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如此深情地描摹我出生的香椿树街，歌颂一条苍白的缺乏人情味的石硌路面，歌颂两排无始无终的破旧丑陋的旧式民房，歌颂街上苍蝇飞来飞去带有霉菌味的空气，歌颂出没在黑洞洞的窗口里的那些体形矮小面容委琐的街坊邻居，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一颗被飞雁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

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魁力的存在。有一位剃光头的电影导演说。那是前年春天的事。他从香椿树街上走过，方向是由西向东。这样他在行走了五分钟左右的时候就看见了和尚桥，正是雀背驮着夕阳的黄昏，和尚桥古老而优美地卧于河上，状如玉虾，每块青石都放射出一种神奇的暖色。而桥壁缝里长出的小扫帚树，绿色的，在风中轻轻摇曳。出于职业的敏感，电影导演轻叹一声，缓步沿阶上桥，他数了数，上桥经过了13级台阶。13，他想为什么是13而不是其它数字。这不吉利。他站在桥头，眺望河上景色，被晚霞浸泡过的河水泛着锈红色，水面浮着垃圾和油渍，向下游流去。河的尽头依稀可见一往高耸入云的红色烟囱。远景可以省略。电影导演关心的主要是桥以及桥的左右前后的景色，从理论上说，和尚桥是那种以南方水乡为背景的电影的最佳外景点，有桥，有水，有临河而立的白墙青瓦的房子。最令人炫目的是桥边有一座两层老楼的茶馆。

那就是梅家茶馆。到了1979年，茶馆的外形早已失去了昔日雍容华贵的风采，门窗上的朱漆剥落殆尽，廊檐上的龙头凤首也模糊不辨，三面落地门上的彩色玻璃已与劣质毛玻璃鱼目混珠。仰望楼上，那排锯齿形的捕木护壁呈现出肮脏晦涩的风格。无疑这一切都是多年风雨侵蚀的缘故。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茶馆门上的横匾，黑底烫金边，但上面没有字。一块无字匾，很少有人注意这个细节。无字匾一般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

其一：一时没有合适的称号。

其二：一时来不及烫上合适的称号。

去证实这两种原因对于香椿树街是毫无意义的。那些过着闲适晚年的老人每天去茶馆赶两个奈会，那些从来不进茶馆的居民每天匆匆经过茶馆，人们一如既往地把茶馆叫做梅家茶馆。

从前当我还是个爱好幻想的少年时，多少次我站在桥头，朝茶馆那排帖满旧报纸的西窗窥望。茶馆很容易让一个少年联想到凶杀、秘密电台、偷匿黄金等诸如此类的罪恶。我的印象中茶馆楼上是一个神秘阴暗的所在。我记得一个暮春的傍晚，当我倚在桥上胡恩乱想的时候，那排楼窗突然颤动了一下，许多灰尘从窗根上纷纷舞动起来。吱呀一声，面对我的一扇窗子沉重地推开了，一个男人出现在幽暗的窗边，我记得他的苍白浮肿的脸，记得他戴着一只毛茸茸的耳朵套子，滑稽而不合时令。桥与茶馆紧挨着，所以我的僵傻的身体也与他的一只手离得很近，我看见了他的手，一只干瘦的长满疤瘢的手，像石笋一样毫无血色，抠着窗框，每根手指都在艰难地颤动。他的眼睛漠然地扫过我的脸，扫过桥头，然后张大嘴说了一句话。小孩快跑。

许多人告诉我金文恺是哑巴，我不相信。我确实无法相信。要知道我是亲耳听见他说话的，嗓音温和略带沙哑，他对我说，小孩，快跑。

小孩，快跑。

我将永远铭记金文悄临终前给我的箴言。以后我每次经过和尚桥的时候，确实都是快步如飞。我不知道自己是惧怕什么，是怕全文恺说的话还是怕他再次出现在楼窗边。事实上就在我看见金文恺后的一个月，金文恺就过世了，据说是死于癌症。

