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我结束流浪生活回到连队不久，收到家里一封来信。母亲在信中告诉我，父亲已经落实政策，从“五·七”干校分配到川西北一个叫龙门镇的地方工作，母亲和弟妹亦一同迁出城市。他们都很想念我，等等。

这天晚上，我在地图上查找许久，始终没有找到那个偏僻陌生的地名。

又过了一年，我获准回家探亲。经过十几天风尘仆仆的旅行，汽车终于在嘉陵江上游一个荒凉破败的小站外面停下来。

我从车窗里看见了久别的父亲。

父亲微佝着背，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劳动布工作服，四十多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母亲站在父亲身边，显得那么娇小和弱不禁风。他们紧紧挽在一起，任凭公路上滚滚尘土落满全身，望眼欲穿地盼望他们的儿子从远方归来。

我猛然鼻根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记得文革前，母亲常常自豪地对我们说，她和父亲都是在教会的摇篮里长大的。

教会学校是近代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的产物。学校主要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兼及传播社会文化和基督教义。由于教会学校考试严格，收费昂贵，加上男女同校，授受不亲，不大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往往只有一部分家境富裕和勤奋上进的学生能够入学深造并且不致中途辍学。

我的父母亲就是唱着赞美上帝的颂歌从幼稚园一直唱到大学毕业。

据说我父亲的父亲是个精明、专制、野心勃勃和不屈不挠的小个子男人。他一生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莫过于完成了从农村进军城市的伟大转折，并且从一个讨饭的八岁小流浪汉奇迹般成长为一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工业巨头，创立了号称“中国四大财团”之一的“武汉裕大华纺织公司（集团）”。

我父亲在他众多的兄弟姐妹中以想象力丰富和不安分著称，因此没少挨老太爷的拐杖，常常被揪出来示众。但是，要将功折过取得老太爷宽恕并不困难，那就是好好读书，分数挂帅。老太爷从未进过学堂，相当鄙薄妇女，但是却推崇圣贤，迷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孔孟之道。因此聪明过人的父亲便常常篡改出一些奇迹般的高分数捧回家来报功，才避免了被撵出家门做流浪汉的可耻下场。

汉口沦陷，全家人偕工厂搬往重庆。我父亲考取一所名叫“博学（ERUDITE）”的教会学校念初中，地址在江北区的黄角垭。他从窍角沱的裕华纱厂去上学，每天都要翻两座山坡，走很远的山路。

黄角垭位于长江北岸的山坡下，与繁华的市中心隔江相望，那幢著名的黄山别墅就坐落在黄角垭镇外的山坡上。学校后门有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路上山，但是山上有别短枪的警卫站岗，因此学生们只能登上半山腰远远地张望一阵，望见树林间隐隐绰绰的灰屋顶。

盛夏暑热，有时大人物不喜坐车，就乘滑竿从小路下山，一前一后，跟了七八个随从。总是女的在前，悠悠扬扬；男的殿后，穿青布长衫，兴致勃勃的样子。抗战时候，国家领袖在民众心目中还是很神圣的，虽然这种威望主要来自老百姓对国家权力的敬畏和崇拜。委员长似乎并不十分惧怕老百姓谋刺，所经之处也不戒严，行人远远瞻仰，也不会受到鞭笞或者驱赶。因此有一天，一个读初中的少年人突然壮起胆子拉住滑竿，要同大人物讲一句话，大人物竟然同意了。

“你说吧，我听着。”大人物的声音听上去一点也不亲切。

少年人开始胆怯了。他涨红脸，结结巴巴问：“我想知道，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原来的家去？”

“你原来的家在哪里？”

“在汉口。”

“重庆不好吗？”

大人物皱起眉头。少年人觉得大人物的表情同生气一样难看。

前面的夫人也停下来。她向少年人招手，让少年人走到她跟前。

“你的话我听见了。”夫人温柔地说，“你是这间学校的学生吗？”

“我们都是。”少年人指着那些站得远远的同学回答。

“让我来告诉你，你们都会回到原来的家去的，我保证。”

少年人呆呆地望着夫人，他觉得夫人的面孔生动极了，皮肤透明，泛着柔和的光泽，就跟画像上的圣母玛利亚一样。他呆呆地站了几秒钟，突然心脏大跳，连告别的话也忘记说，就慌慌张张地逃走了。此后一连几天，他在课堂上神不守舍，什么也没有听进去，老师怀疑这个学生是不是在偷偷早恋。

