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连花三天时间查她的电话号码——那个借给我比齐鲍易兹唱片的女孩。

我到高中办公室查阅毕业生名册，结果找到了。但当我按那个号码打电话时，磁带上的声音说此号码现已不再使用。我打到查号台，告以她的姓名。话务员查找了5分钟，最后说电话簿上没收这个姓名——就差没说怎么会收那个姓名。我道过谢放下听筒。

第二天，我给几个高中同学打电话，询问知不知道她的情况。但全都一无所知，甚至大部分人连她曾经存在过都不记得。最后一人也不知为什么，居然说“不想和你这家伙说话”，旋即挂断了事。

第三天，我再次跑去母校，在办公室打听了她所上大学的名称。那是一间位于山脚附近的二流女子大学，她读的是英文专业。我给大学办公室打电话，说自己是马科米克色拉调味汁评论员，想就征求意见事同她取得联系，希望得知其准确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并客气地说事关重大，请多关照。事务员说即刻查找，让我过15分钟再打电话。我便喝了一瓶啤酒后又打过去。这回对方告诉说，她今年3月便申请退学了，理由是养病。

至于什么病，现在是否恢复到已能进食色拉的地步，以及为何不申请休学而要退学等等，对方则不得而知。

我问她知不知道旧地址——旧地址也可以的，她查完回答说是在学校附近寄宿。于是我又往那里打电话，一个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说她春天就退了房间，去哪里不晓得，便一下子挂断了电话，仿佛在说也不想晓得。

这便是连接我和她的最后线头。

我回到家，一边喝啤酒，一边一个人听《加利福尼亚少女》。

电话铃响了。

我正歪在藤椅上半醒半睡地怔怔注视早已打开的书本。

傍晚袭来一阵大粒急雨，打湿院子里树木的叶片，又倏然离去。雨过之后，带有海潮味儿的湿润的南风开始吹来，轻轻摇晃着阳台上排列的盆栽观叶植物，摇晃着窗帘。

“喂喂，”女子开口道，那语气仿佛在四脚不稳的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放一只薄薄的玻璃杯。“还记得我？”

我装出想一会儿的样子，说：

“唱片卖得如何？”

“不大好。……不景气啊，肯定。有谁肯听什么唱片呢！”

“呃。”

她用指甲轻轻叩击听筒的一侧。

“你的电话号码找得我好苦啊！”

“是吗？”

“在爵士酒吧打听到的。店里的人问你的朋友，就是那个有点古怪的大个子，读莫里哀来着。”

“怪不得。”

缄默。

“大家都挺寂寞的，说你一个星期都没来，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还真不知道我会那么有人缘。”

“……在生我的气？”

“何以见得？”

“我说话太过分了么，想向你道歉。”

“啊，这方面你不必介意。要是你还是放心不下，就到公园撒豆喂鸽子去好了！”

听筒那边传来她的叹气声和点香烟的声音。身后传来勃布迪兰的《纳什维尔地平线》。大概打的是店里的电话。

“问题不是你怎么感觉的，起码我不应该那样讲话，我想。”她一连声他说道。

“挺严于律己的嘛！”

“啊，我倒常想那样做的。”她沉默了一会儿，“今晚可以见面？”

“没问题。”

“8点在爵士酒吧，好么？”

“遵命”“……哎，我碰到好多倒霉事。”

“明白。”

“谢谢。”

她放下电话。

说起来话长，我现已21岁。

年轻固然十分年轻，但毕竟今非昔比。倘若对此不满，势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从纽约摩天大楼的天台上跳将下去。

以前从一部惊险题材的电影里听到这样一句笑话：

“喂，我从纽约摩天大楼下面路过时经常撑一把伞，因为上面总是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21，至少眼下还没有寻死的念头。在此之前我同三个女孩困过觉。

第一个女孩是高中同学。我们都17岁，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在暮色苍茫的草丛中，她脱下无带鞋，脱下白色棉织袜，脱下浅绿色泡泡纱连衣裙，脱下显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随即我们在《朝日新闻》的日报版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缘由已经忘了——忘了也不以为然的缘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倒时而想起她，仅此而已。

