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1926成熟岁月1913~1926成熟岁月-7

作者:博里斯·马尔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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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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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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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8970字

亲爱的妈妈:


真是个愉快的圣诞节!我心里还觉得高兴!我们的午夜弥撒非常成功,尤其是合唱团很到位。


弥撒过后,我邀请那些军事合唱团的成员和我共同守夜。可是宴会和合唱的“热情”,使我没意识到自己着凉了,尽管我穿着皮衣。所以直到今天下午4点,我还躺在床上。但是,我不觉得这样的结果有什么不好。时不时记得生活中的“不适”,特别是在过于快乐之后,没什么不好的。而且,在节日的时候,这样远离人群和事情,可以在心底思念亲人,唤回过去,重温旧梦。


上面这些充满乡愁的语句是八年来儒勒和母亲通信的最后几句话。儒勒和玛利亚,如此牵挂,常常想着相聚,终于就要实现他们的愿望了。


1918年初,儒勒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毫不怀疑这是欧洲人将获解放的年头,而他却没有料到,从此开始的几年之中,他的生存将发生重大的转折。


这年年初,法国气氛低迷,因为德国人逼近巴黎,贝当已经要求政府撤离。除了重炮轰炸以外,还有飞机扔炸弹。巴黎人的命运不可预测。而玛利亚以66岁的高龄,继续在炮火中给士兵提供援助。


幸运的是,1918年夏天,美国人的援助使力量对比从此发生了转变。11月11日凌晨5点,在禾冬德,签定了停火协议,战争结束了。


而中国在这一切当中的角色呢?中国远离欧洲战场,似乎更关心自己的命运。中国自身的命运常常有规律地和法国的命运发生交织。需要重提的是,1917年,中国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而在停火之后,法国境内进行的关于战后处理的讨论,严重而意外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中国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冲撞矛盾、希望和期待之后,积聚了发生巨变的条件。1911年的革命确实用共和制代替了帝制,但是离人民能够享受这种政治果实的时刻还很远。其实,是保守派和军事势力利用了政治和现代化的力量,从中获利。从1912年起,一个“双面的中国”建立起来。一方面,中国显然是一个被军阀控制的国家,人民陷入灾难之中(如帮派、黑社会、鸦片交易),社会完全失去秩序,进入一种停滞和倒退。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从深处发生变化的国家,人们要求民族复兴,要求从传统文化中摆脱出来。这些思想虽然还不是主流,但是新思潮在不少的出版物中得到反映,特别是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一位叫毛泽东的人,当时以一个湖南教师的身份发表了对包办婚姻的反对意见。


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它发生在1910年到1915年间,由新生的中国的资产阶级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业革命的倡导人。而凡尔塞条约的签定,粉碎了中国社会心底的期待。


1919年1月,在凡尔塞召开了和平会议。中国是谈判桌上的战胜国一方,却因为谈判代表是日本傀儡而签下了把山东割让给日本的条文。1919年5月4日,三千名学生上街游行,之后发展为罢课,上海的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这次危机引起了现代的国家主义思想,拒绝政府再拿主权和外国人做交易。1920年初,两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党派——国民党和共产党诞生了。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广州,他和其他军阀的惟一区别,就是他几乎没有军队。1920年7月,他成立国民党,当时只有近千名党员,并且前景并不乐观。孙的领导却很有魅力,他决心统一全中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创始人是五四运动的几个发起者。然而五十多个党员无法让中国共产党在政坛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军阀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工会运动压制得很厉害。


后来,是苏联“老大哥”的行动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势力。这带来一种危险,就是要以它选定的党派为优先。1920年的第二届国际共产大会,确定了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道路。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访问了孙中山,提出:以提供武器和顾问为前提,以广州政府为基础,为建立统一战线而实现国共合并。1924年,苏联资助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它的校长就是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接替他的蒋介石。


