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作者:唐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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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历史·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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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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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30116字

71 “圣人”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冲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缆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下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的沮丧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加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三十一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民主墙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条腿“千里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由市场中标价出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72 透过皇帝的老师上书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三十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卫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


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时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做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害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涨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这年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不特新科举人梁启超慕名而来;那位潜龙在田的孙中山也想结交他一下。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鸿章上书的灵感,可能就得自康有为。


73 “公交车上书”始末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想不到时来运转,于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三十六岁的老童生居然在广州乡试中了“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康圣人也就可以与比他小十五岁的天才学生梁启超,联袂去北京参加“会试”,争取“进士”的学位,作“天子门生”了。


康、梁师徒于一八九四(甲午)及一八九五(乙未)年两度入京。这时中日“甲午之战”方酣。我海陆两军,兵败如山倒;全国震动、人心惶惶。朝臣或主迁都抗战,或主订约媾和,莫衷一是。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师翁同龢,原属主战派;而比较知彼知己、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集团,则说动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实行议约谋和,因此也发生一连串的“广岛拒使”、“马关议约”的国耻大事。——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后二党,暗中对立。


就在这国族岌岌可危的年头,北京却是个热闹非凡的城市。第一,一八九四这一年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虚龄六十岁。这位有权而无知,当国三十五年性喜奢华的女独裁者,挪用了海军经费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种奉献,共花去白银数千万两,大修其“颐和园”及东陵的坟墓。奇技淫巧。工匠艺人,麋集北京,极一时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举制度中的“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各倾家当,齐集北京参加会试。


谁知就在这场熙熙攘攘的假繁荣里,忽然渔阳鼙鼓动地来,王师溃败,噩耗频传。一八九五年初春当乙未科进士正企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中对台湾与辽东之割地及两万万两赔款之噩耗,亦适时而至。一时群情鼎沸。新科举人数千人乃发动学潮,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湾籍青年举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时,康氏原有他“上皇帝书”的老底子;梁则是一位“笔端常带感情”的煽动性作家。所以学潮一起,他师徒就领袖群伦了。


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万言书”三章,呼吁“拒和”、“迁都”、“变法”。十八省在京举人集会响应。一时联署者多至一千二百余人。五月二日(阴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师徒领队,率十八省举人及市民数千人,齐集“都察院”门前,递请代奏。——此一群众集会,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第一次学潮吧。这就是那桩名垂史册的“公交车上书”了。


74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康梁这次上书是连一部“黄包车”也没有的。所谓“公交车”者,在一百年前无人不知;一百年后就无有人知了。原来在两千年前的汉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举席的。这些被举之人抵达京师,照例都由朝廷派“公交车”接送。乘“公交车”是多么光鲜的事。自此以后“公交车”和“举人”就分不开了。公交车就是举人;举人就是公交车。


所以康、梁这次所领导的学潮,实在是一个“举人造反”的团体行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这造反未成之时,朝廷的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它一面声明要严办聚案滋事,一面又贴出了黄榜,学潮总指挥康有为,高中第八名进士。这一下“金榜挂名”,数十年灰溜溜鸟气全消。马上脱青衫、着红袍,保和殿面圣去者。还闹啥学潮呢?那些名落孙山的榜外公交车,也只有打点还乡,还债、赖债、打秋风去了。台湾割给日本,让唐景崧和胡适的爸爸去善后受罪吧!他们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后,也暂时管不着了。大家鸟兽散,颟顸无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辆坦克上街,天安门的大学潮,也就烟消云散了。


诛心而论,天下原无不是之学潮!康、梁师徒为着变法改制,虽然后来都变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报》不是心血来潮,对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补作了至高的评介。既然领导那个小学潮的康、梁是历史上值得歌颂的人物,那么硬说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军涛等是该关该杀的“暴乱分子”,岂不是睁着眼说瞎话?


人生苦短,一时烜赫,究竟是白驹过隙、过眼烟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倒真希望领袖万岁。当朝诸公长生下老。再过他一百年,回头看看“小平变法”的过程;看看将来的历史家对他们是怎样下笔的。


75 人民问政的开始和“太子党”


“公交车上书”这一出小闹剧末搞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地还是照割;款也照陪。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关心国事,却变成了一时的风尚。关心之道,则是纠合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社团,报效国家。士大夫们目光远大、满腹经纶,就要组织他们的“强学会”、“保国会”;江湖豪杰,气功师、武术师,忠肝义瞻、视死如归,就要组织他们的“义民社”、“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海外华侨青年,海内知青和秘密会党,也要组织他们的“辅仁文社”、“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时组织林立,百会蜂起。据梁启超所作统计,自甲午(一八九四)至辛亥(一九一一)有章程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一百六十余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数的革命造反之外,盖多为保种强国,扶清灭洋而设也。“扶清灭洋”可能就是后来中共“兴无(产阶级)减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吧!


