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皇帝没有长大

作者:余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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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历史·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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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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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8600字

1、垂帘听政


赵祯即位时,年仅十三岁,还是一个孩子。皇帝没有长大,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军国大事。刘太后便成了宋朝第一个垂帘听政的皇太后。


刘太后的垂帘听政,是从争吵中开始的。在起草遗诏时,宰相丁谓和参知政事王曾为了遗诏中的一个字,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赵恒驾崩之后,刘太后召丁谓、王曾进宫商议先皇遗诏,并说奉大行皇帝之命,由皇后处分军国重事,辅太子听政。命王曾入殿庐起草遗诏。


王曾起草诏书,于“皇后处分军国事”一句,在“处分”二字前面加了个“权”字,这句话就变成了“皇后权处分军国事”,意为“权且”由皇太后处理朝政。


丁谓为了讨好皇太后,看了诏书后说,“刚才太后懿旨,明明是说‘处分军国事’,你怎么随意增加一个字,改为‘权处分军国事’呢?这个‘权’字必须删去。”


王曾显然是有备而来,正色说道:“我朝从来就没有母后垂帘听政的先例,如今皇帝年幼,太后临朝,这已经是国运不佳了;加入个‘权’字,是为了昭示后人,况且,增减制书内容,是相臣分内之事,这也是祖制特许的。你身为首辅,难道不知道这个吗?”


丁谓见王曾拿祖制压他,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言词来进行反驳。王曾似乎是得理不让人,继续追问道:“难道你是想扰乱祖宗家法吗?”


王曾说得理直气壮,丁谓也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诏书送进宫里,刘太后虽然有些不满足,但并没有生气,她觉得王曾是自己人,考虑问题很周到,没有提出异议,便将诏书颁发中外,昭示天下。


诏书颁发之后,即在赵恒灵柩奉太子赵祯即皇帝位,就是仁宗皇帝。


赵祯即位后,葬先考大行皇帝赵恒于永定陵,尊庙号真宗。


尊刘皇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


太后垂帘听政,在宋朝是第一次,中书、枢密两府在辅政形式上又发生了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决定将中书、枢密两个部门的官员召集在一起,集体议定仪制。


会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王曾说要像东汉太后辅政那样,皇帝坐在大殿的左面,请太后坐在右面垂帘听政,五天召见一次大臣。


丁谓却主张皇帝每月只要初一、十五两天接见群臣,意思一下就行了,要是有了重大事件,就由太后召集宰辅们解决,一般的事就由太监首领传奏转达就行了。


王曾不同意,他说这样做是取祸之道。因为皇帝和太后不在一起议事,平时太监上传下达,很容易使宦官弄虚作假、操纵朝政,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丁谓却不以为然,群臣也是议论纷纷,终因中书省、枢密院两个部门的头头意见相持不下,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会议没有结果,不欢而散。


散会之后,丁谓又搞起了小动作,他不等第二次复议,避开王曾,暗中与太监雷允恭商定,将按他的意见拟定的一个仪制秘密送进宫里,交给刘太后。


雷允恭是赵恒身边的太监首领,因为揭发周怀政而得宠。他与刘皇后、丁谓的关系十分密切,是两人之间的联络人。


刘太后没有觉察到丁谓是因为自己要弄权,还以为他对自己很忠心。收到雷允恭递上来的仪制,看了后觉得很满意,就依丁谓私拟的仪制,下了一道手谕,昭示群臣遵照执行。她在手敕中说:


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则令允恭传奏禁中,划可以下。


王曾知道又是丁谓从中捣鬼,无奈地说,两宫不在一处,把权柄归宿在一个宦官手里,祸患无穷啊!于是他暗中戒备,防止丁谓一伙宦官、佞臣扰乱朝纲。


群臣见了太后的手谕,更是不敢反对。


丁谓见自己的阴谋得逞,当然是得意得很。他早已和太监首领雷允恭串通一气,这样,今后不论什么事,都得经过他们两个人的手,上下其手,实在是太方便了。别说是擅权谋私,就算架空小皇帝和太后也是有可能的。


