来来回回地巡视几遍，同时让队列站在那里。一会儿是他的算术搞错了，一会儿是他弄不清有多少病号，多少人蹲在“不出工”的惩罚隔离室里。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每次好说要拖一个小时，有时候还能拖上一个半小时。在这种时候感到特别束手无策、特别委屈的是那些珍惜时间的人——虽然这在我们民族中是不很发达的需求，在犯人们中间更是完全不发达的，——是那些甚至在劳改营里也想争取时间做出一些什么事情的人们。“在队列里”是不能读书的。我的两个小青年加表罗夫和英加尔闭着眼睛站在队列里，他们在构思或是一首诗，或是一篇散文，或是一封信。但是在横队里连这样站着也不允许，因为看起来你好像在睡觉，这就等于蔑视点名。何况你的耳朵还没有封起来，骂娘、愚蠢的玩笑和无聊的对话仍然能钻到里面去。（这正是一九四五年。诺伯特维纳很快将提出控制论，已经实现了原子的裂变——而我们的面色苍白的知识分子们正站在那里等待着，“站好，不许动！”等着那个红光满面的蠢驴懒洋洋地念叨完他的总数！）点名结束，现在是五点半，本来可以躺下睡觉了（因为前一个夜晚是短暂的，而下一个夜晚可能更短暂），然而一小时之后要吃晚饭，时间被割得七零八碎。

劳改营的行政当局懒惰和无能到这种程度，以至它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把三个不同班次的工人按不同的房间分开。吃过晚饭，七点多种，第一班的本来可以休息了，但是那些能吃饱肚子并且累不着的人且安静不下来呢。盗窃犯们这时候刚刚开始他们的牌局。他们怪声大叫，他们表演节目。瞧，一个阿塞拜疆型的扒手做出夸张的偷偷摸摸的样子，从一个“小车厢”跳到另一个“小车厢”，踩着上层床板和睡在床上的苦力，在屋里绕圈，还扯着嗓子喊：“拿破仑到莫斯科来拿烟叶子就是这么来的！”搞到一大把烟叶子以后，他又沿同一条道返回去，踩着和跨过睡觉的人。“拿破仑就是这样逃回巴黎的！”盗窃犯们每一个恶作剧都是那么惊人和异乎寻常，以至于我们一直在目瞪口呆地凝视着他们。从晚上九点开始，上夜班的人就要摇晃“小车厢”，咯噔咯噔地走路，收拾东西，送保管室。他们在十点钟被带出去，现在该可以睡一会了！但是上中班的十一点回来。现在是他们发出沉重脚步声，摇晃“小车厢”，洗睑，到保管室去取东西，吃晚饭。也许只是从十一点半开始，精疲力竭的劳改营是在睡觉。

但是，四点一刻，清脆如歌的钟声便在我们小小的劳改营上空回荡，也回荡在周围沉睡的集体农庄的上空，那里的老年人还记得伊斯特拉各教堂的钟声齐鸣。也许我们劳改营的有着清越歌喉的大钟正是来自教堂，在那里早就习惯于每天鸡叫头遍就把僧人们唤醒，要他们去祷告和劳动。

“早班的，起床！”看守员在每间屋里叫喊。脑袋由于缺觉而像喝醉酒似的昏昏然，眼睛还像被胶水粘牢似地睁不开——还顾得上洗什么脸！连穿衣服也用不着，你就是穿着它睡的。这么说就直接去食堂吧。你睡眠惺松，摇摇晃晃地走进去。每一个人都在往前挤，并且全都明确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一部分人忙着领口粮，另一部分人领菜汤。只有你像梦游者一样在一边傍徨，在昏暗的灯光下和菜汤的蒸汽里，你看不见那两样东西该到哪儿去领。最后，你终于领到了五百五十克供你举行盛宴的面包和一瓦钵热乎乎的黑汤。这叫做黑菜汤，是用荨麻叶子做的菜汤。煮熟的叶子像黑色的破布似地泡在发黑的清水里。既没有鱼，也没有肉，也没有油脂。甚至连盐也没有：放进去的盐全会被煮在锅里的尊麻叶子吃掉，所以索性不掏；如果说烟叶子是劳改营里的黄金，那么盐就是劳改营里的白银。炊事员们是省着用的。不放盐的荨麻叶菜汤，简直是叫人反胃的苦药水！即使你饥肠辘辘，也实在无法把这东西灌进肚里。

抬起你的眼睛向上看。不是仰望苍天，而是看看天花板。眼睛已经习惯了昏暗的灯光，能辨认出他们用喜爱的红色字母写在糊墙纸上的标语：

“不劳动者不得食！”

胸口猛然发颤。啊，文化教育科的才子们！你们为劳改营的食堂找到了这么一句福音书兼共产主义的伟大口号，一定极为得意了。但是在《马太福音》中说“工人得到饮食是应当的”。《申命记》中还说：“牛在场上端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

属于你们的只是一个惊叹号！我代表一头端出谷粒的黄牛向你们致谢！从此我将懂得，你们卡紧我的细瘦的脖颈全然不是由于匮乏，你们摧残我的生命并不单纯是出于贪婪，——这都是根据那个正在到来的社会的光辉的原则！只是我在劳改营里看不到劳动者得食。我在劳改营里也看不到不劳动者——不得食。

东方破晓。黎明前的八月的天空现出家微。天幕上只有最明亮的星星依然可见。东南方，在我们将被带去劳动的砖厂的上空，是南河三和天狼星——它们是小犬星座和大犬星座的两颗主星。一切都背弃了我们，连天空也跟狱吏们站在一起；天上的犬也和地上的犬一样地系在押解队的皮带上。狼犬疯狂地吠叫，从地面跃起，想够到我们。它们是用人肉高超地训练出来的。

劳改营中的第一天！即使是我的仇敌，我也不希望他有这样的一天！大脑容纳不下全部的残酷的现实，因而发生了错乱。以后会怎么样？我会遇到什么事？——不停地在脑子里打转。而他们给新来犯人分配的劳动总是最没意思的，只是为了在看他们的材料期间不让他们闲着。熬不完的一天。你的工作是抬担架或者推手车。每推一车只能使这一天减去五分钟，十分钟，而你的头脑却只能反复地思考一件事：以后会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