这个喜欢幻想和不安分的少年人后来就成为我的父亲。几十年后，父亲应我的要求把他的记忆日积月累整理成册，并且编上号码，指定由我来继承。

于是我父亲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正在写作的这部长篇纪实文学的主人公之一。

2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消息传到重庆，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博学中学的美国教师却个个垂头丧气，如丧考妣。我父亲班上有个数学教员叫白德理（JohnBadery），二十几岁年纪，瘦高个，脾气极古怪，常常无缘无故冲着中国学生大叫大嚷，因此同学们背地里给老师取个绰号叫“白鬼子”。听说白鬼子是在国内失了业才到中国来教书的，因此中国学生又不大瞧得起他，觉得他是个乞丐。

在美国人到处吃败仗的日子里，白鬼子却好像变了一个人，兴高采烈，摩拳擦掌，仿佛他早就盼望打仗一样。不多久，他果然被批准到澳大利亚去参军。

我父亲是班上的数学尖子，也是白德理的课代表。他虽然不大喜欢白德理，但是老师要去打仗，学生毕竟感到惋惜。因此在白鬼子离校时，替他送行的人群中只有一个中国学生，那就是他的课代表也就是我的父亲。

白鬼子丝毫不为自己的孤立而懊丧，亦不为中国学生的忘恩负义而气馁。他起劲地拍着那个来替他送行的中国学生的头，眼睛里放着光，好像中了彩票一样喜气洋洋。

“我要去打仗了，邓。”他威胁地晃动拳头，“你等着瞧，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人！我要叫小鬼子尝尝厉害。”

白德理把所有的行李书籍都留给学校。自己孑然一身搭飞机离开重庆，他走的那天天气晦暗，我父亲目送老师消失在濛濛雨雾中，心里怅然若有所失。过了半年，学校传来消息，说他在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阵亡。

白教员是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也是我父亲眼睛里一个平凡而渺小的榜样。他为人既不友善，又不谦虚谨慎，自高自大，我行我素，不大够得上为人师表。但是他在关键时刻毫不退缩，有勇气，有激情，具有发自内心的爱国冲动和民族自豪感，因此这种榜样的力量便潜移默化地打动和影响了我的阔少爷的父亲，充实和拓展了他的胸怀，后来又把他的空洞的英雄主义激情变成一种脚踏实地的勇气和行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飞机对中国内地的狂轰滥炸已经达到登峰造极和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大后方，几乎每天都有城市被轰炸，报纸上天天都有平民伤亡和财产毁于战火的消息。陪都重庆更是日机轰炸的重点目标，有时一天空袭警报竟然多达十几次。好在中国民众处变不惊，不多久就习惯这种兵荒马乱和天天跑警报的日子。人们把防空洞掘得又深又长，值钱的东西随身携带，只要炸弹没落在自家头上，日子就好象长长的流水一样照样不紧不慢地过下去。

公元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星期日。这天天气晴好，万里无云，清晨七时，人们尚未起床，预告空袭的黑色气球就高高地升起在朝天门川盐银行和美丰银行楼顶上。七时半，警报拉响，凄厉的汽笛好像鞭子一样凶狠地抽打空气，把死亡和恐怖的气息播向四面八方。

陪都立刻陷入有秩序的惊慌和骚动之中。

人们扶老携幼，扛着大包小包，按照不同的居住区域街道，纷纷转移到指定的防空洞去躲避。重庆的防空洞沿山修筑，最大的可以容纳数万人。逃难的人群好像《创世纪》中被洪水追赶的小动物，防空洞就是小动物避难的“诺亚方舟”。

七时四十分，第一批日机六架飞临市区。日机排出整齐的队形，象接受检阅一样在空中盘旋，然后不慌不忙地向下俯冲，依次扫射投弹。由于重庆只受很少几挺高射机枪保护，因此日机大都能够从容不迫地寻找地面目标，从而把炸弹准确无误地投在中国陪都的任何一幢建筑物上。