在这百余种社团中,那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原来康有为在领导公交车上书之后,一时名满天下,变成了时代的宠儿。朝野士大夫皆折节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认为改制维新是中国必走之路,而康有为是这条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为的。不聿我们在一百年后的“恩怨尽时”为他“论定”,才发现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后节再详论之。虽然他也为着他所想象中的“变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个胞弟的生命。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几个月之间,中国朝野在痛定思痛之余,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办学,组织社团从事革新。那时中国居然也有个“太子党”(且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赓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名史学家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了。


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太子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螵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头头。汉、唐、明、清早有先例;国、共两党政权中,且变本加厉。——我们只要单挑一、二人如台湾的陈履安和大陆的叶选平就足够说明一切了。


清末除这个太子党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年官僚军人如袁世凯、聂士成、孙家鼎、张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鸿章,都是倾向于改革开放。至于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等太子党之父就更不必提了。——这一情况与今日大陆上的政治发展,颇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康有为是搞英国式君主立宪缓进派政治改革的领袖。他对上述的保皇集团应善加领导,耐心教育才对。谁知他一开头便四面树敌,自我孤立呢?


76 “强学会”的成立和声势


原来“强学会”在一八九五年夏发起于北京之时,它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而最诚挚的实际组织者,便是上述这批太子党了。一次翁氏曾折节亲访康有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访时,二人竟如老友晤谈数小时。翁对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为的自述:


“翁说”与君虽初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艺阁(名廷式。翁的学生,亦一改革派)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数巡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见康著《自编年谱》)


康有为这时是个才拿到学位(进士)的小知识分子。在工部当个芝麻绿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师宰相对他折节若此。试问后来国、共两党的高干,做得到吗?朋友,若说“固有文化”,实应于此等处求之。近来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这个“温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结果有时亦适得其反者,其中牵涉学理之深邃,就一言难尽了。——这当然是题外之言。


“强学会”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开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座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现役军人如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的末庆,亦各捐数千元。其它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学会的会务照理是应该一帆风顺的。不幸的是它一开始便发生了若干政策性的争执。其中有部分负责人想把这个学会逐渐办成个自给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出版文化事业,庶可自力更生,长久维持。但是这一构想却为康某所峻拒。他认为这样做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结果争辩得“举座不欢”。


一个社团的成员对政策发生争执,原是正常而应该有的现象,可是它如发生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合里,往往就要产生并发症而导致分裂和解体。再者这一内因之外,它对外亦示人以不广。这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二千元,加入作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康有为自然也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


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所以那时纵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也说“康祖诒狂甚”。


77 新政、新思想毁于教条主义


康有为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阴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谁知他的气焰不但未丝毫减退,反而因之水涨船高。


这时在中国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实在是张之洞。张于此时适自武昌调到南京,出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张之洞便派专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为一住二十余日,变成张之洞的上宾。张对他真是言听计从。这期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和该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之发行(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张之洞支持的。〈上海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为执笔,用张之洞名义发表的。谁知张、康这段合作的蜜月,后来竟被康有为的教条主义彻底的破坏了。让我们再抄一段康有为的夫子自道: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鲁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梁)星海来言。吾告以“孔予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吾人读上段文字,便不难想象出康有为当时气焰之高了。其语言之横蛮,态度之恶劣,可说是达于极点。但是这篇回忆还是他失意之后追记的。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尽管如此,这位比康年长二十一岁的南洋大臣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对他还是曲予优容、热心的支持和诚恳的劝勉。但是康有为对这位开明的老辈和上级领导,硬是不假辞色。且再把康氏有关的回忆看下去。康说:


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黄仲弢梁星海议“强学会”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嘱勿办,则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开会赁屋于张园旁。远近响应,而江宁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同上)


在这段记述里,康有为认为强学会之失败是由于张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哪是张之洞的背盟呢?


康、梁师徒在甲午战后所推动的这个“强学会”运动,实在是满清末年在中国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机”(chance)的一个全国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体的群众运动。它如搞得好,则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乃至“同盟会”,可能都不会另起炉灶。没一个“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军阀乱政,哪还轮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去搞什么“五四运动”呢?


须知当年支持强学会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也可说是“资产阶级”吧)的菁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而强学会之崩溃也就直接缩小了其后“保国会”的阵容,和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的声势。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办法,都是康氏搞“教条主义”的后遗症啊!


