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生事业扫地无余」-“暂屈以求伸”

作者: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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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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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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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934字

“暂屈以求伸”


在清政府被迫抗击日本侵略之后,帝后两党和李鸿章等仍然抱有程度不同、内容各异的“以夷制夷”的念头。8月1日清政府甫经宣战,盛宣怀就对俄国驻华公使随员表示:“吾国并(李)中堂之意,均欲与贵国合而为一,将日兵逐出”


3。8月13日李鸿章致电总署,鼓吹“联俄制日”,说俄国“似有动兵逐倭之意”。8月16日翁同郁上疏抗争,“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


4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高潮时期,战争胜负尚未定局,中俄联盟之议遂被搁置起来。及至平壤、黄海战败之后,帝党继续主战,后党和李鸿章转而主和。慈禧旧事重提,意在与俄结盟,拟派翁同龢赴津与李鸿章会商。翁氏既反对联俄又“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叩头请辞天津之行。慈禧改以“责李鸿章何以贻误至此”名义,仍派翁氏前往。9月30日翁氏轻装至津,“乘小轿入督署”,会见李鸿章。


他首先传达慈禧、光绪对李鸿章“慰勉”之意,然后就严厉谴责他贻误、败衂情况。李鸿章“惶恐引咎”,并辩解说:“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翁同龢质问:“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李鸿章答复说:“奉天兵实不足恃,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翁同龢又询问“北洋兵舰”如何?李鸿章非常生气,“怒目相视,半晌无语”,慢慢掉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龢辩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愤愤地说:


“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晓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语塞”。正当他们在督署会晤之时,接到一道廷寄:“闻喀使西尼三四日到津,李某如与晤面,可将详细情形告翁某,回京复奏。”李鸿章告诉翁同龢:喀西尼派参赞前来声称:中国若能派一专使赴俄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翁同龢担心“俄连而英起,奈何?”李鸿章断言:“无虑也,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10月4日,翁同龢回京复命,并向慈禧、光绪表示:“喀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


1就在这一天,奕、奕匡动密函李鸿章,说“刻下战守均不可恃”,令其与喀西尼密议,“妥筹善策”。10月12日,喀西尼由烟台至津,与李鸿章会谈中日故事。李鸿章怂恿俄国出头干涉,喀西尼表示俄国将“暂守局外之例”。是时李鸿章“亲俄疏英”,因而对前此来访的英使欧格讷较为冷淡。欧格讷说:英国外交部“以中日战事未便持久,两有损伤,嘱相机解劝。”他询问李鸿章如何办法。


李鸿章告以事已至此,只有一意主战。


与李鸿章“亲俄疏英”相反,帝党和张之洞却主张以2、3千万两白银为诱饵,“密联英德以御倭人”。光绪让奕征询赫德意见,赫德则持否定态度,以“不能”答之。光绪遂下谕召张之洞来京陛见,打算与他商讨密联英德事宜。然而,英德却无意援助中国,致使帝党大失所望。10月13日,欧格讷总署会晤奕,提议由各国保护朝鲜,中国赔偿日本兵费,并蛮横要求即日定议。第二天,总署大臣就欧格讷的建议展开了辩论,并请示了慈禧。


据翁同龢日记载,慈禧、奕赞成在欧格讷提议的基础上议和,翁同龢、李鸿藻则痛恨欧格讷“要挟催逼”,并因“天意已定”屈辱求和而“求死不得”,3盛宜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第108页。


4《翁文恭公月记》,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六月。


1《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二、六日。


仰天长叹。但是,日本却因图谋在武力夺取辽东半岛之后议和而拒绝了英国的调停。10月底11月初,由于日寇铁蹄蹂躏辽东半岛,威逼奉天“根本重地”,迫使帝党同后党、李鸿章等在“遣使议和”问题上,渐趋一致,因而以后相继有德璀琳和张荫桓、邵友濂出使日本之举。当时日本政府并无议和之意,指责德璀琳不合交战国使者资格,拒绝接待;指责张、邵全权不足,拒绝谈判;并公然指名要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


1895年2月10日光绪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等,“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


