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树上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肉虫，我们北方人叫它“贴树皮”，又叫“洋瘌子”。寸余，黑色，有毛，腹沟两侧尽蜇足。落人衣上，便死死贴住，抖而不掉。落人皮肤上，非揪之拽之不能去。虽去，则皮肤红肿，似被蜂刺，二三日方可消肿止疼。这一点类同水蛭，样子却比水蛭更令人讨厌。而且它还会变色，在榆树上为黑色，在杨树上为白色，在槐树上为绿色。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而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先是贴“官”。

“某某局长啊？我认识！”

“某某司令员啊？他儿子和我哥儿们！”

“某某领导啊？他女儿的同学的妹妹是我爱人的弟弟的小姨子！”

七拐八绕，十竿子搭不上的，也总能搭上。搭上了，便“贴”。

此真“贴”者。

还有假“贴”者，虽也想“贴”，也毫无机遇，难以接近目标，在人前故出“贴”者语而已，为表明自己是“贴”着什么的。

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巴结上某某首长，或某某首长的儿子女儿，极尽阿谀奉承，钻营谄媚，讨好卖乖之能事么？图的什么呢？其中不乏确有所图者。也有些人，诘之却并无所图，仅获得某种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贴”上了谁谁，自己也便非等闲辈，身份抬高了似的。

继而“贴”港客。港客本也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同胞。相“贴”何太急？盖因港客在“贴”者们眼中都挺有钱。有钱，现今便仿佛属“高等华人”

一类了。其实，他们除了比一般大陆人有些许钱，究竟“高”在哪儿呢？就钱而论，香港也绝非金银遍地，香港人也绝非个个都腰缠万贯。“港客”中冒牌的“经理”、伪装的“富翁”，心怀叵测到大陆来行诈的骗子，近几年仅披露报端的还少吗？

然而“贴”者们为了捞到点好处，明知对方是骗子，也还是要不顾一切地“贴”将上去的。骗子身上揩油水，更能显示其“贴”技之高超。

“贴”港客，比“贴”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实惠。小则打火机、丝袜、化妆品、假首饰什么的，大则录音机、照相机、彩电、录像机等等。只要替他们在大陆效了劳，论功行赏，是不难得到的。港客还似乎比某某领导某某干部们大方。你要从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家拎走一台录音机？休想！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习惯了收受而不习惯给予的。“贴”领导干部者，实“贴”权势二字也。古今中外，权势都并非可以白让人走“贴”的。得“上税”。以靠攀附上了某种权势而办成一般人们办不成的事的，统计一下，不付出什么的有几个？“贴”港客者。实“贴”钱“贴”物也。钱亦物，物亦钱，都是手可触眼可见的东西，“贴”到了，实实在在。

港客照我看也分三六九等。

一等的正派地办事业和正派地经商。

二等的就难免投机牟利。

三等者流，行诈行骗，不择手段，要从大陆揣两兜钱回去吃喝玩乐罢了。

某一时期大陆上穿港服者，留港发者，港腔港调者，港模港样者，“贴”港客者，假充港客者，着实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热闹了一阵子。

“贴”者为男性，不过令人讨厌；“贴”者为女性，那就简直愈发令人作呕了。男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技巧，女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色相。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得无耻一点。恰如馒头也罢，叉烧也罢，总都少不了要用点“面引子”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饭店去访人，见一脂粉气十足的妖丽女郎，挽着一位矮而胖的五十余岁的丑陋港客，在前厅趋来复去。女郎本就比港客高半头，又足蹬一双特高的高跟鞋，犹如携着一个患肥胖症的孩子，实在令人“惨不忍睹”。那女郎还傲气凌人，脖子抻得像长颈鹿，“富强粉”面具以下就暴露出一段鹅黄色来。仿佛被她挽着的是拿破仑。真让你觉得大陆人的脸，被这等男女“贴”者们丢尽了。

还有一次，我在一家饭店与我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女儿吃饭，邻桌有二港仔，与几个大陆“摩登”女郎举杯调笑，做派放肆。

其中一个港仔，吐着烟圈，悠悠地说：“我每分钟就要吸掉一角七分钱啦！”炫耀其有几个臭钱。

那几个女“贴”者便口中啧啧有声，表示无限崇拜，一个个眼角荡出风骚来。

另一个港仔，不时地朝我们的桌上睃视。终于凑过来，没事找事地与我对火。然后盯着我的女伴，搭讪道：“小姐，可以敬您一杯酒？”

她红了脸，正色道：“为什么？”

“因为您实实在在是太美丽了呀！我来到北京许多天啦，没见过您这么美丽的姑娘呀！”那种港腔港调，那种涎皮赖脸的样子，使我欲将菜盘子扣他脸上。

我冷冷地说：“谢谢你的奉承，她是我妻子。”对方一怔，旋即说：“真羡慕死你了，有这么美丽的一位妻子哟，一看就知道她是位电影演员啦！”