78 报酬大于贡献


“强学会”的失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实在是一大顿挫,顿挫于康有为在“今文经学”里的教条主义。“今文经学”是个什么东西呢?笔者为使一般读者对它有个粗浅的了解,特辟前篇为万言专论加以阐述。读者批览后,便知今文经学在我国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时之外,在学术界并未成过大气候。所以自汉以后,轻视甚至鄙弃今文经学的儒家,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张之洞之劝康有为搞变法“匆言此学”,实在是一个长辈学人的善意劝告。翁同龢在一八九四年也读过康著《新学伪经考》。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见翁《日记》)


其实把康说看成“野狐”,又何止张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胡适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钱穆,对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记得笔者本人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便有一位同班同学(似乎是黄彰健兄)专治公羊学为毕业论文。余亦偶涉之,但觉以“三世”论,读《春秋》,未始非“通经”之一说,若要以它来“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学在五〇年代亦尝试述文,阐两汉“太学”。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汉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简直是把持立国意蒂牢结的“学阀官僚”也。——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当然那时的“学阀官僚”的学术水平与两汉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还差得远呢!(拙文见《附录》)


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果然在一八九六年初,在数名昏聩老领导授意之下,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张、翁等实力派在一旁幸灾乐祸,康有为的“强学会”就烟消云散了强学会一散,小会分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新思想,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过:“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时去古未远;我们记忆犹新。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但是这错误虽使他铩羽而去,却没有影响他衣锦还乡,为老太太做寿的风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觅前途。谁知一八九七年山东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国很快的又被卷入另一个更严重的危机。在朝野束手之时,闻鼙鼓而思将帅,大家又想到康有为毕竟是个人才;他的变法维新的主张,也是“今日中国之必需”,这样康有为也就东山再起了。


79 瓜分的威胁和图强的意志


所谓曹州教案原是发生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有两位德国传敦上在山东巨野县为暴徒所杀的小事——在当前纽约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为暴徒所杀(最近遗有一位前来开会的日本大学校长被杀)——可是这件小事却被那时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引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省筑路开矿。老实说,我们本钱大。出租胶州湾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时甲午新败,大清帝国已至死亡边缘,德国人一开其端,其他帝国主义援例一哄而来——俄国人要租旅顺大连,英国人要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租广州湾,日本要在厦门一带打主意……,这样群盗入室,划定“势力范围”、割据自雄,那问题就大了。——弄不好,大清帝国就要步波兰后尘,被列强瓜分了。


为应付这种严重局面,那在总理衙门办外交的清室诸大臣也并不太颟顸。李鸿章就是个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访问俄期间(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与俄国订有密约以应付贪得无厌的日本。胶州交涉期间,翁同龢、张之洞乃至康有为等也想联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国主义哪就那么笨让你去以夷制夷呢?他们要搞他们自己的“权力平衡”(banceofpower);划定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spheresofinfluence);要把东亚病夫“瓜分”掉(pariionof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张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为棘手,而瓜分之祸,则迫在眉睫。这时当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和有远见的大臣们,就感到与其治标则莫如治本。这样他们就想到要“变法图强”。要变法,就少不了那个变法专家康有为了。而康氏自己也当仁不让。一八九七年底,有为乃携满箧奏稿与所著新书,赶往北京。


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么《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等。若论内容,这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主局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王奕欣所劝阻,乃明谕“总理衙门”中诸大臣先期约见,谈个底子,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召见。


一八九八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阴历正月初三)康有为乃应约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论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全废”,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海、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


笔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叹不尽,近年来余亦尝与一些新朋友严家其、阮铭、陈一谘诸先生谈小平变法。殊觉康、梁变法与小平变法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陈诸公叫“体改所”罢了。“司令员”与“司令官”有什么分别呢?!而时间却浪费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败涂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710 只保中国,不保大清?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一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另外,在举朝瞩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拥之下,他更要恢复他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的组织。


前文已交代过,当“强学会”在一八九六年夏季被强迫解散之后。结社集会已成一时的风气,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强学会被禁,全国虽失去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组织,如湖南的“湘学会”、广东的“粤学会”、湖北的“质学会”、广西的“圣学会”、浙江的“保浙会”、云南的“保滇会”、上海的“蒙学会”、“农学会”等等则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但是这些组织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康梁师徒。康氏如今东山再起,他就想再来个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了。


以他原有的“粤学会”为基础,康、梁师徒乃于一八九八年(戊戌)二月底创立了“保国会”于北京的“粤东馆”。这个“保国会”虽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声势,然也网罗了一些豪杰。没来为变法维新而杀身成仁的“六君子”——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谭嗣同等几乎全部都是“保国会”的发起入或赞助人。


这个会言明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经济实效”为方法。它一开头就以显明的政治面貌出现,并且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第一次出现;而康有为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政党的党魁。


