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尔尼机场，玛丽正向海关和移民局办过关手续，伯恩站在远处从法国航空公司候机室的人群中寻找有什么值得注意和自己认识的迹象。这是下午四点钟，飞往巴黎航班最繁忙的时间，也是富商巨贾结束在伯尔尼银行里枯燥的事务之后匆忙赶回不夜城的时刻。玛丽从门里朝外走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他点了点头，直到她身影消失，才转向瑞士航空公司的候机室。乔治·沃士伯订了四点三十分飞往巴黎奥利机场的机票。

他们将在玛丽所记得的一家咖啡馆会面，她在牛津上学期间去巴黎时到过那里，招牌叫克伦尼角，在圣米歇尔大街，离巴黎大学几个街区。万一已经不在那里，伯恩就在九点钟左右到克伦尼博物馆的石阶上找她。

伯恩将迟些到，虽然就在附近，但还是要到得迟些。巴黎大学的图书馆在全欧洲首屈一指，馆里还有供阅览的过期报纸。大学的图书馆不受政府雇员的工作时间约束，学生常在晚间使用它。他一到巴黎也到那里去。有些东西他必须了解。

“每天我读报纸，三种文字的，六个月前有一个人被杀，他的死亡消息登在这里每份报纸的头版。”苏黎世的一个胖子是这样说的。

他把衣箱放在图书馆的物品寄存室，走上二楼，向左拐进通向一个巨大阅览室的拱门。讲堂大楼在相连的建筑物里。报夹上的报纸刚好从一年前开始，一天不差。

他顺着报架走，倒着数了六个月，拿起那天算起半年前头十个星期的报纸，把它们带到最近一张空桌子上，还没坐下就从头一张头版到另一张头版逐期逐期翻阅起来。

几个伟大人物病逝的消息，一些人的言论，美元下跌，黄金上涨，罢工受挫折，政府在行动与瘫痪之间摇摆。但是没有值得刊登大标题的被杀害的人，没有这一类事件——没有这一类凶杀。

贾森回到报架那边，继续往后找，两周，十二周，二十周。差不多八个月。什么也没发现。

他忽然想起一个念头：他只是往后找，但没有从六个月前那天朝前数。两个方向都可能出现差错，几天或一星期，甚至两星期。他把报夹放回架上，拿起四个月和五个月前的报纸。

飞机坠毁，流血革命爆发，神圣的人发言，遭到同样神圣的人的驳斥，贫穷与疾病在人所共知可能被发现的地方发现了，但是没有重要人物遇害的消息。

他开始翻最后一个报夹。每翻过一页，怀疑与犯罪的迷雾消散一分。苏黎世淌着汗的胖子有没有撒谎？全是谎言？他莫不是生活在噩梦中，这噩梦可能消失在……

里兰大使在马赛遇刺身亡！

这行粗体字大标题蓦地跃进眼帘，刺痛着他的眼睛。它不是想象中的痛，不是虚构的痛，而是一种刺透心窝的烧灼整个头部的剧痛。他屏住呼吸，木望着里兰这名字。他熟悉它，他熟悉它，他能勾画出他的脸孔，真正地描绘出来。宽宽的前额下面两道粗眉，短短的鼻子，颧骨高耸，在奇特的薄嘴唇上面是修饰得非常整齐的灰色小胡子。他认识这张脸，认识这个人。这个人被岸边一所房子窗户里射出来的强力步枪的子弹所杀害。霍华德·里兰大使在下午五点钟的时候顺着马赛的一个码头行走时遇刺。他的头给炸崩了。

伯恩不必去看第二段就知道霍华德·里兰本是美国海军上将，在到巴黎担任驻法大使之前曾短期任海军情报局局长。他也不必从大段报道中去了解谋杀的动机。他知道。里兰在巴黎的主要作用是劝阻法国政府不要批准把大量军火——尤其是幻影式喷气机——销售给非洲和中东。他十分成功，激怒了地中海一些有关方面。据揣测他是由于干涉这事而被刺杀的，杀一儆百。死亡买卖的买方与卖方是不容阻挠的。

