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x＞天？堂

周恩来新婚之夜醉酒，正符合他高兴时喜欢喝点的特点。越高兴越近酒，他确实太高兴了。他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过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在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么。

周思来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中华雄飞”之路。那时也还不存在恋爱。何况年轻的周恩来在法国有了一个女朋友，关系很不错的。

年，周思来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讲过，他在旅欧初期，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就是说，对革命仅仅是同情还不够，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才好成为终生伴侣。

周恩来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说的这个“通起信来”，是指1923年给邓颖超的一次来信，在这封信中，他首次向邓颖超表露了爱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况邓颖超也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曾有一个女友，所以没作任何表示。

邓颖超无表示，周恩来便接二连三来信，一次比一次谈得明确，并且请邓颖超作明确答复。邓颖超是独生女，她的答复是：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而妈妈的态度是：

“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急呀？”

于是，事情拖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周恩来频频来信，虽然是谈国家、民族之命运，论人民大众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问邓颖超本人对这个恋爱问题的态度。李维汉从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

周恩来1924年归国，到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广州，他们已经有五年未见面。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

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像普通人的家庭一样，当丈夫好酒时，妻子难免要有意见，在以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邓颖超一直反对周恩来喝酒，并且为酒继续产生过一些矛盾。

作妻子的都怕丈夫喝酒误事又伤身。

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我们一些同志聊天，就有人掰着指头总结过不是规律的规律：喝大酒比抽烟多还要伤身。

从毛主席开始，他数了许多在世不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抽烟很厉害但不嗜酒，这些领导同志没有谁是患癌症；从周总理开始，他数了陈毅、乔冠华等外事活动多，喝酒场合多，以及许世友等嗜酒的领导同志，虽然不抽烟，但或早或晚都发生了癌症……当然，这只是下过闲聊天，并没什么真正的科学考究。

周总理的第二次醉酒，我是亲眼见了。那是1954年4月，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前后4个月的时间，总理奔波于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量是没有任何一人所能比的。苏、美、英、法及其他与会国，都没有任何一人能比。这是早已为历史所承认了的，也是被大量回忆文章所书写过，证实过的。我这里不重复，只谈—件小轶事。

出发前，邓大姐不无担心地嘱咐我要多关心、照顾总理的身体。当时，总理劳累过度，刚流过几次鼻血，身体状况不大好。大姐特意关照，要提醒总理少喝酒。

大姐的担心是有原因的。苏联人本来就善饮，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几乎个个都是“酒桶”。这些寒冷地带的人肠子里那种化解酒精的酶要比我们生活在温带的黄种人多很多，喝起酒来碜人。65度的汾酒也敢拿大茶缸子一口气地灌，连医药酒精他们也敢喝，兑点水就咕吟咕吟灌几口。他们要是上了宴会，几杯酒下肚之后，便高门大嗓地完全“解放”了，不喝个东倒西歪不结束。总理虽然酒量大，毕竟是咱们黄种人，从生理上说就不能跟寒冷地带的白种人比。这就像现在的百米赛跑一样，黑种人的生理特征，他们的细胞结构就决定了他们的爆发力适合跑百米，不适合游泳。所以，跑道上活跃的尽是“黑旋风”，游泳池的泳道上，就难以发现黑影子，满眼都是“浪里白条”。

黄种人喝酒，在生理上就弱于寒带的白种人，何况总理的肝又不好，长征时患肝脓肿，高烧昏迷多天，若不是从60里外的雪山取来冰块冷敷，性命都差点不保。解酒主要靠肝脏，总理在这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更何况总理去莫斯科，是在人家的地盘上，难免要碰上人家“人多势众”，喝起酒来以寡敌众，这形势就尤其不妙了。

从给总理当副官时起，总理平时的喝酒场合就是由我来管。建国后，出于对总理身体的爱护，又考虑喝酒容易误事，我就跟总理提过建议：以水代酒。这个建议总理是同意的，他也时常警惕离酒远点。

