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里，为了基蒂的生产列文搬到莫斯科去住。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在卡申省拥有田产，而且对于就要召开的选举大会怀着很大兴趣准备参加大会的时候，列文已经无所事事地在那里闲住了整整一个月了。他邀请他弟弟他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有选举权和他一路去。除此以外，列文还要在卡申省代他的侨居国外的姐姐处理一桩重大事务，那是关于土地托管和收土地押金的事情的。

列文还在犹豫不决，但是基蒂看出他在莫斯科很无聊，因此劝他去，而且一声不响就替他定购了一套在那种场合必须穿的贵族大礼服，共值八十个卢布。为买这套礼服而花去的八十个卢布，就是促使列文终于决定前去的主要原因。于是他到卡申去了。

列文到卡申已经六天了，他天天参加会议，而且为了他姐姐的事四处奔走，但是事情仍旧没有眉目。贵族长们都忙着选举去了，就连和托管权有关的最简单的事也办不成。另外一桩，就是收押金的事，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为了取消扣押令而奔走了好久以后，钱终于准备偿付了；但是那位书记一个非常乐于为人效劳的人却不能发许可证，因为上面需要会长签名盖章，而会长正忙着开会，没有指定代理人。所有这些麻烦，这种往返奔波，同那些十分明白这位申请人的处境的不愉快但却爱莫能助的心地善良的人的攀谈，这种白费力气毫无结果的努力，使得列文产生了一种近似人在梦中想使劲的时候所体会到的那种令人干着急却无能为力的痛苦感觉。当他同那位好心肠的律师磋商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这一点。这位律师似乎竭尽全力，绞尽脑汁好使列文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试试看，”他说了不止一次。“到某某那里去试试，再到某某那里去试试，”于是律师就订出一个详尽的计划来避开妨碍一切的致命的根源。但是他马上又补充一句说：“也许还会推三阻四的；不过试试看吧！”于是列文真的试了，去了一趟又一趟。人人都是和蔼可亲的，但是结果他要克服的困难又在别处冒出来了，又挡住路。列文觉得特别烦恼的是，他简直不明白他在和谁对垒交锋，这样拖下去会对谁有好处。谁也不知道；就连他的律师也不知道。如果他能像了解为什么在火车票房前要站队买票那样了解这件事，他也就不会觉得委屈和懊恼了；但是他遭遇到的困难，谁也解释不出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

不过列文自从结婚以后改变了很多；他变得有耐性了，如果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就暗自说，不了解情况就不要乱下判断，大概事情非这样不可，于是拚命不动气。

现在，出席了会议而且参加了选举，他也极力不指摘，不争论，尽可能地去理解他所敬重的那些善良正直的人都在那样严肃而热情地从事着的事情。自从他结婚以后，那么多新颖而严肃的生活面目展现在他面前，这些，以前由于他采取了敷衍了事的态度，因而看上去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在这次选举中他也期待着和找寻着重大的意义。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他解释预料通过这次选举会产生的变革的意义和重要性。省贵族长法律把那么多重要的公共事业交付在他手里：如托管机关（就是现在正跟列文为难的部门）、贵族们巨大款项的管理、男女公立中学、军事学校、接照新章程设立的国民教育、最后一项是地方自治会省贵族长斯涅特科夫，是个守旧派的贵族，他挥霍光了巨大的家业，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从某种观点上看，他自有他忠实的地方，但是对于现代的需要却一窍不通。不论什么事他总是偏袒贵族，公开反对普及国民教育，使本来应该起广泛作用的地方自治会带上了阶层的性质。因此必须在他的位置上安插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有本事的、完全新式的、具有新思想的人物，而且善于处理事务，好从授予贵族（不把他们当成贵族，要把他们看成地方自治会的成员）的特权中取出可以从中获得的对自治有利的一切精华。在这富饶的卡申省里，总是事事走在别人前头，现在这样的优胜力量已经聚集一堂了，如果这里的事情处理妥当了，就可以作为其他省份和全俄国的典范。因此这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为了要改选一个贵族长来代替斯涅特科夫，已经提出了斯维亚日斯基，或者最好是选涅韦多夫斯基，他是一个退休的教授，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好朋友。

大会由省长致开幕词，在讲话中他对贵族们说：选举官员不应该讲情面，要以功劳和造福祖国为出发点，他希望卡申省尊贵的贵族，像在历届选举会上一样，能够严格地完成这种任务，不辜负沙皇对他们的崇高的信任。