八点二十九分，第一批日机投弹完毕，第二批日机五架又出现在城市上空。依然盘旋，依然俯冲、扫射、投弹，如是者从早到晚，没有间断。日本飞机重点轰炸了从朝天门码头到较场口直至上清寺一带最繁华的商业区和平民住宅区，炸毁商店楼房数十幢，烧毁民房数百间。

这一天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八度，中午，重庆最大的较场口石灰市防空隧道内开始有人窒息。洞内秩序混乱。当时重庆的防空洞大多是沿山掘成的土洞或天然石洞，既无通风设备又无电灯照明，以前因窒息死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均未引起当局重视。由于这天空袭时间格外长，洞内很快出现缺氧，人们明显感到不适，于是洞内的人争相往洞口拥挤，洞口的人不愿被挤出洞去，就频频向执勤的宪兵呼救。宪兵赶来弹压，朝天开了几枪，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防空洞的大铁门咣地关闭。里面的人继续窒息，活着的人拼命拥挤，于是洞内仿佛起了潮水涌来涌去，人们你争我夺，互相践踏，倒毙者无数。

黄昏时分，川盐和美丰银行楼顶挂出三角旗，警报解除，人们才发现这座防空洞隧道里尸体枕籍活人寥寥。死者多为妇孺儿童，也有学校师生和政府官员，他们或死于缺氧窒息，或被自己同胞践踏身亡，其状甚惨。

死人的消息传出后，刚刚跑出警报的活人就蜂拥而至，他们争相冲进防空洞内不是抢救伤员而是打劫死者，将死人的衣物钱财、戒指耳环洗劫一空，有的人甚至干起奸尸的禽兽勾当。先来的人发了横财，后赶到的自然不大服气，于是弱肉强食，活人与活人又发生战斗。直到宪兵闻讯赶来镇压，又开枪打死许多歹徒。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重庆“较场口大惨案”。

较场口惨案死难者多达三万人。它既是日本人欠下的血债，又是中国人自己酿成的苦酒。是血债必须讨还，是苦酒便只好自己吞下去。

我以为这就是悲剧的时代意义所在。

惨案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重庆市长被撤职。此后由于许多人对防空洞畏之若虎，宁愿呆在家里挨炸也不肯去防空洞送死，因此蒋委员长亲自下令改善防空洞的通风设备，安装电灯，并派宪兵进洞内执勤。重庆政府为此发布告示：宣布对一切趁火打劫的坏人将予以严惩，杀无赦。

“较场口惨案”在重庆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我父亲有位要好的同学极其全家在惨案中不幸丧生，令他悲痛万分。一连几天，他都赶往朝天门码头去帮助掩埋尸体。有主的尸体被领走了，更多的无主的尸体被草草掩埋在河滩上。不久汛期一到，死人就密密麻麻漂浮起来，在江心排成长长的队列向下游漂去，场面惊心动魄。同胞的惨死给我父亲尚未成熟的心灵烙下一个残酷的印象，他暗暗立下一个志向，要向日本飞机复仇。后来果然有过一次在中学生里选拔飞行员的机会，可惜他因为体检不合格而痛失良机，并未此沮丧了许多日子。

由于连年不断的内战外患给中国民众首先是农民带来空前的灾难，越来越多的负担：徭役、赋税、摊牌和层层盘剥好像大山一样压在农民头上，政府逼迫农民交出最后一粒粮食为军队和前线服务，这样就迫使中国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农村经济时常频临崩溃的边缘。史载：一九四二年，河南省发生百年不遇的大饥馑，饥馑持续两年，饿死五百万人。同时甘肃发生回民大暴动，饥饿的回民在三个月内冲进二十座县城，抢光了城里所有的粮食、布匹和生活日用品。在凄风苦雨的陪都重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灾民涌入，粮食恐慌，人口过剩，沿街到处都能看到灾民卖儿卖女的悲惨景象。

战争年代，政府强加个农民另一个沉重负担是征兵。对传统的中国农民来说要他们背井离乡去打仗无异等于索命，因此许多人宁愿活活饿死在深山老林也不愿上前线。到后来，军队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抓丁入营。在农村，军人好像围猎一样挨家搜捕，见到青壮男丁，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捆了押送军营。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抓壮丁”的由来。

这种为所欲为的情况在城市受到限制。政府立法规定：凡在校学生免服兵役。凡政府公务员、国家干部、教师、工厂职员工人、城市商贩市民者自愿入伍，不许强迫征兵。政府对城市的保护和倾斜政策在广大农村人民的心中激起长久的怨恨和不满。