丁谓有些飘飘然起来,追求了多年的目标似乎已经到手。雷允恭也是恃势专恣,两人的气焰格外嚣张,幸亏有刚直不阿的王曾位居枢密使,时刻监督着宦官、佞臣的一举一动,两人还有所忌惮,才使朝廷没有出现大的事件。


2、雷允恭事件


接着,加封皇族,封太宗第八子、泾王元俨为定王。元俨性情严整,刚毅不可犯,内外崇惮丰采,称他为八大王,即、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俗中称德昭为八大王,那只是一种误传。


当时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赵恒在病逝前最后一刻,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又伸出三个指头,以示意叩榻问疾的各位大臣。后来有人臆测,当时赵恒是想让自己的弟弟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皇后就此事派人向大臣们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


元俨听说此事后,发现自己成为刘皇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受刘皇后残酷的政治迫害,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皇后去世、赵祯亲政为止。


然而,传闻毕竟不是事实。实际的情况是,赵恒病危时,唯一不放心的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大臣,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赵恒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皇位的准备,臣等一定会尽心辅佐幼主。更何况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顺服,臣等如果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是朝廷的罪人。这实际上是向赵恒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赵恒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点点头,表示满意。


事实上,赵恒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赵恒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赵恒临终时留下遗诏,要“皇太后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接着又命丁谓为司徒,兼侍中尚书左仆射;冯拯为司空,兼侍中枢密尚书右仆射;曹利用为尚书左仆射,兼侍中。三人朋比为奸,继续扰乱朝纲,其中丁谓最为猖狂。


赵恒临终的时候,曾对刘皇后说,唯寇准、李迪两人可托大事。刘皇后当时只是含糊答应。垂帘听政之后,刘太后由于对李迪当日谏阻赵恒不要立她为后之事怀恨在心,丁谓对寇准在赵恒面前说他是佞臣之事也是耿耿于怀,所以,她不但没有遵从赵恒的遗命重用寇准、李迪两人,反而与丁谓合谋,诬陷两人是朋党,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李迪为衡州团练副使。连曹玮也谪知莱州。


王曾实在有些看不过去了,对丁谓说,罪轻罚重,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丁谓手捻胡须,微笑着说:“居停主人,恐怕也不能幸免吧!”


原来,寇准在京的时候曾借住在王曾家里,故此,丁谓就称他为居停主人。实际是暗示王曾,如果继续保寇准,恐怕自己也要套进去。


王曾见丁谓说出这样的话,强压住一腔怒火,也不再争。


朝中虽然有很多人替寇准、李迪两人呼冤,但事实无法挽回。京城百姓也为寇准鸣不平,因而迁怒丁谓,编了四句俚语:


欲得天下宁,须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不如召寇老。


丁谓并不畏人言,他怕二人东山再起,又使了一个阴招,收买了传旨的太监,让他在马前悬挂一个装着宝剑的锦囊,还故意让剑显露在外,造成是降旨赐死的阵势。


李迪是个质朴君子,一见这个架势,以为是圣上赐死,真的不想活了,幸亏他的儿子和追随他的幕僚赶紧救护,他才没有糊里糊涂地冤死。


寇准正在道州衙门与郡官宴饮,忽听衙役来报,说朝廷的使臣到了,马悬锦囊、宝剑外露,悬剑示威,情况恐不大好。郡官不禁大惊失色,寇准却很冷静,明白地向传旨的太监要赐死的诏书,太监傻眼了,他哪有这样的诏书?寇准冷笑一声,跪拜接过贬职诏书,又和同事官员喝酒去了,至晚方才散席。


传旨的太监走了以后,寇准便前往雷州。


丁谓挤走了寇准、李迪这两个眼中钉,倚仗着与刘太后的联盟,在朝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了,他与太监相勾结,把持朝纲,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为所欲为。


其实,丁谓与刘太后的联盟是非常脆弱的,此后发生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


赵恒驾崩后,陵寝还没有建成,尸体还未下葬。刘太后命丁谓兼山陵使,雷允恭为都监,共同操办赵恒的葬事。


判司天监邢中和对雷允恭道:“山陵上百步的地方,实是个好地穴,照地理法则判断,一定宜子孙,像汝州秦王坟一样,但下面有石头,可能有水。”


雷允恭说:“先帝只得一个子嗣,如果能够像秦王坟墓那样使后世多子孙,不妨将原来选定的地穴改动一下,上移百步如何?”