讲完了后，省长就离开大厅走了，于是贵族们，喧哗地、热情地甚至有些人欣喜欲狂地尾随着他走出去，当他穿上皮大衣和省贵族长友好地交谈着的时候都蜂拥在他周围。列文想要探究一切底细，什么都不想放过去，因此也站在人群里，听见省长说：“请转告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一声，我妻子很抱歉，她得到孤儿院去。”随后贵族们兴致勃勃、争先恐后拿了外衣，都坐车到大教堂去了。

在大教堂里，列文同别人一道，举起手来重复大司祭的言语，用庄严得怕人的誓词宣誓，一定要完成省长所期望的一切。宗教仪式永远打动着列文的心，当他说“我吻十字架”这句话，而且朝着也在说这句话的那老老少少的一群人环顾了一眼的时候，他非常感动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讨论的是关于贵族基金和女子中学的问题，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列文为了自己的事四处奔走，没有为这事操心。第四天，在省贵族长的桌旁进行了审核省内公款的工作。那时新旧两派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冲突。受命清查公款的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帐目分厘不差。贵族长立起身来，连连感谢贵族们对他的信任，落下泪来。贵族们向他大声欢呼，同他紧紧握手。但是正这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一派的一个贵族说他听说委员会并没有审核过公款，认为检查会伤害贵族长的尊严。委员会里有个人不小心证实了这一点。随后一个矮小的、样子很年轻的、但是非常狠毒的绅士开口说，大概省贵族长很愿意说明公款的用途，但是由于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分客气因而剥夺了他这种道义上的满足。于是委员会的委员们撤销了报告，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始条理分明地证明说，他们要么必须承认审核了帐目，要么就得承认没有审核，而且把这两段论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反对派的一个发言人反驳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随后斯维亚日斯基讲话，以后又是那个狠毒的绅士发言。一直争论了好久，而且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列文很惊异他们竟然会在这问题上辩论那么久，特别是，当他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听他是不是认为公款被私吞了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说：

“噢，不！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这种旧式家长制的经管贵族事务的方法非得打破不可。”

第五天县贵族长的选举开幕了。在好几个县里，这都是一个争论相当激烈的日子。但是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斯维亚日斯基却是全体一致推选出来的，当天晚上他就摆了酒席宴客。

第六天，省选举会议开会了。大大小小的厅堂里都挤满了穿着各种各样制服的贵族们。许多人是专门为了这个日子赶来的。多年未见的人们有的来自克里木，有的来自彼得堡，有的来自国外都聚集一堂了。围绕着贵族长的桌子，在沙皇的画像下，讨论得正热烈。

在大小厅堂里贵族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从他们眼光中的敌意和猜疑，从生人走过来时就停止谈话，从有的人甚至退避到远处走廊上交头接耳的事实看起来，显然每一派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从外表上看，贵族们鲜明地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老派，绝大多数，不是穿着旧式的扣得紧紧的贵族礼服，佩着宝剑，戴着帽子，就是各人穿着自己有资格穿的海军、骑兵、步兵军服或官服。老派贵族们的服装是按照旧式缝制的，带着肩章，腰身显而易见是又短小又狭窄的，好像穿的人渐渐胖得穿不下去了。新派穿着长腰身宽肩膀的宽大潇洒的礼服衬着白背心，不然就穿着黑领和绣着桂叶司法部的标识的制服。穿宫廷制服的也属于新派，到处给人群增添了无限光彩。

但是老少之分和党派的区别并不一致。有些年轻人，如列文所观察到的，属于老派；反过来，有些年迈的贵族正在和斯维亚日斯基说悄悄话，分明是新派里的热心的党羽。

列文挨着自己的朋友们，站在吸烟和吃点心的小厅里，倾听他们在说什么，费尽心血想了解一切，但是徒劳无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其余的人簇拥着的中心人物。这时他正在谛听斯维亚日斯基和赫柳斯托夫那是另外一县里的贵族长，也属于他们这一派讲话。赫柳斯托夫不愿意他自己那一县的人去邀请斯涅特科夫作候选人，而斯维亚日斯基正在劝他这样做，并且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赞成这种计划。列文不明白为什么反对党要邀请一个他们打算废除的人来作候选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刚吃喝过点东西，穿着他那套御前侍从的制服走过来，一边用洒了香水的镶边麻纱手帕揩着嘴。