由于读书人享有无可争辩的征兵豁免权，因此大后方城乡曾经持续出现“送子读书”和教育兴旺的可喜景象。在乡下，有钱人为了逃避抓丁，纷纷把儿孙送到城里学堂念书。这种情形很像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高考热”和“留学热”，念书成为一种时尚，人人以念书为荣，为自豪，未嫁女和择偶的的重要条件，因此在城市，所有学堂人满为患，校园里到处都能见到许多做了父亲的小学生。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叫《抓壮丁》的电影，当时不大看得懂，觉得滑稽，就问父亲，那个大人为什么偏要和小孩子一起当童子军？父亲说因为他小时候不好好念书。后来父亲告诉我，他也有过一个这样的同学，名字就叫“龚壮丁”。

据说龚壮丁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身体粗壮，面皮黝黑。他家住在北碚乡下，有很多田地，又是三代单传的独苗。他父亲唯恐断了香火，就急急忙忙把儿子送到城里念书。龚壮丁其实一点也不笨，他念过初中，因此居然考进“博学”读高中，成了我父亲的同桌。

当时社会上非常鄙视壮丁生，给他们取个绰号叫“灰大哥”。因为当兵的制服是灰色的，意在嘲笑他们逃避打仗。然而龚壮丁却很快和我父亲结成好友。一次打架时，他坚定地站在我父亲一边，同仇敌忾，从此获得我父亲的友谊。龚壮丁不喜欢自然科学，却对外国文学感兴趣，如饥似渴，常常手不释卷。他对我父亲格外巴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我父亲的父亲的那些大工厂和机器极为敬畏。后来他说，他将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个像我爷爷那样体面的城里人。

我父亲偶然见过一次他的屋里人：一个又黑又瘦的乡下女人，领着一溜斜坡的四个女孩。

3

一九四二年六月，美军在中途岛成功地阻止了日军的海上攻势，战争形势发生逆转。同年底，随着美军赢得南太平洋上另一个海岛——瓜达尔卡纳尔群岛上艰苦卓绝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陆地的主动权开始丧失。

一九四三年春，美军在天空、海洋和陆地上发起一连串攻势，日军节节失利。美国第五航空队再一次突然袭击中，把日本集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空军主力全部摧毁在地面，致使日军在随后进行的所罗门群岛争夺战中只剩下十架战斗机。所罗门群岛大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再次受到重创。美军开始实施越岛作战计划。

四月十六日，清晨六时，日本海军总司令山本五十六身着一尘不染的大将制服，登上一架“三菱I型”轰炸机，由六架轰炸机护航前往所罗门群岛进行视察。山本的行动被严格保密，只提前通知了前方驻地的日军司令官。

七时三十分，日本机群经过一座名叫布因莱的热带海岛上空时，突然有十七架美国海军战斗机从云端里钻出来，直扑山本总司令的座机。

原来美国人已经破译了密码，并且在此恭候了多时了。

尽管红着眼睛的日本战斗机飞行员个个奋不顾身，英勇地扑向美国飞机，试图保卫自己的总司令，然而总司令毕竟寿数已尽。没有人能够挽救他的性命。三分钟后，两架日本“零式”战斗机被击落，又过了两分钟，几架美国战斗机同时追上山本的座机，于是这架笨重的日本轰炸机被打得冒起大火，拖着长长的浓烟栽进森林里坠毁了。

两天后，一小队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在丛林中找到坠毁的三菱轰炸机。山本大将依然被皮带牢牢缚在座椅上，身上爬满蛆虫和蚂蚁。总司令手中紧紧抓住两件遗物：一件是日本天皇御赐的佩剑，另一件是明治天皇的诗集。

士兵在总司令太阳穴上发现两个手枪的弹孔。

山本的死讯被东京隐瞒了一个多月。五月底，山本的骨灰从海上运回东京，天皇亲自到军舰迎接。日本举国悲痛，全国下半旗志哀。

海上的失败促使日本人重新认识大陆战场的重要性。日本东京大本营经过再三权衡后，决定采取收缩兵力，固守本土，依托支那（中国）的方针，在海上对美军取守势，在大陆则对中国取攻势。

