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敢言而无信？一句。

你不把钱留下，两句。

休想出门。三句。

你得让我从头说起。四句。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五句。

他每重复一句就掰下一个指头，一共掰下了五根香蕉一样的指头。我说只有5句，刚才你只说了5句，你想敲诈我。他想了想说，还有一句。我说是哪一句？他说呵斥声。他把倒下去的手指又弹直了一根，说6句，一共是36元。我说呵斥声也算一句？他哼了一声，掰开我捏紧钞票的手指，抢走了36元钱，然后大叫一声滚，今后别再来烦我。他的大叫声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流，把我从他的房间推出来。

我知道刘小奇喜欢喝酒，而且有了几个臭钱之后，喝的都是上好的酒。为了知道牛青松的下落，我特别留意刘小奇的行踪，发现有好几次他醉倒在马路上。我知道他逢喝必醉，而且醉了之后总喜欢说自己不醉，不允许朋友送他。有时他摇摇晃晃孤孤单单走在深夜的马路上，但无论醉到何种程度，他总朝着他住宿的方向。当他看见他的房间，看见他按摩室的时候，强打起的精神一下就没有了，好像是有人从他身上忽然抽走了一条筋，猛地丧失了走路的力气，瘫痪在马路旁。有时他乘坐的出租车开到他的楼下，他从车门钻出来，笔挺地站在楼前，目送出租车驶出去百来米之后，双腿一软，像泼出去的水散在地面。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每一次总是要看到了房间，他才会倒下。

所以我常常站在夏夜的填河路19号附近等他，仅仅是为了一个关于牛青松的消息。我把他扶上楼梯扶进房间，为他脱鞋、抹脸，闻他臭烘烘的酒气。有一次，我正在为他脱丝袜，他突然从床上侧过身子，嘴里喷出一大堆东西，它们是被他的牙齿磨细、又到胃里走了一圈的甲鱼、虾和青菜、豆腐，它们像雨水一样降临我的肩膀，仿佛复活一般缓慢地爬进我的上衣口袋，生长在我的后背。吐过之后，刘小奇清醒了许多，他叫我到卫生间洗一洗衣服，到他的衣柜里挑衬衣。他的衣柜里全是名牌，他说我喜欢哪一件就挑哪一件。我洗过衣服，换上他的衬衣，擦干净他的地板，准备离开他的时候，他突然叫住我，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不为什么，只因为你是我哥哥的好朋友。他用小手指抠了抠耳朵，说真的？我说真的。他说我有一个特点，吐过之后马上清醒，不会受骗上当，不会告诉你关于牛青松的任何消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聊聊别的。

他从床上爬起来坐到沙发上，自己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也给我泡了一杯。他说现在舒服多了，如果有酒的话还可以喝。我问他想不想喝茅台？他说我隔几天喝一次。我说我们家那一瓶是真的。他说怎么个真法？我告诉他，那是我父亲1970年时通过熟人，从糖业烟酒公司买到的，当时很便宜。父亲买回来之后一直没舍得喝，把它锁在箱子里。高兴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从箱子捧出来，把瓶子上的字通读一遍，还用他尖尖的鼻头在瓶口嗅一嗅。父亲常对我们说，等到有什么好事情了，就打开那瓶茅台来喝。

听我母亲说，父亲第一次想喝那茅台是1971年的春天，那时他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干了十几年的革命工作，兢兢业业教书，夹起尾巴做人，向党组织递交了十几份入党申请书。从他工作的那一年开始，他每年都写申请，决心不停地写，内容不断地变，可是他总有一些缺点让党的领导看不顺眼。终于1971年春天，云开日出，他在党旗下举手宣誓，并流下两行热泪。当天晚上，他炒了两碟好菜，把茅台酒从箱子里拿到餐桌上，说今晚我要喝掉这瓶茅台。但是他吃了两碗饭后，还没有把茅台酒的瓶盖打开。他的手在瓶盖上滑来滑去，母亲问他今天高不高兴？父亲说怎么会不高兴？我盼了十几年，眼睛都快盼瞎了，才盼到今天，我怎么会不高兴？母亲说那就把酒开了喝了。父亲茫然的眼神落到母亲的脸上，说真的喝了？母亲说喝了！你盼了这么多年，终于成为一位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现在我命令你把它喝掉，这样才对得起党。父亲又摸了摸瓶盖，说我还是舍不得喝，说不定今后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母亲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父亲说难说，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前途会越来越光明，怎么会没有高兴的事。父亲只是摸了摸瓶盖，又把酒锁进箱子里。

父亲第二次动了要喝那瓶茅台的念头，是在1974年的秋天。那个秋天的气候和现在的任何一个秋天的气候大同小异，作为人民教师的父亲因咽喉发炎引发支气管炎，甚至还有可能引发肺炎。父亲每天生命不息咳嗽不止。他咳嗽的时候，双肩不断地往上耸，粗短的颈脖被他耸立的双肩埋葬。白天他站在讲台上咳，夜晚他坐在床沿咳，像一只木质愈来愈干燥共鸣声愈来愈好的音箱，把咽喉咳得像太阳一样通红。在校长刘大选，也就是你父亲的命令下，我父亲住进了市医院。医院给他吊了几天青霉素之后，他的身上冒出了一颗一颗的疙瘩，过敏了。

那时候他一边用喉咙咳嗽一边用双手抓他的皮肤，他的皮肤多处被抓伤，他感到呼吸困难。你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呼吸都成为问题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父亲那时万念俱灰，对母亲说我快不行了，我真傻，还傻乎乎地留着一瓶茅台，想等到最高兴的时候把它喝掉，我还能高兴吗？我快死了，还有高兴的日子吗？如果我还活着，那么出院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喝那瓶茅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