“我们正摆布阵势，”他说，捋平了他的络腮胡子，“谢尔盖·伊万内奇！”

听了谈话以后，他就支持斯维亚日斯基的意见。

“一县就够了，斯维亚日斯基显然属于反对的一派，”他说，除了列文显然大家都明白他的话。

“喂，科斯佳，你也来啦，好像你也很感兴趣哩？”他说，转向列文，挽住他的臂膀。列文本来倒高兴对它感到兴趣的，但是他根本不明白问题何在，于是由人群里退到一边去，告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又邀请省贵族长作候选人。

“osancasimplicias！”1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于是简单明了地向列文解释了一番。

如果像以前历届的选举一样，所有的县都提名省贵族长作候选人，不用投票他就当选了。这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有八个县同意提名他为候选人，如果有两县反对，那么斯涅特科夫可能会拒绝应选了，而老派也许会另外推选出一个人来，那么整个如意算盘就都落了空。但是如果只有斯维亚日斯基那一县不提他作候选人，斯涅特科夫还会作候选人的。甚至还要选举他，故意使他获得相当多的票数，那么就会使反对党乱了阵脚，当我们的候选人提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投他一些票的。

列文明白了，但是还不完全明白，还要再问些问题的时候，突然间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连说带嚷地叫起来，朝着大厅里走去。

“怎么回事？什么？谁？委托书？给谁的？什么？否决了！没有委托书！不让弗列罗夫进来！受过控告又算得了什么？照这样，什么人都可以拒之门外了！这简直是卑鄙！要守法啊！”列文听见四面八方喊叫起来，他跟着那一批唯恐错过什么紧赶慢赶的人一齐向大厅里走去。挤在一群贵族中间，他走近省贵族长的桌子，在那里，省贵族长、斯维亚日斯基和其他的领袖们正在激昂慷慨地争辩着。

列文站在远一点的地方。因为他近旁的一位贵族的粗重而沙哑的喘息声和另一位的大皮靴的响声，使他听不清楚。他只能远远听见贵族长的柔和的声音，随后是那个狠毒的贵族的尖锐的声调，接着就是斯维亚日斯基的声音。他们在争执，就他看得出的，关于一段法律的条文和·在·待·审·中这句话的意义。

人群散开，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让路，好让他走近主席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等那位狠毒的贵族讲完了话，就开口说他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翻阅一下法令条文，于是就请秘书找出这段原文。法令上规定说，万一意见分歧，必须投票表决。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朗诵那一段法令，并且开始阐明它的含义，但是一个高大肥胖、有点驼背、留着染色的髭须、穿着一件高领子紧夹住他的后脖颈的紧身礼服的地主打断了他的话。他走近主席台，用他手指上戴的戒指敲了敲桌子，就大声疾呼说：

“投票表决！付表决！不必多费口舌了！投票表决！”

那时突然好多声音异口同声地嚷起来，而那位戴戒指的高大的地主越来越怒不可遏，嚷声越来越大了。但是简直听不出他在说些什么。

他要求的正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提议的；但是显而易见他是憎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他那个党派，而这种怨恨情绪感染了他那一派的人，反过来也引起了反对党派一种类似的、但却表现得很得体的愤恨情绪。四面八方都发出叫嚣声，一时之间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使贵族长不得不高呼请大家肃静。

“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凡是贵族都会明白的！我们流血牺牲……沙皇的信任……不要清查贵族长；他不是店员！……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请投票表决吧！……真可恶！”到处都听得见这种狂暴而愤怒的声音。眼光和脸色比话语来得更狠毒更激烈。他们流露出不共戴天的仇恨。列文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看见他们那么热心地讨论弗列罗夫的问题该不该付表决不禁大为惊异。他忘了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以后解释给他听的那种三段论法：为了公共的福利非得撤换省贵族长不可；但是要推翻贵族长就必须获得多数选票；而要获得多数选票就必须保证弗列罗夫有选举权；而要使弗列罗夫取得选举资格就非得阐明法律条文不可。

“一票就可以决定胜负，因此如果想要为社会服务，就要郑重其事和贯彻到底。”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结尾上说。

