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28日，距我第一天踏进此地担任首相11年6个月又24天之后，我最后一次离开唐宁街10号，一片矛盾和混乱的思绪使我感到内心痛苦。我在世人瞩目的公务世界里生活了如此之久，现在却要离开这里走向……何处？然而，尽管我也许已跃入——或者可以说被推进——黑暗，我并不是毫无控制地自由下落。我有我的家人，我身体健康，我还发现，我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道义和实际帮助。

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把他大学院街上离威斯敏斯特宫很近的房子借给我暂作办公之用。当丹尼斯、马克和我到达那里时，我发现一个小起居室可供我工作。我任首相时的政治秘书约翰·惠廷戴尔，以及其他几张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的面孔正等在那里迎接我们。至于我们自己那套在多尔维克的房子，当时丹尼斯和我把它买下来，一半是为了投资，一半是供紧急需要时用（虽然我们很少预见到有此用途），现在我们已不想再留着它。它离威斯敏斯特太远，而且，尽管发生了目前的情况，我们两个都设想，不管我以后干什么，反正不会选择”退休”。我希望挣钱谋生，大概也有此需要。无论如何，不工作是会使我发疯的。

隔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找到合适的住处；先是从亨利·福特太太处借了一套在伊顿广场的漂亮公寓房。找一些事来做当然不成问题。我需要向无数对我表示同情的人写信致谢，他们的慰问使我深为感动。有些给我写信的人本人正处于绝望之中，而我只是情绪低落而已。

很幸运当前有一些个人事情分散注意力。不到一个月就是圣诞节。离开唐宁街意味着必须取消原订在契克斯别墅庆祝圣诞的计划，同时需要为我们自己的圣诞晚会预订饭店房间（我自己的房子已被从唐宁街和契克斯别墅搬出来的包装箱堆满，那是11年半积累起来的东西），需要重新邀请现在已不能去契克斯过节的宾客，定做一套新的离任后的圣诞卡，还要为所有这些付款。

然而，过了一些时候，手上的时间仍多得难以打发。过去我一直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我知道怎样通过忘掉过去、开展新的事业，为个人的失望找到慰藉。工作是我的灵丹妙药。现在我必须调整工作速度。可是一开始这可并不容易。

我生来就不善于反思或回顾，我总觉得朝前看更可取，处理当前实际问题最容易，而且（在符合情理的范围内）越难越好。现在有了比我当反对党领袖或首相时享有的（如果这个词合适的话）更多回首过去的机会。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感到有一种内心的需要（虽然令人痛苦），来彻底思索7下我这辈子究竟干了些什么，获得的机会利用得如何，以及各种历史事件的意义。

起初，我的非自愿”撤退”被一些阴郁的想法所支配。我仍能从报纸上读到有关”撒切尔时代”的讣告式评价文章。有些报纸刊登了一些有关我担任首相期间工作情况的文章，据我回忆，他们记叙的内容很不准确，这当然毫不奇怪。我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我必须写回忆录用我自己的叙述来加以纠正——毕竟我多次公开开过玩笑说要写回忆录，而且也不乏这方面的兴趣。再说，工作成绩是不会”为自己说话”的，虽然政治家们可能非常希望它们能做到这一点。但我并不把写口忆录看成是自我辩解的手段——那主要是我、我的良知和上帝之间的问题。倒不如说——而且愈来愈觉得——我要通过回忆录来鼓励那些与我思想和感觉相同的人，下一代甚至更久远以后的政治领导人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被政治流放到孤岛上的人。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惊喜地发现，我这个小小的孤岛在知识和社交方面不再是个荒芜人烟的地方。我周围不仅有关心我的朋友，还有一些与我志趣相投的学者、记者和年轻一代政治家，事实上他们是一些思想和信念足以影响未来的人。我渐渐认识到，离开唐宁街，也就——尽管是多么不愉快和不情愿——摆脱了高级职务带来的某种自找的流放生活。多年来，我不得不与一些政治家和文官相处或共事，他们之中除少数明显的例外，多数人与我意见相左、不同意我的基本观点。他们尽心尽责做着自己份内的事——有的还做了份外的事。但是我经常不得不像政府行为的孤独反对者那样行事，而这个政府又是由我自己领导的。这种情况使无法避免的权力上的孤独进一步加重。我常被描绘成一个局外人，只是由于某些环境因素的奇怪结合，才跨进了局内人的圈子，而且在那里呆了11年半。对我的这种描绘不能说不准确。