几百年来一直住在茶馆楼上的梅氏家族，到了金文恺是最后一代。金文恺没有子嗣，金文恺的姚碧珍。

姚碧珍就是现在梅家茶馆的老板娘。香椿树街对姚碧珍的了解远胜于幽居楼上的金文恺，到了后来人们说到梅家茶馆时往往淡忘了一代一代的梅氏家族，而代之以姚碧珍如何如何的种种话题。

姚碧珍年轻时候肯定美貌风骚，肯定使金文恺拜倒在她裙下魂不守舍好多年。好多年过去了姚碧珍仍然有半老风韵，唇红齿白，腰肢纤细，尤其是她的肤色雪白如凝脂赛过街上的任何少女。那是由于终日与水接触的缘故，人们都相信这一点。姚碧珍自己并不这样看，当茶客们当着老板娘尽情赞美她与水的妙处时，姚碧珍说，人跟水有什么关系？水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水沾了人气，哪有人沾水气的道理？茶客们说，怪不得你烧的水好喝，味道不一样。姚碧珍双手叉腰朗声大笑，你们听说过狐狸精烧水的故事吗？茶客茶客，不喝清水要喝骚水，就这么回事。

姚碧珍仪态之骚情、谈吐之放肆是香椿树街闻名的。她本人就像茶馆窗外的和尚桥一样、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风景供人观赏。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在我粗线条的世界观里，一直把姚碧珍这个人物作为南方生活的某种象征。我讨厌南方。我讨厌姚碧珍。

当我回忆南方生活时总是想起一场霏霏晨雨。霏霏晨雨从梅家茶馆的屋檐上淌过，变成无数整齐的水线挂下来，挂在茶馆朝街的窗前。窗内烟气缭绕，茶客们的险像草地蘑菇一样模糊不定，闪闪烁烁。只有姚碧珍的形象是那样醒目，她穿着水红色的衬衫，提着水壶在雨线后穿梭来往。我看见她突然站在某个茶客面前，伸出手做了一个极其猥亵下流的动作。

香椿树街的妇女对姚碧珍的历史了如指掌，姚碧珍的轶事经常是脍炙人口的，譬如姚碧珍夜里在楼上洗澡，有个男人给她搓背，他们的影子在灯光下清晰地映在窗上。妇女们着重强调的是，那个男人不是金文恺，而是一个真正的野男人。那么，他是谁？你说他是谁呢？

有人说是李昌。

说到李昌，他是又一个令我厌恶的人物。他其实是个小伙子，至少比姚碧珍年轻20岁，头发梳得又光滑又考究，经常穿一双白色的皮鞋。印象最深的是李昌的桃花眼，长着这种眼睛的男人，对于女人来说都是一摊又粘又稠的烂浆糊。我认为李昌就是一摊烂浆糊，糊在姚碧珍丰满的臀部上，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我很恶心，扳指一算，那段时间正是金文恺绝病在身之际。金文恺辗转于黑暗的内室，闻见死亡的气息从他心爱的耳朵套子上一点点地滴落。住在茶馆附近的人家经常在半夜里听见一种痴人的嚎叫，悲怆而凄清。他们认为是野猫在房顶上争食，他们一直认为金文恺是个哑巴，或者干脆是个白痴。这些愚钝的居民人兽不分，忽略了全文恺弥留之际的背景材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椿树街似乎很早就无视活幽灵金文恺的存在了。他们窥视活蹦乱跳的人的时候，常常省略了其它更有意义的内容。

我不得不再次提到李昌这个可恶的名字。李昌属于无业游民一类人。最早时糊口靠的是贩卖蔬菜。在香椿树街西侧的早市上，李昌混迹于许多女人中间叫卖芹菜，莴苣或者韭菜。如鱼得水，悠闲自在从来没有过丝毫羞怯，他在卖菜时也穿着那双矫揉造作的白皮鞋，试图引起别人的艳羡。

