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做记者。

然而，和以前找到工作不同的是，在短暂的兴奋过后，我感到的是沉重的压力和焦虑。我担心的是，我会重蹈以前在别家报社的覆辙。

我在这家报社要先从见习记者做起，见习期满，合格后可以转成普通记者，普通记者如果做得很出色，可以升为首席记者。而屈指可数的首席记者，是记者中的最高境界。

我发誓在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一定要干到首席记者。

来报社报道后，我被通知到会议室开会，这是报社总编们对新来的记者们的第一次培训。我走在通往会议室的走廊上，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巴掌。

我惊讶地转过头去，惊讶地看到身后站着的居然是主任那个看着我吃了六碗面条的主任，那个带领我走进记者生涯的主任，那个教会了我暗访，又带着我来到南方的主任……我们拥抱在一起，泪眼朦胧。

这次，他也被录取了，是从2000多人中选拔出来的十个人之一。

后来，他告诉我，他和我分别后，就在北方一座城市的小报里做记者，短短的时间里，依靠自己的能力居然做到了总编助理，然而，看到南方这家知名报纸在网上招聘，他就义无反顾地投递了简历，参加了考试，也顺利录取了。而妻子也同时参加了这座城市一家跨国公司的招聘，也如愿以偿了，现在，他们都来到了这里，以后就打算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世界很大，世界又很小，全国几十万人从业的新闻圈子更小更小。

总编已经早早等候在会议室里，看到我们每个人走进来，他都站起身来，点头微笑。他的身边还有好几个人，他们都是报社的领导。

会议前先要做自我介绍，从他们的介绍中，我得知我是十个人中资历最浅的人。他们中不乏全国有名望的记者，我早就听过他们的名字，看到过他们的作品，只是无缘相见。他们中还有好几个做到了总编级别的人，而我，只是一名发行员。

我怀疑是总编给人事部门打过招呼，才把我留下来。那么这样说来，总编应该非常器重我了，一定对我另眼相看。总编讲话的时候，我悄悄告诉主任说：“我和总编曾经长谈了一个小时。”我的话不无炫耀。

主任说：“我也和总编长谈过一个小时。”

我愕然了，问他：“什么时间？”

“来这里的第一天。这次招聘来的每个人，都和总编单独交谈过。”

我感到很失落。在这十个人中，我毫无骄傲的资本，我唯有付出比他们更多的努力，才会在这里生存下去。

我们这批记者的见习期限是三个月，三个月不合格的，卷铺盖走人。

我们这十个人没有分口，没有线索，没有题材，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以帮上你，甚至办公室里连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也没有，我们只能等到别的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才能使用人家的空闲电脑。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我想起了铁血时代的斯巴达，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就放在深山老林里，与狼虫为伴，与蛇蝎为伍，体弱多病的被淘汰，健壮有力的生存下来。而我们，就和这些斯巴达的孩子一样。

这家报社人才济济，竞争非常残酷。

报社考察的不仅仅是你的写作能力，还有你的团结协作精神，你的为人处世本领，你的方方面面，你的里里外外，要在这家报社生存下去，不仅仅要有出众的才能，还要有优秀的品质。

我们在明处，考察的人在暗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视线之内，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我通过了见习期后，才有人告诉了我。我当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见习期内，只有五百元生活费，发表了稿件，稿费打八折。不发表稿件，就只有这五百元。五百元要在物价昂贵的大城市生活，几乎不可能。

第一个月，有两个人走了。一个是北方一家报社的副总编，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总编这样的级别，再受这样的苦，实在不划算。他走的时候，还戏谑地对我们说：“有一天你们谁想离开这里，就来北方找我，我给你们安排主任当当。”没有人把他的话当回事，作为总编的他都想在这家报社做一名普通记者，那家报社的主任又有什么吸引力？

