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里福尼亚州的路上，我路过一个小城，马上被那城美丽的外貌迷惑住了。

城的建筑全是两层的小楼，楼是灰色的，依山傍水显得格外幽静，行走在街上的人们也不像美国一般城市一样匆忙，他们慢慢的踱着步，让人几疑走进了十九世纪的欧洲。

有一些服装店百货行也使我想起或者鹿港或者淡水那些故乡的地方，尤其是商店走廊的砖头走道，干净、清爽，让走着的人不知不觉慢下步来，看着两旁的风景。

我不知道那城的名字，只知道那城像许多优雅的小城，让你一眼就喜欢的那种。终于在一家卖着蜡烛的小店问了店员那座城的名字，她微笑的说：“叫撒玲娜（salinas）！”

“撒玲娜！多美的名字，好像在哪一本书里读过这个名字？”我说。

“呀！是斯但贝克的书。”她笑得更开心：“斯坦贝克是我们撒玲娜最有名的家，他也是美国第六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那位年轻充满善意的美国少女的话仿佛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我心里的灯火，我像她那样年轻时（也许只有十九岁）曾经那么狂热的喜爱过斯坦贝克，可是我竟然忘记了他的家乡，忘记了他的全是以他的家乡为背景，直到在这陌生的异地才被点醒；我年少时读斯坦贝克，在孤灯下的景况全涌了上来——哎，我竟然毫无准备的就闯到斯坦贝克的故乡来了。大概是看我突然陷进沉默的思绪里，少女着急他说：“你听过斯坦贝克吗？”“当然，我像你这般年纪时就读过他的《愤怒的葡萄》、《小红马》、《人鼠之间》、《伊甸园东》，这些伟大的作品，还曾经深深的感动过哩！”

然后我们不知不觉的谈起斯坦贝克，借着这位已经逝世十四年的美国作家，我们谈起了文学，文学在这个时候是奇妙的，它跨越了时空、跨越了国籍，在任何地方的某一个人里，我们读过相同的作品，并且体验了同一个作家的心灵世界。

少女不厌其烦的把英语说得很慢，用以解释斯坦贝克这个人对她的影响，以及给她家乡带来的荣誉。她说，斯坦贝克在城外不远的地方做过农场牧场的工人，还在筑路队里当过筑路工人，还做过很多不同的零工，所以对低层的人有很深的了解。最妙的是，斯坦贝克曾在史丹福大学读了五年还拿不到学位，结果现在有很多专门研究他的史丹福大学生……少女利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为我讲述了斯坦贝克简要的生平，我想在撒玲娜镇，也许随便找一个镇民都可以为我做一次斯坦贝克的演讲，文学在这个地方发挥了伟大的力量，像撒玲娜人，他们可能忘记前一任警长或议员的名字，可能忘记前一任总统的名字，然而他们不会忘记斯坦贝克，他使他家乡的名字永远存在这个世界。

“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怎么会喜欢斯坦贝克？”少女问我。

我想起少年时代在书摊上买书，看到《愤怒的葡萄》，深感纳闷，而斯坦贝克的中文译名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一种坦克车的感觉，我买了那本书，就那样一路读了下来。少女听了我的话，高声的大笑起来。

在撒玲娜，因为斯坦贝克过去的描述，完全祛除了我在异地陌生的感觉。这个曾经居住过许多爱尔兰移民的城镇，经过一世纪还没有完全美国化，几乎在空气里就可以感觉到它过去的那种安静和平的气息。午后的阳光缓缓的移动着，和风淡淡的吹送，即使是路上的行人也是优雅有礼的。我想，斯坦贝克最后一篇以他家乡为背景的《伊甸园东》，把撒玲娜称为“伊甸园”是有它的道理。

后来，我在街转角的地方找到一家小而闲适的咖啡屋，是用红砖砌成的，可以从落地窗里望见整个蓝天，也许斯坦贝克曾在这个咖啡屋里坐过，因为它看起来是有一些历史了。喝着咖啡，我慢慢想起《伊甸园东》的情节，在这本史诗一样的书里，斯坦贝克曾经塑造了一位充满深思的可敬的中国人“阿李”，阿李的形象，以及他对人世的观察和他的语言都像一个哲学家，穿过时空竟是不朽了起来。“阿李”这个人是我读过的美国里最可敬可爱的中国人，光是这一点，斯坦贝克就令我敬重。我在咖啡屋里坐到黄昏，傍晚美丽的霞光照耀了整个撒玲娜，在斯坦贝克的年代，撒玲娜是什么面貌呢？

我想再读一段他的描写：

山谷宽广平坦的耕地上铺着一层肥沃的泥土，只要冬天里一次充沛的雨水，就能使草木花卉生长起来。在多雨的年头，春天的花朵是不可置信的美。整个山谷平地，包括山麓在内，铺满了羽扇豆花和罂粟花。有一次一个女人告诉我，假如在有颜色的花中间衬上几朵白花，那花会显得更鲜艳光彩。每一瓣蓝色的羽扇豆花都镶上白边，于是整个原野的羽扇豆花比你所能想像到的更蓝。掺杂在其间的是斑斓的加里福尼亚罂粟花。这些花也是色泽耀目的——不是橙黄，也不是金黄，假如纯金溶解了能凝成膏状，那金黄色的凝脂可能就是这些罂粟花的颜色……

今天的撒玲娜不再有那么多蓝的、白的、金黄色的花了，但是这无关紧要，斯坦贝克的比这些花的本身更多彩，如同黄昏的晚霞照着撒玲娜，我从来没有像那一次，在作家的出生地体会文学那么深刻。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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