邢中和说,山陵是一个重大的事情,要重新踏勘,还要上报批准,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赶不及七月的葬期。


雷允恭叫邢中和先改动原建计划,将墓地向上移百步,他自己去向太后奏明。


雷允恭是小人得志,气焰嚣张,没有人敢违拗他的意思,邢中和只得按他的意见办,在没有得到朝廷正式批文的情况下,擅自改动原建计划,将墓地位置向上移了百步。


雷允恭赶回京城,向刘太后奏明改筑陵穴的事。刘太后吃惊地说:“这是一桩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轻易更改呢?”


雷允恭讨好地说,能够使先帝宜子孙,这是件大好事,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


刘太后没有当场表态,叫雷允恭去与山陵使丁谓商议后再确定。雷允恭出宫后找到丁谓,向他说了改动真宗寝陵位置的事情。


丁谓正想讨好雷允恭,连忙称赞地说:“都监说可以,当然是可以的。”


雷允恭又进宫去奏复刘太后,说山陵使丁谓也赞同改动寝陵位置。


刘太后这才批准了。


雷允恭命监工夏守恩领工徒数万人开始挖山,前两天,挖出的都是一些石头,到了第三天,突然挖出了一个泉眼,清清的泉水哗地一下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地穴顿时变成了大池塘。


夏守恩见了,知道这个地方再也不能作为地穴了。因为没有人会把墓地选在一个大水塘里,何况是皇帝的陵寝呢?他命令立即停工,赶紧向雷允恭汇报,请他定夺。


雷允恭立即找丁谓商量,说陵寝挖到泉眼上,地穴变成了大水塘,娄子捅大了。


丁谓有心庇护雷允恭,有些犹豫不决,没有及时向太后报告这件事。丁谓也是奸诈一世、糊涂一时,这样的大事情是蒙混得过去的吗?


恰好内使毛昌达从陵墓的工地上回来,见丁谓还没有把墓基透水的事故奏报太后,便直接向刘太后奏明了墓基透水的事情。


刘太后立即召见丁谓,责问他陵墓透水为何不上奏。丁谓不能再隐瞒了,奏请太后派人去踏勘,重新选址。


刘太后派人前去勘察,派去的人回来说,还是原先勘定的墓地最好。刘太后不放心,诏命王曾亲自去一趟。


王曾是位忠臣,对丁谓把持朝政、陷害忠良、扰乱朝纲的作为,一直不满,早就想除掉丁谓这个奸佞,只是苦于丁谓权势太重,加之又深得太后的信任,没有办法击倒他。他一直在等机会,除掉这大奸之臣。


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王曾的机会来了。他奉命去了一趟墓地,回来请求单独见太后,在刘太后面前狠狠地参了丁谓一本。他对太后说,他奉旨到山陵去勘察后发现,原先选定的陵墓地穴位置本来就很好,是不能改动的,改动后的墓穴正在泉眼上,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水坑,根本就不能作为墓地了。他指控丁谓包藏祸心,指使雷允恭把先皇墓穴移入绝地,是怀有险恶的用心。


刘太后听后大怒,立即传召冯拯,命他即刻捕拿丁谓、雷允恭等一众更改先皇陵墓建造图纸的人,一并交大理寺治罪。


冯拯听谕后吓得目瞪口呆,有心要庇护丁谓,不由得迟疑起来。刘太后怒斥道:“怎么这等迟疑!你也想与丁谓同谋吗?”