中南海服务科的老服务员都懂以水代酒，红茶水代红葡萄酒，白水代白酒，那时都是土办法：把茶水或白水灌在相应的酒瓶子里，藏在低垂的帘布后面，服务员手上带个酒托子，一次可以卡住两瓶或四瓶酒，总之同样的酒要卡两个瓶子，给“自己人”一定要倒水不倒酒，给外人必须倒酒不倒水。那是反复训练过的，从没出过差错，动作一样，不同对象从不同的瓶子里往外流水或流酒。为此，在我们作东请客时，确实使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酒桶”们为总理的“酒量”惊讶不已，佩服黄种人也有这样出类拔萃的压倒白种人的“海量”。

然而，在家可以用这个办法，出去作客可就行不通了。总理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临行前的晚上，为庆祝会谈胜利结束，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那天一上宴会我就知道不妙。我不懂俄语，翻译是老资格的师哲同志，听他们嘟噜嘟噜讲话，看到那些闻到酒精味就兴奋的苏联领导人，我一阵阵起急。尤其赫鲁晓夫，入席时就不停地转动腕子上的手表带，捋下来放桌上，随即又拿起来戴回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式。我急得原地打转，想不出对策。

没法作假，且不说我上不去，就是叫我上去帮助服务，也无法再以水代酒。那还是阶级斗争正激烈的年代，苏联的保安措施十分严格。对一切食品、酒水的检查都非常严密，每上一样东西都是严格检查之后，上来就不许换样，吃完喝完，撤下为止。中间是不能随便换动的。

赫鲁晓夫起来讲话了。话很简短，几句便开始敬酒，一敬酒那些苏联领导人便都起立举杯。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比的。中国人敬酒，一般是谁敬谁喝；苏联人不然，赫鲁晓夫敬酒，咕咚一口干杯，那些跟着举杯的主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都实实在在地“咕咚”干杯，我们的总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礼节，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总理也得讲几句，也得回敬，眨眼工夫，又响起一片“咕咚”声。

现在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对酒的危害认识多了，电视上的宴请场面，都是拿着酒杯转圈，看不到什么干杯的场面。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的领导人，文化程度高，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像那时的领导，都是战争培养出来的，艰苦环境里奋斗出来的，气质上就不同。那时喝酒也不像现在马上要在电视上与群众见面，无须过虑形象。苏联当时的领导人都是经历了“十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与白匪的艰苦作战，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性格上多属粗犷豪放，在喝酒上也表现很鲜明。民族特色、经历战争环境以及个人性格素质，这三方面一结合，喝起酒来可就惊心动魄了看不到一个“绅士风度”，苏联领导人那种连续不断、热烈豪爽的敬酒劝酒，整个给人一种英雄好汉相聚的感觉。

总理参加外事活动的原则是客随主便，一旦陷于这群“酒桶”之中，那情景便可想而知了。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就不知空了多少，服务员忙在上酒，不大留意上菜。总理即便想吃菜也不能随意了，因为周围随时都有酒杯举过来。

我明白，今天是在劫难逃了。记得1952年，总理来谈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人民最终争取到156项援建项目后，就曾在这样的场面中被灌醉，上车后吐了，由苏方派了医生护士折腾一夜。这一次……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整个脸，鼻子尖上都是汗，嘟噜嘟噜说个不停。翻译讲的大致意思是：这次的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

总理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这说明他已喝到第二个高原现象，反应更敏捷，思路仍然清晰。他幽默地将酒杯上下颠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头脑不够用，听完翻译并没理解这话的深刻含义。美国是不承认中国，不承认朝鲜、越南，但他现在不得不同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承认，说明他懂得，没有中国参加，不与中国直接对话，亚洲是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不要想获得解决。

赫鲁晓夫有点发痴的样子，脑袋朝前低伸着，左看右看，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这是他的一种习惯动作，不像我们的总理，站在那里永远风度翩翩。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赫鲁晓夫一边扭晃着脑袋左看右看，一边重复讲过的话，“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活，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周恩来进一步解释。

翻译讲，其他苏共领导人也帮忙说，赫鲁晓夫终于听懂了，大叫“哈拉少”，激动地向周总理敬酒，干杯，还抱住周总理，亲颊、拥抱、旋转。这些苏联人感情外露，好象不拥抱旋转就不足以表达内心一般，叫我们中国人看了又受感动又觉得毛病。