111日,光绪再次召集军机议事,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乞和。12日慈禧召见重臣,论及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东京之信说:“所指自是李某,即着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


奕对曰:光绪不让李鸿章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怒形于色,冷言道:“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


11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着星速来京请训,切勿刻迟。”清廷所以选派李鸿章赴日议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倭焰鸱张,畿疆危逼,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纷纾急,亟谋两害从轻”,而李鸿章身兼将相、厌战主和并为日本所“器重”,全权代表匪异人任。于是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吴汝纶说:“此时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争胜,岂可得哉。”


2“乞降”本来是一项屈辱而又危险的使命,正如赫德所说的:李鸿章东渡“签立和约,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所咒骂,也许还要受政府的公开谴责。”


3李鸿章向张荫桓透露:“各使怂恿兄去,致被新命,茫无所措,拟进京商办”


4。


2月17日威海陷落,北洋舰队覆灭。日本鉴于“国内的海陆军备”“几成空虚”和继续推进可能遭致列强干涉,便一面陈兵辽东和山东两半岛,摆出准备进攻北京的架势;一面决定重开谈判,经由田贝照会清廷,要求中国确认朝鲜独立、赔款、割地、重订中日通商条约,另派具有商议这些内容权力的使臣,否则日本决不停战。就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来到北京,与惊慌失措的清廷商讨对日议和方针。他认为“敌欲甚奢,注意尤在割地”。对清廷来说,这究竟不是能够轻易咽下去的苦果。2月22、23日李鸿章连日参加召对,并与奕、奕匡和枢臣会议,商讨的内容不是应否议和,而是割地问题。光绪“令坚拒”,李鸿章、翁同龢反对割地,幻想借助英、俄。孙毓汶、徐用仪主张割地议和。翁同记其事说:2月22日光绪召见李鸿章和枢臣,谈及“议约事”。奕传旨,“亦未尝及前事,惟责成妥办而已。”李鸿章声称:“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翁同龢表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孙毓汶、徐用仪认为“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光绪询问海防情况,李鸿章答曰“实无把握,不敢粉饰。”召对之后,李鸿章、奕和军机大臣到传心殿议事。李鸿章声称:


“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语甚坚决,而孙、徐则“怵以危语,意在摄合”。当时“群公默默”,翁同龢坚持定见,说“偿胜于割”。李鸿章主1,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5李鸿章:《复译署》,《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509页。


会见军机大臣,他后来回忆说:“会议的目的是要使军机大臣深知皇帝批准和约之必要。我强调之点是: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


假若他拒绝批准的话,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将失掉了体面,对于皇帝的不体面,军机大臣是应负责的。”


1面对着主和派和科士达胁追的光绪,本想争取俄、德、法的援助和刘坤一、王文韶的支持,但结果却成了泡影。俄、德、法劝告清廷批准和约;刘坤一、王文韶复奏说事关大局安危,应请军机大臣等通盘筹议,请旨定夺,连口头主战的腔调都改变了;而高高在上的慈禧又一再推脱卖国罪责。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便于5月2日“幡然有批准之谕”


2。当然,光绪是和着泪水吞下这个苦果的。5月8日清政府代表伍廷芳与日本代表伊东美久治在烟台互换批准书。同年11月8日由于俄、德、法的联合干涉,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中国以银3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7月29日,李鸿章抵京。第二天“与枢臣同起召见。”光绪“先慰问受伤愈否”,话锋一转,就诘责说:“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凌厉”,李鸿章“亦引咎唯唯”


3。


经过甲午战争,使李鸿章赖以支撑其权威的北洋海陆军溃灭殆尽,加之主和辱国,群议指摘,帝党官僚乘机要求将他密召入都,勿复假以事权,后党要员荣禄也指责他“误国”,“甘为小人”。据时人说,甲午前,慈禧对李鸿章敬信。甲午后,慈禧信任奕励和荣禄。正因为这样,李鸿章人觐之后,便被留在北京,奉旨入阁办事,从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李鸿章哀叹:正当自己在仕途上“一路扶摇”之际,“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41《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七),第479、480—481页。


2《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3《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