同年秋，侵华日军开始发动著名的常德战役，试图一举占领华中华南，打通京广线。年底，又增兵三十余万，北逼陕西潼关，兵临黄河陵渡，南下广西金城江，东进宜昌沙市，对重庆政府形成三面夹击的战略态势。

中国形势骤然严峻起来。

根据情报，东京大本营已经将未来战役命名为“一号作战”，旨在摧毁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和迫降国民党政府。重庆一片惊慌。国民党人何去何从将对亚洲局势和整个太平洋战争产生重要的影响。

为了坚定中国人的抗战决心，并协调亚洲盟军的战略行动，同盟国四巨头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地点在开罗。

马达怒吼，机群咆哮。两架银白色的客机在一大群美国战斗机护送下离开重庆，乘着夜色飞向遥远的西方。

长夜漫漫，委员长被飞机马达声搅扰着面对舷窗外漆黑一团的夜空，耿耿难眠。如果说这次盟国首脑会晤对委员长个人来说意味着一次登上世界舞台的大好机会的话，那么对于近百年内忧外患的中国命运来说，同样意味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机。

它表明中国正在重新取得参与世界事物的大国地位。

此刻，飞机载着历史向太空升腾，委员长好像一个初登舞台的新手，为这个重大时刻的到来感到一种陌生的兴奋和惶恐。

宋美龄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走过来。

“大令，趁热喝吧，你该休息一会儿。”

“不，我不困。你也坐下来吧。”先生温存地望着他的年轻夫人，和颜悦色地说。

“大令，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那个罗斯福什么模样？他好对付吗？”先生好奇地问。

“噢，让我想想……坐在轮椅上，蓝眼珠，很有精神，说话滔滔不绝。自信。有教养。像个英国绅士。可是你要以为他好对付就大错特错了。”夫人坐在先生身边，边服侍他喝牛奶边警告说。

“他们喜欢这样全世界飞来飞去吗？”

“我想是的。你不认为这样可以使他们感到自己在主宰世界吗？”夫人反问。

先生似有触动。

“我来告诉你，大令，这是我头次坐这么远的飞机。”先生认真地说。委员长最远到过日本和印度，可是宋美龄年轻时就已经游遍欧美。

夫人当然明白先生的意思。先生在他高贵的夫人面前始终有种无法言喻的自卑感。他出身平民，从小对上层社会怀着深刻的敬畏和仇恨，这便是促使少年蒋介石走上个人奋斗道路和追逐权利的主要动机。现在他虽然如愿以偿，君临万方，但是先天带来的差距并未消除，这就是为什么先生时常在他的贵族夫人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来的隐秘原因。地位可以获得，出身却无法改变。只有在权杖面前，先生才能重新获得自信，恢复心理平衡。

“大令，将来不打仗了，我们有的是机会到全世界访问。”夫人宽容地说。

“我很想到美国看看，”先生发出一声感叹：“我想象不出来，美国为什么会那么强大？”

夫人忽然感动了，她觉得丈夫始终没能走出落后封闭的中国是一种不公平。

“大令，将来我一定陪你到美国、英国、法国，还有欧洲好多地方去走走。那时候你是中国的大总统，我是总统夫人。我们不必租用别人的飞机，我们有自己的专机，最先进的，飞过太平洋不用加油。“夫人陶醉在自己的蓝图中。

“好，好，大令。“先生立刻信心百倍地许诺：”等打完日本人，我要送你一架最好的飞机，就叫‘美龄’号。我陪你到美国去访问。”

先生的诺言后来只兑现了一半。他果真送了一架美国飞机给夫人，取名“美龄号”。但是他没有想到，开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飞出亚洲，此后他再也没有走出过国门。

飞机遇上高空气流，出现颠簸。

“大令，你看这次会晤咱们能得到什么实际好处吗？”飞机恢复平稳后，夫人望着先生问。

“当然会有好处，大令。”先生一回到现实中，立刻又变成那个严厉而信心十足的委员长。

“首先我得对那些洋人讲，我的国家很危险，如果重庆被日本人占领的话，将来他们得付出多十倍的代价才能在亚洲大陆站稳脚。

“其次，他们必须加倍援助我，我需要飞机，需要贷款和武器。如果他们一味逼我和日本人打仗，我就单方面和日本人讲和。我想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对，这是同他们讨价还价的好机会。”夫人赞同道。