周总理没有马上干杯，举着酒杯进一步说：“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

总理的讲话又赢来一片喝采声，紧接着是更热烈的敬酒、干杯、拥抱……总理的脸色已经不再是红光流溢，悄悄地转向了苍白。这不是好兆头，可是敬酒还没完，继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后，莫洛托夫又向总理举杯：“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谊合作，干杯。”

总理脸色有变，风度却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友谊很久了。

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还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共同奋斗干杯！”

这时，宴会厅已经乱了。那时中苏友谊，气氛亲密无间，无须更多的注意，主人客人完全融成一体，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也互相干杯，多数人都离开了席位，互相转着敬酒，聊天，各自谈着感兴趣的话。

总理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碰杯，说着热情友好的话。可是，他的脚步突然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住，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忽然弯下腰，接着便呕吐了，并且站不住了……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本身也带了醉意，面对突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一下子楞住了，又想扶人又想叫人又发觉手里的杯子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们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出走。那些苏联领导人，有的也醉意不轻，没注意发生的事，有的注意到了，却手足失措不知该干点什么？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走边喘息着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总理下意识地说着应酬话：“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边走边说：“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不停地道歉，自责：“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总理吐了几次，车开回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我们扶总理进入房间，他已经停止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浓茶泡好，扶总理坐起些身子，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我摸着他的手冰凉，额上也是凉冰冰的汗淋淋的，心里一阵阵着急难过。没有完成好邓大姐的嘱托，我心里自责，更埋怨苏联的领导同志：这些个酒桶，他们大概天天喝，醉习惯了……扶总理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到了，据说是位著名的老医生。他替总理检查之后，说：“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应。现在不要打搅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便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总理睁开了眼，双后搓搓脸，坐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我递过去一杯温茶水。

总理只喝了一口。第二口没咽，漱漱嘴吐掉了。伤过酒的胃，不能马上喝太多水。

“比昨天好多了。”总理下了床，“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周恩来轻轻摇晃一下头，眼里忽然闪过一道亮光，望住师哲，不无担心地问：“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讲的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师哲摇摇头。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总理竭力回忆着，眉头皱起，摇摇头；脸色苍白，神色忧虑。

“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总理沉重地吁口粗气，仍然不放心：“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我。”

“没有！”师哲很肯定，“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师哲是不会遮掩的。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真有出格的话，必须讲出来以便采取补救措施。师哲肯定的态度使再三再四追问的周总理放下一些心。他懊悔地摇摇头，小声喃喃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直到这时，才换上劝慰的口气：“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请你退席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总理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日的翩翩风度。医生替总理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是还要休息。”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总理说。

“绝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一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于是，总理只好留下来多住一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才登机飞回北京。

总理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师哲到机场迎接，握手时，总理对他说：“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师哲也笑了，说：“总理，你就是太认真，多喝了点酒也值得向中央检讨？都像您这样的话，苏联那些酒桶们就别干事了，三天两头向中央作检讨去吧。”

总理摇摇头，认真说：“你讲的不对。那是他们，我们不同。还是要接受教训。”

总理是接受教训的，以后在外事活动中，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气氛，都再不曾喝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节制，这个程度就是兴奋之前。因为一旦喝得兴奋起来。再想节制就困难了，会身不由已。

不过，“自家人”喝酒，脑子里那根弦就不会绷得紧，喝兴奋了的时候有，兴奋起来免不了会有进一步发展，于是，我又看到一次总理醉酒。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政委王平上将的率领下撤出朝鲜，凯旋归来。周恩来总理满心喜悦，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志愿军总部的同志。那天他很激动，很兴奋，刚替他斟好“酒”，他就倒掉了，大声吩咐：“今天我很高兴，要动真格的。给我换酒。”他斟一杯茅台，“揭发”我们说：“你们那个自产的我不喝了，我喝贵州茅台！”

志愿军官兵欢呼鼓掌，为周总理“动真格的”而感荣耀。这样的场面和气氛我们还能说什么？一声命令，把代酒的水全撤了，实实在在拿上来的全是茅台。

我们理解总理的心情。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抓总，后方是周总理总揽一切事务。我们计算过，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稍有大的战役，便连续几天不合眼，谁也说不清他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大军一过江，弹药、给养、医疗、交通运输等等，都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生产调运。在军事上，大的方针、决策由毛主席定，比如出不出兵，比如五次战役，比如打到汉城部队回撤不回撤，比如防敌登陆作战。但具体工作都是总理负责。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总理审阅定夺。军事参谋郭英会每天都要交给总理一百多份电报，甚至二百多份电报。当时部队方面，总参谋长是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是杨立三，但战争一打起来，我们都发现，所有发往前线的电报一律由周总理亲自签发，并且主要也是由他拟写。我们曾纳闷，聂荣臻是总参谋长，为什么事无大小全都报请周总理签发？他一点主都不能作吗？