我们看出来，把这些没用的东西推来推去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尽量利用每车之间的时间闲聊。我们推了头几车，看来就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已经把力气使光了——这样连续推上八年，我们怎么吃得消？我们努力谈一些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力量和个性的东西。英加尔描述他尊为导师的蒂尼亚诺夫的葬礼的情况，于是我们就争论起历史的问题来：一般该不该大胆地去写这种题材？历史毕竟是关于作者未见过的事物的。作者背着时间距离和他本人时代的成熟性的负担，尽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但身临其境总是做不到的。因此是否可以说，一部历史首先是一部幻想？

这时候，新来的犯人几人一批地被叫进办公室去分配工作。我们全部放下了手车。英加尔昨天就和一个什么人拉上了关系。现在他，一个搞文学的人，被分派到厂里的会计室，尽管他在数百字上迷糊到可笑的程度而且生来没有拨过算盘。加麦罗夫即使为了救自己的命也学不会求情和抓机会。分配他当壮工。他回来，往草地上一躺，在他还不需要去当壮工的这短短的最后一小时内，他向我谈到遭迫害的诗人帕维尔瓦西里耶夫。这个人我一点也没听说过。这些小青年怎么来得及读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

我咬着一根草茎儿，拿不定主意——该打出哪张胜杯？数字还是军官经历？像鲍里斯这样傲然地遗世独立，我做不到。我也一度受过另一种理想的熏陶，但三十年代以来的粗暴的生活，一直朝这个方向打磨着我们：钻和捞！

一跨进砖厂厂长办公室的门坎，我自然而然地把军官宽皮带下面的军便服的格子从腹部拉到了两侧（这一天我有意识地把这一身穿戴起来，即使推手车我也不在乎）。挺直的领子严格地系着扣。

“军官吗？”厂长立刻推测到了。

“是！”

“有跟人们工作的经验吗？”

“有。”

“指挥过什么？”

“炮兵营。”（我脱口而出地扯了个谎，我觉得炮兵连小了。）他半信半疑地望着我。

“可是在这儿你干得了吗？这儿的事难办。”

“我想我干得了！”我回答。（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正在把脖子伸进一个什么套包、须要紧的事情是钻和捞呀！）他眯起眼睛想了一想。（他在估摸我充当走狗的适合程度，我的下巴骨是否结实。）

“好吧。让你当取土场值班工长。”

还有一个前军官尼古拉阿基莫夫也被指派为取立场工长。我们两个人从办公室出来，觉得又近乎，又愉快。那时候即使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理解这是选择了军人服刑的标准开端——充当奴仆。从阿基莫夫的非知识分子型的朴质的面孔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开朗的青年和优秀的战士。

“厂长干嘛要吓唬人？二十个人还对付不了？地下没有理地雷，天上没有飞机炸，有什么对付不了的？”

我们想在内心恢复往日在前线上的自信。我们这两个小崽儿不明白群岛是多么不同于前线。它的围困战比我们使用炸药的战争要难打得多。

在军队里，傻瓜和一钱不值的人都能指挥，甚至是占据的职位越高，成绩就越好。如果一个排长需要有敏捷的头脑、不知疲倦的体力、勇敢的精神和摸透士兵的心的本领，那么有的元帅只要会发脾气，会骂人，再加上会签自己的名字就够了。其他一切都有别人替他做，作战计划会由作战处的一个不知姓名的聪明的军官给他送上来。士兵们执行命令并不是因为相信它们的正确（常常是完全相反），而是因为命令是统治集团层层下达的。这是一整套机器的命令，谁不执行，就要砍掉谁的脑袋。

但是对于在群岛上被委派去指挥其他犯人的一个犯人来说，情况完全不同。整个带金色肩章的统治集团决不是高高地站在你的背后，它决不会支持你的命令：只要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领贯彻这些命令，它就会对你翻脸不认人，一腿把你踢开。而这种地方的本领是：或者是靠你的拳头，或者是利用饥饿无情地摧毁，或者如此精通“群岛”的学问；以至你发出的命令在每一个犯人眼里都像是给他的唯一生路。

北极般冰冷的淡绿色的液体应当取代你身上的温暖的血液，只有在那时你才能指挥犯人。

正好在这几天，一个惩戒作业班每天从惩戒隔离室里被带到取土场上来劳动，把这当作是罚他们干最重的活。这是一批差点没把劳改营长宰掉的盗窃犯（他们并不是真想宰他，他们并不那么傻，而只是吓吓他，要他把他们送回普列斯尼亚监狱：他们看准了新耶路撒冷是一个要老命的地方，在这里是捞不到什么油水的）。在我值班快结束的时候，把他们带来了。他们在取土场上找了一些避风的地方躺下，露出租短的胳臂和大腿，刺了花纹的肥肚皮和前胸，在蹲过惩戒隔离室的潮湿的地下室之后，心满意足地晒着太阳。我穿着笔挺的军装走到他们跟前，一字一句、规规矩矩地建议他们开始工作。阳光使他们心情温和，所以他们仅仅是哄笑起来并且要我去见那个众所周知的鬼。我气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一无所获地走开了。在军队里我第一句话就会是：“起立！”但是这里的情况很明显，即使有人起立，那也只会是为了在我的肋骨当中捅进一刀子。当我绞尽脑汁想办法的时候（要知道取土场上的其余的人都在看着，也可能丢下了手里的活儿），正好我这一班结束了。也仅仅是因为如此，我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写“群岛”的研究。

阿基莫夫接了我的班。盗窃犯们继续晒他们的太阳。他对他们说了一次，第二次就以命令的口气喊了一句（甚至可能是“起立！”），第三次就搬出劳改营长来威胁他们。他们起来迫他，在取立场的洼地里把他撂倒了，用铁棍砸坏了他的腰子。直接从厂里把他拉到了省监狱医院，他的指挥职务便到此结束了，也许他的刑期和生命也到此结束了。（大概厂长本来就是委派我们充当挨盗窃犯刀子的稻草人的。）

我在取立场上的短暂的官运比阿基莫夫的多延长了几天，只不过它给我带来的不是我期望的满足，反而是不断的内心的压迫感。早晨六点钟我走进工区的时候，比假如我是去亲手挖土还感到压抑。我茫然若失地向取土场懒懒地走去，对它和对我在其中的角色恨之入骨。