“洋人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不也是被日本人打的狼狈不堪吗？”委员长鄙视地朝看不见的洋人挥挥手，仿佛真有一个洋人在毕恭毕敬地听候训斥。

“我们在进行一场赌博，赢家总归要从输家那里得到好处，可是究竟得多少就看各人的本事了。中国已经下了十年的赌注，难道那些洋人不该多给些补偿吗？”

“可是，大令，”夫人担心地说，“战争还没有结束呀？”

委员长狡黠地笑笑，眼睛里放出光来。

“大局已定嘛，对不对，今年九月意大利投降，欧战盟军节节胜利，等德国人一投降，日本还能支撑几年呢？嗯，我看最多两三年。我的条件现在不提，将来打完仗，那些洋鬼子可就不买你的账。搞政治就得把握时机，中国有句成语叫什么？……‘待价而沽’，就是这个意思。”

“大令，上帝会保佑你的。”夫人款款地站起来，热烈地吻了先生的额头。“睡一会儿吧，路途还长着哩。”

开罗会议进行了四天。

委员长基本上如愿以偿。虽然他的中国式的政治头脑给罗斯福总统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但是他还是得到了十亿美元贷款和增加“驼峰”航线运输量的保证。在著名的《美中英三国开罗宣言》中，美国宣部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治外法权，战后由三国联合管制日本，归还日本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并剥夺日本的工业企业以赔偿中国的战争损失。

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国。

委员长为此作出的承诺是保证坚持抗战和收复缅甸。

开罗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统一意志协调行动的许多次首脑会议中唯一有中国人出席的一次。这次会议获得成功，但并不圆满，唯一的不圆满来自四强之一的苏联人。许多史料记载：那位身着元帅服的俄罗斯统治者怀着对亚洲独裁者的深刻鄙视，坚持不肯同委员长一起开会。

美英首脑只得委曲求全，将原定的四巨头会晤分成两处：先在埃及的开罗讨论对日作战（美英中会晤），然后在伊朗的德黑兰讨论对德作战（美英苏会晤）。

历史上就有了著名的开罗和德黑兰两次会议。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开罗会议一结束，中国委员长就取道中东返国，罗斯福和丘吉尔则冒着风沙和敌机截击的危险飞往一千英里外的伊朗首都，去会晤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巨头斯大林同志。

4

《开罗宣言》于十二月一日在美英中三国首都同时发表，立即在世界各国尤其在亚洲引起强烈反响。宣言不仅宣告了同盟国的胜利不可阻挡，而且它使中国人首次得以跻身于近代世界大国的行列，同英美列强平起平坐，全世界都听到中国发出的陌生而胆怯的声音。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它表明中国人一百年来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正在缓慢变成现实。尽管这个目标仍然十分遥远，但它还是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使他们确切地看到自己正在强大起来并将重新主宰自己的命运。

是月，委员长发表《告国人书》称：“……抗战胜利在望，中国国誉日隆，打败日寇我须担负主要重任。战后中国将管制日本，美英苏中四强鼎力时代已经到来”，云云。（《中国国民党大事记》）

《开罗宣言》和《告国人书》对于饱经忧患的大后方民众尤其是流亡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啻于一针强心剂。

四川三台。

从沈阳流亡该县的国立东北大学校园，开罗会议的消息一经传来，立即激起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响。师生激动万分，奔走相告，集会庆祝，然后上街游行。人们从《开罗宣言》里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东北大学流亡历史始自“九·一八事变”，凡十余载，受害最烈，对日本人仇恨亦最深。委员长《告国人书》发表，历史系三位男生辗转反侧，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报效国家。

历史系男生的行动好像一枚炸弹炸开了封闭的校园，人们压抑已久的爱国激情好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校园内天天集会，辩论，演讲，讨论，表态，经过十多天的酝酿议论，全校师生一致通过了《东大师生从军宣言》，决定集体从军，以实际行动响应领袖号召，打败日寇，光复中华。

这在后方抗战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东大师生的代表专程到重庆向国民政府递交决心书，蒋委员长亲自接见师生代表，勉励有加。他当场宣布：所有从军都将被送往印度，接受美国现代化装备，同日本人作战。