李昌是个小伙子，他一般不会有泡茶棺的雅癖。那么他是怎么撞进梅家茶馆的呢？茶客们后来说，是骚货姚碧珍勾引了他。姚碧珍没有工夫去早市上买莱，就让李昌送菜给她，

一开始两个人还为菜钱菜的质量讨价还价，后来不管李昌送什么菜，姚碧珍就掏钱，再后来，李昌把菜往灶上一扔，姚碧珍也不掏钱了。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茶客中有细心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人跟姚碧珍插科打诨说，你跟李昌到底谁掏钱？姚碧珍就顺手把一杯剩茶往人家脸上泼，她郑重地声明，李昌是她的干儿子，干儿子给干娘送点菜，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李昌后来就是以干儿子的身份住进梅家茶馆的。李昌就是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家伙，说句粗鲁的活，李昌就是姚碧珍的月经带，恬不知耻地挂在那儿。他后来一脚踩烂了两只菜筐子，把扁担扔到河里，说是洗手不干了。别人说李昌你以后靠什么糊口呢？李昌竖起一节细腻的大拇指，朝梅家茶馆挥了挥，他说，老板娘有的是钱，我怕什么？

茶馆有钱是确凿无疑的。梅氏家族经营了几百年的茶馆生意，虽然几经灭顶之灾，钱还是有一批的，金文恺健在的时候别的本事不大，敛财有方却是很出名的。即使到了1979年，金家还有好多金器，据说装在一只老式手电筒里。手电筒在金文恺手里，还是在姚碧珍手里，别人无从知晓。直到金文恺病死后，有一条消息使众人震惊不已：金文恺到死也没有交出手电筒，姚碧珍摇他、亲他、骂他、拧他都没有用，金文恺怀着一种深刻的冷漠溘然故去。姚碧珍没有得到那只手电筒。

这消息是李昌走漏的，金文恺的寿衣是李昌穿的，李昌用一盆开水浇到死者身上时听见死者的皮肤噼啪噼啪地响，而且喷出一股呛人的腥臭。他估计金文恺有十年没洗过澡了，腋窝、生殖器上都长满了疥疮。李昌说。老家伙好可怜，到头来还不如一头猪的下场，从李昌的话里不难推断金文恺与姚碧珍的关系。他们这对夫妻做到后来完全是名存实亡了。其原因一半是金文恺的孤僻自闭造成，另一半肯定是姚碧珍放浪淫逸的结果。还有一种原因难以启齿，茶客们都清楚。不说而已，倒是姚碧珍自己毫无羞耻之心，大肆暴露男人的生理缺陷，说金文恺比棉花团还软，该用的地方没有用，不该用的地方乱用。

描写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障碍重重。我对于香椿树街粗俗无聊的流言蜚语一直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我厌恶香椿树街的现实，但是我必须对此作出客观准确的描写，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回到南方风景的线索上来，南方确实是有特色的地域。空气终日湿润宜人，树木在深宅大院和河岸两边蓬勃生长，街道与房屋紧凑而密集，有一种娇弱和柔美的韵味。水在人家的窗下流，晾衣杆从这家屋檐架到那家屋檐上，总是有衬衫、短裤和尿布在阳光下飘扬，充满人类生活的真实气息。这是香椿树街，香椿树街的人从街上慵懒散漫地走过，他们是真正的南方人。

有些人走过和尚桥。

有些人走过和尚桥，又走进了梅家茶馆。

地方史志记载，梅家茶馆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最初叫做玩月楼。玩月楼这名字总是让我心存疑窦，我觉得玩月楼像一座妓院而不像一座茶馆，但是地方史志只此寥寥几笔，没有交待玩月搂的性质。我对几百年前的那座楼字只能是空怀热情而已。

关于和尚桥的传说在香椿树街流传甚广。这传说分为多种版本，其中一种是牵连到梅家茶馆的，也就是说，传说中的祖奶奶就是梅氏家族的某一位女前辈，她有可能是金文悄的八代或九代祖奶奶。