杀害他的是死亡的卖方，想必受到重金收买。动手时他们远离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苏黎世。一个送信人去找没有腿的人，另一个去找法根大街一家拥挤餐馆里的胖子。

——苏黎世。

——马赛。

伯恩闭上了眼睛，此刻疼痛难以忍受。五个月前他在海上被人救起，他的离岸港口据推测应该是马赛。如果是马赛，那条岸就曾经是逃亡的路线，一条租赁的小船把他带到地中海广阔的水域。一切都非常吻合，拼板图的每一小块和它连接的一块恰巧吻合。如果他不是马赛港岸边窗户里那个死亡的卖方，他现在怎能知道他过去知道的事情？

他睁开了眼，疼痛抑制着思想，但不是所有的思想。在他有限的记忆中有一个极其明确的决定。取消同玛丽·圣雅克在巴黎的会晤。

也许有一天他会写封信给她，把现在不能讲的事告诉她。如果他还活着而且能够写信的话。现在他不能写。现在不可能用白纸黑字表示感激或爱情。什么解释也没有。她会等他，然而他不会去找她。他必须在他们之间隔开一段距离，她不能同死亡的卖方纠缠在一起。她错了，他最大的畏惧是正确的。

哦，上帝！他能描画霍华德·里兰的面孔，而他面前的那张报纸并没有照片在上面！这张带有恐怖的标题的报纸触发了这么多事情，证实了这么多事情。那日期，星期四，8月26日，马赛。他将记住这一天，只要在他曲折一生的有生之年还能够记忆。

星期四，8月26日……

什么弄错了。是什么呢？是什么？星期四？……星期四对他没有任何意义。8月26日？26日？26日错了！不知听过多少遍。沃士伯的日记——他的病历日记。沃士伯多次回顾他病中的每一事实，每一句话，每一天和每一点进步？次数多得不可胜数，多得不可能记不住。

“你是8月24日星期二被人送到我门口的。8点20分。你的情况是……”

星期二，8月24日

26日他不在马赛，他不可能从海边的一个窗口开枪，他不是马赛死亡的卖方，他没有杀霍华德·里兰！

六个月前一个人被杀……但不是六个月，是将近六个月而不是整六个月。因此他没有杀害那人，他当时在诺阿港岛的一个酒鬼的房间里，半死不活。

薄雾在消散，疼痛在减轻，他兴奋，他发现有件事是撒谎！有一个谎，就会有其它谎！

伯恩看看手表，九点一刻。玛丽已离开咖啡馆，正在克伦尼博物馆石阶上等他。他把报夹放回架子，然后匆匆朝阅览室的教堂式大门走去。

他顺着圣米歇尔林荫道往下走，越走越快。他明显地感觉到一种临上绞架突然获得缓期执行的心情，他想与人分享这种罕见的感受。一时间，他脱离了暴力的黑暗，脱离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找到了片刻的阳光——就象在那间充满乡村小旅店屋子里的时刻和阳光。他必须找到把这些给予他的那个人。找到她，抱住她，告诉她事情有希望。

他看见她在石阶上，手臂交叉抱在胸前，顶着卷过林荫道的冰冷寒风。开始她没看见他，她的眼睛在搜索两旁栽着树的街道。她显得焦急和忧虑。一个焦急的女人，担心她会看不到她所要见的人，担心他不来。

十分钟前他是决定不来的。

她看见了他。脸上突然容光焕发，充满活力。她迎向跑上台阶的他，他们相会了。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站在圣米歇尔大街上感到温暖。

“我等啊，等啊，”她终于吸了口气说，“我害怕极了，担心极了，没出事吧？你没事吧？”

“我很好。比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好。”

“什么？”

他搂住她的双肩：“‘六人月前有个人被杀害……’记得吗？”

欢乐从她眼里消失：“是的，记得。”

“我没杀他，”伯恩说，“我不可能杀他。”