这则新闻见诸报端后无疑等于在后方学生中爆炸了一颗重磅炸弹。短短几天内，学生从军的热潮便如钱塘大潮便在大后方涌现出来。所有后方城市的学校都沸腾起来，人们被英雄主义的激情和气氛所包围，所感动，所鼓舞，胜利前景和到印度去的浪漫想象又为实现这种爱国主义增添了催化剂，因此青年知识分子们再也不满足于清谈爱国，他们把理想变成现实，把激情化为行动，从而掀起了那个时代最壮丽也最昙花一现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的高xdx潮。

我的十七岁的父亲便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氛围裹挟下，怀着对印度和现代化武器的美妙憧憬作出去当兵的惊人决定的。

抗战期间，我祖父经营的裕华纱厂因为日本侵略几经搬迁，又遭飞机轰炸，元气大伤，因此老太爷同日本人简直简直不共戴天，其仇恨之深，甚于一般中国人。资本家对儿子寄予厚望，指望他们学而优则仕，将来子承父业振兴裕华。

无奈总有儿子不肯成器，将老太爷的良苦用心置于脑后。十二月末的一天，我父亲瞒着家里，同一群热血沸腾的同学一道赶到征兵站，兴高采烈地报了名。

父亲从军的消息在家里引起轩然大波。大发雷霆的老太爷险些被送进医院。老太爷喘过气来就拒绝再见我父亲，他拄着拐杖进了厂，然后整整一星期不肯回家。其实我祖父反对儿子当兵并不等于不爱国。老太爷有过许多支持抗战的义举，比如出资捐款，认购国债，购买飞机枪炮，等等。问题出在“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的政策宣传，资本家不能又出钱又出人，何况枪炮打坏了可以再换，儿子打死了就没人继承家业。

我不愿意在这里喋喋不休地挑剔我的祖辈。我认为我的祖父是一位高尚的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资本家，他一生抵制日货，从不沽名钓誉，视官位如粪土。在他家里，任何人不许奢侈浪费，不许当官，不许加入党派，不许使用东洋制品。他一生不同日本人做生意，把对日本人的深仇大恨一直保持到战后许多年，直至临终。

我的祖母是一个美丽善良性格懦弱的南方女人，出身贫寒，早先是厂里的一名女工，因为心灵手巧容貌出众，人称“赛裕华”。我祖父是在五十岁的时候看上她并娶她做了第三房太太的。当时不满二十岁的我祖母便接二连三地为丈夫生下了三个强壮的儿子。听到我父亲去当兵的消息，祖母一夜间就肿了双眼。第二天，老人家走下楼来，吩咐替儿子送行。于是我那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父亲便扑通一声跪在祖母膝下，哭得慷慨激昂。

公元一九四四年元旦过后第二天，我父亲和同班十六名热血青年一道，乘一条颠颠簸簸的小舢板渡过激流汹涌的扬子江，踏上江北嘴学生接兵站的石阶，走进灰雾蒙蒙的军营大门，从此开始了足以影响他今后一生包括他的子女的硝烟弥漫的战争生活。

就在我父亲毅然决然地跨出博爱中学大门悲壮地走向印度战场的时候，他未来的妻子即我的母亲却在千里之外的另一座城市里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进行心血来潮的斗争。学生大从军的浪潮不仅冲击男生同样也激动女生的心房，男生要抗日，女生同样要抗日，而且要上印度抗日。花木兰的古老故事一直是战争年代少女心目中一种神秘的浪漫楷模。于是我的母亲与她著名的姑姑石静宜一道偷偷溜出家门，好像两只美丽的小鸟要到战争的大风大浪中去沐浴翅膀。

但是战争之神是男人。战争让女人走开。仅仅一天，小鸟就疲倦了，羽毛被偏见和歧视的暴风雨淋得透湿。抗争是徒劳的，人们把她们的抗议看作另外一种动人的歌唱，于是她们不得不逃回家庭和学校的牢笼，继续重复过去的枯燥生活和浪漫梦想。命运使她们没做成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却使我的有魅力的姑婆在两年后嫁给了那位姓蒋的白马王子。而整整过了七年，我的母亲才在上帝安排的地方与我父亲相遇并完成了他们爱情的最高升华，共同哺育了一窝属于他们未来的四只呆头呆脑的小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