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后，八路军一个排的武装长驱二百余华里，突然出现在坡底镇，当即接走了姨父，把他送到了新安县黄河岸边的黑扒村。原来，姨父在l县北部山区的活动引起了上级党组织的密切注视。姨父的老上级、也是姨父与我三姨的主婚人——时任中共河南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刘子久与司令员韩钧率八路军正规部队两个团，由晋南太岳根据地南渡黄河，来到豫西，与姨父接上了中断四年的组织关系。姨父见到了离散多年的同志，欣喜异常，在前往新安的山岭上，就急不可待地与警卫员换了服装，脱了自卫军的黑棉袄，换上了八路军的灰军装。

姨父还没有从新安回来，这件事已经在四县联防会内引起了巨大震动。三个县的联防会头目都是惧怕“共产”的大地主，纷纷找贺爷商量对策。贺爷在四县交界处的藕池村召开了四县联防会。来自宜阳的三个联防委员原来是国民党二十路军的旅、团长，在豫鄂皖苏区围剿过红军。他们一到会上就像被掀了窝的老鸹哇哇乱叫，哎呀，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专打我们这号人。我们手上又沾过共产党的血，他们一来，咱就别想活了！陕县的联防委员也跟着喊叫，还有啥说的，拼吧！渑池来的自卫队司令上官子平说，呀，八路军不是好惹的，连小日本儿都怕它，能是咱说打就打的！好了，好了，都别咋唬了，雨顺兄是联防主任，该听听你的了！

贺爷作了长篇讲话，三十五年后的《文史资料》上披露了这次著名的讲话：“事情明摆着：鬼子一到，老蒋跑了，八路军来了。谁好谁孬，一比就知道。我们为了不当亡国奴，才联合起来，共求生存。眼下，l县城、宜阳韩城、新安铁门、陕县会兴都是鬼子的据点，最远的，离我们联防会所在地也不过几十里，鬼子扫荡，说到就到，形势对我们是很不利的。现在，八路军打过黄河了，没娘孩儿似的老百姓有了依靠，日伪军又像乌龟一样把脑袋缩回去了。谁要跟八路作对，那不就跟汉奸一样了！听黄河北过来的人说，八路军现在的政策是，抗日者都是朋友，既往不咎；也不分地主的土地，只打当汉奸的地主，因为他是汉奸；不是地主的汉奸也要打，不管他是不是地主。我们不跟着老蒋跑到大后方，坚持在家乡抗击日寇，八路军就是打着灯笼过来找咱哩，只会把我们当朋友、当战友，决不会把我们当敌人。大家都知道，我贺雨顺也当过国民党的团总，手上也不干净。我家这个地主也不算小，有二百多亩土地、三个生意门面，可我也只长着一个脑袋，我这个脑袋也不是铁打的。可它想好了，要想保家乡、求生存，只有跟八路军合作抗日，别无出路。我就这话。”

联防会上一片寂静。好久，又一下子热闹起来。有的说，雨顺兄莫急，我还得买一只烧鸡不吃——“撕撕（思思）想想”哩！有的说，我看咱就不必六神无主、七窍生烟了，这一河浑水，只要雨顺兄敢我就敢！有的说，雨顺兄说得有理，我看也只有这样了。有的说，急啥哩？走着说着吧！

散会后不久，渑池县上官子平向贺爷告急，一个团的日伪军强占渑池，请贺爷找八路军协助清剿？贺爷连夜派人到新安向儿子贺胜送信求援。韩钧司令员亲率两个团，兵分两路，星夜驰援，一举收复渑池，生俘日伪军八百多人。上官子平见了韩钧，倒地便拜。各县武装首领纷纷找到贺爷，要求与八路军合作。贺爷介绍他们一一与韩钧司令员见面。渑池上官子平的自卫队、l县爱国军人李桂梧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都主动接受了八路军的改编。

河南区党委接受了由姨父组建的l县中心县委及所属党组织，把l县抗日自卫军第五支队列入军分区所属系列，改番号为分区特务团，随即在l、陕、渑、新、宜五县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创建了一块方圆四百多华里、拥有三十多万人口的豫西抗日根据地。