他们在蒙帕奈斯大街边找了个小旅馆。过厅和房间都很陈旧，但有点古色古香使人想起昔日的优雅，这里是闹中取静，知道时代在前进，但又不跟随时代，是个安静的休息场所。

贾森在关上房门前向头发斑白的侍者领班点了点头。在接到一张二十法郎的钞票之后，那人从冷淡转为热情。

“他以为你是内地的教会执事，急巴巴等着一夜消魂，”玛丽说，“我希望你注意到我一进屋就朝床走去。”

“他叫贺威，会巴不得为我们做事。他没有打算分享我们的财富。”他走到她面前抱住她，“感谢你救了我，”他说。※棒槌学堂の精校e书※

“任何时候，我的朋友。”她伸手捧住他的脸，“只是不要再让我那样等待。我几乎急得发疯，唯一能想到的是有人认出了你……一定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了。”

“你忘了？没有人知道我的长相。”

“别这么指望。并非如此。在斯德普得克大街有四个人。包括贵山码头上那个狗娘养的。他们还活着，贾森，他们见过你。”

“不完全这样。他们看到的人是黑头发，头上和颈上绑着绷带，走起来一瘸一拐。只有两个人靠近过我：二层楼上的那个人和在贵山的那只猪猡。前一个一时还离不开苏黎世。他不能走动，手也不中用了。至于第二个，当时手电筒正照着他的眼睛，不是照着我的眼睛。”

她松开了他，皱着眉头动脑筋：“不一定，他们还活着，他们的确见过你。”

“改变你的头发……你就能改变你的容貌。”——杰弗里·沃士伯。诺阿港岛。

“我重复一遍，他们在阴影中看到一个黑头发的人。你是不是用过氧化氢稀液把头发漂白？”

“从未用过。”

“那么明晨我去找一家店。蒙帕奈斯正合适。浅黄色的头发更有趣，人们是这么说的吗？”

她仔细地看着他的脸：“我正在想象你会是副什么模样。”

“不同。差别不会太大，但足够了。”

“你也许是对的。上帝保佑你如愿。”她吻了下他的面颊，这是她要讨论事情的前奏，“现在，告诉我你方才出了什么事？去了什么地方？了解了哪些有关那……六个月前的事件？”

“不是六个月之前，正因为不是，所以我不可能杀他。”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但没有说到他再也不见她。他也没必要说，因为她替他说了。

“如果那个日期在你头脑中不那么清楚，你就不会来找我了，是吗？”

他摇摇头：“也许不会。”

“我早知道了。我感觉到了。我从咖啡馆出来走到博物馆石阶时，有一刹那简直不能呼吸，好象要窒息一样。你能相信么？”

“我不想相信。”

“我也不想，可真的是那样。”

两人都坐着，她在床上，他在旁边的单人扶手椅上。他抚摸她的手：“我还是不敢肯定我是否应该在这里……我认识那个人，我见过他，在他被害的四十八小时前我在马赛！”

“可你并没杀他。”

“那我为什么在那里？为什么人们认为是我干的？天哪，简直是发疯。”他从椅子里跳起身来，眼睛又流露出痛苦，“可是过后我又忘了。我神志不清，是吗？因为我忘掉了……许多年，一生。”

玛丽直截了当说，声音里没有同情和怜悯：“答案会来找你的。从一个来源或另一个，最后从你自己那里。”

“也许不可能。沃士伯说过，这就好象重新搭积木，重开渠道……重开窗口。”贾森走到窗前，倚在窗台上望着蒙帕奈斯大街的灯光，“景色不一样了，它们永远也不会一样了。在某处有我认识的人，他们也认识我。几千里外有另一些我爱和不爱的人……或者，噢，上帝，也许有妻子和孩子——我不清楚，我一直在大风里旋转，转来转去不能着地。每次我想着地，结果又给抛了上去。”

“抛到空中？”

“是的。”

“你曾从飞机上跳下来过，”她说。

伯恩转过身来：“我从来没对你说过这个。”