第二个是在地铁车站里碰见的婚皮士女孩。年方16，身无分文，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而且几乎没有***可言，但一对眼睛满漂亮，头脑也似乎很聪明。那是新宿发生最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无论电车还是汽车，一律彻底瘫痪。

“在这种地方游来逛去，小心给人拉走哟！”我对她说。她蹲在已经关门的验票口里，翻看从垃圾箱拾来的报纸。

“可警察会给我饭吃。”

“要挨收拾的！”

“习惯了。”

我点燃香烟，也给她一支。由于催泪弹的关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没吃吧？”

“从早上。”

喂，给你吃点东西。反正出去吧！”

“为什么给我东西吃？”

“这——”我也不知为什么，但还是把她拖出验票口，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吃完饭便吸烟，呆呆地看书，看电视，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个白帆布包，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两件恤、一条牛仔裤、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带。

“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问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毕，便再不肯开口。

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她已不见了，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一条香烟、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恤。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讨厌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个是在大学图书馆认识的法文专业女生。转年春天她在网球场旁边一处好不凄凉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如今一到黄昏，再没有人走近那座树林。

她似乎不大舒适地坐在爵士酒吧的桌旁，用吸管在冰块溶化殆尽的姜汁汽水里来回搅拌。

“以为你不来了。”我坐到她身旁时，她不无释然地说。

“绝不至于说了不算。有事晚了点儿。”

“什么事？”

“鞋，擦皮鞋来着。”

“这双篮球鞋？”她指着我的运动鞋，大为疑惑地问。

“哪里。父亲的鞋。家训：孩子必须擦父亲的皮鞋。”

“为什么？”

“说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种什么象征。总之父亲每晚分秒不差地八点钟回来，我来擦鞋，然后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习惯。”

“是这么认为？”

“嗯。应该感谢你父亲。”

“我是经常感谢，感谢他仅有两只脚。”

她嗤嗤地笑。

“你家一定很气派吧？”

“啊，要是气派加没钱，怕是会高兴得掉出泪来。”

她继续用吸管头搅拌姜汁汽水。

“可我家穷酸得多。”

“怎么知道？”

“闻味啊！就像阔佬能闻出阔佬的味道，穷人也能闻出穷人的味道。”

我把杰拿来的啤酒倒进杯子。

“父母在哪儿？”

“不想说。”

“为什么？”

“正经人决不至于向别人没完没了他讲自己的家，对吧？”

“你是正经人？”

她想了15秒。

“想是，而且相当认真。谁都如此吧？”

对此我决定不予回答。

“不过还是说出为好。”我说。

“为什么？”

“首先，早晚总得向人讲起；其次，我不会再讲给任何人。”

她笑着点燃香烟。吐3口烟的时间里，她只是默然注视着拼接桌面的板缝。

“父亲5年前死于脑肿，很惨，整整折腾了两年。我们因此把钱花个精光，分文不剩。而且整个家也来个空中开花，七零八落。常有的事，是不？”

我点点头。“母亲呢？”

“在某处活着。有贺年卡来。”

“像是不大喜欢？”

“算是吧。”

“兄弟姐妹？”

“有个双胞胎妹妹，别的没有。”

“住哪儿”“3万光年之遥。”说罢，她神经质似地笑笑，把汽水杯换在肋侧。“说家里人坏话，的确不大地道，心里不是滋味啊。”

“不必在意。任何人都肯定有他的心事。”

“你也？”

“嗯。时常狠狠捏住刮脸膏空盒落泪。”

她笑得似很开心——一种多年久违了的笑。

“喂，你干嘛喝什么姜汁汽水？”我问，“总不至于戒酒吧？”

“呃……倒有这个打算，算了。”

“喝什么？”

“彻底冰镇的白葡萄酒。”

我叫来杰，点了新啤酒和白葡萄酒。

“我问你，有个双胞胎妹妹，你是怎样感觉的？”

“噢，像有点不可思议。同样的脸，同样的智商，带同样规格的乳罩……想起来就心烦。”

“常被认错？”

“嗯，8岁以前。8岁那年我只剩下了9根手指，就再也没人弄错了。”