传说祖奶奶是个老寡妇，她的独子仕途通达；当时是本地县令，而且以孝顺寡母闻名于世。祖奶奶本来可以倚靠儿子颐养天年，但她却丢不下茶谊这份家产。所以祖奶奶一直是梅家茶馆的老板娘。传说祖奶奶有一天对镜梳银鬓，听见窗外莺歌燕舞，一派春光，祖奶奶撩起窗前几枝新柳，看见窗下是一河春水，两岸是鸟语花香。这是几百年前的香椿树街景，我绝对没有见过。但传说就是这样的，传说描述祖奶奶在年近花甲之时突然春心萌动，对着河那边的一个和尚嫣然一笑。这里的斧凿痕迹很明显，细节显得荒唐滑稽。但是梅家茶馆的对岸至今有一个青云寺的遗碑，看来寺庙确实有过，那么和尚大概也有过的。传说描述和尚也是个老和尚，身披袈裟，脚蹬草履，正在河边的菜地里锄草。老和尚在所有文学经典里都是风流成性的，所以老和尚对祖奶奶的隔河挑逗是心领神会的。这么看来，两个老东西的眉目传情及至后来私通姘居也有点合情合理了。

传说描述那时候是没有桥的，从青云寺到香椿树街来要绕三里地。传说老和尚欲火难熬趁夜阑人静之时泅水而来，天天潜入祖奶奶的房中。春天河水依然冰冷，老和尚的身体也像河水一样冰冷。祖奶奶势必要用自己的身体把老和尚焐热。不焐热不行，这一点稍诸房中术的人都能理解，我皱紧眉头抖开这种所谓”包袱”，心里实在羞愧。但茶客就是这样津津乐道地谈论”冷热”问题的，我只是转述而已，我用不着羞愧。

传说祖奶奶渐渐地冻出病来。祖奶奶请医师来诊病，只说是受了寒。但是绝药吃了几十罐，病势却不见好转，祖奶奶的县令儿子，也就是金文恺的七代或八代祖宗闻讯焦虑万分，不知道母亲大人患了什么绝病。传说是一个快嘴丫头说漏了嘴，说，全怪对岸的老和尚，县令严加迟问，终于知道了实情。县令又羞又恼，当即要派兵丁去青云寺捉拿老和尚，但祖奶奶却不依。祖奶奶说，你要捉他不如先捉了我，把我绑到大街上去示众，把破鞋挂到我脖子上来，把我的头砍了去吧，你要他死不如先让我撞死了吧。祖奶奶说着就往墙上撞，县令抱住母亲大人，双膝跪下，涕泪交加。县令说，母亲的养育之恩至今未报，怎敢惹母亲生气？既然母亲是冻出来的病，儿子就有办法了。祖奶奶说，有什么办法呢？那秃厮就是不肯走路，他情愿在河里受冻。县令说，修一座桥好了，一头架到青云寺，一头架在家门口，只要能让母亲身体无恙，儿子也不论什么廉洁自好了。

传说和尚桥就是这样修起来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段历史大概是梅氏家族最辉煌的一页了。我想起这传说有如吞食一只金头苍蝇，但是整个少年时代，我几乎天天要从和尚桥上过，从家里去学校。理智地说，过桥人是不应去败坏桥的名声的。

站在和尚桥桥头，俯视人来人往的香椿树街，数数梅家茶馆共有多少窗户，想想历史真是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东西，它虚幻而荒诞，远远不如厕所前的一排红漆马桶真实可靠。

有个破绽迟早是要收拾的。谁都会发现金文恺姓名上的问题，为什么梅氏家族到了末代会舍弃悔姓而改成金姓？对于南方人来说，任何一个宗族都不可能改姓，这种罪过无异于挖自己的祖坟，永远不可饶恕。