“有天晚上你在睡梦中说过。当时你直流汗，脸通红发热，我不得不拿块毛巾给你拭汗。”

“为什么你没提起过？”

“在某种意义上我提起过。我问过你是否当过飞机驾驶员，还是你讨厌飞行。尤其是在晚上。”

“我当时不明白你说些什么。为什么你不追问我？”

“我不敢。你已经快要歇斯底里了，况且我没学过这一行。我可以帮助你回忆，可是应付不了你的下意识。我想除了医生以外谁也不行。”

“医生？我曾经同一个医生同住了差不多六个月。”

“从你所谈的他的情况看来，我认为你需要另外找医生。”

“不要！”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生气。

“为什么不，”玛丽从床上站起身来，“你需要帮助，亲爱的，一位心理学家也许——”

“不！”他不禁大声喊道，对自己发起火来，“我不这样作，我不能。”

“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她心平气和地问，站在他面前。

“我……我……不能这样做。”

“只要你告诉我为什么。仅此而已。”

伯恩凝视着她，然后又转过身去望着窗外，双手放在窗台上：“因为我害怕。有人讲了假话。而你不知道我对他们这一点是多么感激。可是如果再也没有谎言了，如果其它是真的，那我又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说你不想去查清楚？”

“不是用那种方法。”他站起来靠在窗框上，眼睛还是看着下面的灯光，“尽量理解我，”他说，“我必须知道某些事情……足以使我下决心的……但也许不是所有的事情。我的一部分必须离开、消失。我必须能够告诉我自己，过去的已不复存在，而且有可能过去的并非如此，因为我没有对它的记忆。一个人记忆中没有的事就是不存在的事……对他来说。”他转过来对着她说，“我正想对你讲的就是也许这样更好。”

“你要证据，不是证明，这是不是你这些话的意思？”

“我要的是箭头，能指出方向，能告诉我跑还是不跑。”

“听我说。我们怎么办？”

“有了箭头就有了我们的未来，不是吗？你是知道的。”

“那么就让我们去把它们找出来，”她回答。

“要谨慎。你也许容忍不了找出来的真相。我是说老实话。”

“我能容忍。我也是说老实话。”她伸手抚摸着他的脸，“来，现在安大略不过是五点钟，我能在办公室找到彼得。他可以开始对纹石的搜索……没有，能告诉我们这里大使馆有谁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找他帮忙。”

“你打算告诉彼得你在巴黎？”

“他反正从电话员那里会知道，可是这电话不会被追踪到这旅馆来。别担心，我什么都不会泄漏出去。我来巴黎住几天因为我里昂的亲戚家太乏味。他会相信的。”

“他认识这里大使馆的人？”

“彼得尽量在每个地方都认识个什么人。那是他的一种实惠而并不可爱的特点。”

“听起来好象他会认识人。”伯恩拿起他们的大衣，“你打完电话后我们就去吃晚饭，我想我们俩可以去喝杯酒。”

“让我们从玛黛琳路上那家银行门口走过去。我想去看点东西。”

“晚上能看到什么东西？”

“电话亭。我希望那附近会有一个。”

“有。在大门口马路的斜对过。”

在玛黛琳路上，戴着一副玳瑁眼镜的金发高个子男人在午后的阳光下对着他的手表。人行道挤满了人，马路上挤満了车辆。同巴黎多数马路一样，这里拥挤不堪。他走进电话亭，解开不在听筒架上而吊挂着的话筒线打了个结。这是个有礼貌的信号，告诉下一个要使用的人这架电话坏了。这减少了电话亭被占用的可能性，这办法行得通。

他又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快到了。玛丽在银行里面，再过几分钟就会打电话过来。他从口袋里拿出几枚硬币放在壁架上，人靠在玻璃门上，望着马路斜对面的银行。一片白云减弱了日光，他可以看到玻璃里自己的映像。他对所看到的感到满意，回想起蒙帕奈斯大街理发师吃惊的反应。是他把他关在一个挂着帘子的小间里去染成金发的。白云过去了，阳光又重现，随之电话铃响了。