说着，她像音乐会上的钢琴家全神贯注时一样，将双手整齐地在桌面上并拢，在低垂的灯光下聚精全神地看着。那像鸡尾酒杯般凉冰冰的小手；俨然与生俱来那样极为自然地将4根手指令人愉快地并为一排。其自然程度近乎奇迹，至少比六根手指的排列要远为得体。

“8岁时小拇指挟进电动清扫机的马达，一下子飞掉了。”

“如今在哪？”

“什么？”

“小拇指呀！”

“忘了。”她笑道，“问这种话的，你是头一个。”

“会意识到没有小拇指？”

“会的，戴手套的时候。”

“此外？”

她摇摇头。“说完全不会是撒谎。不过，也就是别的女孩意识到自己脖子粗些或小腿汗毛黑些那种程度。”

我点下头。

“你干什么？”

“上大学，东京的。”

“眼下回来探家？”

“是的。”

“学什么？”

“生物学。喜欢动物。”

“我也喜欢。”

我一口喝干杯里的啤酒，抓了几枚炸马铃薯片。

“跟你说……，印度帕戈尔布尔有名的豹子3年吃了350个印度人。”

“真的？”

“人称打豹手的英国人基姆科尔贝特大校8年时间里杀死了包括豹子在内的125只老虎和豹子。还喜欢动物？”

她熄掉烟，喝了口葡萄酒，心悦诚服似地望着我的脸：

“你这人真有点与众不同哩！”

第三个女朋友死后半个月，我读了米什莱的《魔女》。书写得不错，其中有这样一节：

“洛林地方法院的优秀法官莱米烧死了八百个魔女。而他对这种‘恐怖政治，仍引以为自豪。他说：‘由于我遍施正义，以致日前被捕的十人不待别人下手，便主动自缢身亡。’（筷田浩一郎译）”“由于我遍施正义”，这句话委实妙不可言。

电话铃响了。

我正用深红色化妆水敷脸——脸由于整天去游泳池晒得通红。铃声响过几遍，我只好作罢，将脸上整齐拼成方格图案的块块绵纱拨掉，从沙发上起身拿过听筒。

“你好，是我。”

“噢，”我说。

“做什么呢？”

“没做什么。”

我用脖子上缠的毛巾擦了把隐隐作痛的脸。

“昨天真够开心的，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那就好。”

“唔……可喜欢炖牛排？”

“啊。”

“做好了。我一个人要吃一个星期，不来？”

“不赖啊。”

“ok，一小时后来！要是晚了，我可就一古脑儿倒进垃圾箱。明白？”

“我说……”

“我不乐意等人，完了。”说到这里，没等我开口便挂断了电话。

我重新在沙发上歪倒，一边听收音机里的第一个40分钟节目，一边出神地望着天花板。10分钟后，我冲了热水淋浴，用心刮过胡子，穿上刚从洗衣店取回的衬衫和短裤。一个心旷神怡的傍晚。我沿着海滨大道，眼望夕阳驱车赶路。进入国道前，我买了两瓶葡萄酒和一条烟。

她收拾好餐桌，摆上雪白的碟碗，我用水果刀启开葡萄酒的软木塞，放在中间。炖牛排的腾腾热气使得房间异常闷热。

“没想到这么热，地狱一样。”

“地狱更热。”

“像你见过似的。”

“听人说的。由于太热了，等热得快要发狂时，便被送到稍微凉快点的地方，过一会儿又返回原处。”

“简直是桑拿浴。”

“差不多。里边也有的家伙发狂后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

“那怎么办？”

“被带到天国去，在那里往墙上刷漆。就是说，天国的墙壁必须时刻保持一色洁白，有一点点污痕都不行，因为影响外观。这样一来，那些从早到晚刷墙不止的家伙，几乎全都得气管炎。”

她再没询问什么。我把掉在瓶内的软木屑小心翼翼地取出，斟满两只杯子。

“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干杯时她说道。

“什么啊，这是？”

“电视广告呀。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没看过？”

“没有。”

“不看电视？”

“偶尔。以前常看。最中意的是名犬拉希，当然是第一代的。”

“到底喜欢动物？”

“嗯。”

“我是有时间就看，一看就一天，什么都看。昨天看生物学家和化学家的讨论会来着。你也看了？”