从湿压厂到取土场有一条土斗车轨道。在平地的尽头，轨道向取土工作面下降的地方，有一部绞盘车架设在一个平台上。这部由马达带动的绞车是全厂不多的几种机械化奇迹之一。从取土场到绞车，然后再从绞车到工厂，土斗车全程都要用人推。只是从取土场上坡的地方用绞车拉上来。取立场位于厂区的一个遥远的角落，它的表面被取土坑挖得支离破碎，取土坑像沟壑一样枝枝杈杈，它们中间留着没有动过的土岗。粘土层直接从地表就开始了，土层相当厚。想必是可以再往深里取，也可以再往宽里取，把工作面连成一片。但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干，谁也不拟订开采计划，一切全由早班的作业班长巴林诺夫指挥。巴林诺夫是一个趾高气扬的莫斯科青年，普通犯，有一副不难看的外表。巴林诺夫单纯根据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取土，哪里能少费工、多装上就在哪里开挖。他不往太深里走，以免推出斗车的坡度太陡。在取土场上巴林诺夫指挥着每次总是在我这一班干活的那十八至二十个人。他也是这一工作班的唯一的和真正的主人：他了解手下的人，喂养着他们，意思就是为他们争取较多的口粮。每天亲自英明地决定应该推出多少车，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我喜欢巴林诺夫这个人，如果我和他在一座什么监狱的板铺上并排睡觉，我们一定相处得很快活。就是现在我们也会会得来——但是这需要我主动去找他并且要像这样打趣地说一句：你瞧厂长任命我当了一条夹在当中汪汪叫的狗，我可是什么也不摸门呀。两人一笑，什么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军官的教育没有允许我这样做！于是我试图对他保持严格的态度，谋求他对我的服从，尽管不仅我自己，也不仅他，而是整个作业班都看得出来，我是在这里多管闲事，就跟一个从区里派下去指导春播工作的技术员一样。巴林诺夫很生气，认为在他头顶上安插了一个神气十足的讨厌鬼，于是他不止一次地在作业班面前巧妙地出我的丑。凡是我认为需要做的，他马上向我证明不可能。反过来，他时常高声地吆喝着“工长！工长！”，把我叫到取土场的各个角落并且请求指示：旧轨道怎么拆，新轨道怎么铺；脱落的轮子怎么固定到轴上；或者绞车似乎出了毛病，拉不动，现在该怎么办；或者铁锹使钝了拿到哪里去磨。在他的嘲弄面前我的指挥热情一天比一天衰退了，如果他从一清早就叫人们去挖土（他并不是经常这样做的）而不用那些讨厌的问题来打扰我，我已经很满意了。

那时我就悄悄地走到一边，到高高的土堆后面去躲开我的下属和我的上司，坐在地上发呆。进劳改营后的头几天我的精神已经僵死了。噢，这可不是监狱！监狱有着翅膀。监狱是思想的万宝箱。在监狱里挨饿和争论是快乐而轻松的。可是你试试在这里挨饿、劳动和沉默十年。这个你试试看！钢铁的履带正在把我拽进一个粉碎机。束手无策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滚到一边去，可是真想这样做啊！喘一口气。清醒一下。抬起头，看看外界。

瞧那里，在铁丝网外边，隔着一道小山谷有一块小高地。高地上有一个小村落，共有十来座房屋。初升的太阳用它和平的光线照亮了它。它离我们这样近，而且它完全不是一座劳改营！（其实也是劳改营，但是这一点常常被你忘记。）很长时间那里没有动静，后来走出一个拎着提桶的农妇，一个小不点的娃娃从长在街上的草丛里跑过。一只公鸡在打鸣儿，一头母牛在哞哞地叫——我们在取土场上全听得很清楚。一条杂种的小狗尖声尖气地吠叫着——多么可爱的声音！——这不是押解队的警犬！

那里传来的每一个声音和农村的静止状态本身，使我的灵魂渐渐地获得了神圣的安宁。我确信无疑地知道，如果此时对我说：现在给你自由！但是一直到死你都必须住在这个农村里！放弃城市以及整个世界，你的天外飞来的愿望，你的信念，真理——放弃一切，永远住在这个农村里（但不是做一个集体农庄在员！），每天早晨看着太阳，听听鸡叫。同意吗？——噢，不仅仅是同意，而且，上帝啊，请赐给我这样的生活吧！我感觉到劳改营我是经受不住的。

从我此刻看不到的工厂的另一面传来客运列车沿尔热夫铁路隆隆而过的声音。取土场里的人们叫喊：“杂役列车。”每一趟列车人们都熟悉，根据它们来计算时间。“杂役列车”——这是差一刻九点。九点钟会从劳改营里把杂役们——包括办公室人员和当了官的——单独地，不按照倒班的时间，带到砖厂来劳动。大家最喜爱的一趟列车是一点半的外号叫“供养人”的那一次。它开过去以后我们很快就要收工，回去吃午饭。

我的女上司——犯人奥丽加彼得罗夫娜马特罗宁娜是和杂役们一起来的。有的时候，如果她对工作实在放心不下，就专门叫人押着，提前到厂里来。我叹着气走出我隐蔽的地点，沿着轨道走向湿压厂——去报告工作。

整个制砖厂分成湿压和干压两个分厂。我们的取土场只为湿压厂服务，湿压厂的负责人就是马特罗宁娜，硅酸盐工业工程师。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工程师，我不知道，但为人很琐碎，固执。她是那些不可动摇的思想纯正分子中的一员，这类人我在监室里已经遇到过不多的几个（这种人一般地不多），然而我自己却没能在他们的高峰上坚持住。按照“大写字母条文”她是属于（反属）类，作为被处决者的家属她经过特别庭得到了八年。现在正蹲完她的最后几个月。诚然，整个战争期间没有释放过政治犯，她也得等到所谓“特别指令”下来以后才能出去。但是这也没有给她的精神状态投下任何阴影；她在为党工作，在外面也好，在劳改营里也好，都没有什么要紧。她是从稀有动物保护区出来的。她在劳改营里裹着红色的而且从来是红色的三角头巾，尽管她已经年过四十（在厂里没有任何一个劳改犯丫头也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人女共青团员带这样的三角头巾）。对于丈夫的被枪毙和本人蹲过的八年她不感到丝毫怨恨。所有这些不公正的事，照她的意见，是个别雅戈达分子和叶若夫分子干出来的，而在贝利亚同志主管下，现在抓人都是没错的。看到我穿着苏维埃军官的服装，她头一次见面就对我说：“那些把我关进来的人现在确实看到了我的正统性！”不久以前她给加里宁写了一封信，她把信里的这些话念给所有愿意听或被迫听的人：“长期的监禁没有摧折我为苏维埃政权、为苏维埃工业而斗争的意志。”