现在我又成了局外人，但这是一种不同于过去我所记得的”局外”。我发现，与我担任反对党领袖时那些困难日子（这些我已在本书前面几章讲到）截然不同，现在我周围那些有见解、有作为、最能干的保守党人几乎都是与我思想一致的。过去那场革命——私有化，解除管制，降低税收，扩大所有制，恢复自力更生，建设摆脱贫困的梯子，加强国防，建立大西洋联盟，重振国家的士气和地位——是经过艰苦努力在政府里面完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无法看清在政府外面进行的思想革命的程度。我间或——如一年一度访问政治研究中心——也看到一些正在发生的情况，但并未掌握全貌。因此，由于我今天对政府的某些政策感到担心，我相应地把较大希望寄托在那些依然在政府外面进行思想斗争的人身上。何况，这有其令人愉快和切实可行的一面。因为我一向善于做鼓舞人心的演讲；而且每当我对某个深奥题目发表讲演或撰写文章或介绍情况需要帮助时，总会有一批热情而又具有专长的志愿者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同样，我多次到国外讲演，也有类似的体验。起初，我是作为前首相受到接待的，花很多时间会见我在职时认识的人。但国际政治风云变幻，首脑人物常常迅速更换。原先接触过的领导人日益减少。如果他们接待我不是因为我担任过什么职务，甚至也不是因为别人认为我取得了什么成就，而是因为我在一般意义上所”代表”的东西，那我才真正感到心情愉快，精神振奋。我想，我在美国大概可以期待得到这样的接待，因为美国是现代激进保守思想的中心，几乎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是，当我同中欧和东欧新解放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交谈时，当我同和我一样担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西欧人交谈时，当我同正统资本主义得到运转、经济正在腾飞的亚洲与太平洋国家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商谈时，当我同那些正在使拉丁美洲国家从第三世界的失败教训迅速向第一世界的精力充沛的前景转变的领导人交谈时，也有同样愉快的感受。我正在主持同时又参与一种巡回式的专题讨论会。他们非常愿意听我的见解，我自己也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当然，我也看到挫折的一面。美欧联系不断削弱，”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前共产党人又悄悄口来掌权，还有已尔干战乱中发生的恐怖行为——西方对此态度软弱，无异于容许甚至鼓励他们如此胡作非为，一些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具有民主思想的塞尔维亚人川流不息地到我这里来叙述那里的惨状。但是，从国外东道主对我的接待方式中（同样从我在国内安然摆脱困境的情景中），我感到我多年来大力宣传并力图实施的基本内容仍和过去一样具有意义和说服力。并不是世界背弃了我的那种保守主义，而是有些国家的保守主义者对自己和他们的信念暂时丧失了信心。到国外访问是很累人的，但是我已拿定主意，只要我还有精力——到目前为止，我的精力似乎还很旺盛——我将努力去影响各国人民的思想，如果已不能影响各国政府的行动。而且我希望，等到有一天我自己已无力去完成时）我的基金会将代我去完成这项使命。

如今西方似乎正在虚张声势、愤世嫉俗与恐惧害怕之间犹豫动摇。国内问题很多。在大部分西方国家中，用于社会津贴计划的政府开支正在导致增加赤字和提高税收。国外问题也不少。西方的防御体系正在崩溃，使用它们的决心不断减弱。对欧洲和英国在该防御体系中的地位处于严重混乱。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已冷却到接近冰点。对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民主派，西方没有向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支持；他们的地位正被许多态度暖昧的可疑分子取代。对于俄国人，我们先是无所作为，继而态度软弱，我们正在鼓励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像过去的苏联一样行事，只会得到西方的尊重和关注。在前南斯拉夫，我们让侵略得逞。混乱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滋长，因为它摧毁了一个帝国，却还没有确定该扮演什么新的角色。但并不是什么都糟。现在世界比冷战时期更自由，虽然还不能说更安全。但是政治上的成就还缺少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明确的目标。

当然，我可以这么说。难道我不可以吗？也许不可以。但是过去常常在政府中批评我的人现在也在这么说。在下面有关欧洲、更广的国际环境、社会政策和经济的几章中，我提出一些如何纠正这些方面问题的想法。但现在是其他人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