1925年2月开始,上海的日本纱厂开始罢工。示威者要求收回1860年签署的划分租界给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支持上海工人,20万英、日工厂的工人在全中国展开大罢工。在广州,罢工导致一名法国人和五十二名示威者死亡。正是在广州,我们重新找到一个老熟人,他就是这里法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儒勒·乐和甘。在他主持广州领事馆之前,我们要回溯从1917年起改变他生活的事件。


1919年10月,儒勒争取到了他等了六年多的回国休假的权力。10月31日,他乘“保罗·勒加”号轮船离开中国。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这艘船上碰到他未来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亲。


当这海上的信使在西贡抛下铁锚的时候,就是命运向我们的单身主人公投下爱的骰子的时候。正是在印度支那的越南(当时还叫安南),儒勒碰到了麦尔塞黛。她刚刚满18岁,也像儒勒一样,随父母返回因战争阻隔而长期不能回去的法国。麦尔塞黛的父亲弗尔涅,是法国云南铁路局的局长,在河内任职。


从法国在亚洲的外交,到战争的结局,我们可以想象在儒勒和麦尔塞黛父母之间有很多话可以交谈。就像他们的女儿玛利后来说的那样,她父亲幽默的魅力,一定在征服母亲的同时也征服了他后来的岳母。她还说:“一个月的船上共处,足够使他们确信,他们将要结合为夫妻。”


事情进展飞速。1920年1月,儒勒打报告给部里申请结婚。2月接到批准函。4月14日举行婚礼。


1920年秋天,新婚夫妇起程回中国。玛利亚以68岁的高龄随行。旅途对她来说很艰难,但比起中国的生活条件来说,这还算不了什么。是否因为六年多的分离,使婚后的儒勒不愿再让母亲独处巴黎?是否因为父亲患病和去世的痛楚使他更替母亲担心?是否因为玛利亚感到年轻的妻子麦尔塞黛还需要帮助……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我们只知道他们三个人在10月起程了。小玛利当时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


1920年11月5日,乐和甘的家庭到达了重庆。这个巴蜀城市让人心生感触,因为它离成都只有五天水路,使儒勒仿佛旧地重归。他熟悉这里,1909年,正是在四川,他随邦思当第先生开始了外交官的身涯。他在1921年的述职报告里写下满意之情,强调“将会对在现在的职位上留任感到十分幸福”。他的上司也同样满意,写道“……我毫不怀疑,乐和甘的行动和热情,将使我们在四川这个地区的利益以最乐观的方式得到发展”。


麦尔塞黛对儒勒的表现非常欣赏,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为有一个像儒勒这样宠我,爱我,关心我的丈夫而感到幸福”。中国腹地让这个已有亚洲生活经验(随父母在东南亚生活过)的19岁女孩印象深刻。儒勒的关心当然是强大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动荡的夜晚,最无忧无虑的人也不得安生:“我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发着高烧,受着惊吓。今天早上有过枪响,我知道是强盗抢劫。而且他们曾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游荡。”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止麦尔塞黛在1921年2月2日生下了女儿玛利。这个女孩在八十三年后还回忆说,她的出生是件完美的事,她从未就此听到过任何抱怨之词。而多年之后,已是满头白发的玛利要尽一切努力来讲述她父母的故事……


儒勒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而中国的状况却是沉痛的。如果说1911年的革命以现代化的名义取代了帝制,那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是军阀和匪帮的年代。1921年3月13日,儒勒在一份关于万县(重庆上游的县城)暴乱的报告中,呈现了这种面貌。他讲述了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几乎没有武装的农民跟着一个自称受了天命的男孩反抗军阀,结果遭到血腥镇压。农民们横尸江边,那个男孩的头颅被人提着在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农民受尽饥荒和军阀折磨,随时可以跟着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人们把中国称为“匪帮之国”的原因。这种现象一直延续着。1930年的统计表明,中国有两千万各式匪徒,占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正当军阀和路匪使民众恐惧的时候,学生继续着五四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重庆也参与了这个浪潮。1921年,儒勒以一贯的幽默,记下了学生们如何抵制日货,并控诉那些出售日货的商人的情况。