是金文恺自己把梅姓扔掉的，他有一天突然就跪到香椿树街派出所要求更改姓名，宣布他从此姓金。派出所方面提出种种质疑，全文恺只说一句话，你们救救我吧，再不改姓我就要没命了。那是1953年的事，正在搞公私合营，梅家茶馆也在合营之列。金文恺的改姓弄得新茶馆里的茶客啼笑皆非，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改姓，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姓金。终于有人一语道破天机，说，梅是霉，金是财，那家伙还在做发财梦。又有人说，应该报告政府。

金文恺自作聪明耽于钱财的性格可见一斑，他的梅氏家族遗传的命脉对新社会的气候没有任何适应能力。从1953年起，金文恺一直是香椿树街每次革命运动的靶子，粗略地估计一下，金文恺被游衔、批斗大概有80余次。这个数字超过了他的寿数，也超过了他储藏的黄金盎司量。

到了1979年全文恺绝病而死的时候，香椿树街的人普遍用因果逻辑谈论此事，结论自然简单，金文恺是应该死了，梅氏家族早就气数已尽了。有的老人则睿智地指出，梅氏家族在天之灵也会把金文恺这个异姓孽子揪住，像在香椿树街一样让他继续游街，批斗。

我想起金文恺这颗死魂灵，想起那双苍白干瘦的手在午后阳光下簌簌颤动的情景，心里对他有一个公正的评价，说说也无妨。

我认为金文恺是一个死不瞑目的冤魂，几年后他会重归梅家茶馆，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他的理想，或者就是现在，某个深夜，他悄然出现在香椿树街上，挟着一只老式手电筒，冷不防对你说，孩子，快跑。

一年一度，秋风吹到南方来，吹落许多黄叶在香椿树街上旋卷。有一年秋风乍起的时候，红菱姑娘来到梅家茶馆，红菱姑娘搭乘一条运煤船进入香椿树街的河面，船过和尚桥桥洞后，红菱纵身一跃，就跳到了岸上。她把铺盖卷扔到地上，站在那儿舒了一口气，她站在梅家茶馆的西窗外，茶客们隔着玻璃都看见了红菱，秋风吹起她桔黄蓬乱的头发，红菱突然呼噜一声，朝地上吐了一口痰，她的出现并无一点诗意。

红菱姑娘走进梅家茶馆，向老板娘姚碧珍讨水喝。姚碧珍顺手抓过一杯茶客喝过的剩茶递过去，说，随便喝吧，红菱就坐在她的铺盖卷上喝那杯水。她的乌黑灵动的眼珠自由地逡巡着梅家茶馆，审视每一张陌生的脸，最后停留在姚碧珍的耳朵上，姚碧珍的耳朵上挂着两片黄澄澄的金耳环玛瑙坠子。”

这是什么地方？

香椿树街。

我是说这儿是什么地方？

梅家茶馆。我的茶馆。

怎么这么多的人，他们在开会？

不是开会，是喝茶。

姚碧珍说着笑弯了腰。姚碧珍是经常发出这种不加节制的浪笑的。茶客们都转过脸看她笑，姚碧珍笑够了指着红菱姑娘说，她问你们在开什么会，你们到底在开什么会？谁来告诉她？你们不说我就说了，姚碧珍的嘴凑到红菱姑娘的耳边，突然说，他们在开xx大会。请原谅我在这里用了两个不负责任的xx，要知道姚碧珍的嘴一贯下流透顶，我写她的语言只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很明显红菱姑娘是不知茶馆为何物的，贫乏的知识与她聪慧的眼珠子极不协调，茶客们一眼可以判断她来自某个穷乡僻壤地区，香椿树街有时是能够见到这些愚蠢的外乡人的，他们大多是从河上来，背着那种庸俗的红底大花被子，香椿树街居民凭借他们灵敏的嗅觉，一下子就能把他们从人堆里区分出来。