不过，当阿基莫夫来向她报告盗窃犯不听她指挥的时候，她没有亲自去向这些社会亲近分子们解释他们的行为对工业的危害性，反倒呲了他一句：“那就该强迫嘛！任命您就是为了这个！”阿基莫夫挨了摸，她并没有进一步去斗争，而是给劳改营写了个要求：“请勿再将此类人员带往我处。”她手下的年轻姑娘们在厂里像自动机器似地工作八小时：在传送带旁边连续不断地做八小时的单调的动作，她对这种情况漠然视之。她说：“有什么办法？要实行机械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部门。”昨天，星期六，传闻说今天又不让我们过礼拜天了（真的没让过）。充当自动机器的年轻姑娘们像一群小鸟似地围住了她，向她诉苦说：“奥丽加彼得罗夫娜！当真又不给礼拜天吗？这可是连着三次了！战争都结束了！”她裹着红色的三角头巾，把那副干巴巴的、阴沉沉的、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的面孔往上一仰：“丫头们，我们怎么能够过礼拜天？！莫斯科的建筑正在停工待料，等着我们的砖头！！”（这意思是她当然不知道我们的砖头具体要运给哪一项建筑，但是她用思想的眼睛看到了那个广义的伟大建筑，而姑娘们却低贱地想要洗洗涮涮。）

马特罗宁娜需要我这个人是为了把一班时间内的车数翻一番。她对人力、主斗车的完好状况、砖厂的吞入能力都不做计算，只是要求——翻一番！（一个不懂行的外来人除了使用他的拳头，还有什么办法把车数翻一番？）我没有翻一番，并且总的说在我领导下产量一车也没有改变。于是马特罗宁娜当着巴林诺夫和当着工人的面毫不容情地责骂我。她这老娘儿们脑袋连一个最次的军士都知道的事情也不懂：当着普通战土的面，连骂一个上等兵都是不允许的。一次，当我终于承认了自己在取土场上的完全失败，从而承认了自己没有领导能力之后，我去找马特罗宁娜，尽可能委婉地提出请求：

“奥丽加彼得罗夫娜！我的数学很不错，我算得很快。我听说您的工厂里需要一个会计。要我当吧！”

“会计？！”她气愤了，她的硬梆梆的面孔变得更阴暗了，红色三角头巾的尖角系在她的后脑勺上。“当会计我随便派一个姑娘都行，我们需要的是牛产指挥员1你一班欠交了多少车？快去吧！”她伸直手臂，像新的雅典娜帕拉司一样，把我派回了取土场。

又过了一天，取土场工长的职务被撤销了，我被免职，但不是简单免职了事，而是报复式的。马特罗宁娜叫来巴林诺夫，命令他说：

“叫他拿铁锹干活，眼睛盯着他！要他一班装六车！叫他出点汗！”

当下我就穿着一身我引以自豪的军官制服去挖土了。巴林诺夫挺高兴，他预见到了我的垮台。

如果我对于劳改营里各种事件之间的隐蔽的和十分警觉的联系理解得更深入一些，我本可以在昨天就能猜到自己的命运。在新耶路撒冷的食堂里有一个单独的发饭窗口，是供应工程技术人员的，工程师、会计……以至皮鞋匠都从那儿取饭。在被任命为取土场的工长以后，由于渐渐掌握了劳改营生活的要领，我每次吃饭都跑到这个窗口旁边并且从这里要饭吃。大师傅们犹豫不定，说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上还没有我，但是每次仍是发给了我吃的，后来甚至二话都不说了。事后我认真想了一下——当时我在伙房人员眼里还是个问号：刚一来到，马上抖了起来；态度高傲，穿着军服到处跑。这样的人说不准再过一个星期就能当上主任派工员或者劳改营的主任会计，或者医生（在劳改营里一切都是可能的！！），到那个时候他们将会在我手心里摸着。虽然实际上砖厂还只是在考验我，什么名单都还没有把我列进去，伙房为了以防万一仍是供应我工程技术人员的伙食。但是，在我垮台前一天，当厂里还不知道的时候，伙房已经全知道了，冲着我的脸砰的一声把小窗口关上：我原来是个不值钱的“福来儿”。在这个小小的插曲里可以闻出劳改营世界的空气。

靠衣着显出自己与众不同——这种如此普遍的人的愿望实际上是在揭露我们自己，特别是在敏锐的劳改营的眼光里。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穿衣服，而实际上是在把自己脱得精光，把自己的真实价值拿出来给人看。我当时不懂，我的军装跟马特罗宁娜的红色三角头巾是半斤八两。隐在幕后的目不转睛的监视者看清了这一切。于是某日派了一名值日人员来找我。中尉要见您，请到这儿来，请进这个单独的房间。

年轻的中尉说话很客气。在这间舒适而整洁的房间里只有他和我。西沉前的红日照耀着，轻风吹拂着窗帘。他让我坐下。不知道为什么，他建议我写一份自传，——好像他提不出比这更令人愉快的建议似的。在我那纯粹是往自己脸上吐口水的侦查笔录之后，在“乌鸦车”和递解站的侮辱之后，在押解队和监狱看守之后，在那些不肯把我看做是一个我们光荣红军的前大尉的盗窃犯和杂役之后，我坐在写字桌前，没有任何人逼迫，在一位讨人喜欢的中尉的善意的目光下，用浓淡适度的墨水在劳改营里找不到的精美光洁的纸张上书写着：我曾是一个大尉，我曾指挥过一个炮兵连，我得到过一些勋章。从写出这种文字的本身，我重新获得了我的个性，我的“我”。（是的，我的作为认识论主体的“我”！但要知道我毕竟还是从大学出来的，毕竟是从老百姓里来的，在军队里只是偶然的。请设想一下在一个职业军人的身上，要求对自己另眼看待的这种习性会是多么根深蒂固！）中尉读完自传以后，十分满意：“这么说您是一位苏维埃人，对吗？”嗯，对。嗯，当然对，干嘛不对？从污泥和灰烬中重新站起来，并且重新成为一个苏维埃人，这是多么叫人高兴！——这就是半个自由！