重庆的学生们刚刚接受了一个光荣的任务:在最秘密的状态下,准备进行一场反对日货的运动。他们认为,城里的商人刚刚从新运行的汽船上卸下了一批商品。他们没有任何武装,直接冲上卸货的汽船,或冲进商店,拿走标有“日本制造”的商品,把它们都堆在一个使馆边的平台上,全部烧毁。有统计说,损失达10万美元。然后,学生们火上加油地要求商人们到商会和他们谈判!他们是想提醒商人,5月是清除日货的月份。然而赴约的学生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子弹。两个学生死亡,许多人受伤。只有在我们是参与者的时候,莽撞行动才有魅力。


冰雹和大雨毁坏了等待收成的土地,从此,饥荒又来加重人民的苦难。中国在“匪帮之国”的称号之外,还加上了“饥荒之国”的称号。饥荒十分严重,农民开始用树根、树皮或树叶来代替粮食,或者吃一种黏土来填肚子。他们常常因此而死于不消化的疾病。


1922年春天,儒勒一家离开了这个他熟悉的动荡的四川,来到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由于偏远落后,海南总是中国的一个不受重视的区域。唐代一位大臣曾把它叫做“地狱之门”。虽然海南岛现在不再是失宠的大臣们被流放的地方,但在我们的副领事眼里,来这样的地方,仍是一种受排挤,他不情愿。儒勒对一直没有去执行他本来被授予的职务而感到不满。他也没有向上级掩饰这种心态:“我应该被允许提到一个事实,在十五年的工作中,我没有一天是在不断被任命的正式职位上工作的”。他在海口的上司也同情他的处境:“乐和甘先生不是没有敬业精神,上面提到他从没到他被任命的职位上工作过。我不认为他没有道理。因为他连任了两个地方的副领事,而不是按任命去上海工作。所以,我最近推荐他去哈尔滨任领事。我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广州。以正常的眼光看来,他的说法是对的。海口的职位不能给一个官员以创造业绩的机会。我认为,乐和甘先生可以到更重要和活跃的领馆任职。”


说真的,儒勒在海南度过的这三年,没有创造出什么业绩,倒是有着幸福的家庭生活。麦尔塞黛1921年在重庆生完玛利之后,又在1923年3月3日和1924年9月18日,分别生下两个男孩:扎维和皮埃尔。如今,如果看到83岁的玛利眼中闪动的光辉,就会发现她远远没有失去童年的纯真,我们似乎还能听到三个小“乐和甘”在海南花园里的欢笑……


这三年的温柔流放,远离大陆动荡的大城市,他们的家庭生活达到和美的巅峰。以至于1925年,儒勒在笔下写道“觉得呆的地方不错”。然而,儒勒的上级听到儒勒1923刚来时的抱怨,最终还是帮助他找到了一个更和他的能力相符的重要的岗位:广东领事馆。


广州,1925年。这个中国南方的城市,对北京的统一思想永远是反叛的。以广州为首府的广东省,尽管在秦朝就对汉称臣,但是直到十二世纪才真正被汉人占领。它是和“外国魔鬼”联系最多的省份之一。珠江流进南海海口,这里其实就是一扇对印度、罗马和阿拉伯商人开启的大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来到这里,在它河湾的一个支流旁建立了澳门这座城市。然后是英国人来大力发展商贸,直到他们建立了著名的鸦片贸易,成为中西争端的开始。帝国努力要抵抗“黑泥”(鸦片),因为它毁掉了中国经济,给人民带来灾难。1842年,中国和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香港被割让给英国。


1925年5月,就是在这座秉性难改的城市里,儒勒一家安顿下来。他们住在1859年就成为法—英租界的沙面。租界四周围起界栏,欧式房屋耸立在热带植被之间。种着棕榈树的街道,庇护着有特权的欧洲人的生活,他们有时在珠江边散步,有时在荫蔽的公园里打网球。


在沙面的安静气氛中,儒勒度过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段。1925年春天,租界被反帝示威者包围。这个运动从1919年发肇,1921年在重庆时,儒勒也看到了它的延续,1925年2月又在上海掀起新的高潮。