冯拯脑子转得快,连忙说道:“臣怎敢与丁谓同谋呢?只是以为,皇上初承大统,先帝尚未入土为安,现诛除大臣,恐天下震动,故此稍有犹豫,想筹得个较宽大的办法。”


刘太后怒意稍解,便叫冯拯先拘捕雷允恭等人再说。


冯拯遵旨退出,立即派发兵丁逮捕了雷允恭、邢中和等人。


皇帝的陵寝事关祖庙,事关国体,陵寝出了问题,是惊天大案。案情重大,情况也不复杂,审理案件也只是走过场。一审过后,雷允恭、邢中和便判了极刑:杖死,没收家产。


3、丁谓的好运到头了


丁谓的好运估计要到头了,他正在为改动陵寝建造计划躲过一劫而暗自庆幸的时候,另一项罪行又爆发了。


刑部在查抄雷允恭的家产时,竟然抄出丁谓委托雷允恭命后苑工匠打造金酒器的密书,以及雷允恭请丁谓荐保管辖皇城司暨三司衙门的书信。抄家的人抄出了这些来往书信后,直接送进宫中。


刘太后见了这些证据,暴跳如雷,立即召见王曾,将丁谓、雷允恭两人的来往书信交给他看。


王曾看过书信后,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常听群臣议论,说丁谓与太监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扰乱朝纲,臣尚且不信,今天看了这几封书信,果然所言非虚。”他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外臣与太监相勾结,狼狈为奸,祸起萧墙,祸国殃民啊!丁谓视群臣于无物,将太后玩弄于股掌,欺辱皇上,欺辱太后啊!”


刘太后听了王曾的说辞,决然地道:“丁谓实在是个乱臣贼子。如果正直忠纯,怎肯交结宦官,做此等不法的事呢?如果不立即重办,怎么能整肃朝纲呢?”


次日,皇上临朝,太后垂帘听政,只听太后在帘后对群臣说:“丁谓身为宰相,与宦官相勾结,人格卑污至极。他以前同雷允恭向中宫奏事,都说已与大臣们讨论过了,所以本宫一概诏允,现在对证起来,竟都是他一人所为。营办先帝陵寝、擅自改动陵墓的建造计划,如果不是枢密使王曾前去察看明白,几乎误了大事。这样的乱臣贼子,真是罪不容诛!”


刘太后的口谕,给群臣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丁谓要倒霉了。


冯拯、曹利用等人过去是丁谓的铁哥们,这时候担心丁谓的案子牵连到自己,立即站出来与丁谓划清界限,跪下表态,说自先帝仙逝以后,所有的政事都是由丁谓、雷允恭两人议定的,但对群臣都说是宫中的决定,臣等也分辨不清,到底是宫中的意见,还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所以,只要是他说的,我们都遵照执行。幸亏太后圣明,察觉到丁谓胡作非为,这是社稷的幸福啊!


任中正仍然想保丁谓,站出来说:“丁谓虽然有罪,但是受着先帝顾托的重任,还是要请求依律议功才是。”


王曾冷笑一声,驳斥道:“丁谓真忠,就不应该得罪宗庙,这样的人还能议功吗?”


王曾这是步步紧逼,下定决心要将丁谓这个奸佞从宰相之位拉下来。接下来的结果就是,太后传下口谕,命中书舍人草谕,罢免丁谓的宰相之职,降为太子少保,撵到西京洛阳去了。任中正也没有幸免,逐出京城,出知郓州。


提拔王曾同平章事,吕夷简、鲁宗道参知政事,钱惟演枢密使。


吕夷简是吕蒙正的侄子,从前赵恒封岱祀汾,两过洛阳,都住在吕蒙正的家里,当时他就问吕蒙正,他的几个儿子中是否有可堪大用之人。吕蒙正答说,几个儿子都是庸才,唯侄子吕夷简有宰相之才。赵恒回京之后,即召吕夷简进京做官,直至提拔为知开封府,颇有政声。


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之子,博学能文,与杨亿、刘筠齐名,曾任翰林学士兼枢密副使。


鲁宗道曾为右正言,刚直无私,赵恒常称他为鲁直。


王曾即请太后匡辅新君,每日垂帘听政,太后也同意了。自此,朝廷进入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