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必须做的中国经典的翻译，也是时代的必然。理雅格博士已经完工了，其结果是一打吓人的卷册。无论质量如何，单从工作的量来说确实是巨大的。在这些浩繁的译著面前，我们谈论起来都有点害怕。不过坦白地说，这些译著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巴尔福（70）先生公正地评价道：翻译这些经典大量依靠的是译者所生造的专业术语。现在我们感觉到理雅格博士所运用的术语是粗糙、拙劣、不充分的，并且在某些地方几乎是不符合语言习惯。这仅仅就形式而言。对于内容，我们不敢冒昧提出意见，还是让广东的花之安牧师来代言。他说：”理雅格博士关于孟子的注解，表明了他缺乏对作者的哲学理解。”我们可以肯定，如果理雅格博士没有实现在其头脑中对孔子及其教义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和把握，那么他是很难和翻译这些作品的。尤其特别的是，无论在他的注解中，还是在他的专题研究中，都不让一个词组与句子漏掉，以此表明他以哲学整体来把握孔子教义。因此，总而言之，理雅格博士对于这些作品的价值判断，无论如何都不能作为最后的定论加以接受。并且中国经典的译者将不断更替。自从上述两本著作面世后，又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的确有几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还没有一部我们觉得已经表明中国学已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

首先是伟列亚力（71）先生的《中国文学札记》。然而，它仅仅是一个目录，并且根本不是一本具有文学气质的书。另一本是已故梅辉立（72）先生的《汉语指南》。当然，它并不能被认为是很完善的东西。尽管如此，它确实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是所有关于中国的作品中最严谨和认真的了。而且，它的实际效用也是仅次于威妥玛的《自迩集》。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中国学家是英国领事馆的翟理斯先生。与其他早期法国汉学家一样，翟理斯先生拥有令人羡慕的清晰、有力和优美的文风优势。他所接触的每个问题，都立刻变成清晰和易懂。但是也存在一两个例外。他在选择与其笔相值的题目时并不是很幸运。一个例外是《聊斋志异》的翻译。这一翻译应当看作是中译英的典范。但是，尽管《聊斋志异》是很优美的作品，并不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流之作。（z87）

紧接着理雅格博士工作之后，巴尔福先生最近关于庄子《南华经》的翻译，的确是抱负最高的作品。坦白地说，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宣告时，我们的期待与高兴的程度，犹如一个英国人进入翰林院的宣告。《南华经》被公认为中国民族文学中最为完美的作品之一。自从公元前二世纪该书诞生以来，这本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几乎不亚于儒家及其学说。它对历朝历代的诗歌、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这如同四书五经对中国哲学作品的影响一样。但是，巴尔福先生的著作根本不是翻译，说白一点，就是瞎译。我们承认，对于我们而言，给予巴尔福先生付出这么多年艰辛劳动的作品这样的评价，我们也感到很沉重。但是我们已经对它冒言，并希望我们能够做出更好的评价。我们相信，假如我们提出庄子哲学的准备解释的问题，那么巴尔福先生很难会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引用最新的《南华经》中文文本编辑林希冲在前言中的话：”但是，一本书时，必须弄明白每一个字的意思；这样你才能分析句子；在弄明白句子的结构之后，你才能理解文章的段落安排；如此，最后你就能抓住整个章节的中心思想了。”如今，巴尔福先生翻译的每一页都留下了硬伤，表明他既没有明白每一个单字的含义，如此也没有正确分析句子的结构，并且没有准备地了解段落安排。如果以上我们所假设的陈述能够证实的话，正如他们也很难以被证实，则只要看看语法规则，就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巴尔福先生未能把握好整篇作品的中心思想了。（s16）

但是，当今所有的中国学家都倾向于把广东的安之花牧师摆在第一位。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安之花先生的工作比其他人的作品更具有学术价值或文学价值，但是我们发现，他的每一个句子都展示了他对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把握，而在当今的其他学者当中则是不多见。至于我们以为的这些原则是什么呢？这就应该留本篇的下一部分再谈论了。到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阐明中国学的方法、目的和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