你从哪里来？

射阳。

我一猜你就是那一带人。来这里干什么？

走亲戚。

不对。你说谎了。香椿树衔每家的底细都在晒太阳，没有哪家有苏北亲戚，你说说你的亲戚姓什么？

姓张。

又说谎，姓张的人像蚂蚁一样多。你的亲戚到底姓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才是真话。你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来了，香椿树街可不是逃难人呆的地方。你准备再去哪里？

不知道。

那你就在这里呆几天吧，你不是要找亲戚吗？你的亲戚姓李名昌，就是我，我是你的表哥好了。

与红菱姑娘说话的是李昌，李昌的一只脚在地上，另一只脚踩在方凳上。他正在用抹布蘸了油擦他的白皮鞋，擦完这只脚又擦那只脚。红菱姑娘的黑眼珠炯炯地盯着面前的白皮鞋看，她喝完那杯剩茶舔了舔舌尖，然后她的干哑的嗓音就变得甜媚清亮了。

表哥，你的皮鞋可真白。

梅家茶馆收留了红菱姑娘。准确地说是一种暂时的收留，就像邻里之间互相收留被风刮过院墙的一块毛巾、一只袜子。这符合南方残存的人情味和道德观念，但是不符合老板娘姚碧珍的利益，问题出在李昌那里。李昌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说通了姚碧珍，李昌那个下流东西对红菱姑娘打算盘简单明了，姚碧珍不会不清楚，但姚碧珍对别人说，我怕什么？花点钱买个女长工，看得顺眼留，看不顺眼再撵也不迟。姚碧珍还说，谅她一条獭狗也扶不上墙。言谈间充分体现出她的自作聪明颐指气使的老板娘风格。

1979年秋天这段时间里，红菱姑娘在梅家茶馆烧灶。她身手矫健如鱼得水，枯黄的脸不知不觉有了桃花色，仔细一看，她的眉眼是符合某种茶客的审美标准的，眉眼端正，丰乳宽臀，下巴上的一颗红痣长得也不败胃口。茶客们开始注意红菱姑娘，有一天他们么笑着窃窃私语，原来他们发现红菱姑娘的乳罩穿反了，茶客们尖锐的目光穿过红菱姑娘的的确良衬衫，发现她的乳罩穿反了。

红菱姑娘无所察觉，那天她有可能是仿效香椿树街女子，头一次给自己穿了乳罩。从道义上讲，穿反了不该受到谴责，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头一个发现穿反了的茶各。茶客们多不要脸，他们不去提醒红菱姑娘，却去提醒一个又一个进门的新茶客，他们都对红菱姑娘笑，红菱姑娘仍然无所察觉，她对众人报以知足的不免受宠若惊的微笑。直到姚碧珍疯笑起来。姚碧珍笑够了用一根手指捅了捅红菱姑娘的腰，不会穿就别穿，你里面穿反啦。

茶馆里的人们对红菱姑娘的作弄至今让我愤慨。这种作弄庸俗到了残忍的地步，使任何自尊的心灵无法承受。红菱姑娘当时的反应却远非我这么激烈。她低眉一看，说，反了？商店里的大姐让我这样穿的。姚碧珍又笑起来说，她逗你玩呢。红菱姑娘淡淡一笑，这么说，大家都在逗我玩了。

细品红菱姑娘的话，还是能发现她对茶馆周围人的态度的。其中味道有谦卑，也有警惕，有盲从，也有敌意。这很符合一个外乡人初到我们香椿树街的心态。

红菱姑娘并没有离开梅家茶馆。她第二天就搬到死鬼金文恺生前蜗居的房间里。有一天我走过和尚桥头，猛地发现梅家茶馆楼上的西窗被人打开了。一个陌生的姑娘倚窗而立，她一边用塑料梳子梳头发，一边弯腰俯视着和尚桥上来往的行人，南方的阳光一如既往投洒在梅家英馆古老的青瓦上，也投洒在红菱姑娘青春勃发的脸上。