其实刚到广州的时候,儒勒就敏感到城里的紧张气氛,而且预料到上海的运动将会像“雪球”一样滚起来。1924年,他来的前一年,为了刺杀来访的印度支那总督,刺客用一枚炸弹炸死了五个法国人,但没炸到刺杀对象。那个刺客也死了。广州人为他立了雕像,并把他当作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英雄来崇拜。儒勒到任以后,认为最小的火星也可能引起爆炸,他努力劝阻领事去销毁那个被认为是用来挑衅的雕像。


虽然有他明智的劝告,动荡还是不可避免。广州政府一点也不想错过上海大罢工开始的革命运动。6月中旬,广州城沸腾了。儒勒通告上级,说广东首府将要经历和上海同样水平的游行示威。谈到沙面的情形时,他表现有点过分乐观,认为不论在任何形式的进攻下,沙面租界都不会败退。


6月23日,游行开始了。后来的情形变得就像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事情一样血腥。当队伍在沙面外国领事馆前示威时,一阵枪声响起,一个法国人被打死在儒勒身旁。为了报复,法国和英国士兵开枪,打死了三十七个人。儒勒在7月1日的报告中汇报了前因后果。


尽管儒勒想尽办法要平息事态,还自告奋勇地要做调解人。《广州日报》还是把他叫做“杀人犯”和“屠夫”。罢工结束并不意味着事件的终点。罢工者的代表成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常设工人议会——反帝罢工委员会,对沙面实行了全面封锁。儒勒在7月1日的报告中写道:


沙面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武装的兵营。人们已经明着把大炮对着它。除了非常罕见的装邮件的船,没有一艘帆船会靠近这个被帝国主义和军事主义污染的地方。我们再也不害怕小偷了,都敞着门,省得最后敲门声响的时候还要去开。


沙面被围困了漫长的几个月,这是任何在中国的外国使馆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一事件给人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还因为在中外关系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外国势力被压缩到瘫痪和沉默的境地,无力回应中方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广州被围困,是给驻华外国人的头一个信号,从此,中国人要重新寻回在自己领土上的尊严。


1925年8月1日给共和国公使马戴尔先生的报告


明天我们要迎来第七个星期的罢工和全面封锁。无论是谁,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和沙面的人有任何联系。连接我们和市里的桥都关闭了。河上没有一条船回应我们的召唤。所以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沙面。我们的生活必需品由香港提供。殖民地政府每三天派一艘非军事船来,运送粮食和男性乘客,这些乘客是否有资格乘坐,要由航运处来决定。我们时不时缺面包,几乎总是缺少新鲜蔬菜。


由于一个可怕的偶然事故,在小小的法国租界,除了巴思奇先生,19天中有四个人丧身(还有一个在到达澳门之后去世了)。我们没有足够的木板来做棺材,只好把衣柜拆了来改装。葬礼在一个小公园里进行。


是不是大部分中国群众已经比较平静下来了?我们还得时时想到那些“武装的人”,他们还总是停留在一种民族激情中。谁知道?或许其中有人希望能挣到给我的脑袋标的300美元的奖金。


儒勒的头被标了价,沙面的紧张气氛可见一斑。从儒勒拍摄的几张照片上可以看出,他穿着制服奔波在空旷的街道上,沙袋后面是负责巡查受威胁地带的军人。


在这种环境下,儒勒完成的工作和寻常的领事工作毫无关系。他穿着白色制服,有一种保卫营盘的将军的气势。他的任务已经引起了上级的极大关注,中国公使在1925年给巴黎外交部的一封信上说:“这位官员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岗位上,领导的是一场真正的战斗”。