“是你？”玛丽·圣雅克问。

“是我，”伯恩说。

“你一定要搞到办公室的名称和位置。法语讲得蹩脚些，发错几个音，他就知道你是美国人。告诉他你对巴黎的电话不习惯。然后一切按顺序办。我定准在五分钟后再给你打电话。”

“开始计时。”

“什么？”

“没什么。我是说，现在开始。”

“好……开始计时。祝你好运。”

“谢谢。”贾森按了按听筒架，然后拨他已记下的号码。

“瓦洛阿银行。早安。”

“请你帮个忙，”伯恩说，继续照玛丽教他的话往下说，“我最近从瑞士通过邮袋转来一大笔款子。我想知道是不是已经交接清楚了。”

“那要找我们的海外服务部，先生。我给您接过去。”

咔嗒一声，然后另一个妇女的声音：“海外服务部。”

贾森重复了他的请求。

“您贵姓？”

“我希望在同银行的一位负责人谈话时再说。”

对方停了一停：“很好，先生。我把您转到副总裁达马克的办公室。”

达马克先生的秘书没有那么好说话。见银行负责人的盘问开始，正如玛丽所预料的。于是伯恩又一次使用玛丽教他的辞句。

“我要谈苏黎世来的一笔款，是从火车站大街的联合银行转来的，而且我讲的数额是七位数。请找达马克先生。我时间很紧。”

这下子秘书不能再拖延了，弄不清是什么事的第一副总裁在电话上讲话了：“我可以帮忙吗？”

“您是达马克先生？”贾森问。

“是的，我是安东·达马克。请问您是哪一位？”

“好！您的名字在苏黎世的时候就该告诉我了。下次我一定要搞清楚，”伯恩说，故意结结巴巴带着浓重的美国口音。

“对不起，您说什么？是不是说英语更方便些，先生？”

“是的，”贾森说，改成了英语，“我给这倒霉的电话烦死了。”他看着他的手表，还剩下不到两分钟，“我的名字是伯恩。贾森·伯恩。八天前我从苏黎世联合银行转来四百五十万法郎。他们保证我的这笔钱是保密的。”

“所有业务往来都是保密的，先生。”

“好极。好。我想知道是否一切都已办妥了？”

“我应说明一下，”银行负责人继续说，“保密制度不允许在电话上向不了解的对方笼统证实这种业务往来。”

玛丽是正确的，她的计谋的合理性贾森更清楚了。

“我也希望如此，可是正象我对秘书讲过的，我时间很紧，再过两小时就要离开巴黎，要把事情统统安排好。”

“那我建议您到银行来一趟。”

“我知道，”伯恩说，很满意谈话的进行完全如玛丽的预料，“我只是想在我来到银行的时候一切都已准备好。您的办公室在哪里？”

“一楼大厅，先生。在后边，大门后边。中间那个门，那里有接待员。”

“我将单独同您联系，对吗？”

“假如您愿意，虽然随便哪一位负责人——”

“请听着，先生，”这个性情别扭的美国人大声说，“我们要谈的是四百万法郎！”

“你我单独谈，伯恩先生。”

“好极。好。”贾森手指放在听筒架上。他还剩下十五秒钟，“看，现在是两点三十五分——”他把听筒架往下按了两下，干扰线路但又不致于挂断，“喂？喂？”

“请接着说吧，先生。”

“这倒霉的电话！您听着，我会——”他又按了下去。这一回连按了三次，“喂？喂？”

“先生，请问能不能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总机？总机！？”

“伯恩先生，请您——”

“我听不见！”四秒，三秒，两秒，“等一等我再打电话给你。”他把听筒架按下，把电话挂断。过了三秒钟电话铃就响了。他拿起听筒，“他叫达马克，办公室在一楼大厅，后边，中门。”

“知道了。”玛丽说，电话挂上了。

伯恩又拨银行的号码，硬币又放了进去：“我刚才和达马克先生谈话的时候电话断了。”

“对不起，先生。”