“没有。”

她喝了口葡萄酒，突然想起似地轻轻摇头道：

“帕斯茨尔具有科学直感力。”

“科学直感力？”

“……就是说，一般科学家是这样思考的：a等于b，b等于c，因此a等c、q、e、d，是吧？”

我点头称是。

“但帕斯茨尔不同。他脑袋里装的唯独a等于c，无需任何证明。然而理论的正确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他一生中有数不清的宝贵发现。”

“种痘。”

她把葡萄酒杯放在桌上，满脸惊诧地看着我说：

“瞧你，种痘不是简娜吗？你这水平居然也上了大学。”

“……狂犬病抗体，还有减温杀菌，是吧？”

“对。”她得意但不露齿地一笑，喝干杯里的葡萄酒，重新自己斟上。“电视讨论会上将这种能力称为科学直感力。你可有？”

“几乎没有。”

“有好，你觉得？”

“或许有所用处。和女孩睡觉时很可能用得上。”

她笑着走去厨房，拿来炖锅、色拉盘和面包卷。大敞四开的窗口有些许凉风吹来。

我们用她的唱机听着音乐，不慌不忙地吃着。这时间里她大多问的是我上的大学和东京生活。也没什么趣闻，不外乎用猫做实验（我撒谎说：当然不杀的，主要是进行心理方面的实验。而实际上两个月里我杀死了大小36只猫），游行示威之类。

我还向她出示了被机动队员打断门牙的遗痕。

“想复仇？”

“不至于。”我说。

“那为什么？我要是你，不找到那个警察，用铁锤敲掉他好几颗门牙才怪。”

“我是我，况且一切都已过去。再说机动队员全长得一副模样，根本辨认不出。”

“那，岂非毫无意义了？”

“意义？”

“牙齿都被敲掉的意义啊！”

“没有。”我说。

她失望地哼一声，吃了一口炖牛排。

我们喝罢饭后咖啡，并排站在狭窄的厨房里洗完餐具，折回桌旁点燃香烟，开始听mjq的唱片。

她穿一件可以清楚看见***形状的薄薄的衬衣，腰间穿一条宽松的布短裤，两人的脚又在桌下不知相碰了多少次——每当这时我便觉得有点脸红。

“好吃？”

“好得很。”

她略微咬了下嘴唇：

“为什么我问一句你说一句？”

“这——，我的坏毛病。关键的话总是记不起来。”

“可以忠告你一句么？”

“请。”

“不改要吃亏的！”

“可能。和破车一个样，刚修了这里，那里又出问题。”

她笑了笑，把唱片换成马宾基。时针已近8点。

“今天不用擦皮鞋了？”

“半夜擦，同牙一起。”

她将两只细嫩的胳膊支在桌面上，很是惬意地手托下巴盯住我的眼睛说着。这使我感到十分慌乱。我时而点燃香烟，时而装出张望窗外的样子移开眼睛。但每次她反倒更加好笑似地盯住不放。

“嗳，信也未尝不可。”

“信什么？”

“上次你对我什么也没做的事呀。”

“何以那么认为？”

“想听？”

“不。”我说。

“知道你这么说。”她扑哧一笑。为我往杯子里斟上葡萄酒，而后眼望窗外，仿佛在思考什么。“我时常想：假如活得不给任何人添麻烦该有多好！你说能做到吗？”她问。

“怎么说呢……”

“咦，我莫不是在给你添麻烦吧？”

“无所谓。”

“现在无所谓？”

“现在。’她隔着桌子悄然伸过手，同我的手合在一起，许久才收回。

“明天开始旅行。”

“去哪里？”

“还没定。准备找个又幽静又凉爽的地方。一周左右。”

我点点头。

“回来就给你打电话。”

归途车中，我摹地想起最初幽会的那个女孩。已是七年前的往事了。

整个幽会时间里，她始终一个劲地问我是否觉得没意思。

我们看了普雷斯列主演的电影。主题歌是这样的：

我和她吵了一架，

所以写封信给她：

是我错了，原谅我吧。

可是信原样返回：

‘姓名不详地址差’。

时光流得着实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