但是列文忘了这个，看见他所尊敬的这些善良的人处在这种不愉快的穷凶极恶的激动情绪中，心里很痛苦。为了摆脱这种沉重的情绪，他走出去，也不等着听听辩论的结果，就走进大厅，在那里除了餐厅里的侍者们没有一个人影。当他看见侍者们忙着揩拭瓷器，摆设盆碟和玻璃酒杯，而且看见他们的恬静而生气勃勃的面孔，他体会到一种意外的轻松感觉，好像由一间闷气的房子里走到露天里一样。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愉快地望着侍者们。特别博得他的欢心的是一个髯须斑白的老头，他正一边对取笑他的年轻人们流露出看不起的神色，一边在指教他们怎么折叠餐巾。列文刚要和那位老侍者攀谈，贵族监护会的秘书长，一个具有熟悉全省所有贵族的姓氏和父名的特长的人，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请来吧，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说。“令兄正在找您。投票了。”

列文走进大厅，接到一个白球，跟着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近主席台，斯维亚日斯基正带着意味深长和讥讽的脸色站在那里，他把胡子集拢在手里嗅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手塞进票箱里，把球投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闪开给列文让出地方，站在那里不动了。列文走过去，但是完全忘记是怎么回事了，因而手足无措了，他转过身去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投到哪里？”趁着附近的人们谈话的时候他放低声音说，希望人家不会听见。但是谈话停顿下来，他的不成体统的问题大家都听见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了皱眉头。

“那全看个人的信念而定了，”他疾言厉色地说。

好几个人微笑起来。列文脸涨得通红，连忙把手伸到盖着票箱的罩布下面，因为球握在右手里，于是随手就投到右边去了。投了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左手也应该伸进去的，连忙伸进去，但是已经晚了；于是越发心慌意乱了，赶紧走到房间尽后面去。

“赞成的一百二十六票！反对的九十八票！”传来秘书长的咬字不清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哄笑声：票箱里发现了两个核桃和一个钮扣。弗列罗夫获得了选举资格，新派取得了胜利。

但是老派并不服输。列文听见有人请斯涅特科夫作候选人，看见一群贵族环绕着正在讲什么的贵族长。列文凑过去。在致答辞中，斯涅特科夫谈到承蒙贵族们信任和爱戴，实在受之有愧，唯一值得告慰的是他对贵族无限忠心，为他们效忠了十二年之久。他重复了好几次这句话：“我鞠躬尽瘁，不遗余力，你们的盛情我感谢不尽……”突然他被眼泪哽咽住，说不下去了，于是走出去。这些眼泪是由于他意识到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流出来的呢，还是由于对贵族满腔热爱，或是由于他所处的紧张境况，感觉到四面受敌而洒的呢，总之，他的激动情绪影响了大会的气氛，绝大多数贵族都感动了，列文对斯涅特科夫感到亲近了。在门口贵族长和列文撞了个满怀。

“对不起！请原谅！”他说，好像是对一个陌生人说一样；但是认出列文的时候，他羞怯地微微一笑。列文觉得斯涅特科夫好像想说什么，但是激动得说不出来。他面部的表情和他那穿着挂着十字勋章的制服和镶着金边的雪白裤子的全副姿态，在他匆匆走过的时候，使列文想起一头意识到大势不妙的被追捕的野兽。贵族长脸上的表情特别打动了列文的心，因为，刚好昨天他还为了托管的事到他家去过，看见他还是一个神气十足的、慈祥的、有家室的人。那一幢摆设着古香古色家具的宽敞房屋；那个根本谈不上衣着漂亮的、不整洁的、但是毕恭毕敬的老仆人显而易见是留在主人家里的以前的农奴；他那戴着缀着飘带的帽子和披着土耳其披肩的、正抚爱着她的美丽的小外孙女的肥胖而和蔼的妻子；还有那刚刚放学回来、正吻他父亲的大手、向他致敬的在中学六年级读书的小儿子；主人的娓娓动听的恳切言语和手势这一切昨天曾在列文身上唤起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尊敬和同情。现在列文仿佛觉得这个老头又使人感动，又让人可怜，因此很想对他说一些安慰话。

“可见您又要做我们的贵族长了，”他说。

“不见得吧！”贵族长回答，带着吃惊的表情四处张望了一下。“我疲倦了，老了。有许多人比我年轻和有本事，让他们来干这差使吧。”