中尉请我过五天以后到他办公室去。然而，在这五天之内我不得不告别我的军服，因为穿着它挖土很不是滋味。我把军便服和马裤掖进箱子，在劳改营的保管室里领了一套打了补丁褪了色的破烂，好象是在垃圾箱里扔了一年以后又洗出来的。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一步，尽管我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意义：我的内心还不是犯人类型的，但是我的外皮已经变成犯人类型了。头剃光了，被饥饿折磨着，被敌人压榨着，我很快也会获得那种犯人式的眼神一不诚实，多疑，窥探着一切。

过了五天以后，我就是以这副模样去找行动特派员，当时心里仍不明白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但是特派员不在。他根本不来上班了。（他已经知道了，而我们还不知道呢：再过一星期我们就要分散了，要把德国人运到新耶路撒冷来替换我们。）我就是这样避免了和中尉的会见。

我和加麦罗夫也和英加尔讨论过，叫我写自传到底是什么用意，我们这些天真的孩子没猜想到这已经是伸进我们巢里的第一只猛兽的利爪。其实情况是很清楚的：在新的一批犯人当中来了三个年轻人，他们彼此一直不断地议论着什么，争论着什么。其中有一个肤色骏黑、浑圆的脸、表情明郁、留着小胡子的青年，就是在会计室找到一个差事的那个，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在板铺上不断地写着些什么，写完就藏起来。当然可以派个什么人去把他藏的东西夺过来。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还是从他们当中那个穿马裤的人嘴里了解一切比较简单。他显然是部队里出来的，是一个苏维埃人，对于精神上的监视一定肯帮忙。

在白天的工作中不受累的若拉英加尔真的是给自己做了头半夜不睡觉的规定，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创作精神的自由。他坐在没有床垫、没有枕头和被子的“小车厢”床板上，穿着棉背心（屋里不暖和，是秋天的夜晚），穿着鞋，两腿在床板上伸直，背靠着墙，嘴里喝着铅笔，眼睛严峻地望着面前的一张纸。（对于劳改营说来，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坏的行为了！但是无论他，无论我们都还不懂得这是多么显眼，人家对这种举动盯得多么紧。）

他夜间写作而白天藏起来的是一篇关于坎佩西诺的。这个人是同他一起坐过牢的一个西班牙共和国战土。美加尔高度赞赏他的农民的质朴。坎佩西诺的命运是简单的：在和佛朗哥的战争中打败了以后，来到苏联，过了一段时间就在这里被捕了。

英加尔不是一个温暖的人。别人是不会在初次的冲动之下就向他打开心扉的。（写完了这句话，我停下来想了一想：难道我当时是温暖的吗？）。但是他的坚定性却是当之无愧的典范。在劳改营里写作！只要我不死掉，有一天我也会上升到这一步。可是眼下我被自己忙碌的奔走所折磨，被最初几天的挖土工生活压得透不过气。在一个晴和的九月的黄昏，我和鲍利斯只找到了在营区边缘的一堆炉渣上稍坐一会儿的时间。

在六十公里以外的莫斯科方向，天空闪耀着五彩缤纷的礼花——这是“战胜日本庆祝日”。但是我们劳改营区的路灯发出暗淡无力的光亮。砖厂的窗户透出发红的敌意的光亮。广大的厂区内的电线杆上的路灯排成神秘的长串，像我们刑期的月月年年，渐渐远去。

瘦弱的不断咳嗽着的加麦罗夫双手抱住膝头，反复地吟诵着：

对祖国的爱

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

对于你们的宽大

我不期待……

也不要求。

“拉来法西斯啦！拉来法西斯啦！”不止在新耶路撒冷一地可以听到这样的喊声。一九四五年夏末和秋季，在群岛所有的岛屿上都是这个情况。我们这些法西斯分子的到来打开了非政治性罪。犯通向自由之路。他们早在七月七日就知道了自己的大赦。从那时候起，相也照过了，释放证明书也准备好了，会计室的帐也结了，——但是一个月过去了，遇赦的犯人们仍然愁眉苦脸地呆在讨厌的铁丝网里面。有的地方过了两个月、三个月还出不去。因为没有人顶替他们。

没有人顶替他们！而我们这些天生的双眼瞎竟然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曾在连墙缝都堵死了的监室里盼望着大赦。斯大林全可怜我们！……他会“考虑到胜利后的形势”！……头一次的七月大赦把我们漏掉了，他以后还会发布第二次专为政治犯的大赦……（连细节都有传说：这个大赦令已经写好，放在斯大林的桌子上，只剩下签字了，但是他目前正在休假。不可以改造好的人们等待着真正的大赦，不可以改造好的人们曾经相信过！……）但是如果把我们赦免了，谁去下矿井？谁扛着锯条进森林？谁去烧砖，砌墙？斯大林缔造成功了这样一种制度，只要它表现出一点仁慈或宽大，那时瘟疫、饥馑、荒芜、破败便立即会笼罩全国。

“拉来法西斯啦！”一向憎恨我们或者蔑视我们的非政治性罪犯们现在几乎是很亲热地看着我们，因为我们是前来顶替他们的。那些被俘人员们在被德国俘虏期间曾发觉了世界上没有比俄罗斯民族更被人蔑视、被人抛弃、被人看作是异己的、没有用处的民族。现在，当他们从运牲口的红色车皮里、从卡车里跳到俄罗斯的土地上来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个被排斥的民族当中，他们是最命苦最遭难的一支。

伟大的、“全世界未曾见过”的斯大林大赦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全世界真的在哪里见过不涉及政治犯的大赦呢？！