给姨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在渑池的一个村庄里，第一次看见了属于自己的电台。电台“嘀嘀嘀嘀”地响着，他觉得那是悦耳动听的音乐。一天晚上传来了属于朱德总司令的音乐。《中共l县党史大事记》特意记载，朱德总司令驰电，任命贺胜为豫西地委副书记、军分区副政委；贺爷雨顺也以开明士绅和爱国军人的身分，被委任为豫西专署专员。龟缩在伏牛山南麓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闻讯，立即在山旮旯里发表谈话，怒斥“贺匪雨顺”为“通共投共”的“豫西祸首”。

贺爷没有想到，刘茂恩会为他暴跳如雷。但是他知道，在他鬓角上生出白发的时候，他皈依了“儿子的革命”。由五支队改编而成的分区特务团，已经有了新的团长和政委。他忽地感到轻松，也感到疲惫。这时，他收到了四纵司令员陈赓将军发来的邀请信，请他去黄河北岸的太岳解放区参观。他对陈赓将军深怀仰慕之情，决定到那里看一看，自己还能为这个陌生的革命做点什么事情。

贺爷就要踏上旅途。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他是向一部历史告别，家乡的一切都将不再属于自己了。晚上，他独自上了北坡，在贺家祖坟上低头徘徊。贺家的祖先正在一个个坟包里传递着发家兴业的好梦。他的精明强干的大哥已经留下自己创建的染坊、油坊和烟坊，过早地来到这里安息。他的勤劳、实在的二哥正领着一群长工，也把自己变成长工，沉声不响地经营着祖先留下的土地。然而，他要走了。他觉得头有点儿晕，一个个坟头像黑色的波涛涌动起来。他歪趔了一下，又傲强地站稳了脚跟。不是我要动，他对坟头说，是世道要动。贺爷绕着坟地走了一圈，当他听到村里传来了马嘶狗吠声时，才定定地站住，望着满天的星斗。一颗流星倏地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从空中划过。哦，我该走了。他对坟头说，我还会回来，在这里给自己刨一个土坑。他缓缓地走下北坡。有一个小虫子从他眼角里拱出来，在他冰冷坚硬的脸颊上辣辣地爬动。

贺爷上路以前，把那只白金小手枪赠给了韩钧司令员。小手枪锃亮如新，在微弱的星光下泛出银白如霜的光晕。他说：“韩司令，这支小手枪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把它送给你，我也就成了无产者了。”韩钧早就看上了这支小手枪，他说这是他接受过的最好的馈赠。贺爷与韩钧司令员紧紧握手后，翻身上马，一个排的士兵骑马簇拥着他，奔向远方一块陌生而沸腾的土地。

贺爷在太岳解放区受到了热烈欢迎。先期到达太岳根据地上了抗大分校的明表叔，多次看到父亲戴礼帽、穿长衫、戴眼镜，彬彬有礼地出现在太岳行署、太岳军区、四纵司令部的欢迎会上。贺爷到太岳不久，就在一个文件上看到了两项任命：他被任命为太岳行署谘议、河南民主建国会主任，免去其豫西专署专员职务，由他的儿子贺胜接任。

贺爷没有料到，他离开豫西不久，就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豫西事变”。豫西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和“倒地运动”（注：把地主在灾荒年景以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触犯了刚刚收编的上官子平及其下属的利益。“民主整军”时，枪决了一个强奸民女、反对整编的副团长，又引起他们的惊惧。上官子平暗与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接头，乘八路军三个团的主力外出执行任务之机，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晚发动叛乱，一个晚上捕杀八路军派入七旅的八十多名旅、团、营、连干部。八旅旅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爱国军人李桂梧也被其部下杀害。陕县被收编的地方武装同时叛变。率部在陕县执行任务的姨父，受到叛军伏击，枪弹如飞蝗擦身而过，奋战得脱。八路军三个主力团迅速撤回，平息了叛乱，却已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韩钧司令员从延安带来的一百多名干部大部分惨遭杀害，被害战士也有一百多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在“豫西事变”中惨遭杀害的七旅政委王舟平烈士的儿子。他是在父亲牺牲后、母亲又被投入监狱时，让狱卒把他抱出去交给一个铁路工人养大的。他长大后，养父母才向他讲了他的身世。我曾与他一起去渑池寻找他父亲牺牲的地方。农民指着村边的一块麦田说：“王政委就是在这块地里叫刺刀捅死的。上官子平害怕惊动了八路，下令不准开枪。那天死的人是叫刺刀捅死、乱棍夯死的。俺上半夜听见麦地里有人哼哼，一直哼哼到下半夜，不知道出了啥事，谁也没敢起来。一大早，才看见这里躺着王政委，浑身是血，眼也没有闭上。狗日的捅了他十几刀也没把他捅死，他弹腾了一夜，麦棵压倒了一大片，天亮才咽气。从那以后，这块地里的庄稼年年耷拉着头，庄稼棵倒是长得硬扎扎的，刮大风也没见倒伏过！”