“伯恩先生？”

“达马克？”

“是的——很抱歉刚才电话出了毛病。您刚才说什么？时间？”

“嗯，是的。现在两点三十分过一点。我三点钟到你那里。”

“我等您，先生。”

贾森把电话线又打上结，让它吊在那里，然后离开电话亭，迅速穿过人群到了一家店门前的顶篷下，他转过身等待着，盯着斜对面的银行，想起了在苏黎世的另一家银行和火车站大街的警报声。未来的二十分钟将证明玛丽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玛黛琳大街就不会响起警报。※棒槌学堂の精校e书※

一个给宽边帽遮住部分脸蛋的身材苗条的女人在银行右边入口处公共电话机前挂断了电话。她打开手提包，拿出粉盒，并佯装端详自己的打扮，把小镜对着左边，然后又对向右边。满意了，放回粉盒。合上手提袋，经过出纳员小间走向大厅后边。她在大厅中央一个柜台旁停下来，拿起一支要拴着链子的圆珠笔在大理石台面上放着的一张表格上随便写了些数目字。不到十英尺外有一扇镶黄铜边的小门，两边是一排低矮的木栏杆，加长了大厅的宽度。在门和栏杆的那一边是职务低些的负责人的办公桌，再过去是几位主要秘书的办公桌——一共五张，后墙有五扇门。玛丽读着中间那扇门上印着的金字。

m·a·r·达马克

副总裁

国外业务及汇兑

事情随时都可以发生——如果它将真的发生的话，如果她是正确的话。如果她估计正确，她必须知道达马克先生的相貌，让贾森能够找得到。找他并和他谈话，但不是在银行里。

来了。一阵有节制的慌乱。达马克办公室门前办公桌旁的秘书带着她的记事本匆忙走进屋里，三十秒后又走出来拿起电话，拨了三个数字——内部电话——然后对话筒照着本子读了些什么。

两分钟过去了，达马克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副总裁站在门口。一位等得不耐烦的负责人。他是个中年人，面容显老，但苦心装扮得年轻些。他稀薄的头发经过火烫，梳理得尽可能遮住秃顶，两只眼睛嵌在鼓鼓的肉里，这是长期饮用佳酿的证明。但是这对眼睛冷酷、锐利，说明他对周围事物爱挑剔，遇事苛求。他吼着对他秘书大声问了一句什么。秘书坐立不安，尽力保持沉着。

达马克又进入自己办公室，门也没关。一只发怒的猫的笼子打开着。又一分钟过去了。秘书一直望着右面，注视着什么——寻找着什么。她看到了，喘了口气，如释重负地闭了闭眼睛。

远处左边墙上两块黑色板壁上方突然亮起了绿色灯光。是一架电梯在开动。几秒种后，电梯门开了，走出一个衣着讲究的年长男人，手上拿着一只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黑匣子。玛丽盯着匣子，既满意又恐惧，她猜对了。这黑匣子要经过一个既不怕斥责又不怕诱惑的人批准，才能从里面一间戒备森严的屋子里的机密档案中取出来。年长的男人经过一排办公桌走向达马克的办公室。

女秘书从椅子上站起来迎接高级负责人，陪他进入达马克的办公室。她马上走了出来，顺手把门关上。

玛丽瞧瞧手表，眼睛注视着秒针。她还要一个证据。只要能走到门口的那一边，看清楚那秘书的桌面，她很快就能找到这个证据。要干就马上干，时间紧迫。

她走向门边，打开手提包，对正在打电话的接待人员露出呆头呆脑的微笑。然后朝着这感到莫明其妙的接待人员含糊地讲了达马克的名字，同时伸出手去开了门，快步走了进去。瓦洛阿银行一位果断而头脑不很灵的客户。

“请原谅，夫人，”接待人员一手捂住电话，匆忙用法语阻拦，“有何贵干？”

玛丽口中再一次说出名字——现在是一位有礼貌的客户，因为赴约迟到，不想给忙碌的职员再添麻烦：“找达马克先生。我恐怕晚了。我只想见他的秘书。”她继续沿着过道走向秘书的办公桌。