郭英会曾向总理建议：“总理，你太忙了，这样下去吃不消的。有些小事、具体事是否可以叫他们自己解决，叫他们直接处理，不必上报？……”

总理摇头：“不行。你们不要伯我忙，我能忙过来。”

后来我们才得知，总理对聂荣臻不放手，是因为聂荣臻发的一个电报没上报，毛主席批评了。总理怕放手再出差错，所以坚持事无巨细，必要躬亲。

对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总理也始终不肯放手。他与杨立三私人感情很深，长征路上，总理患肝脓肿，差点死掉，杨立三亲自给总理抬担架，一直抬出草地。后来杨立三去世时，总理坚持为杨立三抬棺材。就这样深的感情，总理也不肯放手。直到杨立三去世后，黄克诚大将接任，总理才放手。他说黄克诚明全局，知大义，办事稳重，可以放心。

建国之初，中共中央还没有政治局常委，就是书记处，五大书记大权总榄，毛主席只抓中心问题，具体事务全交总理，总理不但要抓军事，抓建设，还要抓宣传舆论工作。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王”，必须鼓动全国人民敢同美国斗争。当时国内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是崇美、恐美、媚美。许多民主党派都忧心仲仲，向中共中央提问题，集中就是美国那么强大，打不赢怎么办？所以出兵前后总理忙坏了，经常是几天几夜不合眼。

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分前院后院，前院接待外宾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后院接待党内军内负责同志，每天忙完前院忙后院，忙完后院又忙前院。主席说：“你那里是轴心。”

在我记忆中，当时的政府部长，民主人士占很大比例，都归总理管，总理每星期都要同他们谈话，通报情况，统一思想，合力对敌。李维汉、陆定一、聂荣臻、杨立三，每星期至少同总理开三次会。

紧接着美国人轰炸铁路，滕代远和吕正操来总理这儿越来越频繁，抢修铁路也要总理亲自抓。

那时空军刚建立，马上面对了参战问题。刘亚楼司令员和苏联顾问也来得一天比一天勤。

后又爆发细菌战，问题也是由总理具体抓。从前方弄来的细菌，组织医务人员分析化验、专家鉴定，进而在国际上开展宣传斗争，搞了相当长时间，花费总理大量心血和精力。

后来一面打一面谈判。我们与金日成有个私下的协议：谈判桌上以朝鲜方面为首席，但大政方针由北京作出。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搞一条热线。上午谈判，下午李克农、乔冠华在开城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在黄昏时已研究完第二天的发言及策略。

当时总理办公室有位笔杆子叫杨刚，具体执笔写谈判发言稿。她写完初稿交总理，总理连夜修改之后转发开城，开城李克农主持，吃透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谈判桌上的人基本就是照稿念。《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朝鲜谈判的稿子也是由杨刚写好初稿，然后交总理改定(杨刚在反右斗争时自杀了，非常可惜)。谈判前后拖了近2年，每天的发言，每天的斗争方式方法就是这样由总理定下来，然后请毛泽东过目审定。那是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啊，总理的工作量可以说比“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点不小，只是心情完全不同罢了。

现在，抗美援朝终于胜利结束，志愿军都凯旋而归，总理怎么能不高兴呢？怎么能不喝酒呢？又怎么能劝他不要喝酒呢？

我们心里明白，这一次总理不但要喝，而且设法不叫他多喝。大凡前线下来的人，刚结束了生死考验，不会喝酒的人也能变成酒桶，喝半斤白酒不眨眼。何况杨勇、王平本来都是善饮的将领，那酒便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喝起来，都喝得红光满面，神采飞扬。

总理越来越兴奋，话也越来越多，这是醉的开始。我们谁也无法干涉，怕破坏了气氛，只能向志愿军代表们小声提醒：“喝不少了，该结束了，跳舞吧。”