烈士的儿子哭了，他说：“我还不知道父亲是咋着从延安来的，老家是哪里的？当时的司令员韩钧不在了，也不知道找谁打听去！”我说：“我替你打听一下，可以吗？”他问：“你找谁打听？”我说：“我找贺胜。”他说：“是贺部长！你咋知道他？”我说：“他是我亲姨父。”他连连摇头说：“你千万别找他！”我说：“为啥？”他说：“我给他写过信，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也说不清我父亲的历史，光是给我写检讨，就写了五张纸。事后，他的秘书说，他写了信，就呆坐在那里暗自垂泪，接着就发作了心脏病，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你千万别再问你姨父了！”他又夸奖说：“你姨父的字写得真好，一笔一划，力透纸背，一看就知道是临过字帖的！”

直到“豫西事变”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仍旧不敢在姨父面前提起这件沉重的往事。他作为当时豫西地委副书记、分区副政委和专署专员，虽然在事变之前已经发现了可能发生事变的一些迹象，而且对主要领导人多次提出过未被采纳的防范措施，党组织也没有追究过他个人的责任，但当他提起这次事变时，曾多次潸然落泪。在他晚年为子女写的《自述》中仍把“豫西事变”称之为“毕生最大的痛苦”，还要在《自述》中清算自己永远清算不完的“地主家庭出身，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右倾思想严重”的老账，并把五月二十六视为烈士的忌日，每到这一天，都会看到他心神不定地翻看日历，用悲伤的目光久久望着故乡的云彩。

我想不明白，姨父为什么总是在“地主家庭出身，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上折磨自己。一位十七岁参加革命、“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老布尔什维克”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小知识分子儿”的思想可该怎么改造是好呢？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胡宗南部沿陇海铁路东进。党中央决定避敌锋芒，要豫西根据地党、政、军三套人马全部撤离。姨父就把他那个“地主家庭”的全部成员，包括白发老母、两个年幼的弟弟和正领着长工在地里摇耧种麦的二伯、坐在草墩上捻线陀儿的小脚二娘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亦即国民党少校参谋贺石的父母和胞妹，统统集中起来，随部队北渡黄河，撤到了太岳根据地。贺家大院的地主与地主的子孙们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无一例外地被姨父“裹胁”到了马克思的麾下，贺家大院人去楼空了。姨父的二伯、二娘离开了家乡就魂不守舍或者说是无舍可守，远涉黄河后，一望见马克思的画像就发愣，“咦，这是谁呀，看他那胡子是咋长的，还叫人吃饭不叫？”

韩钧司令员率部撤到太岳根据地以后，“豫西事变”也成了长期折磨着他的巨大痛苦，但他最终使自己得到了解脱。他的一位老部下告诉我，一九四八年，北平“和平解放”，韩钧调北平工作。在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那天，他得到通知，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找他谈话。他想起三年以前，当他离开延安去开辟豫西根据地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曾召见过他，对他寄予厚望，让他带走了一百多名久经沙场的干部。他是立下了“军令状”的。而现在，由他带走的大部分同志都在“豫西事变”中悲壮而窝囊地成了烈士。他感到无颜再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夜晚，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捧着一个大茶缸借酒浇愁。深夜，屋子里一声闷响，他已经倒在血泊中，手中握着贺爷送给他的白金小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