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努力，试图从记忆中抹去红豆。那个漂亮的爱脸红的小伙子正在黑框的玻璃后面，用女性气很浓的眉眼以四十五度的视角微笑着审视人间。红豆的母亲把红豆那把二胡搁在遗像的左侧。红豆的母亲每天都要用干净的白布擦拭一尘不染的镜框玻璃。玻璃明亮得如红豆十八岁那年的目光一样清澈剔透。但那把二胡红豆的母亲从来不碰，两根琴弦因日积的粉尘显得臃肿。红豆的母亲说，这孩子的魂全在那两根弦上了，碰不得，一碰就是声音。

小学五年级红豆买回了这把二胡。红豆的父亲相当生气甚至是相当绝望：红豆用十七元人民币买回了这把需要坐着玩的东西。这位光荣的残废军人盼望龙门出虎子，他的儿子能够威风八面。红豆令他绝望。红豆却从一个算命的瞎老头那里得到了二胡演奏的启蒙。蛇皮里沙哑的声音让红豆痴迷，一听到目光就呆了。红豆不认识乐谱，乐谱完全是视觉世界里的阿拉伯数字，不是流动好听的音符。红豆依靠瘦长指尖的耐心抚摸使琴弦动了恻隐之心。胡琴把所有的心思全都倾诉给红豆了。两根琴弦很听红豆的话，就像红豆听所有人的话一样。红豆放学后拿一张竹凳放在巷口，一巷子都塞满横秋老气。不满一年红豆学会了许多电影插曲。红豆的音乐记忆与生俱来，他母亲把它与红豆一同生下来了。红豆听完了乐曲就回家到胡琴上寻找，多难的曲子红豆都能找到，多贵重的曲子胡琴也总是愿意给他。看完了《英雄儿女》，红豆开始迷恋那些英雄赞歌，那些无限抒情的曲子成了红豆每日练习的压台戏。巷子里的人们很快听出来了，任何一首歌曲都能被红豆弄出伤心来，优美得走了调样。即使是革命歌曲也总是要哀婉凄迷的。那一回学校演出，红豆正在彩排《英雄赞歌》，校长走了过来。校长说，停。校长指着红豆说：”你伤心什么？”红豆怯生生地抬起头，两眼汪了两垛泪：”王成叔叔死了。””不是死了，是牺牲！”校长拿了一根鼓槌，”要拉得勇敢、自豪，要拉得有力量！是牺牲，不是死！”在鼓槌的威胁下红豆的演出果然一反常态，变得雄壮豪迈。但回到小巷口不久红豆就又把自己还给自己了。老太太们听着红豆的琴声时常背着红豆的母亲议论：”这孩子，命不那么硬。”话里头有了担忧。

红豆这孩子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只是一把灰。放在一只精制的木盒子里。那把灰被人们称作烈士。

毕业之后我令人陶醉地从高等学府返回故里，走进了机关大院。我对我的父母说，过些年我就会做官的。我一点也不脸红，一点也不。读书而做官本来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我既不是智者也不是仁者，我不做官谁做？我不做官做什么？我们不能让历史从我们这代人身上断了香火。我心安理得地走进了机关大院宣传部，端坐在淡黄色”机宣0748”号办公桌前，等待微笑与恭维话登门拜访。

这一天风和日丽。风和太阳都像婚后第十七天的新娘，美丽而又疲惫。天上地下都是平安无事的样子。我坐在办公室里盼望出点什么事，但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安静得让人沮丧。我泡了茶，开始起草部长让我起草的讲演报告。

事情发生在我写到”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这个我记得相当清楚。一般说，讲演报告中不能缺少”伟大胜利”这样营养丰富的词汇，但在这样的大补过后必须是一个减肥过程。减肥是困难的。这是常识。不能太腻了，却又不能伤了筋骨。我点上了一根烟，”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时常令我大伤脑筋。

这时候走进来了一个人。径直走到我的”机宣0748”号办公桌前。左手的指关节敲击我的办公桌面。我很不情愿地抬起头。是一个男人，满脸胡茬。我打量这个没带微笑与恭维话的陌生男人。只一秒钟，我手上的烟就掉下来了。我挂下了下巴脑袋里头轰地就一下。”你不用怕，”他说，”很对不起，我是红豆。”我笨拙地站起身，我认出了那双韭菜叶子一样宽的双眼皮和那种永远都是二十摄氏度的眼神。这种眼神习惯于后退与寻求谅解。”实在对不起，红豆。”我说，我感觉到我说”红豆”时有一种特别异样的感觉，不像汉语。红豆对我笑笑：”我没有死，我还活着。”红豆这样说。他的样子很怪，笑容短促而又渺茫，好像费了吃奶的劲才从玻璃镜框中挣脱出来。我握过他的手，他的手也像玻璃那样冰冷，是另一个世界的阴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