“好，现在去跳舞。”总理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挥手招呼大家去跳舞。他已经站不稳，虽然竭力想走出平日的风度，但已力不从心。我上去搀扶：“总理，先休息一会儿再跳吧？”

“没事，我没事。”总理兴致很高，挥开我们，步履不稳地下到舞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我们不放心，志愿军文工团的一些女战士也看出总理的醉意，大家追随在总理身后，一边看总理跳舞，并且希望自己也能跟总理跳一场，一边留心总理不要摔倒。

还好，总理连跳两场舞，虽然不稳，却坚持着不曾摔倒。他即便醉成那样，对文工团的女孩子们仍是那么尊重有礼，保持着高雅的舞蹈动作，曲终时还彬彬有礼地向女战士点头致谢，然后走到场边，坐下来休息。

这一坐下，酒大概涌上来了，他的目光变朦胧，这是超过了神采飞扬，两目有神的“第二高原现象”，进入第三阶段，眼皮渐渐垂下，身体一点一点歪倒，终于躺倒在椅子上。我们早有准备，马上奔过去，连椅子带人一道抬进了休息室。

这一次热烈，谁也没数总理喝了多少酒，反正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都和总理碰过杯。代表们都满足了，高兴了，总理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大醉倒下。医生赶来诊疗抢救，总理在北京饭店里睡了一夜才清醒过来。

早晨，总理一睁眼，忽然叫了一声：“哎呀，报纸怎么写的？”他急切地招呼我：

“何秘书，你快去人民日报社，可不要写的不好。”

总理对新闻特别关心，每天晚上都要等《人民日报》的清样，有时还要把社长叫去讨论，重要文章都要亲自改定。这次醉酒，他没能审定稿件，所以着急。

我取来报纸，总理看过后，松口气说：“可以，写得很好。”

这次醉酒总理在北京饭店休息了两天。

这次他写了检查，说影响了工作。

这次毛主席没有笑嘻嘻，而是批评了总理。原因也是影响了工作。

但从我自己的感觉，总理这次大醉合倩合理，完全值得。他这一次醉，没在我心里留下任何不好印象，反而使我觉得总理更可亲，更可敬，更可爱。他是真正有情有义有最充沛的感情的人。

总理不但善饮茅台，而且善于用茅台开展工作，既能达到目的，还可以取得用其他方法所不能取到的好效果。

比如总理有时用茅台作“赌注”，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可以举这么个例子：

总理给主席写了一个有关中苏签订尖端武器协议的报告，毛泽东批了“原则同意”。

晚8点，报告批转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想叫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看看这个报告，以便吃透精神。可是值班秘书打电话，到处找不到雷英夫，只好向周恩来报告：“总理，找不到人哪。”

总理皱起眉头问：“你都找了哪些地方？”

“家里没人接电话，又问了总机、值班室，还给办公室打了电话……”

“嗅，是了，”总理忽然作出判断，“他一定是看戏去了。”

“怎么可能呢？早不看晚不看……”

“他是看豫剧《大祭桩》去了。”总理说得很肯定，“这样吧，你估计戏散的时间，再往他家打电话，如果我说的不对，输你们一瓶茅台酒。”

真能赢总理一瓶茅台酒，那当然是生平一大幸事，星期天还可以一起打牙祭，享受享受，所以大家都憋足劲等着见分晓。晚11点，给雷英夫打电话，果然找到了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看豫剧《大祭桩》去了。

总理怎么能末卜先知猜到的呢？我们都惊讶：简直神了！

总理笑着说：“其实很简单。你们没看报吗？常香玉来京献艺，今天演出的是《大祭桩》。”

我仍然不解：“这并不能得出雷英夫去看的结论呀。”

“你别忘了雷英夫是河南人，爱听豫剧。”总理不慌不忙说，“主席称他是洛阳才子么。”

我还是摇头：“这只存在可能性，并不存在必然性。”

“是呀，有了可能性就能进一步作判断。”总理双手抱臂，笑眯眯说：“中国妇联今天不是发票了吗？小超就得到两张票。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也在中国妇联工作，当然也会分到两张票，票到了洛阳才子手里还会浪费吗？可能性就变成了必然性。”