我的女伴的脸，早已羞红得胜似桃花。她的确是位美丽的姑娘，那几个女“贴”者与之相比愈加显得俗不可耐。“你的眼力不错。”我冷冷地说，决定今天扫扫这两个港仔的兴。

“咱们交个朋友好不好呢，我们是……”他摸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一股芬芳沁入我的鼻孔。

名片我也有。二百张。印制精美。我们编辑部为了工作需要，给每个同志印的。也是喷香的。

我用手指轻轻一弹，将那张名片弹到地上，说：“你们可不配与我交朋友。”

他打量了我一番，见我一身衣服，旧而且土，问：“您是什么人物哇？”口气中含着蔑视。

我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作协会员证，放在桌上，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是小人物，可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

一位服务员小伙子来撤菜盘，我问：“看过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么？”

那几天正连续播放。

回答看过。

我说：“我就是原作者。”

小伙子笑了，说：“能认识你太高兴了，我也喜欢文学，就是写不好，以后可以去打扰你吗？”

我说：“当然可以。”就从记事本上扯下一页，写了我的住址给他。

那港仔讷讷地不知再罗嗦什么话好，识趣地退回到他们的桌旁去了。

那一伙俗男荡女停止了调笑，用各种目光注视着我们。我的女伴低声说：“咱们走吧。”

我说：“不。饭还没吃完呢！你听着，我出一上联，看你能不能对——男‘贴’者，女‘贴’者，男女‘贴’者‘贴’男女。”

她毫无准备，低下头去。

我又说：“听下联——红苍蝇，绿苍蝇，红绿苍蝇找苍蝇！”说罢，站了起来。

她也立刻站起。

我低声说：“挽着我的手臂，咱们走。”

她便顺从地挽着我的手臂，与我一块儿走了出去。走到马路上，走了许久，我一句话未说。

她欲抽回手臂，然而我紧紧握着她的手。

她不安地问：“你怎么了？”

我这才说：“听着，你知我将你当妹妹一样看待，你就要调到广州去工作了，那里这类港客也许更多，那类女孩子们也许更多，如果你变得像她们一样分文不值，一样下贱，你从此就别再见我了。见了我，我也会不认识你！”她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低声说：“你看我是那种女孩子么？”

我知她绝不会变成像她们那样，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金钱么？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呢？在十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个问题罢！

有一次，我在北太平庄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外地的司机向人询问到东单如何行驶路近？那人伸手毫不羞耻地说：“给我两元钱告诉你，否则不告诉。”

司机又去问一个小贩，小贩说：“先买我一条裤衩我再告诉你。”

司机长叹，自言自语：“唉，这还是在首都啊……”那天我是推着自行车，带儿子到北太平庄商场去买东西。儿子要吃雪糕，尽数兜中零钱，买了四支。交存车费时，没了零钱，便用一元向那卖雪糕的老太婆兑换。

她却问：“还买几支？”

我说：“一支也不买了，骑车，还带孩子，拿不了啦。”

她说：“没零钱。”将一元钱还我，不再理我。我说：“我可是刚刚从你这儿买了四支啊！”

她只作没听见，看也不看我一眼。

倒是看自行车那老人，怪通情达理，说：“算啦，走吧，走吧。”又摇首道：“这年头，人都变成‘钱串子’了……”所幸并非人人都变成了“钱串子”。否则，吾国吾民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那社会光景也实实在在并不美好。

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民族素质的提高，并不见得就成正比。

门户开放，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贴”者们又大显身手，以更高的技巧去“贴”外国人。

此乃“贴”风的第三层次。

我看也就到此了。

因为“火星人”三年五载内不会驾着飞碟什么的到中国来。据说“火星人”类似怪物——果而有的话，不论技巧多么高超的男女“贴”者，见之也必尖叫惊走。

“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

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瑞典人……二等“贴”者，就“贴”黑人。

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

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又不甘心永远沦为二等，用俗话说：“骑着马找马。”有一次沃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如今在外国人面前怎么变得这么下贱了啊？和外国人认识没三天，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请求，想摆脱，却纠缠住你不放……”

我虎起脸，正色道：“请你别在我家里侮辱中国人！”

他没想到我会对他说出如此不客气的话，怔怔地望了我片刻，不悦而辞。其后旷日不至，我以为我把他得罪了。他终于还是来了，并诚恳地因那番说过的话向我道歉。

其实沃克的话，对某些中国人来说，是算不得什么侮辱的。他不过说出了一种“下贱”的现象。

“贴”外国人者，已不仅是为了钱，为了物，还为了出国。“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我们的老祖宗自尊若此，实乃可敬。

有时不免胡思乱想，倘哪一个外国阔佬，别出心裁，在天安门广场大摆案条，置种种外国货于案上，大呼：“嗨，你们中国人来随便拿吧！”会不会有千人万众，蜂拥而抢，挤翻案条，打破脑袋呢？