它规定释放刑期为三年以下的“五十八条”，这类犯人但几乎没有人判过这么短的刑期；在它适用的范围中，这种人不见得能占到百分之零点五。但即使在这百分之零点五当中，大赦的不宽容精神仍是胜过了它的宽容词句。我知道一个青年，好像叫马久申（他曾在卡卢加关卡附近的一座小劳改营里当过画家）。他在很早的什么时候，几乎是在一九四一年年底以前，因曾被俘按照五十八条一l一已判了刑，当时还没有决定对这种事情该怎么量刑，该给多少年。他们一共只给马久申判了三年——这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满期以后自然没有放他出去，而是推拖说要等待特别指令。但是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大赦！马久申开始请求（哪里敢说“要求”）释放。心有余悸的登记分配处官员们差不多一连五个月——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置之不理。最后终于把他送回库尔斯克省原籍。传说（不然也没法相信结局会是这样！）很快他又被扒拉了进去，增加到“十元券”。决不能允许他从第一次审判的疏忽大意中捞到好处！

所有入门行窃、拦路扒衣、强xx少女、腐蚀幼童、蒙骗顾客、要流氓、使无防卫者毁容、滥伐滥捕、一夫多妻、敲诈勒索、骗取财物、收受贿赂、诽谤、诬陷（但是这一类人实际上并没有坐过牢——这是针对未来说的！）、贩卖毒品、撮合男女私通、强迫妇女卖淫、由于无知或大意造成死亡等等罪犯一概释放。（以上只是开列了属于大赦范围内的法典条文，并不是雄辩的辞藻。）

在这以后还能向人民要求什么道德吗？

减去一半刑期的有：盗用公款者、伪造证件和配给本者、投机倒把者和盗窃公物者（斯大林对于敢掏国家腰包的家伙毕竟是有点生气的）。

但是，最引起原来的前线军人和被俘人员反感的是对战时逃兵的一股脑儿的全体宽恕！所有由于胆怯而从部队里开小差，临阵脱逃，不去征兵站报到，多年藏在母亲菜园子里的地窖里，地下室里，炉子后面（永远是藏在母亲那里！逃兵们对自己的老婆一般地是信不过的！），多年没有说过一句话，变成了变腰驼背、毛发老长的野兽的人们——不管是被捉到的，还是在大赦日前来自首的，现在一律宣布为享有平等权利的没有污点的没有前科的苏联公民！（一句古老谚语的敏锐性这时得到了证实：“逃跑虽然不好看，但有益于健康！”）

而那些没有发抖的人，没有当胆小鬼的人，那些为祖国承受了打击因而付出了被俘的代价的人——倒是不能原谅的。这就是最高统帅的观点。

逃兵身上是否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斯大林心里的哪根弦？他是不是回想起自己对充当一名列兵的厌恶，回想起一九一七年冬天他自己的可怜的新兵生涯？或许是他断定胆小鬼对于他的统治没有危险性，只有勇敢的人才危险？毕竟令人觉得，即使从斯大林的角度来说，对逃兵实行大赦也完全是不明智的：他这是向自己的人民表明，在未来的战争中还是只顾逃命更牢靠和更简单。

我在另一本书里介绍过祖博夫医生夫妇的故事：老太太在家里隐藏了一个自己走进门来的逃兵。那个人后来告了他们的密，祖博夫夫妇俩按照五十八条各得了十年。法庭认定他们的罪过与其在于隐藏逃兵，勿宁在于这种隐藏行为缺乏利己的目的逃兵不是他们的亲属，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反苏意图！逃兵按斯大林大赦获得了释放，连他的三年刑期也没有服满。他早已经把生活中这一段小小的插曲置储脑后了。但是祖博夫夫妇的遭遇就不同了！他们在劳改营里服完了全部的十年（其中四年在特种营），又未经任何判决被流放了四年；只是因为流放点本身取消了，他们才获得了释放。但是，事情过了十六年，甚至过了十九年以后，对他们的原判还没有撤销。这个判决使他们一直不能回到莫斯科的老家，妨碍着他们安静地度过晚年。

一九五八年苏联军事检察总署对他们的答复是：“你们的罪证确凿，没有进行复审的理由。”到了一九六二年，也就是事过二十年以后，他们的五十八一10（反苏意图）及五十八一11（夫妇二人的“组织”）原案才宣布撤销。另依第一九三一17－7条（临阵脱逃行为共同犯罪）判定刑期为五年并适用（！二十年以后！）斯大林大赦。这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于一九六二年终于接获如下的书面通知：“你二人被认为已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获释，原判亦于同日撤销。”

这就是那个好记旧怨、酷爱报复、不合情理的法律所害怕的东西和所不害怕的东西！

大赦之后，他们开始用文教科的画笔到处涂抹，用一些拿活人开心的标语口号来装饰劳改营内部的拱门和墙壁：“用加倍的劳动生产率来报答亲爱的党和政府实行的最广泛的大赦！”

被赦免的是一般刑事惯犯和普通刑事犯，他们走了，而政治犯却应当以加倍的生产成绩来报答……我们的当局有史以来什么时候曾显露过这般光彩的幽默感？

从我们这批“法西斯分子”到来之时起，在新耶路撒冷马上开始了每日的释放。昨天你还看见这些妇女们在隔离区里蓬头垢面，穿得破破烂烂，满嘴脏字儿——可是你瞧！她们突然变了样子，脸洗干净了，头发梳整齐了，穿上了不晓得从哪里搞来的带圆点和带条纹的连衣裙，胳臂上搭着短上衣，规规矩矩地朝火车站走去。在火车里你猜得出这些娘儿们有本事骂人骂出花儿来吗？

这时，一批盗窃犯和“混种”（窃贼的模仿者）正在走出大门。这些家伙可没有把他们那吊儿啷铛的派头留在大门里面：他们做怪相，手舞足蹈，向留下的人们挥手、喊叫。他们的同伙也从窗口朝他们喊叫。警卫队不干涉他们——扒手们干什么都行。一个扒手别出心裁地把箱子竖着放在地上，轻巧地站上去。他歪戴着帽子，把不知道在哪个递解站里扒来或打牌赢来的西装上衣的下摆撩到后面，用曼陀林奏起一支向劳改营告别的小夜曲，唱起一首窃贼们胡诌的小调。狂笑。

铁丝网挡不住我们的视野，我们还长久地看到被释放的人群走在劳改营外的小路上，穿过远处的田野。这些盗贼们今天就会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游逛，也许头一个星期就会来一次跃进（偷光一家住户），半夜在街道上扒掉你妻子、姊妹或者女儿的衣裳。