第二个离开的是一名女孩子，这名漂亮的女孩子说她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冷落。每天没有人管理，没有人搭理，你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干什么，要采访什么内容，你来上班可以，不来上班也行，你在他们的眼中就像空气一样，没有人理你，没有人和你打招呼，没有人和你说说笑笑，你就像不存在一样。所有人站在你的面前，眼光都越过了你的头顶，看着遥远的地方，你不是他们的同事，他们没有把你当作同事。心高气傲的女孩子在她以前的报社是顶呱呱的首席记者，那家报社在业内也有名气，她选择了回到原来的报社。

很久以后，我才想明白，这是报社对每一个人的下马威，目的是杀杀我们这些人的傲气。毕竟这些人都有过很高的知名度，也担任过重要的职务。而来到这里，就要从头开始，从见习记者做起。

我为人一向低调，谦逊有礼，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再说，来到这家报社上班，是我从业以后梦寐以求的事情，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我又怎么能不珍惜这个大好机会？我发誓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好在这家报社的每一步。我蹬过三轮车，做过保安，卖过报纸，看惯了人们的白眼冷面，这点冷落又算得了什么？

有一天晚上，我和主任喝酒，几元钱一瓶的二锅头，炒盘包菜，拍盘黄瓜，我们都有些醉意了。我说：“我一定要在这家报社留下来，脱一层皮也要留下来，我已经无路可走。”

主任说：“我也一定要留下来。妻子来到了这里，我要把家安在这里。我也没有退路了。”

喝完酒后，我们相互搀扶着，沿着人行道一直向前走，居然就走到了江边，月亮照在江面上，波光荡漾，江水两岸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高档住宅区，我们站在江边喊着这座城市的名字说：“我爱你。”我们看着那些灯光闪烁的大楼喊：“我要留在这里。”

两个贫困的年轻人那天晚上在江边一直坐到了天亮，他们都怀揣着梦想，渴望在这座城市有自己的立锥之地，他们幻想着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然后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让孩子出生在这座城市，让孩子以后不再像自己这样颠沛流离，让孩子成为这座城市的人。

多少年后，回忆起这个江边的夜晚，还让人感到无限温馨。

报社距离我居住的那座城中村很远，每天我要换两次公交车，才能来到报社。暗访假烟后，我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我决定搬离城中村，搬迁到报社附近。

然而，报社附近的房子，房租非常昂贵，远远超过我见习期工资的500元钱。而且，当时我囊中羞涩，怎么办？

我做过保安，对保安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近感。负责我们那一层的保安是西北人，和我算是老乡。有一次，我说，想搬到报社来住，不知道行不行？他说：“你夜晚就悄悄住进来，别让别人知道就行了。”

我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床被子和几本书籍，我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纸箱里，带进了报社。

此后，每当记者们写完稿件都回家后，我就关掉灯管，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纸箱，拿出被子，铺在木条沙发上。那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我在办公室不敢打开空调，担心会被人发现。为了驱寒，我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将废旧报纸枕在头下，在黑暗中遐想着以后的幸福生活，很快就睡着了。

后半夜，气温突降，我常常被冻醒，此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想着以后的生活，我用憧憬来安慰自己。我那时候还经常会想起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我想我比小女孩幸福多了，我居住在房间里，而小女孩只能蜷缩在大街上。

来到报社的第一个月是我最艰苦的一个月，工资没有发下来，我的生活青黄不接。我记得有一次身上只剩下几张纸币，一角两角的，加起来一共只有一元钱。那天我从早晨一直饿到了午后，后来实在饿不下去了，就来到报社附近的一家兰州拉面馆，买了一个饼子。拿着饼子走出拉面馆，经过了一家饭店，我隔着玻璃看到饭店里靠窗户的座位上坐着很多人，每个人的面前都有很多菜肴，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隔着玻璃也能闻到。我想，等到有一天有了钱，我要进这个饭店，把这个饭店所有的菜肴全吃一遍。

走过饭店，就是街角，这里行人稀少，我拿出饼子，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还没有尝出饼子的味道，两只手中已经空空如也。

距离报社几百米远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废品收购站。报社办公室里每天都有大量的报纸，每个记者发一份，他们翻翻后，就丢在一边。我想，如果把这些报纸收集起来，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一定能够我的饭钱。然而，我又想到，我是报社的员工，我要珍惜这张报纸，我不能把这张报纸当废品来卖，那样就是对报社的作践，对自己的作践。说句实在话，从进这家报社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我爱惜这家报社，就像爱惜自己的名誉一样。