我在南方度过的少年时代基本上是空虚无聊的，往往是早晨起床时对生活还充满信心，一到傍晚看着夕阳从古塔上一点点坠落，人又变得百无聊赖了。

我觉得香椿树街上尽是吃饱了没事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打发日子，就想到开茶馆，泡茶馆的计策，可见人类是多么投机取巧，多么善于苟且偷生。

找祖父死于1969年，他生前是梅家茶馆的常客，我记得茶馆关门的那两年里，他因为无法泡茶馆脾气性格变得暴躁刁钻，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老混帐东西，遭到家人一致唾弃。他在院子里摆了张八仙桌，妄图开一个家庭式茶馆，纠集了一批老眼昏花委琐不堪的茶友来喝茶，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庭搞得乌烟瘴气，结果没有几天，他的事业就给全家人齐心协力搅黄了。茶叶、开水、杯子，椅子均遭封锁。后来我祖父只好蹲在门口，用一只漱牙缸子泡一角钱买一两的茶末子喝，一边喝一边大骂不迭，全家老小，骂时事风云，驾鸡骂鸭，骂到最后他的神经末梢出了毛病，成了一个讨人嫌的老疯子。

我这么百无禁忌地端出家丑，主要是申诉一下梅家茶馆与我间接的利害关系。我多年来厌恶梅家茶馆就源于此事。当然这也许是一种理性的借口。南方生活根本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的好恶一钱不值。我祖父死了好几年了，梅家茶馆又重新兴旺起来，这对于我是一种情感打击，对于我死去的祖父则具一种戏剧效果，现在他在天堂路上遥望梅家茶馆的风景，不知作何感想。

依稀记得祖父曾经在家庭茶桌上与老茶友大谈梅家茶馆昔日的茶道，他们深深陶醉在种种繁琐累赘华而下实的形式中，充满激情，望梅止渴，要知道那时候梅家茶馆被封条封住，尘封三尺，那群老茶客的怀旧显得有点动人，但是究其实质是可笑的，他们不过是在为怎么把一杯茶喝下去蝶蝶不体，纯粹是作茧自缚或者是脱裤子放屁，毫不足取。对此我是有清醒认识的。

南方的陋习即使披上美丽的霓裳，也不能瞒骗我的眼睛。梅家茶馆迷惑人的茶道，我总结了一下，不过就是几种喝茶的方法。

一、温水泡新茶，然后用嘴喝下去。

二、沸水冲陈茶，然后用嘴喝下去。

三、水泡茶，先倒水再放茶，然后用嘴喝下去。

四、茶泡水，先放茶再倒水，然后也要用嘴喝下去。

1979年秋天梅家茶馆是香椿树街闲言碎语的中心。中心的中心则是姚碧珍、李昌和红菱姑娘三人之间暖昧不清欲盖弥彰的关系。

有一天茶客们看见红菱姑娘像一只油桶般地从楼梯上滚下来，定睛一看，原来是被姚碧珍从楼上推下来的。姚碧珍趿着双拖鞋站在楼梯口，柳眉怒竖，唾沫横飞，嘴里骂，偷看，偷看，当心我剜了你的眼珠子喂狗吃。红菱姑娘从地上爬起来，捋捋衣角，脸上不改颜色，走到一个熟客那里给他续了一杯茶。

姚碧珍已经多次把红菱的铺盖卷扔出来，一次是因为红菱偷搽姚碧珍的雪花膏，一搽就搽掉大半瓶。一次是因为红菱在水锅里偷煮鸡蛋。结身鸡蛋壳煮碎了，蛋黄蛋白漂了一锅。更多的原因都是偷看，据姚碧珍说，红菱心怀鬼胎，心术不正，无比下流，经常扒着锁眼偷看她的卧室。姚碧珍用牛皮纸把锁眼从里面堵住，没过几天，又让红菱给捅开了。红菱坚持对女主人实行监视，不知道动了什么糊涂心思。