一席话说得我们心服口服。以为到手的茅台又跑了，留下的印象自然深，这印象就是总理对部属的情况那么熟悉，无论经历、家庭还是禀性、嗜好都了如指掌，他又心细，对周围发生的情况样样不放过，善于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思考和判断。这一切都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育。

总理还喜欢以茅台作礼品，赠送党内外，国内外的战友和朋友。

记得“文化大革命”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打来一个电话，非要找总理不可。

总理接了电话。许世友在电话里说：“总理呀，我的家被抄了！”

“严重吗？”总理忙问。

“可惜我的那些酒喽！”许世友在电话里惨声叫嚷，“总理呀，一橱酒全被他们贪污了，这群酒贼，一瓶也没给我留下……”

总理马上明白抄家抄得够严重，因为许世友没什么财产，值钱的就是卫生间里藏的一橱酒，工资大部分都用来买酒了，不断补充那酒橱不要喝空。现在的问题是不要让许世友脾气大发，与群众情绪对立，闹出大乱子……“哈哈哈，”总理在电话里开怀大笑：“不要紧么，世友同志，我送你两瓶茅台酒！”

“两瓶？”

“礼轻人意重么。”

“不轻不轻。”许世友激动了，充满感谢之倩：“总理，你的两瓶茅台比我那一橱酒重多了。谢谢总理。”

周恩来以茅台为礼品，与各国朋友建立和发展友谊的故事很多。比如总理赠送日本前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松崎君代茅台酒的故事，在中国已被广为传颂。他还赠送日本前世界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获村一智郎茅台酒，由于日本朋友争抢着都想喝到总理赠送的酒，结果洒了一些酒在乒乓球球拍上。以后，获村在打比赛时，每当处于不利形势时，必要把球拍放在鼻子下嗅嗅，嗅过之后便精神振奋，很快转不利为有利，打赢了比赛。人们奇怪这个嗅球拍的办法，追问原因，获村笑道：“这球拍上沾有中国总理周恩来送的茅台酒，我闻一闻就来了勇气和力量。”这件秘密被记者披露出来之后，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很大反响。

不过，我所要讲的总理利用茅台酒开展工作，还不同于上面提到的几件事，这是另具特殊风格的一个故事。

开始讲总理酒量时，讲过总理同水静在庐山对饮，各自喝光一瓶茅台。这个故事就是紧接那个故事展开的。

年秋，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由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会议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比较符合总理内心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左”的影响，会议进行比较顺利，总理心情比较舒畅，比较高兴。所以在庐山放开量同水静豪饮一次。9月17日在杨尚奎和水静夫妇陪同下，离开庐山，驱车一天返回南昌。当晚，江西省委的领导同志在江西宾馆9楼设便宴招待总理以及早已下山的罗瑞卿夫妇、柯庆施等领导同志。

这是典型的便宴，因为国家还没完全摆脱困难，餐桌上除了青菜豆腐辣椒，讲究的主要是粉蒸肉，很实惠，没有任何山珍海味之类的东西。

虽然奔波一天，总理仍然兴致极高，带着一种兴奋激颤的情感说：“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多住两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说着，他举起酒杯，眼睛闪闪发亮地望着江西省委的同志们：“今天我很高兴，咱们大家多喝几杯！”

话音一落，他率先干了杯。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大家都跟着兴奋起来，会喝不会喝，都紧跟总理干了杯。

开场这样热烈，往后的发展便可想而知。大家谈形势、谈生产、谈晚稻，谈兴高，酒也喝得痛快喝得多，那确实是开怀畅饮。

江西省委两个主要负责人杨尚奎和刘俊秀都代表省委轮番向总理敬酒。

渐渐地，总理开始话多了；脸上红光流溢，眼里闪闪发亮。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沉不住气了，出来时邓大姐托付她照顾总理，特别关照要注意喝酒。她悄悄摇水静的手，小声说：“不得了了，水静，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

年了，旧地重游，这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能不高兴吗？”水静沉住气。

这时，总理还在神采飞扬地说着，谈如何加快江西老根据地的建设，搞好商品粮和经济作物基地。

“你们不是有一支歌子吗？《江西是个好地方》，会唱吧？”总理这时的思想活跃而又激荡，充满感情地说：“这是支好歌。江西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都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的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很不错，每年支援国家十几亿斤粮，我代表国务院要感谢你们呢！”