于是贵族长穿过一扇小门消失了踪影。

最严肃的时刻来临了。选举就要开始了。两派的首脑人物们都在掐着指头计算可能得到的黑球和白球。关于弗列罗夫那件事进行的争论不仅使新派获得了弗列罗夫那一张选票，而且也赢得了时间，因此他们又有机会领来了三个由于老派的阴谋而不能参加选举的贵族。两个贵族，都有嗜酒如命的毛病，被斯涅特科夫的党羽灌得烂醉如泥，而第三个的制服不翼而飞了。

新派一听说这消息，趁着争论弗列罗夫事件的空子，赶紧派人乘马车给那个贵族送去一套制服，而且把一个醉得跄跄踉踉的人也带来开会。

“我带来了一个。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去带他的那位地主走到斯维亚日斯基跟前说。“没什么，他还行。”

“醉得不太厉害，他不会摔倒吗？”斯维亚日斯基说，摇着头。

“不，他好得很哩。只要这里不再给他什么喝就行了……

我告诉餐厅里的人了，无论如何也不要让他喝什么！”

他们饮酒吸烟的那间狭窄的小房里挤满了贵族。激动的情绪不断增强，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色。特别激动的是首脑人物们，他们是知道全盘底细和选票数自的。他们是即将来临的战斗的指挥员。其他的人，就像交战前的士兵一样，虽然做好了战斗准备，同时却在寻欢作乐。有些人在用餐，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桌旁；还有些人在抽香烟，在长长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同久别重逢的亲友们交谈着。

列文不想吃喝，也不想抽烟；他不愿意加入他自己那一群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斯维亚日斯基和其他的人们里面，因为弗龙斯基身穿侍从武官的制服正和他们站在一道生动地谈论着。列文昨天在选举大会上就看见他了，但是竭力躲着他，不愿意和他碰头。他走到百叶窗跟前坐下来，察看着一群群的人，倾听着他的周围在谈论些什么。他觉得很伤心，特别是因为他看见人人都是生气蓬勃，满腹心事，奔忙着；唯独他和一个嘴里嘀嘀咕咕、没有牙齿的、穿着一身海军服坐在他旁边的小老头是漠不关心和无所事事的。

“他是那样一个流氓！我告诉过他不要这么干。可不是吗！他三年都不能收齐！”一个矮小、驼背、油亮的头发耷拉在礼服的绣花衣领上的地主，正在有力说着，边说边用那分明是为了这个场合才穿上的新皮靴的后跟猛烈地踢踏着。那地主用不满的眼光瞟了列文一眼，就猛地扭过身去。

“是的，不论怎么说，这也是卑鄙的！”一个小矮个儿用尖细的声调说。

紧跟着这两个人，一大群地主，像众星捧月一样，拥着一个肥胖的将军，匆匆地走近了列文。这些地主显然在寻找一个人家偷听不到、可以放心谈话的场所。

“他居然敢说是我唆使人偷了他的裤子！我想他是当了裤子买酒喝了。他，还有他的公爵爵位，我可瞧不上眼！他敢这么说，真下流！”

“不过请原谅！他们是以条文为根据的，”另外一圈里的一个人说。“妻子应该登记为贵族的家属。”

“我管他妈的什么条文不条文？我说的是良心话。我们都是高尚的贵族。要有信心。”

“来吧，阁下，喝一杯finechampagne1。”

另外一群人紧紧尾随着一个高声大叫的贵族。他就是被人家灌醉了的一个。

“我老劝玛丽亚·谢苗诺夫娜把地租出去，因为她从上面总也得不到利益。”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穿着从前参谋部陆军上校的军服的地主用悦耳的声音说。这就是列文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见过的那个地主。他立刻就认出他来。那地主也认出了列文，于是他们就握手寒暄。

“真高兴看到您！可不是吗！我记得您很清楚。去年在贵族长斯维亚日斯基家里。”

“喂，您的农业怎么样？”列文打听说。

“噢，还是老样子，总是亏本，”那个地主逗留在列文旁边回答，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笑容和确信一定会这样的神情。

“您怎么到我们的省里来了？”他问。“您来参加我们的coupda&eacue;a1？”他说下去，这个法文字他说得很坚决，但发音却不准确。“全俄国都聚集在这里了：御前侍从，几乎大臣们都来了。”他指着走在一位将军身边、穿着白裤子和侍从制服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仪表堂堂的身姿。