1925年12月1日的报告


我们这里的局势和几个月以前一样,毫无进展……


人们没有向我们提出谈判的建议,人们什么也不向我们建议。……


在同一报告里,儒勒也谈到了苏联和蒋介石这两个影响事件进展的关键因素。在沙面危机和大罢工中,正是蒋介石利用和玩转了整个局势。而儒勒作为中国国情的精妙的观察者,准确地预见了即将转变的局势。他写道“已完全做好把‘共产主义的’这个修饰词加到广州政府前面的准备。”而且这些共产党人“可能为将来在中国的收获准备好土壤”。儒勒这个分析,不仅说出了近期的转变(民族主义者通过共产主义者夺取了政权),也说出了长期的转变(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他只对蒋介石后来在全中国发起的战争的可能性有所保留。不过,没有料到蒋的野心如此之大的人也不只他一个。


1926年3月4日,儒勒发出了最后一个关于沙面恢复秩序的报告,就回法国度假去了。他在最后的说明中很好地抓住了历史的趋势:从此,要阻止中国在未来的十年内发生巨变,已经太晚了。


此时的国民党内部,右派和共产党的紧张关系已经不可控制。自从1919年和1925年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之后,共产党的人数已经上万,而参加工会的工人超过了百万。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很难容忍民众势力推举的领导权如此上升。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上,左派就阶级问题向右派势力发难。蒋介石开始扮演仲裁和调停者的角色,后来他丢掉面具,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并在广州发布了戒严法令。这种内部矛盾给蒋开辟了一条实现他的第一目标的道路:北伐,从而统一全中国。


而儒勒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回家。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74岁,“被太长时间的中国生活弄得筋疲力尽,处于一种很脆弱的身体状况之中”。儒勒自己也被这么漫长的广州围困折磨得身心俱疲,再也不想考虑自己的官职问题了。他到成都才22岁,现在已经快40岁了,在中国执行任务将近十八年,“却一天都没有在他名义上被授予的职位上”。他接二连三地看到,那些比他晚到中国的外交官,都毫无例外地回国休假。儒勒认为,这套官僚机制已经把他忘记了。


而这个机制,却并没有忘记他在广州围困时的表现,为他唱赞歌,还把他此时的行为和在成都暴动时的表现联系起来。法国公使在对他大加颂扬之余,还为他那比较自由的述职风格讲话,他认为“用一种更少逻辑、更少学术性的风格来写报告是很有效的”。这是向人们表示“他在经受考验时还能保持幽默”。


1926年3月曾到广州看过儒勒的香港法国领事,也在他回国经过香港时,手写了一封表示敬意的信,其中提到了儒勒的家人:“乐和甘,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为他的勇气做了最佳的证明:因为,和他分离长达五个月的太太,已经十分疲劳。在回国的旅程中带着三个孩子,显然是无比艰难的。而且,我们还没提到他的母亲,老乐和甘太太的表现是如何英勇……”。


从这封信里,我们知道麦尔塞黛曾经在广州围困的时期,带着孩子和玛利亚一起离开了五个月,到了一个更安全的中国城市,离她在印度支那的父母很近。


玛利亚处于一种及其脆弱的健康状况,麦尔塞黛一回到法国就受到病痛折磨,并且动了手术。而小玛利也切除了阑尾……乐和甘一家为他们深爱的中国付出了一大笔代价。不幸的是,在将要来临的岁月中,悲剧性的重量还在继续增加。


1926年6月,儒勒在休假中给外交部写了一封信:“我夫人正在康复,我们就要离开巴黎。”他那时已经在考虑再次回中国。“我想要在8月底回去,准备在中国的一场新的战斗”。他之所以使用这种战斗性的词语,是由于人们总是把他在1925年6月经历的沙面围困叫做一场“战斗”。1926年9月,儒勒获得一枚荣誉勋章。这枚勋章是否使儒勒在太长的等待之后感到满意,在他留下的文字材料中,一点也没提及。他是个对任何虚荣装饰都不太感兴趣的人。


对他惟一的回报和奖励,就是在第二年初他终于又回到中国,陪伴康复了的麦尔塞黛,和三个改变了他生活面貌的“小乐和甘”。这段时间内,中国这艘大船已经驶入不可回避的变化的巨浪之中。这种变化在广州的沙面事件中第一次严肃地显露。而再次回到中国的儒勒,与发生这个事件之前的儒勒,也不再是同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