“对不起，夫人，”接待人员喊道，“我必须通报——”

电动打字机的嗡嗡声和压低了嗓门的谈话声淹没了她的话。玛丽走到板着面孔的秘书面前。秘书抬起头来，同那接待人员一样感到莫明其妙。

“哦？有何贵干？”

“对不起。我想见达马克先生。”

“恐怕他在开会，太太。您约定时间了吗？”

“喔，当然，”玛丽说，又打开她的手提包。

秘书查看办公桌上打印好的时间表：“恐怕在这个时间我没安排任何人。”

“喔唷，天哪！”瓦洛阿银行的客户惊叫起来，脸露窘相，“我才发现。是明天不是今天！真对不起。”

她转身快步走向木门。她已经看到了要看的东西——最后一个证据。在达马克的电话机上一个绿色的钮键亮着，他绕过他的秘书在和外边通电话。属于贾森·伯恩的账户附带有特定的秘密指令，不得向外人透露。

伯恩在篷下的暗处看着手表。两点四十九分。玛丽该回到银行前厅的电话机旁了。留在里面的一对眼睛，再过几分钟他们就能知道答案，也许她现在已经知道了。

他侧身走到橱窗左边，仍望得见银行大门。橱窗里面一位职员向他笑笑。这提醒他应该避免一切注意。他拿出一包香烟，点燃了一支，又看了下表，差八分两点。

终于他看到了他们，她看到了他。三个衣着讲究的人快步从玛黛琳路走来，彼此说着话，但是眼光直朝着前方。他们绕过前面走路缓慢的行人，表示歉意的方式不完全是巴黎方式。贾森凝神看着中间那个人。就是他——一个叫约翰的人。

……发信号叫约翰到里面去。我们会回来接他的。戴金丝眼镜的瘦高个子在斯德普得克大街说过这话。约翰，他们从苏黎世把他派来了，因为他曾见过贾森·伯恩。这倒让他知道了一件事：他们没有他的照片。

三个人到了大门口。约翰同他右边那个人进去了，第三个人站在门口。伯恩开始走回电话亭。再等四分钟他就给安东·达马克打最后一次电话。

他把烟头丢在亭子外面，用脚踩灭，然后开了门。

“先生——”一个来自后面的声音。

贾森回过身，屏住呼吸。一个满脸胡子茬的人指了指亭子。

“电话——不灵了，看电话线。”

“多谢你，我还想试一试。”

那人耸了耸肩走开了。伯恩走过去。四分钟时间已到。他从口袋拿出硬币——够打两次的——然后拨了头一个电话。

“瓦洛阿银行。午安。”

十秒钟后达马克接了电话，他的声音紧张：“是您吗，伯恩先生？我以为你正在来我办公室的路上。”

“我看只好改变计划了。我只能明天去你那里了。”忽然间，透过亭子的玻璃，贾森看到一辆汽车拐进银行前面马路对面的一块空地。站在门口的第三个人向驾车人点点头。

“——替您办？”达马克问他。

“对不起，您说什么？”

“我是说有没有什么事要我替您办。我已拿到你的账表，这里一切都已为您准备好了。”

这我敢肯定，伯恩想。这花招值得一试：“瞧，今天下午我必须去伦敦。我准备乘区间航班，可我明早就回来。一切请您代为照料，可以吗？”

“去伦敦，先生？”

“我明早会给您挂电话的。我得找辆车去奥利机场。”他挂上电话，注视着银行入口处。不到半分钟，约翰和他的同伴跑了出来，对第三个说了几句，然后三个人都上了那辆等待着的汽车。

杀手们的汽车在继续搜寻他，现在正驶向奥利机场。贾森记住了牌照号码，然后打第二个电话。如果银行里那台收费电话没有人在使用，电话铃一响玛丽马上就会拿起听筒，她这样做了。

“喂？”

“看见什么了吗？”

“许多，许多。达马克是你意料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