“我应该承认，我不大了解贵族选举的意义。”列文说。

那个地主打量他。

“不过有什么可了解的呢？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种没落的机关，只是由于惯性而继续运动着罢了。您就看看这些制服吧那只说明了：这是保安官、常设法庭推事、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的会议而已，但是却不是贵族的。”

“那么您为什么要来呢？”列文问。

“一来是习惯成自然了。再则必须保持联系。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还有，跟您说老实话吧，有我个人的利害关系。我的女婿想要做常务委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景况不大宽裕，得提拔他一下才成。但是这些先生为什么要来呢？”他继续说下去，指着那个曾在主席台上讲过话的狠毒的绅士说。

“这是新贵族里的一员。”

“新倒是新的，不过却不是贵族。他们是土地所有人，而我们才是地主。他们，作为贵族，正在自取灭亡哩。”

“不过您说这是一种没落的机关。”

“没落的倒的确是没落的；不过还得待它礼貌一些。就拿斯涅特科夫说吧……我们好也罢，歹也罢，总也发展了一千多年了。您要知道，如果我们要在房前修花园，我们就得设计一下；但是万一那地方长着一棵一百来年的古树……虽然又苍老又长满木瘤，但是你也舍不得为了花坛把这棵古树砍倒，却要重新设计一下花坛，好将就着利用一下这株古树哩！树一年可长不起来。”他小心谨慎地说，立刻就改变了话题。

“喂。您的农业怎么样？”

“不大好。百分之五的收益。”

“是的，但是您还没有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要知道您不是也有价值吗？就拿我说吧。我没有经营农业的时候，一年可以拿三千卢布年俸。现在我可比干官差卖劲，可是像您一样，我取得了百分之五的利益，这还算走运哩。而我的劳力全白费了。”

“如果纯粹是亏本的事，那么您为什么还要干呢？”

“哦，就是干吧！您说还有什么呢？这是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而且人人都知道非这样不可。况且，我对您说吧，”他把胳臂肘倚在百叶窗上，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地谈下去。“我儿子对农业丝毫也没有兴趣。显然他会成为学者。因此就没有人继承我的事业了。但是我还是干下去。目前我还培植了一个果木园哩。”

“是的，是的，”列文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老觉得我在农业上得不到真正的收益，可是我还是干下去……总觉得对土地有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

“我跟您讲件事吧，”那地主接着说下去。“我的邻居，一个商人，来拜望我。我们一起到农场和花园里绕了一圈。他说：‘不，斯捷潘·瓦西里奇，您的一切都好，只是您的花园荒芜了。’其实，我的花园好得很哩。‘如果我是您，我就砍掉这些菩提树，不过要到树液升上去的时候才砍。您这里有上千棵菩提树，每一棵树可以锯成两块好木板。如今木板可以卖大价钱，最好还是大量地采伐菩提树。’”

“是的，用这笔款项他就可以买牲口，跟白白捞来一样置地，租给农民去种了。”列文微笑着补充说，显然类似这样的如意算盘他碰见过不止一次。“他会发财致富。而您和我，只要保得住我们所有的，有东西留给子孙，那就谢天谢地了。”

“听说您结婚了？”那个地主说。

“是的，”列文怀着得意的满足心情回答。“是的，真有点古怪，”他接着说下去。“我们一无所得地过下去，好像注定了要守护火的灶神一样。”

那地主在花白胡子的遮掩下偷偷地笑了。

“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譬如说我们的朋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或者最近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弗龙斯基伯爵，他们都想要把农业当成工业那样来经营；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蚀本毫无结果。”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像商人那样办呢？我们为什么不砍伐菩提树做木材？”列文说，又回到那个打动了他的心的问题上去。

“为什么，就像您说过的，我们守卫着火啊！那不是贵族干的事。我们贵族的工作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个选举大会上做的，而是在那边，在各自的角落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都有阶级本能。在农民身上我有时也看到这一点：一个好农民总千方百计地想多搞点土地。不管地多么不好，他还是耕种。结果也没有收益。净亏本罢了。”

“就像我们一样，”列文说。“见着您真是十分高兴哩，”他补充说，看见斯维亚日斯基走过来。

“自从在您家里见过面以后，我们还是初次见面哩，”那个地主说。“而且尽情地谈了一阵。”

“哦，你们骂过新制度吧？”斯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我们不否认。”

“痛痛快快地谈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