后来，我从一位女同事处借到了200元，终于度过了一贫如洗穷困潦倒的日子。

那时候，最痛苦的不是生活难以为继，最痛苦的是，找不到好的题材，不能很快被报社认可。如果三个月后，你还是籍籍无名，还是默默无闻，那就要卷铺盖走人。到了那种时候，我真的要变成“卖火柴的大男人”了。

有一天，我接到了思想家的传呼，思想家告诉我说，火车站附近有一家职业介绍所，专门介绍黑工，有一个男子刚刚从黑工厂逃出来，现在就在他的房间里，他们是老乡。

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好题材。我准备去暗访。

此前，在我刚刚暗访了乞丐群落不久，在北方那座城市里，有一天，在那条揽工汉（南方叫打工仔）们经常找工作的路上，我见到了一个从黑砖窑里逃出来的人。那时候，还没有黑砖窑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是在山西某某县的砖窑里，一大批现代奴隶被解救后，才有了这个称呼。

我一共见过两个黑砖窑里的“奴隶”，两个人的时间相差五年。

现在，黑砖窑已经绝迹了。

那天是北方秋季一个难得的好天气，用我们小时候作文里的话来说，就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这样的天气通常会令人心旷神怡，会让人感到温暖如春，可是，那天我却感到了刺骨一样的寒冷和疼痛。

那条街道很脏很破，从天亮开始，这里就聚集了无数衣衫陈旧皮肤黝黑的人，到了午后，他们就渐渐散去，地上只留下了一堆堆垃圾。他们就是传说中的揽工汉，操持着西部各地的各种口音，拿着打眼钻孔粉刷墙壁筛灰和泥的各种工具，等待着需要短工的人来找他们。

那天我是去采访他们中是否有打工被骗工钱的人。我去的时候拿着我们的报纸，我一到那里，报纸就被一抢而光，然后我就派发名片，他们接过我的名片，嘻嘻哈哈地看着，对他们***现的记者很好奇，此前，他们可能还没有接触过记者，他们老老实实地打工赚钱，他们觉得记者很神秘。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生活与记者会有什么联系。

我一个一个地询问他们是否有过打工被骗工钱的经历，他们或者木然地摇摇头，或者神情惊慌地闪躲开来。一个小时过去了，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一个40多岁的身材矮小的男子突然来到了我面前。他问：“你真的是记者？”

我说：“是的。”

他咬着牙根，腮帮子突然高高鼓起，像秋季田地里偷食稻谷的田鼠一样。他睁大眼睛，眼睛里布满血丝，脸上的皱纹条条抖颤，神情显得异常恐怖。他脱掉右脚的鞋子，右脚的大拇指没有了。

“我……我打黑工，脚趾头都……都让人割了。”他说话突然口吃起来。一滴泪水滑过他饱经风霜的粗糙的脸，挂在下巴，摇摇欲坠。

我小心地问：“在哪里？”

“在山西。”

他说，就在我们见面前半年的一天，他背着行李从老家来到了火车站广场，为了省钱，他夜晚就睡在广场边一家餐馆的门口，天亮的时候，一个男子找到了他，问他是否找工作，他说是的。男子说，老家在盖房子，需要帮手，一天50元，问他是否愿意去。那时候一天50元是很可观的收入，他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他跟着那个男子来到了火车站旁的一家旅社里，那里已经聚集了七八个人，都是和他一样的揽工汉，还有几个面目狰狞身体粗壮的青年，他们和带他进来的那个男子是一伙的。他当时也没有多想，还为一出门就能找到工作而暗自庆幸。

然后，坐火车，转汽车，他们来到了山西一个县的小山村里，那里四面都是光秃秃的山，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外面。村庄的外面有几家砖窑，一群面无人色衣衫褴褛的人在那里干活，砖窑周围游荡者手持棍棒的打手，还有吐着血红舌头的狼狗。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然而，已经不能走脱了。