总理说着，举杯又干了。他独自喝酒是为了表示真心感谢。

“总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着，立起身，向总理举起杯。他喝得也不少，脸上泛着红晕，“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来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

为总理的健康，我再敬总理一杯酒！”

总理也站起来了，却不像开始那样马上端杯，反而将双臂交叉着抱在了胸前，笑得神秘，笑得蹊跷，笑得刘俊秀有点摸不着头脑。

“俊秀同志，一杯不够，你要敬我，那就敬三杯，咱们连干三杯。”

刘俊秀一怔，随即更兴奋了：“好，我敬总理三杯！”

这下子郝治平可真急了，又摇水静的手：“醉了，不得了，水静，你快劝总理少喝点……”

水静心里也不踏实了。可又怎么好劝呢？她俏俏嘀咕；“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了。”

“慢着，”总理那边已经又发话了，用人们熟悉的手势阻止刘俊秀马上喝，仍然是一副神秘的笑容：“这三杯酒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刘俊秀不放酒杯问。

“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要你3亿斤粮好不好？”

“总理啊，”刘俊秀苦着脸放下了酒杯，那神情像作亿苦报告似地：“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伯有些困难啊……”

谭震林站起来助兴：“老刘啊，总理34年没来南昌了，来一次这么高兴，看你们形势好么，要3亿斤粮你就心疼舍不得了？”

罗瑞卿也站起来鼓劲：“老刘，你既然敬总理那就真拿出点敬意么；敬三杯23亿斤就3亿斤！”

总理摆手不叫逼这位省委书记，身体稍向前一倾，算帐先生似地：“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然有困难，还是承受得起的。”

“总理是8亿人民的总当家，总理的心情我也理解。”刘俊秀点点头，重新端起酒杯：“可以，3杯就3杯，3亿斤就3亿斤，就按总理的意见办。干！”

“谢谢江西的同志们。”周恩来兴奋地举杯：“干！”

就这样，总理连干3杯，要来3亿斤外调粮。

从庐山上的豪饮，到南昌的痛饮，总理说不上醉，但走路也稍有不稳了。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当时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总理是喝多了点，但还不至于失控。所以，饭后他又去看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我们也没阻止。

担任演出任务的是上海星火魔术团。当时江西还没有这种艺术团，所以演出使南昌人民大开眼界，受到热烈欢迎。用现在话讲，叫作轰动了。江西有关部门曾向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提建议，能不能把上海这个团留在江西？杨尚奎也早有这个想法，只是没有提出的合适时机。

现在机会有了。江西又多支援国家3亿斤粮，总数达15亿斤，我们事后开玩笑说，“有本钱张口了”。何况又喝了酒，总理会帮忙讲话，何况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在座……这时，，台上的魔术师正在朝台下大声问：“请台下哪位观众，借一块表给我？”

“我这块表借给你！”处在兴奋状态下的总理忽地站起身，摘下手表举过头顶。

卫士小张把手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手表，风度优雅地向总理鞠躬致谢，全场爆发出雷一般的掌声。魔术师表演的是“表箱遁表”，在当时是很精采的节目。当魔术师要将“失而复得”的手表还总理时，总理把手一扬，大声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这时，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气氛达到了热烈的顶点。心中有事的杨尚奎不失时机地探出身子，拍拍柯庆施的手：

“老柯啊，咱们当总理面说个事儿。把这个团送给我们江西吧，这就填补了我们的空缺。”

柯庆施很有经验，干脆不吱声。

“总理，上海文艺团体很多，这类文艺团体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对吧？”杨尚奎更会办事。

“对的，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是不是？”总理捅捅柯庆施。柯庆施不好再装没听见，但也只是冲总理不置可否地笑笑，就是不说话。

“哎呀，大上海就大方点嘛，也支援支援我们江西。”

“江西的同志很大方，”总理马上帮腔，“支援国家说加3亿就加3亿。你们上海也学大方点，就划给他们吧。”

总理和尚奎一唱一合，连开玩笑带劝说地攻柯庆施。柯庆施终于招架不住了，笑着摇摇头，说：“我斗不过尚奎同志。好吧，待会儿我跟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给江西。”