沃克常到我家来，而且次次开着小汽车来，就引起一些人对我的格外注意。

于是就有人问我：“能不能帮忙换点外汇券？”我总是干干脆脆地回答两个字：“不能。”

便被某些人认为太“独”，连点“方便”也不给予则个。我自己也不走这个“方便”之门。

那时我的家里还没有录音机，没有电冰箱，没有彩电，只有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比较而言，电冰箱对我们的生活，比录音机重要得多。北京的夏季太热了，剩饭剩菜，孩子的牛奶，隔日必坏。电冰箱简直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而电冰箱又脱销，实在不易买到。但“友谊商店”却是有卖的。可我无一张外汇券。

妻不免经常对我说：“你就开口求沃克一次吧！咱们就求他一次还不行么？凭你和沃克的友谊，求他用外汇券替咱们买一台电冰箱，难道他还会拒绝呀？咱们给他人民币……”连老父亲也说：“我看沃克会帮这个忙的，你开一次口，求求看。”

我想，只要我开口请求，沃克是肯定会答应的。

我向自己发誓，绝不对沃克提出这样的请求，以及类似的请求。

因为有一天，晚饭后，喝茶时，沃克望着我在地板上搭积木的儿子，忽然说：“我第一次到你们家，小梁爽还不会单独玩耍，如今小梁爽已经会叫我‘沃克叔叔’了，可我连一具玩具还没送给他过。”面有愧色。

妻说：“他的玩具可不少啦！”

沃克说：“我下次来，一定送给他一件玩具。”我说：“你何必这么认真呢。”

沃克看我一眼，说：“晓声，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我说：“我们中国有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愿在你我的友谊之中，掺入任何一点杂质。”

从那天以后，我牢牢记住了沃克的话——“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我不甚知道沃克——一位年轻的瑞典博士——在中国结识了多少中国人，也不甚知道这些中国人曾向他提出过怎样的请求。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在他结识的那些中国人中，“政府官员”们是不少的。而我，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在全部他结识的那些中国人中，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如果你我不是复旦同窗，你我就根本不会结识。因为以你的性格，你不太可能进入我所结识的那些中国人的社会圈子。”——这是他对我说的话。

我相信他的话。

“我很尊敬你们中国的学者、专家和知识分子们，他们谦虚，普遍事业心强，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对于他们提出的请求，我从来都尽力而为。他们提出的请求，很少涉及个人物质方面，都仅限于事业方面。我能帮助他们做某些事，心里常常感到很高兴。他们的事业，代表着中国的某些事业。事业与个人利益，文化科学知识与物质，这两类截然不同的请求，区别了我所结识的两类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是他对我说过的另一番话。

他的这些话，使我为某些中国人自豪亦为某些中国人悲哀。

有一次我故意问他：“在你结识的中国人中，有请求你帮助他们买电冰箱的吗？”

他说：“岂止是买电冰箱啊！”

他告诉我，有一位什么什么局长，通过什么什么关系认识了他，然后便多次主动请他到家中做客，并把自己的两位女儿介绍给他。再后来通过第三者向他暗示，希望他这位年轻的瑞典博士成为那局长“同志”的大女婿或二女婿。“无论我爱上哪一个都可以。‘两个之中任你挑’——他们的原话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沃克那张英俊的，王子气质的脸上，呈现出极其鄙夷的表情。

我说：“那你就挑一个呗！你不是希望寻找一个中国姑娘作你的妻子吗？”

沃克愤愤地说：“可我是要在中国自己寻找，而不是要别人向我兜售！”

我说：“你应该理解他们的心情啊！”

沃克说：“我当然理解，简直太理解了！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那两个姑娘之中，我一个也爱不上！并劝他们死了这条心！我觉得他们是在侮辱我，可你猜他们继而又向我提出什么样的请求？”

我说：“猜不到。”

沃克说：“你认真猜猜。”

我想了一会儿，摇头。

沃克说：“他们请求我，将别的外国人介绍给那位局长的两个女儿！我问他们，中国男人那么多，为什么非要替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他们回答得很坦率：‘在北京，局长一级的干部多的是。而且我这位局长快退休了，女儿们没什么大本事，找个外国人做丈夫，将来可以到国外去，幸福有个依靠。’你们某些中国人替自己女儿考虑的所谓的幸福，竟是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

他感到又失口了，连忙看着我说：“请原谅。”我说：“你问得有道理。”也许我的表情过于严肃，沃克的表情也郑重起来。

他思考片刻，低声道：“我今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当面轻蔑他们不过分吧？”

我说：“随你。”

妻接着我的话说；“沃克，别听他的！他是存心想当现行反革命，我今年才三十二岁，对这类事连听也不听。我可不想当现行反革命家属！”

我说：“如果我说这番话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他妈的中国算是没救了！”

妻用恳求的目光瞪着我，我不忍再增加她心中的不安，便换了个话题。

但接下来的交谈却显得非常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