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计指对群体有大影响的决定和措施。有大影响，故不能不求好，不能不慎重。

先说大计。由理论方面说（实际方面总是难于划清界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方向性的，即为了都活得更好，认为应该顺着哪条路往哪里走。这也是意见，总的，远见的，会牵涉到制度，来于某种看法或信念，通常名为主义。另一类，眼所望不是将来，是少则三年五年，多则十年八年的现在，着眼点大致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旧的情况或措施有了间题，要用新法治理；另一个方面，虽然不改弦更张也过得去，可是为了变齐为鲁，以改用新法为合理有利。前一类，影响面大，而且深远，称为大计，名实相副。后一类呢，内容复杂，包罗万象，只有少数，影响的面和度大的，如包产到户，计划生育之类，可以算作大计；至于从重从快处理刑事犯罪，鼓励发明创造之类，虽然也是重要措施因为影响的面和度有限，就可以不算。以下先谈谈这两类大计。

第一类大计是一种看法或意见，关于如何制定整个社会形态以及其中所有人的生活方式的。显然，这，如果见诸实行，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就太大了。其直接（时间未必短）的结果是社会的治乱兴衰和其中男女老少生活的难易和苦乐。影响大，问题也就不能小。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可能是，这看法之来是否出于救世之心。这问题是由理论来，就是说，理论上也“可能”不出于救世之心；至于实际，这种可能是几乎没有的。不过，意在救世与能否救世是两回事以太平天国为例，起兵反清以及若干新措施，当然也是意在救世，可是，如攻下南京以后，强制人民晨昏呼拜天父天兄，青年夫妇分住男馆女馆，不知信徒怎么样，至于一般人，就必致受不了。所以评价这类大计，眼睛不应该放在动机方面，而应该放在效果方面。效果方面包含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所设想的新形态是否真好；二是假定真好，能不能真正实现。两方面的问题都很难解决。先说好不好，其评定，可以形而上，从哲理方面下手；也可以形而下，从人的爱恶方面一下手。不管由哪方面下手，结果都不会是异口同声。人各有见，怎么办？有哲理癖的人是举理据，但这还是会人各有见，互不相下。一般人是用武断法，都争喊自己如何正确，骂异己者不通。这样，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理论的或理想的办法纵使可以从多数（自然，多数能否作为评定好坏的理据，也还是问题）；而实际，最后有抉择之权的总是能够“马上得之”的。这是力，可以与理合，也可以与理不合；但既已抉择，也就只好试一下，无其他路可走。总之就可见，这类大计的好不好，其分辨虽然绝顶重要，而取得分辨的既合理又满意的结果是几乎不可能的。再说能不能真正实现。显然，这只有实验，过个或很长或不很短的时期才能知道。还会有不利的条件，即人力很难估计的：一种。人是活的，不会百分之百地照前人估计和希望的那样行动；另一种，客观情况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总之，依照因果规律，因不能固定不变，果之能否原样实现就很可疑了。这样，方向性的大计，照以上的分析，好不好，能不能实现，就都成为难定。但是人，扩大到杜会，都要存活，就不能静待有定，然后活动。所以理想终归是有价值、值得重视的。这就又遇到两歧，打个比喻说，是不能不吃，又怕烫嘴，如何处理？

有些人讨厌温和的中道。其实，有关人的生活形态的很多事，常常是，突变大变，难于适应；慢变小变，容易适应。慢和小是中道。举一两个突出的例，早晚拜观世音菩萨，请求保佑，由满脑子赛先生的人看来是迷信，理应破除，可是就举起赛先生的大斧，把观音塑像砸碎，那位信士弟子必受不了，再有，也作用不大，因为只要信仰还在，早晚还会望空遥拜的。又如自由是个崇高的信念，谁也不敢触动它，哪怕是一点皮毛，可是谈到选择不再活下去的自由（一般是为结束难忍之痛苦），总是既没有理由驳斥，又不敢表示赞成。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付的办法，前一种是承认信教自由，后一种是装作视而不见。承认，装作，都是有所见而暂且不动手，这是中道。处理方向性大计的中道是理想与现实兼顾。这有如黑夜涉水，手持木棍，试探着走，到对岸是理想，试探而后举步是现实。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举其大者。其一，理想只是“一种”看法，其价值不是绝对的，就是说，也可能并不好，或不十分好，试探着走，错误的危险会小些。其二，时时顾及现实，对理想而言，就既可以起修正（如果有不妥）的作用，又可以起保证实现的作用。其三最重要，是群体中的个个人容易适应，因而也就可以少些困难，甚至少些困苦。如果承认民本的原则，与生民的苦乐相比，一切大道理，冠冕的名号，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只是为了生民能够适应，能够忍受，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万不得已，难得折中还是偏祖现实一些较为稳妥。

再说大计的第二类，针对现实，采取某种涉及全民的措施，以求治病，以求改进的。与方向性的大计相比，这类性质的大计，问题不会太大，只要有权出主意并付诸实行的人不醉心于遐想。遐想即脱离现实口所以对付这类大计，也适用理想与现实兼顾的原则与方向性大计的理想相比，这对付现实的理想是近视的，因而影响就不会过于深远。但既然有变，其影响就不能不触及人民（或其中的一部分）的生活，因而也就会产生苦乐。谈到苦乐，问题也不简单。专说量（质的分辨更加复杂），苦乐有现时的大小，有长远的大小，有时为了避免长远的大苦，就宁可忍受目前的小苦。计划生育是个典型的例，由于某时期的无知和专断，人口过度增加，一碗粥几个和尚喝，困难来了。如果不限制，更大的困难就会到眼前。可是限制小两口生一个，仍然迷信三多九如的人会感到苦恼。这是理想与现实不能协调。怎么办了只得偏袒理想。但这种偏袒不是不顾现实，而是兼顾未来的现实；还有一个因素最重要，是拿得准，因为不这样，终于会有一天要落到旅鼠的境地，食物净尽，不得不集体跳海。所以，处理有关大计的问题，理想与现实兼顾的原则之外，还要附加一个，或者也称为原则，是，要拿得准。

怎么就能够拿得准？以行路为喻。有一次由北京出发乘汽车，往慕田峪长城。车过了怀柔，路变为不明朗，岔路很多，有时还像是环绕。我心里想，这不会走错吗？但不久竟到了。我衷心钦佩司机的认路本领，心里说，自己不能的确是应该信任专家。这说广泛一些，是应该尊重学识。与乘车到某地相比，有关全民苦乐、国家兴衰的大计是天大的大事，所以如本篇开头所说，必须慎重。慎重不是不办，是定措施之前，先听听专家（一般还要集体讨论）的。换句话说，要由科学作主，不由某一个人作主。专家，眼望到目的地，会清楚了解应该顺着哪条路走，行程中会遇到什么间题，怎样解决。而且要同样有专业知识的一些人参加讨论，讨论中不免有争论，一般是明显站不住脚的被丢弃，比如说，通过来一次浩劫的可能总不会有吧？所以慎重之道无他，不过是信任科学，不信任某一个人的幻想而已。

为了万无一失，慎重也要不厌其繁。这是说，凡是可以称为大计的，付诸实行之前，一定要人民点头。前面已经谈过，人民，数目太大，只能由其代表机构行使批准或批驳之权。这样的机构，比如名为议会之类，批准或批驳之前，当然也要研究讨论，其结果，也许还要凝聚为法条的形式。总之，就精神说，还是科学加慎重，因为大计是大，影响深远，甚至人命关天，就不能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