至于你们这些法西斯分子（马特罗宁娜也是法西斯分子）——请你们先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吧！

由于大赦的原故，到处都喊人手不够，对人力进行着重新调整。有一个短时期我从取土场被调进了车间。在这儿，我可是欣赏到了马特罗宁娜的机械化。所有的人在这里都够受，可是最惊人的是一个小丫头干的活儿。她真算得上一个劳动英雄，虽然是不适合上报纸的。她在车间里的岗位和她的职务都没有名称，大概可以叫“上供坯工”吧。切好的湿坯（用刚和出来的粘土制的，很重）从压砖机里通过传送带运出来，两个姑娘站在传送带的尽头。一个是“下供坯工”，一个是“递坯工”。这两个人不用弯腰，只需转动身体，角度也不大。但是那个像车间女王似地站在高台上的“上供坯工”却需要不停顿地做以下动作：躬身；从脚底下拿起递坯工放在那里的湿坯；把它搬到齐腰甚至齐肩的高度而不能弄坏它；两腿姿势不变，转体九十度（有时向右，有时向左，视装载哪一边的运坯车而定）；把砖坯排列在运坯车的五层木架上，每层十二块。她的动作从没有间歇、停顿、改变，而且一直是用做体操的快速节奏进行的。就这样连续干完八小时的一班，如果压砖机中途不出毛病的话。人们不断向她传递，传递，全厂班产量的一半都要经过她的手。下面的两个姑娘互相换着干，可是整整八个小时没人去换她。由于脑袋不停地起落，身体不停地扭动，这种活儿干上五分钟想必就会感到天旋地转。而那个姑娘在上前半班时还带着笑脸呢（在压砖机的隆隆声中，人们讲不了话），也许她挺高兴像选美皇后似地被摆在台座上，让人们观赏她撩起的裙子下面的赤裸结实的大腿和芭蕾演员似的柔软腰身。

因为干这个工种，发给她的口粮是劳改营里最高的：多给三百克面包（一天共八百五十克），晚饭除了共同的黑菜汤，另外给三份斯达汉诺夫口粮：三份少得可怜的用白水煮的粗麦粉稀粥。粥少得刚能盖住瓦钵子底。

“我们干活是为钱，你们是为嘴，这没有什么秘密。”一个修理压砖机的邋里邋遢的自由人机械工对我说。

运坯车装满以后，我和独臂的阿尔泰人普宁一起把它推走。这种车的样子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塔，因为各摆十二块坯的十条木板使它的重心升得很高。这辆像装得太满的小书架子似的颤颤悠悠的小车，需要拽着它的铁把手沿着一条笔直的轨道往前拉，把它推上一辆当作底座的平台车，固定在上面，再沿着另一条直线把这辆平台车拉到一排烘干室的门前。在适当的烘干室前面停下，把运坯车从平台车上移下来，再朝另一方向把它推进烘干室。每一间烘干室就是一个长走廊，两边墙壁各有十排凹槽和十排支架。需要把运坯车迅速地不偏不斜地推到里面，放松杠杆，把摆着砖坯的十条托板分放到十个架子上，再把十对铁爪卸下来，然后立即推出卸空了的坯车。这一套工艺似乎是上一世纪某个德国人的发明（运坯车有个德国名称），但是按德国人的设计，不仅要有铁轨支持着运坯车，在凹坑上还应该有地极支持着推车的工人呢。可是我们脚底下却只有一些朽烂、折断的板子，我时常踩空，掉下去。想必原设计还规定烘干室应安装通风设备，实际却没有。每当我在那里因为上不好架而手忙脚乱的时候（我时常把车推斜了，托板被卡住，放不到支架上去，弄得湿坯砸到头上），都要吸进大量煤烟，使气管刺痒难忍。

所以把我赶回取土场时，我对离开车间并不太伤心。取土场也缺人手——那儿的犯人也在释放。鲍里斯加麦罗夫也被派来挖土，我们开始一道干活。定额早就清楚：一个人连挖带装，再加推到绞车跟前，一班要干六车（六方）。两人干十二车。天气干燥，我们两人一天来得及完成五车。但是下起了秋天的牛毛细雨。一天、两天、三天，风也不刮，雨也不变大，只是渐渐沥沥地下个不停。它不是倾盆大雨，所以谁也不敢负停止室外作业的责任。“运河工地从来不下雨！”——这本来是古拉格的一句有名的口号。但是在新耶路撒冷不知道为什么连棉背心也不发。在这烦煞人的毛毛雨下面，我们只好穿着自己的前方的旧军大衣，在褐红色的取土坑里连爬带滚，染一身红泥。到了第三天末尾，我们的大衣至少各吸进了一提桶水。劳改营也不发鞋，我们只得在稀泥汤里泡烂自己最后一双前方带回来的皮靴。

头一天我们俩还说笑话；

“鲍里斯，你不认为图曾巴赫男爵现在会非常羡慕咱俩吗？他总是梦想在砖窑里劳动。记得吗？他希望累出一身汗，回家倒头就能睡着。他八成以为会有烤衣服的烘箱，有被窝盖，一顿还能吃两道热菜呢。”

但是推完了两车土，我一边在空车槽帮子上生气地磕着铁锹（粘土总是沾在锹上不下来），一边说，话音里已经带着火气了：

“你说，那三姊妹”怎么就他妈的在家里呆不住？星期天没人强迫她们跟青年们一起去拾废铁。星期一没人向她们要学习圣经的笔记。没人勉强她义务教学。没人赶她们走家串户去搞普及教育。”

又推了一车：

“她们成天瞎叨叨些什么：要劳动！要劳动！要劳动！你们劳动去好了，见你们的鬼去吧，谁拦着你们了？那将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呀！多幸福呀！多幸福呀！什么样的幸福？该用警犬把你们送进这个幸福生活。那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鲍里斯体质比我弱，他勉强才使得动那把被土粘得越来越沉的铁锹，勉强才能把土甩到车帮子上。但是直到第二天他仍然尽力使我们的精神状态维持在弗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一的水平上。他在这方面也比我领先了。他已经读过多少索洛维约夫的作品，可是整日埋头于贝塞尔函数的我，连一行也没有读过。

