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教育的忏悔(1)

作者:徐百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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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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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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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2150字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务领导,研究社会学、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史等,卓有成就。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1951年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主席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


研究者这样解读这张照片: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时毛泽东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顾问。毛泽东与别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显要,很“露”脸,而这一张,却是个背影,且站在一旁。潘光旦委员情绪饱满,谈锋正健,案几上摞着文件,左手中的烟斗似乎还有余热。建国伊始,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欲展抱负的情态跃然其间。同时,我们从领袖谦恭的背影里,也不难看出国家爱惜人才、重用人才的殷殷之情。然而,就在六年以后,知识分子即厄运临头,被打入了“另册”,及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革出了个“知识越多越反动”。潘光旦也未能幸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含恨辞世。这些遭际,是照片上的那个潘光旦所万万不会想到的。


收录这张老照片,编者尚需补白一句:“潘光旦或许不为人熟知,在此聊补一笔。潘光旦,社会学家,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今年费孝通辞世,有人敏锐地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失去了一位最为敏锐的见证人。”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费孝通属于第二代学者。尽管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上,他经常跟上一辈人在一起,但他总是清楚地意识到在为人、为学上两代人的差异。他所感受到的“代”的差异不仅局限在社会学界,而是更广泛地存在于前后两代知识分子之间。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师友回忆文章,不断地试图诠释上一代学者的做人原则与学术探索精神。他曾谈到自己与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异:“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


言下之意,甚为悲凉———下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吗?


“恐怕很难体会到了。”一位长期研究教育的学者对记者感叹,“别的因素先不论,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就缺失这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