总理帮人帮到底，演出一结束，就去看望演员。做通团长的工作，又亲自同全体演员见面作工作。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总理问。

“好！”演员们异口同声。

“来这里生活惯不惯呀？”

“惯！”“很适应。”

“江西人民和领导同志们对大家怎么样？”

“非常热情！”“照顾非常周到！”

“是的，江西是好，山好水好人更好。”总理充满感情地说，“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演员们静静地听完总理的讲话，都激动地议论起在江西演出这段时间所受的热烈欢迎和来自各方面的关心与照顾。总理看差不多了，便大声问：“大家既然对江西这么有感情，江西人民也十分需要你们，欢迎你们，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好不好？”

“好！”演员们都热烈响应，情绪很高昂。

后来，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这个团通过正式手续，整团调到了江西，为江西的文艺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就基本不喝酒了。我几乎想不起他在什么场合喝过多少酒？

印象深的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我和卫士以及某些细心的服务人员，好象一夜之间便强烈地感觉到周恩来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4年后每每回想起来，都明白那正是不祥的预兆。

周恩来在同尼克松谈判时，像过去几十年外交活动中给人留下的印象一样：坚定、镇静、自若、直率而又热情洋溢。他讲话时仍显得那么机智、敏锐，谨慎而又不失幽默。

但是，他的身体明显地瘦弱了。灰色中山服穿在身上有些宽松，那向后梳理的头发已经呈现灰白，肤色也比过去黝黑多了。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着谈判的深入，非正式的宴会逐渐增加，在餐桌旁，周恩来精神仍然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矍烁。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为对方某句幽默语言而心领神会地微笑。他的两眼总是明光闪烁，并不断做出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手势来增强语言的力量。

但是，他再也没有从喝酒上表现出豪迈爽朗。他谈酒不喝酒。唉，我那时只以为他年纪大了，怎么就没想到是潜伏了重病呢？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敢想象如果总理重病不治中国会怎么样？

“这就是驰名世界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周恩来向他的客人尼克松介绍。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茅台喝多了，饭后想吸一只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这个笑话，不等翻译已经先笑了。

周恩来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酒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蔚蓝色的火苗闪烁着，周恩来的目光也在闪烁。酒杯里的火苗越燃越小，终于渐渐燃烬。周思来的目光也出现瞬间的迷茫，一副怅然若失的淡淡的伤怀鲜明地浮现脸上，却稍瞬即隐地逝去，眼睛重新一亮，显示出内心的火焰还不曾熄，他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望一眼尼克松，含义无穷地点一点头。

在正式的国宴上，周恩来不再只是谈酒。他端起酒杯，频频向尼克松祝酒，向基辛格祝酒，向其他几张餐桌旁的几十名高级官员祝酒。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里响个不停，像轻风吹拂下的巨大的枝形吊灯上的那些流苏和水晶坠儿的叮吟之声一般悦耳。

可是服务员们稍一留意便不难发现，周恩来祝酒时，说着“干杯”，却一次也不像过去那样痛快豪爽地喝干杯中酒。他只是“舔酒”，用嘴唇轻轻沾一下杯沿，然后礼貌热情地向对方点头致意，用一个微笑和注目的眼光替代了干杯动作。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酒杯仍然是满的。

尼克松一次又一次朝周恩来的酒杯投去目光，终于问一句：“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大？”

周恩来笑笑，带了回忆的神情：“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周恩来把酒杯捏在手指间，注目着转动酒杯，“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吃一惊的神色，继而疑惑着问：“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恩来点头：“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两杯，最多三杯。”

尼克松说：“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段故事，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生产茅台酒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都喝光了。”

周恩来眨动双眼，目光里流出对往昔的眷恋，说：“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作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尼克松举杯：“让我们用这个‘万应良药’干杯。”

周恩来举杯。这一次他干了杯，因为客人先干了杯。

就在送尼克松走后，在这一年的5月12号，医生在例行的保健检查中，从周恩来的尿样里化验出三四个红血球。

对男性老年人，有两个红血球属于正常，三个四个就多了点。

天后，第二次化验结果出来，从尿里查出了癌细胞。5月18日，专家们确诊为膀胱癌。

从此，总理就告别了茅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