他把记得的向我口授，我也使劲记住，可是谈何容易，这时候已经没有那个脑袋瓜子啦！不，一个人怎样既能保住性命又能求得真理呢？为了理解自己的贫乏，为什么非得跌入劳改营的最底层不可呢？

他说：

“弗拉季米尔索络维约夫教诲我们应当欢乐地迎接死亡。不会有比这里更坏的地方。”

说得对……

我们能装多少就装多少。惩戒口粮就惩戒口粮，去他妈的蛋！混完了一天，就往营里蹭。但是那里也没有什么好事在等我们：一天三次不放盐的用荨麻叶煮的黑汤，顿顿如此；一天发给一勺稀粥，只有一公升的三分之一。面包是已经切好的，四百五十克，早上一次发齐，中午和晚上一点面包皮也不给。接着还要叫我们淋着雨站队清点人数。又得穿着一身沾满粘土的湿衣裳躺在光板上睡觉，冻得哆嗦，因为工棚里是不生火的。

到第二天，那蒙蒙细雨还是下个没完。取土场泡透了。我们彻底陷在里面拔不动脚了。不论你一锹铲多少，也不论你在车帮子上怎么磕打，粘土反正是不下去。每次都得伸手把粘土由锹上抠进车斗。这时我们明白了我们这是白搭工，索性丢开铁锹，干脆用双手把脚底下吱吱作响的稀泥敛在一起，捧进车里去。

鲍里斯在咳嗽。他肺叶里还留着一块德国坦克炮弹的弹片。他又黄又瘦，鼻子、耳朵、面部轮廓变得像死人一样尖削。我细心观察他，我已经说不准他今年还能不能在劳改营里过冬。

我们仍尽量转移注意力，用思想战胜我们的处境。但是什么哲学、文学之类的话题已经谈不起来了。两只胳臂重得跟铁锹一样，耷拉着抬不起来。鲍里斯建议；

“算了，说话太费劲。我们沉默着，想些有用的事吧。例如作诗。在心里作。”

我颤抖了。他现在还能作诗？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枯黄的前额，可是在那上面同样也笼罩着多么顽强的天才的阴影啊！

于是我们沉默，用手捧着粘土。雨还在下着……但是他们不但不把我们从取土场上撤回，马特罗宁娜反而亲自驾到了。她目光炯炯（黑色的斗篷蒙在她“红色的”头顶上），站在陡坡上向作业班长指点着各个角落。我们明白了：今天下午两点这个作业班下不了班。什么时候完成定额，什么时候才让回去。午饭和晚饭一块吃吧。

莫斯科的建筑工程因为没有砖正在停工……

马特罗宁娜走了。雨越下越大。粘土层到处是淡红色的水潭。我们的车斗里也积了水。皮靴筒变红了，军大衣盖上了一块块的红斑。双手被冰冷的粘土冻僵了，用手也已经捞不起什么东西往车斗里抛。这时我们放弃了这件徒劳无益的工作，爬到高处的草丛里坐下，低下头，翻起大衣领子罩住后脑勺。

从旁边看，像是野地里的两块淡红色的石头。

我们的同龄青年正在索邦（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或者牛津上学，在充裕的休息时间里打网球，在大学生咖啡馆里争论世界性问题。他们已经有著作出版，有图画展出。他们挖空心思地寻找能使周围不够新颖的世界变形的新颖方法。他们生古典大师们的气，因为那些人用完了情节和主题。他们生本国政府和本国反动分子的气，因为它们不愿意理解和接受先进的苏联经验。他们对着电台记者的麦克风喋喋不休地发表谈话，自说自话、娇声娇气地解释着他们在自己最近的或最初的一本书里想说些什么。他们判断人世间的一切都充满自信，特别是关于我国的昌盛繁荣和最高度的正义。只有到了老年，当他们编纂百科全书的时候，才会惊异地发现在我国的字头里，在我国的全部字头里，找不到有价值的俄国姓名……

雨水敲在后脑勺上，像鼓点；寒气爬上湿漉漉的脊背。

我们环顾四方。只见装了一半的和翻倒的斗车。人全走了。整个取土场空荡荡，隔离区外的田野上也没有人影。在灰茫茫的雨幕中隐现着我所响往的小村庄，那儿连公鸡也躲进了干燥的地方。

我们也带上铁锹，因为怕被人偷走——它是记在我们名下的——拖在身后，像拉着一辆重载的小车。我们绕过马特罗宁娜的工厂，在霍夫曼式烧砖炉四周的空旷的回廊的顶棚下面走。这里有穿堂风，很冷，但干燥。我们一头钻进砖砌的拱道下的尘埃中，就地坐下。

离我们不远有一个大煤堆。两个犯人在里面翻什么，热心地找什么。找到一块，用牙咬试过，就放进一条口袋。后来他们坐下，每人都嚼着一块这种灰黑色的东西。

“喂，伙计，你们吃什么？”

“这叫‘海粘土’。大夫不禁止的。吃它没什么益处，也没有害处。一天的口粮里加上一公斤这东西，跟真地吃饱了一样。你们也找点吧，这煤堆里多的是……”

……取土场到晚也没有完成定额。马特罗宁娜下令把我们留在这儿一整夜。但是普遍停电，生产区没有照明，只好把我们召集到工厂大门口，命令全体挽起手，由一支加强的押解队带着，在狗吠和斥骂声中返回生活区。一片漆黑。走在路上看不见哪儿是水潭哪儿是硬地，一步走不好就拽得身旁的人东倒西歪。

生活区也是黑的，只有“个人厨房”的灶膛里冒出暗红的火光。食堂里只是在发饭口放着两盏煤油灯，看不见墙上的标语，也看不见钵子里双份的荨麻叶菜汤，你用嘴唇试探着往肚里灌就是了。

明天将如此，未来的每一天都将如此：六年红粘土，三勺黑菜汤。在监狱里我们好像也是一天变得比一天弱，但到了这里衰弱得更快。脑袋里已经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响。一种舒服的衰弱状态渐渐来临，在这种状态下，退让容易，反抗难。

工棚里也是一片黑暗。我们穿着一身湿衣躺在光板上。好像身上贴着热敷，一件也不脱掉会暖和一些。

张开的双眼凝望着黑色的屋顶，黑色的天空。

主啊，主啊！在炮弹下，在炸弹下我曾祈求你保全我的生命。而现在我祈求你——给我降下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