可惜的是这个党魁的格局太褊狭了。他虽没有后来中共所具有的“三宝”(理论、武力和统战),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宝,打打“统战”嘛,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就只是“儿皇帝”之下的一群红卫兵了。红卫兵能夺掉谁的权呢?所以保国会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御史潘庆澜便交章弹劾;老顽固派刚毅、荣禄等更在老太后前制造谎言,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老妇人耳朵软,受不得播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则帝后异途,冲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轻皇帝,认为他既然有了这一群年轻有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国之君”——朋友,一八九八年的大清帝困的确已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他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变法改制了。


711 可敬可悲的光绪皇帝


我们治中国近代史的人,每谈到戊戌变法,总是过分的突出了康有为,光绪皇帝似乎只是个次要角色。这个印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


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和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现在且让我们搜搜根,看看光绪皇帝是怎样搞起维新变法的:


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一八七一~一九〇八)原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奕詝的胞侄、同治皇帝载淳的堂弟、醇亲王奕譞和西太后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当同治皇帝于一八七五年驾崩之时,西太后已当政十余年,权势已立。她不想为自己的儿子载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听政,所以她就选择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载湉来承继咸丰。如此,她就又可以继续去“垂帘听政”了。


载湉四岁即位。自此便受教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干练而无知的满族老妇:个性又泼辣凶狠,残酷无情。她不是个好妈妈。所以光绪帝自孩提时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责,便跪地颤抖,齿牙撞击作声,至年长亲政时,亦不能改。但载湉是个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而爱国的佳子弟。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作“亡国之君”。


一八八七年二月光绪帝十七岁行“亲政”礼,实习做皇帝。一八八九年一月“大婚”。册立一后(叶赫那拉氏)二妃——瑾妃十五岁、珍妃十三岁。二妃为亲姊妹(他他喇氏)。载湉不喜皇后而爱二妃,尤其是聪明美丽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独裁,宗法礼教下的皇家,他哪里能享有爱情自由呢!同年三月,太后依法“归政”,迁往新近完工的“颐和园”去颐养晚年。按法理,载湉这时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专制政体之内,哪有不死就退休的独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后也坦白承认她身在园中、心在宫内。日常政务,不妨由儿皇帝去管;军政大权,她是一寸不放的。这时的王公大臣、军头疆吏,原都是她当政四十年一手栽培的。他们被她管得俯首帖耳,也视为当然。


在这种母后专政的压制之下作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或勤政而不揽权的周恩来。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果,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变,那就误己误国了。


所幸光绪亲政之后,国无大故,而李鸿章等所主持的,侧重路矿、海军的所谓“洋务”、“新政”(也可说是“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吧),表面看来,实颇有可观。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军在吨位和炮力上说,且超过日本。——事实上中国这时也真是个海军大国,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军。她之所以不顾国情民意,挪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去修造颐和园,可能就是出自她私心自觉当家数十年,历尽艰辛;如今国家承平,海军强大;她自己退休了、“归政”了,理应造个好的花园来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712 “东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亦在向西方帝国主急起直追。到一八九四年它居然插足朝鲜,抢夺中国主权,做个后来居上的东方帝国主义。为对付日本,那时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务的恭亲王奕欣,和一手创造“北洋海军”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均知国际战争不可轻意发动。透过总理衙门,他们条陈“东事三策”:上策是“郡县化”,把属国朝鲜变成一省;中策“国际化”,开放朝鲜,制造国际均势,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驱逐日寇。


当时李恭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实际主政经验但是清望颇高的翁同和,乃至那些清议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车”,以及许多李鸿章的政敌御史等人,则力主用兵。其时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来就是个主战派。再加上个有“独对”(可以单独向皇帝说话,在蒋毛二公时代叫做“通天”)特权的状元老师之不断怂恿,也就主张用兵。至于那个有最后否决权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个村妇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数朝臣谏诤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儿子的要求,“下诏宣战”。一战至全军尽墨,举国惶惶之时,他们又把这战败责任,一古脑放在李鸿章头上,把李氏骂成“汉奸”——“汉奸”一辞后来之流通全国,就是从骂李鸿章开始的——使鸿章百口莫辩。


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五十年,尤其是其后期的二十五年(所谓“同治中兴”)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寃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五十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而形成一八九八年的瓜分危机。甲午之败也使那个有见识有权力,集中兴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团,胆战心寒而全部自动或被迫的靠边站,对变法国强丧失了信心。这一集团的隔岸观火,乃导致上述朝政之走向“两极分化”。皇帝与太后既然不能靠边站,乃各趋极端,一分为二。林肯说:“一个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这座“房屋”哪能例外呢?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