姚碧珍曾经一手揪住红菱的胳膊，一手提着红菱的铺盖卷把她往门外推，但红菱却死死抱住门柱不肯走，两个女人都颇有力气，旗鼓相当，堵在门口进退两难。姚碧珍跺着脚朝街上行人喊，快来看看这条不要脸的懒皮狗，快来看吧，不收钱的，不看白不看。红菱似乎是配合姚碧珍对她的宣传，她突然双脚朝地一跪，抱住姚碧珍的腿，含着眼泪说，别赶我走，求求你，别赶我走了。你赶我走就是送我的命，姚碧珍说，你吓唬谁？你不明不白的来我们这里捣乱，谁知道你是哪路货色？你死了活了关我屁事。红菱说，老板娘你就积点德吧，你只要留下我，我活着给你做牛做马，死了也给你洗衣做饭。姚碧珍说，狗改不了吃屎，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偷看，你长的是人眼还是狗眼呢？红菱说，不看了，以后再也不偷看了。姚碧珍说，人要有个人样，你偷看了我我就会瘦点你就会胖点吗？姚碧珍环顾一下围观的人，又说，大家说说，是不是这个理？

我看见李昌从楼梯上踢踢沓沓地走下来，他走到人堆中间，推推这个拨拨那个，说，好了好了，别在这里看热闹，回家做饭去，回家抱孩子去，守在这里也没有饭吃。李昌嘴叼海绵头香烟，一副气宇轩昂趾高气扬的架势。李昌他算个什么玩意儿，立即就有人与我深有同感，说，李昌，这是你家地方？我站在这里关你屁事，轮到你来吆五喝六的？李昌怒睁桃花眼，喂，你是不是骨头太紧，要我给你松一松？那人就把袖子往上一捋，嘴里喊，那就来吧，看看是谁给谁松？旁边的人立刻群情激奋，齐声嚷起来，打呀，打呀，哪个不打下面没把儿。关键时刻李昌就脓包，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李昌说，卖拳头也要约个时间，现在不跟你计较，走着瞧吧。有人喊，李昌李昌下面没把儿。李昌嘻地一笑，说，我下面怎样，你去问你姐姐。

李昌大概这时候才想起来下楼的目的，他把姚碧珍拉过来，一只手托着她的腰，他说，你们何必这样认真？她偷看归偷看，干活是挺卖力的，五块工钱的好劳力，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我听见李昌这番话，再看看偎缩在角落里的红菱姑娘，她的脸上充满低贱的痛苦，黑眼珠紧张地瞟着李昌和姚碧珍的表情。她明显也听见了李昌的话，涣散的精神为之一振，当李昌把铺盖往她脚边扔过去的时候，红菱姑娘惟恐形势有变，拎起铺盖飞也似地逃上楼梯，酷似一只可怜的过街老鼠。

一切都令人作呕，我要是有什么办法，宁死也不会去看这种庸俗的闹剧，可是偏偏我又看了，而且从头至尾看得津津有味。

一切都令人作呕。人们想象中的温柔清秀的南方其实就这么回事。我不管别人是否说我有意给南方生活抹黑，反正我就这么看。我承认我是南方的叛逆子孙，我不喜欢潮湿、肮脏、人头簇拥的南方，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有一条巷子叫书院弄，我上学的时候每天从那里经过，看见弄堂口一年四季排着一长溜可恶的马桶。它们在阳光下毗牙咧嘴，散发着难闻的臭气。我就是不能忍受马桶，并且坚信这是一种懒惰的产物，他们为什么不把满脑子的生意经、小算盘和阴谋诡计匀一点出来，想想他们的排泄问题？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曾布置一项爱国卫生任务，每人必须向学校上缴100只苍蝇尸体，我没有办法，在家里只杀掉了五只苍蝇，就跑到书院弄弄口去找。我举着一只苍蝇拍，在那些各式各样的马桶上乱拍一气，结果很轻松地拍死了另外95只苍蝇，我完成了任务，如果我要超额完成也很容易，书院弄那里的苍蝇多得不计其数，蔚为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