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高翔只是挂了个政委的空名，开过大会的第二天，就回高阳去了。把这个新成立的支队的全部工作，留给高庆山，还要他负起整个县的地方责任来，留下李佩钟，做个助手，主要是叫她管动员会的事。

支队部就设在县城，过去公安局的大院里。从国民党官员警察逃跑了，这个以前十分森严威武的机关，就只剩不了一个大空院。不用说屋子里没有了桌椅陈设，就是墙院门窗也有了不少缺欠；院子里扔着很多烂砖头。头一天，高庆山带着芒种到三个团部巡视了回来，坐没坐处，立没立处，到晚上，动员会的人员才慢腾腾送来两条破被子，把门窗用草堵塞了堵塞。

高庆山心里事情很多很杂乱，倒没感觉什么，芒种这孩子却有点失望。他想，听了春儿的话，不跟高翔坐汽车上高阳，倒跟他来住冷店，真真有点倒霉，夜里睡在这个破炕上，看来并不比他那长工屋里舒服。这哪里叫改善了生活哩？铺上一条棉被，又潮又有气味，半天睡不着。

这样晚了，高庆山还没有睡觉的意思。他守着小油灯，倒坐在炕沿上，想了一阵，又掏出小本子来记了一阵。看他记完了，芒种探着身子说：“支队长，眼下就立冬了，夜里很冷，这个地方没法祝我们还是回五龙堂家去，大被子热炕睡一宿吧！”

高庆山望着他笑了笑说：

“怎么？头一天出来，就想家了？”

“我不是想家！家里也没什么好想的。”芒种说，“我们为什么受这个罪，今儿个，你横竖都看见了，高疤他们住的什么院子，占的什么屋子？铺的什么，盖的什么？他那里高到天上不过是个团部，难道我们这支队部的铺盖倒不如他！”

“不要和他们比。”高庆山说，“革命的头一招儿，就是学习吃苦，眼下还没打仗，像我们长征的时候，哪里去找这么条平整宽敞的大炕哩！”

芒种听不进去，翻了个身，脸冲里睡去了。高庆山把余下的一条被子给他盖在身上，芒种迷糊着眼说：“你不盖？”

“我不冷，”高庆山说，“我总有十年不盖被子睡觉了。还有你这枪，不能这么随便乱扔啊，来，抬抬脑袋，枕着它！明天有了工夫，我教你射击瞄准！”

芒种在睡梦里嘟念：

“这个硬梆梆的怎么枕呀，指望背上枪来享福，知道一样受苦，还不如在地里拿锄把镰把哩！”

随后就呼呼的睡着了。高庆山到院里转了一下，搬进两块砖头，放在头起，刚刚要吹灯休息，听见院里有人走到窗台跟前说：“高支队长睡下了吗？”

是个女人的声音，随着在窗户的破口，露出半边俊俏脸来，高庆山看出是李佩钟，就说：“还没有睡。有事情吗，李同志？”

“我到你这里看看，”李佩钟笑着走进屋里来，她穿着一身新军装，没戴帽子，黑滑修整的头发齐着肩头，有一枝新皮套的手枪，随随便便挂在左肩上，就像女学生放学回来的书包一样。她四下里一瞅说：“炕上那是谁？”

“通讯员。”高庆山说，“你看，这里也没个坐的地方！”

“你这里和我那里又不一样！”李佩钟笑着说，“你这里像个大破庙，我那个动员会，简直是个戏台下处，出来进去，乱成一团。这里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落后呀，比起高阳来，可就差远了！高翔同志撂下就走，也不替我们解决困难。走，我们到电话局去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连个坐立的地方也没有，真真，这怎么叫人开展工作呀！”

“这样深更半夜，不要去打扰他吧！”高庆山说，“他那里的工作更忙。”

“你说对了，他真是个忙人！”李佩钟笑着说，“他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大红人儿！他没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土包子们，只知道懵着头动员群众，动员武装，见不到文件也得不到指示，他一来把在延安学习的，耳闻眼见的，特别是毛主席最近的谈话和讲演，抗日战争的方针和目的，战略和战术，给大家讲了几天几夜，我们的心里才亮堂起来，增加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他忙的很，到处请他讲演，到处总有一群人跟在他后边，请他解决问题。高翔同志又有精力，又有口才，资格又老，历史又光荣，又是新从革命的圣地、毛主席的身边来的，我们对他真有说不出的尊敬。他还给我们讲过红军长征的故事，提到了你，高支队长！你的历史更光荣，你给我讲个长征的故事吧，你亲身经历了的，一定更动人！”

高庆山笑了笑说：

“十年的工夫，不是行军，就是作战。走的道儿多，经历的困苦艰难也多，可是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总的说起来，一个革命干部，要能在任何危险困难的关头，不失去对革命的信心，能坚定自己，坚持工作，取得胜利，这种精神是最重要的！”

“你不对我好性讲，”李佩钟微微突了突嘴唇说，“你具体的讲一段最精彩的！要不，你就教我一个新歌儿！”

这时睡在炕上的芒种，说起梦话来，叫老温喂牲口，喊老常哥套车。李佩钟听了听说：“我认识他，这是我们家的小做活的。”

高庆山说：

“你给我讲讲你怎样参加的抗日工作吧，子午镇，你们那个家庭……”“那不是我的家。”李佩钟的脸红了一下，“我和田家结婚，是我父亲做的主。”

“听说你们当家的跑到南边去了，”高庆山说，“你能自己留在敌后，这决心是很好的。”

“高支队长！”李佩钟说，“不要再提他。你是我的领导人，我愿意和你说说我的出身历史。我娘家是这城里后街李家。”

“也是咱们县里有名的大户。”高庆山说。

“我也不是李家的正枝正脉。”李佩钟的脸更红了，“我父亲从前弄着一台戏，我母亲在班里唱青衣，叫他霸占了，生了我。因为和田家是朋友，就给我定了亲。不管怎样吧，我现在总算从这两个家庭里跳出来了。”

“这是很应该的，”高庆山说，“有很多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工作。‘七七’以前，你就参加革命活动了吗？”

“没有。”李佩钟说，“从我考进师范，在课堂上作了一篇文，国文老师给我批了一个好批儿，我就喜爱起文学来，后来看了很多文艺书，对革命有了些认识。可是我胆小，并没敢参加什么革命行动。抗日运动，对我是一个大提示，大帮助，它把像我这样脆弱的人，也卷进来了。我先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后来，又在高阳的政治训练班毕了业。”

“抗日运动是一个革命高潮。”高庆山说，“我们要在这次战争里一同经受考验，来证明我们的志向和勇气。”

“我想，和高支队长在一块工作，我会学习到好多的东西，主要是你的光荣的革命传统。”李佩钟激动的说，“我希望你像高翔同志那样，热心的教导我吧！”

“我明天和你去把动员会的工作整顿整顿，不要什么事都去找高翔，”高庆山笑了一下说，“他既然把这里的工作委托给我们，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来！”

放在炕角上的小油灯细碎的爆着烛花，屋里的光亮，都是从破纸窗照进来的月色。在城墙根那里，有高亢的雄鸡叫明的声音，李佩钟说：“你睡吧，你没有盖的东西，我到家里给你拿两条被子来吧！”

“你刚说和家庭脱离，就又去拿他们的被子！”高庆山笑着说。

“这里是我娘家。”李佩钟也笑了，“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动员他们两床被子，不算什么！”

高庆山说不用，李佩钟就小声唱着歌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